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沙石峪網絡博客
摘要：
斯大林時期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馬林科夫的副手安娜·楚卡諾娃以其親身的經曆，證明了托洛茨基等人的觀點。她說，中央並不總是根據受賄、腐化墮落等實際情況和諸如黨的監察委員會、國家安全機關的報告，對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處置措施。這裏所謂的不同的人，其實就是由政治領導人根據這些人的政治忠誠度來判斷和甄別的。那些被政治領導人認為具有高度的政治忠誠度意識的，常常不至於因受賄、腐化墮落等受到懲罰；而那些被政治領導人認為政治忠誠度不高的，通常難逃厄運。
本文轉自《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原題為《蘇聯官場文化的表現形式》
在蘇聯，蘇共是唯一的政黨，自然也是唯一的執政黨。由於蘇聯是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建立起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秉承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蘇共在蘇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幹部是黨的意誌、黨的路線的具體執行者，斯大林曾提出一個著名的口號：“幹部決定一切。”由此可見，幹部在蘇聯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盡管從理論上說，蘇共及其黨員、幹部具有先進的、崇高的無產階級道德覺悟，是工人階級最先進的部分，是引導全體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群眾走向正確道路的工具。然而，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這種理論上的應然性並沒有變為實然的結果，這種彌賽亞的救世情懷卻為日後執政者漠視人民權利，並利用手中職權攫取利益埋下了伏筆。於是，在這種情況下逐漸形成了頗具蘇聯特色的官場與官場文化。
總體而言，在不同的曆史階段，蘇聯官場文化的表現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因而，為了研究的方便，對此隻能使用共時性的研究方法，以作出一個相對客觀的宏觀把握。基於共時性的分析，蘇聯的官場文化主要有如下幾種表現形態：
一、濃厚的官本位文化
所謂“官本位文化”，是指一個國家和社會判斷一個人是否成功及價值大小通常以是否為“官”以及官職大小為標準。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把原本屬於公共組織的權力顛倒為個人權力，並將其運用到個人的一切活動領域。在這樣一種政治文化環境之下，做官、做大官常常成為人們一生的追求。而在這一狹窄的官場道路上，不知道有多少人為之付出了青春年華，不知道多少人耗盡了一生的聰明才智，而他們又在不知不覺中扮演著或悲或喜的無謂角色。與此同時，正是因為以“官”為本位，使得那些行政體係以外的職業也常常以“官位”來確定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價值。毫無疑問，官本位文化是一種不健康的政治文化。在蘇聯的官場中就彌漫著嚴重的官本位文化。
應當說，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製為官本位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土壤。雖然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製源於蘇聯建政之初經濟、文化落後的殘酷現實，源於快速實現工業化的渴求，它有助於實現工業化的初期目標，但同時，這種體製自身卻在運行過程中逐漸陷入官本位的窠臼之中。這主要表現為：
一是對政治權力的崇拜。由於政治權力壟斷了幾乎全部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資源，而政治權力的全能化、萬能化傾向導致了人們對政治權力的崇拜。與此相對應，則是人們對於底層群眾的蔑視。列寧就曾指出：一些共產黨員“對那些靠汗水和辛勞掙麵包、享受不到任何特權、沒有‘官場門路’的人心懷鄙夷”。
二是“權力＝真理”。在蘇聯，存在著“權力越大，掌握的真理越多”的現象。至於最高領袖，那就掌握著至高無上的真理了。以斯大林為例。美國學者W.W.羅斯托認為，斯大林獲得無可爭議的最高領導權是在1929年他50歲生日的時候開始的。在他獲得最高權力的同時，自然就成為真理的化身，成為永不犯錯和全知全能的人。1939年12月21日在克裏姆林宮舉行的慶祝斯大林60歲壽辰宴會上，莫洛托夫說道：“我沒有見過比列寧更偉大的思想巨人，更偉大的領袖。但是應當說，斯大林同誌具有比列寧更出色的品質。……斯大林同誌可以有資格稱為人民的領袖。”既然斯大林是全知全能的人，那麽，他必然是理論上的權威。斯大林的秘書波斯克列貝舍夫認為，斯大林是“專門領域裏的科學家——革新者”，是“一切科學的泰鬥”。1930年10月共產主義科學院主席團召開會議，斯大林在會上明確表示，在社會科學中隻能有一個領袖，這個領袖就是擔任政治領袖的人。於是，斯大林就成為了對蘇聯社會一切領域發號施令的領袖，他的言論也就成為裁剪蘇聯社會一切現實和評判人們行為的準則。
