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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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電視劇《沉默的榮耀》大火，劇中“建豐同誌”台詞廣泛流傳。
蔣經國，字建豐，所謂“建豐同誌”，就是蔣經國在“儲君”階段為台灣軍政高層最為流行的稱呼。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建豐同誌”稱呼卻是最早見於抗戰末期。
本文則講述這段往事。
一、回國。
西安事變之後，國共聯合抗日成為中國國策。
國策確定，中日關係每況愈下，中蘇關係快速升溫。
1937年3月，春寒料峭。
在海參崴火車站的電報房，準備帶隊由蘇聯歸國的華裔幾位聯共（布）負責人下了火車，在登上海參崴往上海的輪船之前，向斯大林發了歸國前最後一份電報。
電報內容不詳，大意表示回到中國的工作決心等等。
在電文上簽名的帶隊的兩位同誌，後來名噪一時，都是對中國和世界影響極大的人物。
一位是康生。
另外一位名叫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紮洛夫。
他就是蔣經國。
蔣經國回歸正值七七事變前夜，當時中國，軍閥政客勾心鬥角，軍令政令尤其混亂，民心士氣一盤散沙。
於是，在中日戰爭即將爆發的最後關頭，中國高層為預備抗戰，更是抓緊統一國家之軍令政令。
蔣介石和宋美齡尤其如此。
1937年4月，南京，中國航空委員會暨中國空軍部總部。
當時，中國航空委員會和總統府近在遲尺，然而，籌劃建設中國空軍的宋美齡卻很少與蔣介石見麵。
然而，某天，她非常驚訝收到一封來自奉化的電報：
“兒與大人之媳及孫已安抵奉化，日夜想見父母之麵甚切。此請福安。”
蔣經國在蘇聯數次發表聲明譴責父親，心有愧疚，回國之後首封私人電報發至中國航空委員會而非總統府，宋美齡心中明白，蔣經國既是委婉認錯，也是曲線詢知蔣介石態度。
4月18日，杭州，筧橋航校。
宋美齡邀請蔣介石參加空軍工作會議，會後，蔣介石夫婦視察筧橋航校及被寄托厚望的空軍新力量，等到次日下午，蔣經國才得以人子之禮，帶著蔣方良拜見了蔣介石夫婦。
此時，蔣介石父子離散已近十二年。
麵晤隨談良久，蔣介石帶著對兒子的擔憂匆匆而去。
俄人長期洗腦，蔣經國問答失據，確實讓蔣介石失望。
不過，父子天性使然，蔣介石抵達南京，為莫斯科潛移默化十餘年的蔣經國指定了一位特殊的政學係精英，要求他與蔣經國砥礪切磋蘇聯、孫中山、曾國藩的治國理念。
這位政學係精英，便是前愛國將領徐樹錚之子徐道鄰。
徐道鄰在1935年曾經以外交、國勢剖析世界局勢，撰寫了名噪一時的警告日本鷹派的雄文《敵乎？友乎？》。
徐道鄰不信仰主義，淡泊政治詭計，就是純粹的鑽研、思考、智囊型人物。這也是蔣介石之所以選他為“太子師”而不是其他人的原因。
事實上，蔣經國和徐道鄰在這段時間共同研修國學、政治和憲政，不僅影響了蔣經國在抗戰時期的施政風格，更是確定了蔣經國後來治台的理念基礎。
無疑，徐道鄰確實成為影響蔣經國走出意識形態桎梏的重要人物。
後來，幾乎所有相關蔣經國的回憶錄，都記載和承認了徐道鄰對蔣經國的影響。
抗戰期間，蔣經國在對新兵訓話。贛南曾經是第九戰區主要後勤基地，兵員尤是戰時最重要工作。
二、抗戰。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
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
8月14日，國民政府發表了《國民政府自衛抗戰聲明書》。
就此，全麵抗戰拉開帷幕。
這時，蔣介石禪精竭力領導中國抗戰，蔣經國作為蔣介石長子，正值血氣方剛之年，眼見外敵入侵，自然躍躍欲試一試身手。
