沙石峪
沙石峪網絡博客
當我們讓批判精神和“長期主義”融入教育、科研和社會發展的每一個環節中；當我們也能把“無用之用”變成自己的習慣，才有資格在未來某個“遲到的清晨”，聽到曆史的掌聲。
每年的這個時候，全世界都會關注本年度的諾貝爾獎花落誰家。2025年，美國科學家布倫考（Mary Brunkow）、拉姆斯德爾（Fred Ramsdell）以及日本科學家阪口誌文（Shimon Sakaguchi）因在外周免疫耐受機製方麵的發現，榮獲2025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2025年諾貝爾化學獎則頒發給了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的三位科學家——羅布森（Richard Robson） 、北川進（Susumu Kitagawa）和亞吉（Omar Yaghi），以表彰他們在分子結構領域的開創性研究。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到目前為止日本共獲得32次諾貝爾獎（包括團體和原籍日本人）。但還有一個數字值得關注：從1949年湯川秀樹獲得了日本人第一個諾貝爾獎後，曾出現過4次同一年獲得兩個不同領域的諾貝爾獎。分別是：2002年，野依良治（化學獎）和小柴昌俊（物理學獎）；2008年，下村脩（化學獎）和南部陽一郎（物理學）；2015年，大村智（生理/醫學獎）和梶田隆章（物理學獎）。2025年則是第四次！如果再多觀察還會發現，這些“雙獎”都是實實在在的“硬科技”，而且都是在21世紀獲得的。那麽問題來了，自19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裂後日本不是深陷“失去的三十年”麽！怎麽反而屢屢斬獲諾獎？！
其實答案我在前文“因為一顆心髒，重新認識了日本”中早已經寫過。感興趣的朋友不妨一讀。如果我們暫時無視諾貝爾獎華麗的光環可以看到：免疫學家阪口誌文的發現最早發表於1995年，到2025是整整30年。北川進1997率先做出可重複氣體吸附的“多孔配位聚合物”，也已經過去了28年。要知道這兩項研究在當年都屬於“看似無用”的東西。但這恰恰符合我在文章中對日本式“長期主義”的描述：先種樹，再等樹蔭。把“今天不好賣座的研究成果和思路”沉澱到時間裏，等待技術與場景的收斂。日本把“慢”做成了係統工程。這種科研的底層邏輯是把問題分解到可迭代的單位，然後堅守工序紀律與集體協作。靠的不是某一年靈光乍現，而是一代人接一代人的遞進。
很多國內輿論把“日本企業遷出中國、日元疲軟、老齡化加劇”三件事拚貼成“日本衰落”的有力證據。如果去問日本人，他們自己也會這麽說。對於唱衰這種事，日本人絕對沒有心理負擔。事實上，連“失去的30年”這一提法也是被一個叫野口悠紀雄日本學者首先提出的。這貨到今天也沒被封嘴處罰，這上哪說理去。但如果換個角度來看就會發現，日本過去三十年所做的是從人口、產業，到增長邏輯和國際角色的結構性“大置換”！
首先來說老齡化的問題。日本在進入到老齡社會之前已經完成了戰後經濟高速增長，在成為“經濟大國”的同時建立健全了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社會能為老年群體提供更穩定的福利與尊重，是真正的“先富後老”。但這一趨勢如今正在發生緩慢改變。據日本官方人口研究機構（IPSS）在2023年測算，日本65 歲及以上人口將於 2043 年見頂，之後占比緩跌。這意味著依賴比會出現“高位平台—微降”的二階拐點。與此同時，日本的生育率也並非亞洲最低。根據2024年的統計，日本生育率是1.2。這雖然也是一個很低的數字，但依然高於其他亞洲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例如，新加坡是 0.97，韓國是0.75；我國的香港和澳門是0.73和0.68。如果隻關注東京的高房價和晚婚晚育確實很容易得到“日本已無年輕人”的刻板印象。但是隨著這幾年淨移民的流入和橫向比較就會發現，日本人口正在實現緩慢置換並逐漸趨於一個合理的水平。