三是權力的私有化。本來，蘇聯的政治權力源於人民，理應體現為人民服務的公共性質。但是，讓人遺憾的是，公共的政治權力卻轉化成了具有私人性質的、為個人服務的場所。在蘇聯，官員的貪汙腐化現象、任人唯親現象、特權階層的形成以及特權階層為自己所提供的各種各樣的特殊福利等等，就可以看作是權力私有化的表現。特別是幹部任命製的實施，上級領導掌握著對下級的任免權，這樣，下級幹部為了獲得晉升，必然會千方百計投上級之所好。前蘇聯學者巴甫洛維奇就認為，一個人職位的升降“並不取決於工作成績，而是取決於‘領袖’的賞識”，這種狀況自然導致了上下級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有學者指出，“在民主社會中，每一個政治家都‘向下看’，都需要麵向社會和選民，因為他需要選票。但在一個受‘共產黨名錄’係統控製的官僚體係中，一切都正好相反，官員們沒有任何理由去關心其選民的想法。他‘向上看’，關注於他的領導，因為如果領導滿意，那其他一切都盡在掌握之中”。
同時，在蘇聯還存在著一種變相的權力世襲現象，也可以看作是權力私有化的一種表現。特別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由於幹部製度的超級穩定，各級權力部門被一批人長期把持著，不僅出現了“老人政治”現象，也產生了封建性的“權力圈地運動”，使得蘇聯政治具有了親屬化、幫派化、圈子化的特征，出現了蘇聯人所稱的“官僚氏族集團”或變相的世襲製。
有資料披露，勃列日涅夫曾親自出馬找內務部長謝洛科夫，為其女婿丘爾巴諾夫疏通，讓他當上了內務部副部長。之後，這位駙馬爺收受賄賂654200盧布(折合美元105萬)，官位卻是照樣穩坐。對此，有學者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除了他本人之外，還有許多“小勃列日涅夫”式的人物，“他們都是些不慌不忙、沒有棱角的平庸之輩，不太關心事業，卻精於揮霍財富”。
二、鮮明的政治忠誠意識
在蘇聯的官場文化中，政治忠誠意識居於特別突出的位置。托洛茨基在1937年曾經針對蘇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特別強調政治忠誠意識的情形指出，“在一個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國家裏，反抗就等於慢慢地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舊的原則，已由‘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所代替”。雖然我們不能說托洛茨基的話完全正確，但是，他在這裏卻明確無誤地道出了蘇共在幹部政策問題上的特殊主義的政治倫理和價值取向。巴林頓·摩爾也持有與托洛茨基類似的觀點，他指出，蘇聯權力的政治標準的選擇，隻能在“卑躬屈膝的合理性”和傳統的特殊主義之間進行，或者隻能是二者的結合。還有學者如G.格羅斯曼甚至指稱蘇聯的政治製度是一個“盜竊政體”：這意味著個人一旦成為黨的權力機關的一員，就如同參加了一個盜竊團夥，個人獻給組織忠誠和服從，組織則給他以職位、晉升和物質利益上的好處。斯大林時期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馬林科夫的副手安娜·楚卡諾娃以其親身的經曆，證明了托洛茨基等人的觀點。她說，中央並不總是根據受賄、腐化墮落等實際情況和諸如黨的監察委員會、國家安全機關的報告，對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處置措施。這裏所謂的不同的人，其實就是由政治領導人根據這些人的政治忠誠度來判斷和甄別的。那些被政治領導人認為具有高度的政治忠誠度意識的，常常不至於因受賄、腐化墮落等受到懲罰；而那些被政治領導人認為政治忠誠度不高的，通常難逃厄運。
針對蘇聯黨政官僚特權階層的特殊主義政治倫理和價值取向，大衛·科茲一針見血地指出：“除了少數幾個極高級的領導外，他們所有的人都完全依附於上一級官僚機構並最終依附於黨。要想保住現有的位置，要想有所提升，就得要有上級黨組織的嘉許才行。”一旦失寵，在斯大林時期即意味著坐牢或殺頭。而在斯大林之後，“雖然不再意味著坐牢或殺頭，但也要在失去位置的同時，失去物質優惠，失去權力”。就是到了蘇聯解體前夕，蘇聯的黨政幹部也沒有擺脫政治忠誠意識的束縛。在1990年蘇共中央召開的一次思想理論工作者會議上，利沃夫區黨委書記貢恰魯克仍然強調要政治忠誠，並保護政治忠誠，他說：“社會應當保護那些忠於黨的思想的人們。”
的確，蘇共要求其成員對黨、對事業忠誠是合乎政治邏輯的，但是，它所要求的具有特殊主義性質的政治忠誠，對於其成員來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強加的，卻不是他們自己內在的選擇。正如美國政治學家科恩所說：“如果一致奉行的目標係由外部強加的，公民對這種社會的忠誠就絕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這種對政治忠誠的特殊主義要求，在政治權力分配領域往往造成任人唯親、裙帶現象嚴重的不良後果(當然還有出賣、賄賂、逢迎等其他副產品)，而激烈的黨內權力鬥爭，在客觀上也促使著政治領袖、政黨將那些較為核心和重要的且能夠帶來豐厚利益的工作給予其值得信賴的人，借此增加他們手中權力的砝碼，增強他們在權力鬥爭中獲勝的權重。