為此，他多次找到另外一位“太傅式”的人物，新政學係領袖熊式輝，要求轉呈他參加抗戰決心。
1938年元旦，經過熊式輝提請，蔣經國臨危受命，擔任江西省保安副處長，少將軍銜。
就此，在蘇聯曾經有多年基層軍、工單位工作經驗，顛沛流離異國他鄉長達12年的蔣經國，終於有了報效自己國家的機會。
蔣經國這次就職是否實為蔣介石為太子的鍍金之舉？
不得而知。
但是，江西省當時為中國抗戰主要戰場，江西保安處更是關係全省治安、新兵、備戰等重要單位，可見蔣經國資格尚淺，卻可以一步就任少將副處長，必然乃父提拔無疑。
不過，抗戰期間，蔣經國沒有在重慶陪都受職，沒有在炙手可熱的國民政府、軍事機關等核心崗位就職；沒有進入黃埔係嫡係軍隊裏就職；更沒有與其他抗戰外交、外捐、後勤、金融等等肥缺出現絲毫關聯，可見蔣介石對他的栽培，確實意境深遠。
曆史徐徐展開，蔣經國在江西作為，確實不負乃父期望。
三、江西。
1939年，蔣經國在江西保安處副處長職務上再進一步，奉調來到國軍第九戰區轄區之江西省贛南地區，出任了江西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
終於升官了。
這時候，蔣介石與他書信往來，抬頭總是稱呼“蔣縣長”。
贛南位於中日長江大決戰主戰場側翼，是抗戰國軍最為重要的第九戰區的重要的兵員、糧秣基地，職責重大，不容稍微閃失。
於是，蔣經國到任伊始，全力整治吏治、發展經濟、宣傳抗戰，承責為第九戰區直接輸送軍資、軍糧、兵員……
履職贛南期間，蔣經國恪盡職守，沒有去過江西省老大熊式輝的辦公室指手畫腳，也沒有跑去薛嶽的第九戰區司令部頤指氣使，反而按照重慶大本營、第九戰區、江西省政府要求，簽訂了就職失責即甘當軍法的軍令狀。
就此，他在熊式輝、薛嶽等人的“戰戰兢兢”指令下，也是“戰戰兢兢”當著他的蔣縣長。
蔣經國在贛南激進推廣蘇聯經驗，頗受重慶爭議。
贛南地區，山陡路險，貧瘠荒蕪，經濟落後。
然而，贛南在抗戰時期戰略價值極為重要。
贛南既是第九戰區應對正麵日軍主力的戰略回旋縱深，又是支撐第九戰區持久抗戰的前方基地。
是以，蔣經國實施新政，懲治腐敗，變革民風，限壓豪強，禁毒禁娼，獎耕獎勤，每日帶領隨從現場辦公，曾經走遍轄區，由此得到贛南軍民讚譽。
他們民間稱謂“蔣青天”。
一個蔣縣長，一個蔣青天。
這兩個稱呼，白描了當年蔣經國，看去確實神清氣爽。
四、贛南“蕭何”。
楚漢戰爭，蕭何保障後方，向前線源源不斷輸送士兵、糧餉，幫助劉邦決勝項羽，被評為頭功。
蔣經國在江西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任上，工作性質類似蕭何，可謂第九戰區的小號“蕭何”。
1939年12月12日，日軍企圖打擊蔣介石的抗日決心，遂以戰機轟炸了奉化溪口地區及蔣家老宅。
蔣介石前夫人，蔣經國的生母毛福梅遇難。
消息傳到重慶，正在部署1939年冬季大反攻的蔣介石悲憤交加，隻能親筆致信“蔣縣長”，“頃接張愷電稱，家中被炸，希即請假回家，照料理一切為要。”，要求蔣經國務必回家安葬母親，以盡子孝。
拿著父親的電文，蔣經國念想慈母，鬱悶憤慨，淚如雨下。
“孤臣孽子，愁悶孤獨，操心也危，慮患也深”
対生母的孝心，對繼母的理解，對父親的敬重，對自己走過彎路的懊惱，以及諸多情緒糾纏，使得蔣經國千種思緒，千言萬語，最終匯成國恨家仇前的誓言。
“吾人立誌革命，早以為國忘家，隻求對民族子孫能永久獲得自由獨立，則一家之生死尚且不顧，何惜死後之屍身。”
當時，蔣經國回到奉化溪口安葬母親，在墳前咬牙誓言，“以血還血！”
再到贛南，“蔣縣長”日夜操勞，六親不認，隻認工作，不講人情，隻講抗戰，完全進入抗戰縣長的角色。
諸多記載，稱“蔣縣長”以霹靂手段懲治腐敗、豪強。
卻以菩薩心腸走訪民生、民情。
就此，簡政、廉政，成為勵精圖治下的贛南官場的常態。
蔣經國得到贛南人民的擁戴，人人皆稱“蔣縣長”為“蔣青天”。
就此，作為抗戰第九戰區的後勤主要地區，贛南在戰爭中生息、成長，若幹學校、醫院、培訓班、廉政署、征兵辦和新兵訓練中心紛紛興辦，如雨後春筍……