相比於人口結構的“慢變量”，產業的置換就會明顯很多。日本製造業的策略不是跟隨“產能周期”去拚資本強度，而是卡位到“不可替代的環節”；從“大而全製造”轉向“關鍵工序＋材料設備控製力”。舉例來說，2019年日韓爭端讓外界直觀看到日本在光刻膠、氟化聚酰亞胺、氫氟酸等芯片關鍵化學品上長期占優。公開資料顯示，當時日本占全球光刻膠和氟化聚酰亞胺約90%，氫氟酸約70%，這就是“上遊閥門”的含義。高壁壘賽道帶來非凡的利潤。以東京電子（TEL）為例，其在塗膠顯影、刻蝕與沉積設備均處全球第一梯隊，年報直指“35%經營利潤率”。
第三個置換是增長邏輯的置換：擺脫通縮預期，實現利潤與就業的再均衡。這就不能不提到“安倍經濟學”。它讓日本從通縮向溫和通脹過度。要知道，通縮被稱為“最要命”的經濟現象。它會引發一係列惡性循環，導致需求不足、企業停產裁員、失業率上升，進而加劇經濟衰退並對金融體係造成威脅。通縮看似能讓商品更便宜，但會導致經濟陷入“需求不足—生產過剩—價格下跌—債務加重—消費更萎縮”的惡性循環。日本的CPI在2022–2024年連續多月高於2%，核心通脹在2025年中仍維持在2%附近以上，央行開始從超寬鬆“向常態化靠攏”。這背後是價格與工資的雙向修複。此外，安倍經濟學還實現了女性與老年勞動力的再動員。日本女性勞動參與率從2012年的約63%升至2022年的約74%，相當於“在不增人口的情況下，增加了可用勞動力”。2025年二季度，日本企業利潤創曆史高位，景氣判斷與資本開支預期改善，說明了企業盈利與投資的企穩。順便提一句，已當選自民黨總裁，預期出任首相的高市早苗就是“安倍經濟學”的忠實追隨者。日本增長邏輯的置換在於把“增長的質量”從數量擴張切換到利潤率、分配與要素再配置。
第四個置換是日本在國際角色定位上的置換。這方麵不便展開講。其實很關鍵的一點就是，日本正在走一條“脫亞入美”的路。與曆史上的“脫亞入歐”不同，日本是在把“科技—安全—產業政策—XX”打包進同一套國際分工裏。這條路線不是簡單的“追隨”，而是主動把“技術標準+供應鏈閥門+安全承諾+XX”綁定在一起。進而換取日本在國際事務上更大的發言權。政府和企業都在默不作聲的在同一個方向上增加籌碼。日本曾提出“50年內要拿30個諾貝爾獎”。這份被嘲笑的“狂妄”，已經變得越來越接近現實。
我講到這些並不是吹日，更不是跪舔，而是把日本奉行長期主義的收益函數講清楚：很多人可能看不見他們的“爆款時刻”和“快成果”，但你很難繞開日本的標準與零部件；可能隻關注到了日本的老齡和少子，但忽略了高就業和社會穩定。而這些背後，日本的“成功”本質上來自於敢於並且甘於去做的“無用之用”：願意把研究問題放到10–30年的時間窗裏，接受“前十年像在黑暗裏摸索”的寂寞；科研評價中允許“滯後回報”的空間；國家也會提供兜底做長期承諾。然後在這種“無用之用”的前提下把流程、標準、驗證做到極致，讓成果在第N年能夠自然“並軌產業”。
今天的文章注定會招致罵聲一片。但罵我其實並沒有什麽意義，頂多是過過嘴癮。我們應該看到，諾貝爾獎隻是舞台上的聚光。真正的較量是在“台下”。對於仍然迷戀“一粒見效”的人，最值得學的其實並不是哪個“奇招”能奏效，而是那份允許“慢科學”生根發芽的耐心和定力。當我們讓批判精神和“長期主義”融入教育、科研和社會發展的每一個環節中；當我們也能把“無用之用”視作國家競爭力，才有資格在未來某個“遲到的清晨”，聽到曆史的掌聲。
作者： 如是大牛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