三、嚴重的官僚特權現象
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蘇共領導人十分擔心蘇共會轉變為一個官僚主義集團，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在蘇聯社會中還是最終形成了一個黨政官僚特權階層。一般認為，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萌芽於斯大林時期，發展於赫魯曉夫時期，形成於勃列日涅夫時期。據俄國學者的保守估計，官僚特權階層約有50－70萬人，加上他們的親屬，共有300萬人之多，約占全國人口的1.5％。
布哈林早在1922年就認為在蘇聯出現了一個“新階級”。他指出：“即使是無產階級出身的人，即使手上長滿了老繭……也不能擔保不會變成一個新階級，因為如果我們設想一下，一部分從工人階級中上升的人，脫離了工人群眾，並以過去當過工人的資格獲得了壟斷地位，那麽他們同樣會成為某種種姓，並且也可能成為一個‘新階級’。”他還說：“特別是在普遍貧窮的情況下，不管你願意不願意，行政機關和領導機關都必定比普通工人拿多得多的消費品時，工人群眾文化上的落後就會引起部分自身來自工人群眾的幹部極其嚴重地脫離群眾的危險……拿工人階級出身和無產階級優良品質這樣的話來否定這種危險是無濟於事的。”布哈林這裏所指的“新階級”，其實就是後來在蘇聯社會中形成的黨政官僚特權階層。應當說，蘇聯社會結構中存在著一個龐大的黨政官僚特權階層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對蘇聯懷有好感的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在1935年應邀對蘇聯作了一個月的訪問，他敏銳地觀察到：“對黨自身來說，可能不知不覺地形成由久經考驗的領導人、忠於黨的技術工作者、各種先進生產者以及工人大軍、集體農莊莊員大軍和士兵大軍的精英人物組成的特殊的共產主義特權階層。”美國學者科迪維拉也認為：“在蘇維埃政治製度的74年中，無數一文不名的人的社會層次升高了，得到了富裕的生活。有些人是在運動領域得到這種生活，其他人則是在技術領域或軍事領域得到這種生活的。”
那麽，就這樣一個隊伍龐大的官僚特權階層來說，他們所享受的特權則是名目繁多的。二次大戰以後，蘇聯官僚特權現象“製度化”，特權主要表現為：
一是發放“錢袋”。除工資外，每個領導幹部還能得到一個封好了的裝錢信封。裏麵有多少錢，這些追加的錢按什麽樣的標準分發，出自哪一項基金，普通老百姓無從知道。這種紅包超越正常收入之大是驚人的。
二是享受豪華住房。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住房不是商品，不能在市場上流通。幹部住房均由國家分配使用。高級幹部往往可以獲得多套住房。據稱，部長以上幹部可享有4套住房：一為在莫斯科的公寓房，二為莫斯科市內豪華別墅，三為鄉間別墅，四為黑海休假別墅。按規定，除公寓及黑海休假別墅外，其餘兩套住房可以由子女繼承。
三是享受名目繁多的特殊服務。高級幹部都配有秘書、警衛、司機、廚師、醫護人員、勤雜人員等，均由國家支付工資。其中有部分屬於工作需要，但大量的是公私不分，化公為私。至於特供的緊俏商品的代購券等，仍按慣例發放。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特權主要有：(1)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一處或幾處別墅，少則花幾十萬盧布，多則糜費上百萬盧布；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占據。(2)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絡，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應。手持特供證在特供商店能買到質優價廉的、普通公民望洋興歎的種種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權。在蘇聯，凡是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入學的製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4)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幾乎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5)特衛權。高級官員生活、別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務人員、警衛人員，每年開支達數百萬盧布，甚至達到幾千萬盧布。(6)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峰的官員還在國家銀行有“敞開戶頭，即產生可以不受限製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
對於蘇聯官僚特權現象，大衛·科茲評論道：“在蘇聯體製中，最好的東西不是拿來賣的。單靠有錢並不能得到它們。消費和你的地位高低、職位大小密不可分。我們可以把這種視地位和職位高於財富的製度為半封建的，但它卻是現代蘇聯官僚機構的高效發動機。”