1940年，蘇聯關閉中國內陸海關，徹底關閉了中國往歐陸的後勤線。
自此以後，直至遠征軍打通滇緬路之前，中國幾乎再無進出口通道。
中國抗戰陷入物資極度匱缺的窘境。
不過，在這個階段，蔣經國在贛南經過數年勵精圖治，麵貌一新，開展生產發展經濟之外，更是源源不絕向九戰區輸送軍糧、軍資、兵員。使得曾經全省經濟落後的贛南地區，已然成為第九戰區重要的戰略後勤基地。
蔣經國回國數年，成為“蔣縣長”到“蔣青天”，多多少少有著人們認定了的“太子”因素。
然而，相比中國諸多無能和無聊的“太子”，蔣經國能夠在偏僻、荒涼、貧瘠的贛南一幹多年，做出極大響動，成為第九戰區的“小蕭何”，這些耀眼政績本身，也就備注了蔣經國確實具有超人行政和政治能力。
其中，“抗戰建國，首重兵役”。
贛南是實施征兵製改革的主要試點基地。
抗戰期間，無數江西熱血青年由此征兵、訓練，而成為戰士，走向抗日戰場。
尤其在抗戰後期，蔣經國在贛南練兵及組建青年軍，成為中日最後決戰階段的抗戰生力軍。
蔣經國在江西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任上，保障後勤得力，數次得到重慶和戰區嘉獎，可謂“贛南蕭何”。
無疑，這番政績為他躋身政壇、漫步峰頂，奠定了豐厚的政治基礎。
五、妄稱“太陽”。
然而，蔣經國卻又被撤職了。
很難想象，蔣經國在江西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任上，從幹的風生水起至遭到第一次仕途挫折，居然因為一個關於“太陽”的口號。
畢竟，蔣經國在蘇聯的12年，正值蘇聯走向權威巔峰及全麵“肅反”的12年。如此潛移默化，有樣學樣，年輕氣盛的“蔣青天”一旦做出政績，難免耳濡目染，年少輕狂，有樣學樣。
但是，為拍“蔣青天”馬屁，手下人寫了一首“太陽”之歌助興。
很快，這首贛南民歌被人傳到了重慶。
當時，正和諸多幕僚午後茶聊的蔣介石聽完“謳歌”，怒摔茶杯，揚聲大罵蔣經國。
娘希匹。你當太陽？
如今，在公布的蔣介石日記裏，在抗戰時期的相關蔣經國的記載，不乏可見他對蔣經國滿腦子稀裏糊塗的蘇式思想的莫大擔憂。
摔杯罵完，次日，蔣介石一紙令下，蔣經國被調離贛南。
這位宵衣旰食，慘淡經營贛南抗戰根據地的“蔣縣長”，看著辛苦首創的朝氣勃勃的贛南新秩序，新經濟，以及戀戀不舍的部屬、百姓，於訕訕離職之時，卻又似乎醒悟，“人在走路時，轉彎最重要”。
父愛，使得蔣經國仕途遭到第一次挫敗，卻也為未來崛起夯實基礎。
回到重慶，蔣經國立足未穩，便遇到蔣介石嚴厲的訓斥。
回到重慶，蔣介石一反“慈父”態度，對蔣經國在贛南推行新政的激進舉措、極端行政等等，以及對他在新政小有成就，便輕浮宣唱“太陽之歌”自嗨，予以了重責。
無疑，蔣經國之所以能夠成為蔣經國，他的努力之外，很大程度，確實因為他的父親為蔣介石，並非其他人。
痛罵之後，蔣經國被蔣介石閑置一旁，得以反思自己，“我們做事，初意雖在於為民眾謀利，而有時結果，反而使民眾受苦。”
如此敢於反思，敢於認錯，閑置在重慶的蔣經國終於再度被蔣介石啟用。
為打開蔣經國眼界和更深層認知中國，蔣介石要求蔣經國帶著蔣緯國，專門考察了大西北軍事、經濟、文化、風情。
這次考察，蔣經國專門研究發展敦煌旅遊，開發玉門油田。
在遠離政界，遠離重慶的大西北，潔淨的天空，廣袤的原野，豐饒的資源、勤奮的人民，都使得蔣經國心胸更為遼闊。
這次旅行，尤其讓蔣經國對抗戰後重建中國，充滿著近乎烏托邦的希望。
在這次考察大西北之後，蔣經國似乎明白了從政的真諦，也就漸漸從“蔣縣長”“蔣青天”變成了後來的那位蔣經國。
可見，蔣經國的人生，確實富含哲學餘味，就是有一位優秀父親，確實對男人的成長非常重要。
1944年，考察歸來，蔣經國再次出山，被任命為青年軍編練總監部政治部主任及三青團政治部主任。
就此，蔣經國儼然與軍界大佬羅卓英、黃維等比肩，又是民國政治主要力量數十萬人的三青團黨魁，可謂當時政界、軍界獨當一麵的政治新星了。
