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沙石峪網絡博客
最近美國校園抗議熱度很高，有人說美國學生覺醒了要推翻美國政府，還有人說這會影響拜登選情，讓特朗普獲勝。我認為這些說法過分高估了這次學生運動的規模和影響。
我的判斷是，此次學生運動不會取得任何成果，最後一定是在政府和校方的聯合彈壓下無疾而終。它們既不會取得80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成果，也不會像60年代越戰那樣改變美國曆史。
這次學生運動，看起來規模很大，紐約時報統計已經有60多所高校參與運動，自從4月18日，哥大校長引紐約警察驅逐學生開始，據說已經有幾百人被捕。現在運動也蔓延到了全美高校，甚至英國、法國、澳大利亞也有學校參與。
但從曆史上看，單純的學生運動很難取得成功，學生運動隻有取得社會群體和政治高層的共鳴才能獲得成果。而目前看，美國的抗議學生幾乎沒有得到其他任何人的共鳴，整個美國社會，對學生都是一片反對。
先說政治高層，除了桑德斯代表的民主黨進步派，幾乎沒有美國政客站在學生一邊。無論是美國總統拜登、共和黨眾議院議長約翰遜，還是前總統特朗普，都明確譴責學生。約翰遜威脅要切斷聯邦政府對涉事高校的資助，拜登則稱美國沒有反猶主義的生存空間。除了高層，美國社會也沒有支持學生，大部分群眾對學生表示反對或不理解。學生幾乎麵臨孤立無援的境地。
為什麽美國學生遭到了整個社會的抵製？原因就是他們的主張太過不合時宜，他們也過度高估了自己的號召力，這是一場注定失敗的運動。
以哈衝突到現在，雖然支持軍援以色列的美國人越來越少，拜登也不再完全站在以色列一邊，但不意味著他們完全拋棄了以色列，更不意味著他們能容忍“反猶主義“，站在哈馬斯一邊。
對高層來說，猶太人在美國的勢力盤根錯節，美國兩黨的大量金主都是支持以色列的猶太人，就連美國高校，也多接受親以色列組織的捐款，政客們不可能為了學生得罪自己的金主。
另外，以色列在美國社會也有很大影響力，大部分中老年美國人仍然有二戰和冷戰的記憶，仍對猶太人抱有同情，同時，美國還有大量福音派教徒，他們更是懷著宗教熱情支持以色列。
學生們要求校方切斷和親以色列企業、組織的合作，要求政府調整對以外交政策，幾乎違背了所有人的利益，自然得不到聲援，另外學生們喊出的‘’反猶反美“的口號更是讓他們被全社會孤立。
根據各家媒體的報道，雖然大多數學生保持理性，但仍然有少部分激進分子喊出了美國社會不容的聲音。比如”猶太複國主義者不配活著”。“殺死猶太人”等反猶口號，一些猶太學生表示，有示威者甚至揮舞哈馬斯的標誌，並讓他們“滾回波蘭”。
除了“反猶”，還有“反美”，部分抗議者使用了“美國去死”的標語（曾在阿拉伯世界非常流行）並分發《關於在美國與巴勒斯坦團結一致的10篇無政府主義文章》的小冊子。冊子有一頁寫道：“巴勒斯坦的自由意味著美國的死亡，歸根結底，我們作為美國革命者的主要任務是瓦解美帝國主義”。還有一頁寫道“阿克薩洪水行動能夠壓倒以色列，就證明帝國主義列強並非無所不能”。
激進學生反對的對象不是具體的政客和黨派，而是國會和美國整體，這自然觸動了美國社會敏感的神經，美國人雖然平常罵政府，但關鍵時刻往往是“愛國”，學生罵美國，注定會失去民眾的支持。
除了學生的行為過於激進，還有一個深層原因，就是美國學生和高校在社會中的聲望向來不高，美國的知識分子和學生沒有中國同行的神聖地位。
在中國的革命敘事中，學生、知識分子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向來被視為民族的希望和未來，對社會有強大的號召力。而美國學生沒有這種地位。相反，美國還有深刻的反智主義傳統，對知識分子有著天然的不信任。尤其是60年代民權運動後，由於部分學生的激進行為，很多美國民眾都認為高校是“不愛國的”，是被“左翼思想”毒化的，隻代表少數被慣壞的精英。
美國多元的政治環境，注定了學生無法成為運動的主體。
曆史上，美國學生運動要想取得成功，往往需要其他群體的配合。比如80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當時南非種族矛盾如火如荼，美國學生發起抗議，要求校方切斷與親南非企業的合作，政府停止對南非政府的援助。抗議爆發後，美國政府果然如願，停止了對南非政府的支持。
此次運動成功並非學生多麽強大，而是當時的政治環境使然。80年代，美國早已廢除了種族隔離製度，不少政客都明確支持種族平權，美國政府和國會中，本就有大量對南非政府不滿的群體，學生的抗議隻是給了他們一個表現的機會。
另外，南非的實力也不能和以色列相比，南非的產品完全可以由新參與全球化的國家替代，南非對美國社會的滲透也遠遠不夠。
相比南非，以色列的商品難以替代。在計算機技術、醫療設備、藥物和高端製造業上，美國都很難切斷與以色列的聯係。以色列還大量給美國政客和高校捐款，大部分美國精英都是接受以色列支持的受益者，他們不可能反對自己的金主。
這些原因注定了學生取得不了80年代的成績。
取得不了成績，能造成廣泛的社會影響嗎？很遺憾，這也不能。
越戰時的學生運動之所以深刻影響了美國曆史，有幾個原因：
一是美國親自下場參與越戰，當時美國還實行征兵製，這意味著每個美國年輕人都有可能應征入伍，越戰切實損害了每個年輕人及其父母的利益。而今天美國並沒有下場幫助以色列，以哈衝突對美國人來說隻是單純的意識形態鬥爭，並不關係自身利益，他們缺乏支持學生的動力。
實際上，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政治研究所3月的民調就顯示，18-29歲青年最關心的16個問題，以哈衝突僅排在第15個，大部分青年仍關注通脹、租金等涉及自身利益的問題。
二是60年代美國社會上還有其他運動，比如黑人平權運動，社會上的群體和學生合流，才造成廣泛的影響，而今天的美國，並沒有與學生配合的運動。
我判斷，這次的規模不但比不上60年代，可能還不如2020年的弗洛伊德示威。
在缺乏政治高層和社會其他群體的支援下，學生運動大概率會被校方、政府聯合彈壓下去，這場運動不會造成多大的影響。
現在需要關注的問題是，學生抗議會不會影響拜登的選情。有人認為，年輕人大都是民主黨的支持者，拜登此次得罪學生一定會影響支持率，但我認為這種影響不宜高估。
2024終歸是一場“比爛“的選舉，學生對拜登不滿，但對特朗普更不滿，他們不一定因為拜登的立場就轉投特朗普或放棄投票，而且從數量上看，參加“棄選運動”和校園抗議的學生數量還不如拒絕支持特朗普的黑莉選民多，激進學生能否起到逆轉選情的作用，還需進一步觀察。
而且說一千道一萬，拜登也沒有更好的應對辦法，學生的訴求太過激進，得罪了大多數金主和利益集團。從選民結構上講，親以色列的中老年選民也是比年輕人更靠譜的選民群體，拜登調整立場隻會遭受更大的損失。拜登兩害相權取其輕，也隻能忍痛反對學生，對拜登來說，並不存在選擇。
作者：修明16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