四、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
所謂官僚主義是指，“國家工作人員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隻知發號施令的壞作風。表現為不了解實際情況，不關心群眾疾苦，獨斷專行，壓製民主，以至專橫跋扈，稱王稱霸等等；還包括部門林立，機構臃腫，層次繁多，互相扯皮，人浮於事，虛職過多，工作效率低下等現象”。據此觀察，官僚主義作風則是蘇聯官場文化的又一表現形態。
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列寧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在經濟文化落後條件下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已變成了一個“帶有官僚主義弊病的工人國家”。他明確指出，“官僚主義就在蘇維埃製度內部部分地複活起來”。在1920年9月召開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上通過的《關於黨的建設的當前任務》中也指出：官僚主義已經“普遍存在於我們的許多管理總局和中央機關中”。列寧還談到了官僚主義的危害：“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麽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之所以在蘇聯官場當中會出現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主要在於：黨與國家同構、黨政機構重疊且人員臃腫、黨政職能不分、以黨代政以及黨的官僚化等等體製架構上的不合理，使得在蘇聯政治生活中，在黨政官員、機構之間，互相扯皮、遇事推諉、無人負責、辦事拖拉和缺乏效率等。在1920年1月，列寧在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共產黨黨團會議上說道：“我幾乎在人民委員會每一次的會議上都給令人厭惡的本位主義的爭吵弄得痛苦不堪。……我有多次體驗，因此我說，總有一天我們開完一次會後我會去跳水自殺。列寧為什麽會如此的痛心，以至於要“跳水自殺”？主要原因就是他對各部門的職能劃分不清，工作機製不順暢，相互扯皮，無人負責，運轉缺乏效率，問題難以得到有效解決等現象感到不滿。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也正是這種情況，使得有些問題的解決隻好依靠領導人的批示、通信、便條等非製度化的方法。而這種不依靠正式製度的情況，到最後反而為人治提供了便利的條件。由於黨內民主和監督機製的實質上的缺失，黨的領導脫離普通黨員和勞動者的傾向越來越嚴重。
應當說，列寧認識到了官僚主義在蘇聯政治生活中的危害，並對之進行了鬥爭，但令人遺憾的是，列寧並沒有從根本上鏟除官僚主義，以至於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效率低下的官僚主義作風問題成了蘇共的一個頑疾。在斯大林時期，為了克服龐大的官僚體係及其所帶來的官僚主義現象，斯大林也曾采取了精簡機構、提高行政效率的措施，但是，官僚主義的嚴重程度甚至達到了如斯大林這樣的“鋼鐵巨人”都無法對付的地步。甚至有人認為，20世紀30年代後期，由斯大林一手導演的“大恐怖”，就是因為官僚體係過於龐大繁複，他感覺到難以對付，於是在“他走投無路情急之下想出來的對策，用以克服‘官僚陣營的重重障礙，對政府控製禁令的種種回避伎倆’”。但是，這些措施不僅沒有取得什麽效果，反而導致官僚隊伍的愈加龐大。“每次欲改進行政效率及彈性的嚐試，卻都難逃失敗的命運，反使行政係統愈加腫大，其存在更不可少。到30年代的最後幾年，行政人員每年以二倍半於總就業人口的速度增長，戰爭逐漸到來，蘇聯已經發展成每兩名藍領工人，就有一名行政人員的頭重腳輕之勢。”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前，部級單位已由列寧後期的13個增加到68個。
在赫魯曉夫成為蘇共最高領導人後，曾采取幹部輪換製以反對官僚主義，然而，赫魯曉夫卻因動了官僚隊伍的奶酪，最終被他們逼宮而下台。深諳斯大林提出的“幹部決定一切”真諦的勃列日涅夫，在其任內保障了幹部隊伍的穩定，但是也使這一時期的官僚主義達到了嚴重的地步。所以，霍布斯鮑姆說：“到勃列日涅夫時代，這個僵化的結果終於出現。”
五、嚴重的形式主義做派
所謂形式主義是指，“片麵追求形式而忽視內容的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方法和作風……在實際工作中表現為隻圖虛名，不講實效，滿足於做追求形式的表麵文章”。在蘇聯的官場文化中，存在著嚴重的形式主義做派。
蘇聯官場文化中的形式主義做法，最典型的體現就是理論以及按照這種理論製定出來的政策與蘇聯社會實際的脫節。我們知道，蘇聯是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建立起社會主義政權的，這一事實本身即表明蘇共所秉持的意識形態與落後俄國現實之間存在落差。但是，這種落差並不能阻止蘇共在堅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前提下來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由於必須使自己國家的實踐像是社會主義的樣子，於是，在這一動機的促使下，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彌漫著形式主義的空氣。在蘇維埃政權建立時，經托洛茨基提議，列寧同意把政府稱作人民委員會，部長稱作人民委員，從而擺脫資產階級色彩，並使無產階級政府具有革命色彩。同時，列寧還認為，“雇農”這一名稱“帶有侮辱的意思”，主張改稱“農業工人”這一社會主義稱呼。