期間，蔣經國主持編練了中國抗戰主力軍青年軍。
抗戰後期，青年軍為對日作戰最凶猛、最精銳的生力軍。
然而，抗戰結束了，蔣經國主持組建的青年軍整編為第31軍，號稱國軍最精銳部隊，卻又大部戰損於國共內戰，剩餘部分去到台灣，成為蔣經國後來走向政壇巔峰的軍隊基礎……
六、尾聲。
贛南實踐、西北曆練，等到1945年抗戰勝利，蔣經國為蔣介石精心打磨的重劍，再度出鞘，直指東北。
早在1945年6月抗戰勝利前夜，蔣經國以蔣介石個人代表身份，隨同宋子文率團赴莫斯科商討中蘇條約。
期間，蔣經國按照蔣介石電示，與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就蒙古獨立問題進行密談。同時，蔣經國至少參與宋子文與斯大林五輪會談的二輪會談，目睹了中國取得抗戰勝利卻又痛失蒙古的全部過程。
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憤然辭職，改由王世傑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簽字中蘇條約，約定蘇聯“尊重”中國在東北和新疆的主權，中國則同意日本戰敗後在蒙古舉行公投。
同時，也在這個條約上，唐努烏梁海地區被默認割讓了蘇聯。
9月2日，日本簽署投降書，舉國歡慶。當晚，蔣介石留下日記：“舊恥雖雪，而新恥又染，此恥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
蒙古獨立和失去唐努烏梁海地區，對國人刺痛之深。
作為當事人之一，蔣經國至死都沒有公開承認蒙古主權和蘇聯占有唐努烏梁海地區。
9月4日，日本投降，蔣經國被任命為東北行營外交特派員。
10月12日，蔣經國隨同東北最高行政長官熊式輝前往長春，負責接受東北及與蘇方交涉雙邊經濟事務。
1945年12月，蔣經國再次作為蔣介石個人代表前往莫斯科，就東北問題與斯大林、莫洛托夫等進行了兩輪麵談。
二戰結束，對蘇聯關係和收複東北問題為國民政府重中之重，蔣介石以有留蘇背景的蔣經國為個人代表，協助宋子文、熊式輝，於公於私，都是足見寄予厚望及栽培深意。
然而，鑒於美蘇關係搖擺不定、莫斯科對華政策及影響深遠、東北局勢動蕩及適逢國共角逐東北，烽煙漸起等等複雜情況，蔣經國無論出巡東北和出使蘇聯，都必然會遭到各種挑戰和重大挫折。
然而，對蔣經國政治成長而言，這卻是一次意義深遠的曆練。
铩羽而歸，蔣經國如此親曆各種複雜政治鬥爭，對中美蘇三者關係、國共關係有了更深刻理解，如此痛定思痛，蔣經國以更為成熟和穩重的政治姿態重回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潛心培養黨政軍臂翼和積累政治資本……
1946年，蔣經國憑編練青年軍功勞，晉升中將，主要負責戰後遣散10萬青年軍等善後工作，大量提拔新銳軍人和退伍精英進入軍隊地方要害部門，更得中低層青年現退役軍人們的廣泛擁戴。
1948年，他還以上海經濟督導員、省黨部主委等職務，運作上海“打虎”和謀劃撤退台灣事宜，將影響延伸至經濟、行政、黨務等多方麵。
從贛南到台灣，蔣經國走過抗戰八年，完成了政治飛躍。
也就是這個階段，蔣經國深感形勢嚴峻，目睹國黨內部山頭林立勾心鬥角論資排輩官僚主義等等亂象，也就在三青團及青年軍體係，主張以同誌相稱，以區別傳統官位稱呼，為新舊政治勢力的分水標誌。
“建豐同誌”稱呼隨之出現。
當時，能夠進入蔣經國的政治圈子和稱呼“建豐同誌”的軍政官員，後來大多為蔣經國主導的“政治體係”的主流。
隨著國黨潰敗節奏加快，“建豐同誌”旋即從三青團及青年軍體係的小圈子，向國黨政軍的大圈子流行開來。
至此，走過抗戰八年，在國民政府敗走台灣前夜，蔣經國已經從蔣介石長子成為了冉冉升起的“建豐同誌”……
作者：流浪的橡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