在1929年底，斯大林不顧具體國情，宣布廢止新經濟政策，強製在農村推行全盤集體化政策，進而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因為，在斯大林看來，社會主義社會是不能允許作為剝削階級的富農階級存在的，消滅富農階級也就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要求，消滅富農階級的運動也被看作是在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於是就出現了1929－1930年的針對富農進行的“清洗”。到1936年，斯大林在憲法中宣布蘇聯隻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的時候，更是不允許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存在了。這一政策給當時的農村帶來的負麵影響是巨大的。即使是嚴重違背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的個人崇拜和“大清洗”，斯大林也都把它們看作是社會主義的，因為這一切“都是為了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利益”。而對於那些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相符合的政策和措施，即使是切實可行的，也不允許存在。進入20世紀50年代，機器拖拉機站和集體農莊的分離已經不再適應當時的生產發展形勢了，但是，斯大林依然相信生產資料公有製程度越高越是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單位越大越是社會主義，因此，仍然在50年代初合並集體農莊，使其規模擴大一倍多。在1952年經濟學家薩寧娜和溫什爾寫信給斯大林，建議把機器拖拉機站的基本生產工具出售給集體農莊時，斯大林批評道：這“就是向落後方麵倒退一步，就是企圖把曆史的車輪拉向後轉”。因為在斯大林看來，如果允許這些不符合意識形態要求的政策、措施存在，就稱不上社會主義了。在蘇聯其他領導人那裏，這種情況也是同樣存在的。在赫魯曉夫時期，他為了建立所謂的“全民國家”，並向共產主義過渡，徑直把許多集體農莊改為國營農場，二百多萬農莊莊員即由此一躍而成為農場工人。在勃列日涅夫時期，也有類似的現象發生。
俗話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作為蘇共最高領導人如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者，都不能擺脫形式主義的羈絆，且為人們提供了形式主義的樣板，那麽，在其周圍乃至整個蘇聯都染上了形式主義的毛病。而且，領導人的愛好經過強大的國家宣傳機器的渲染，便更加強化了形式主義。在蘇聯，標語、口號滿天飛，許多工廠和車間都以領導人的名字或“紅色”詞語來命名，在人們的日常的辭藻中充滿著“革命話語”等現象。事實上，這種形式主義的做法不僅拉大了官員與民眾的心理距離，也造成了民眾政治心理上的冷漠等後果。
其實，在蘇聯的官場文化中，還有其他類型的表現形態，例如驕奢淫逸的享樂主義等。如勃列日涅夫本人酷愛打獵、居住豪華別墅和收藏高級轎車。在他坐上總書記寶座後，當他母親從鄉下趕來看他時，他竟自豪地領著他的母親觀看他的精美家具、豪華別墅，儼然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哪裏還有什麽共產主義的道德品質可言。又如，曾任戈爾巴喬夫總統辦公室主任的瓦·博爾金根據親身經曆而指出：“我到基層出差，看到那裏有客必請，常常大擺宴席，不顧來賓而自己狂飲。向客人贈送禮品總忘不了也給自己留一份。很難相信，有誰到企業參觀視察之後，其汽車後備箱中沒有放進參觀‘紀念品’。”
毫無疑問，這種官場文化是和先進、崇高等絕緣的，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蘇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破壞了蘇共與廣大人民群眾的關係，敗壞了蘇共的政治形象，到最後落得個眾叛親離的悲慘結局。因此，對於斯大林那句著名的口號“幹部決定一切”，以及在這句口號指導下的政治實踐，值得深刻反思。而綜觀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隻有人民群眾才是曆史真正的主人。在此，我們記住列寧的話是有益的。他說：“在人民群眾中，我們畢竟是滄海一粟，隻有我們正確地表達人民的想法，我們才能管理。否則共產黨就不能率領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率領群眾，整個機器就要散架。”
作者： 老魚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