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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化的貴族對皇權沒有威脅。
這一陣，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為何驍勇善戰的滿洲武士，在入關後不到幾十年，就迅速腐化了。
《紅樓夢》描寫的，其實就是滿洲軍功貴族墮落的過程。
第一代寧國公、榮國公都是上陣砍人的，到第三代，就棄武從文了，能考取功名還好，考不上就隻能降級沿襲爵位，到了第四代，書也不讀了，直接驕奢淫欲，不學無術，整個賈府，基本是一代不如一代，越來越差。
滿洲人的腐化過程也差不多，第一代是能無雙明軍的武士，第二代就開始退化，到第三代開始玩弄詩詞歌賦，很多旗人詩詞比漢民都好。到第四代、第五代，旗人更加墮落，最後成了一群手無縛雞之力、隻會遛鳥的廢人。大清滅亡時，過得最慘的就是曾經的旗人，因為他們完全沒有勞動技能。
乾隆就發現，很多八旗士兵連馬都騎不了了，這才強調“騎射乃滿洲根本”，初衷不是要清軍放棄火器，而是希望八旗能學習祖先的勇武精神。乾隆時期，為了防止滿人繼續漢化，一方麵倡導滿洲舊俗，厲行節儉。另一方麵也對漢文化進行打壓。
但是乾隆折騰了幾十年，也沒什麽大用，到晚清時，八旗已經完全不堪用了。太平天國之亂爆發時，八旗完全沒有可用之兵，最終大清隻能依靠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和漢族軍閥的地方部隊。這種對軍權的下放為今後大清的滅亡埋下了隱患。
而且晚清史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就是滿人往往比漢人更強調“華夷之辯”，那些最保守，最反對西化的大臣，往往不是漢臣，而是滿臣。這與大清初期的開明，不拘一格形成鮮明對比。
明末清初時，迂腐的是明朝，而大清則是開明的一方。明朝有多迂腐，從幾個事情就能看出來。
我們知道，明朝和蒙古是打了很多年仗的，尤其是俺答汗在位時更是兵臨北京城下，最後怎麽解決的，是明朝以封貢的名義開設了雙邊貿易，蒙古人能和漢地做貿易，自然不搶劫了。俺答汗也在名義上效忠明朝，以換取明朝的歲賞。
也就是說打了近百年，其實就是一個貿易問題，俺答汗根本沒有入主中原的野心。那為什麽明朝就不能和蒙古人談判呢？
就是因為明朝是一個非常迂腐的朝代，近乎頑固的執行華夷之辯，誰提出要和蒙古人議和誰就成為眾矢之的，而且明朝也不屑於了解蒙古人，對他們缺乏起碼的尊重，這讓明朝的外交極度缺乏彈性。
到崇禎年間，明朝內憂外患那麽窘迫，都沒人敢主動提出議和，崇禎在鬆錦之戰後曾動過和議的念頭，便推陳新甲試探，結果事情敗露，陳直接在輿論壓力下被下獄。
與明朝的迂腐相比，大清則不拘一格，為了拉攏蒙古，皇室之間可以搞聯姻，用平等的姻親關係鞏固同盟。為了控製遼東，大清可以大量任用漢人，並吸納遼東軍功集團進入八旗，擴大力量。大清甚至能讓李永芳做額駙，給吳三桂封王。
大清這些政策，明朝幾乎都無法實行，比如明朝也一度想拉攏蒙古製衡後金，但明朝因為華夷之辯最多隻能給歲賞，不可能聯姻。在漢朝時，漢人王朝還能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匈奴，結為親家，到明朝已經完全不可能了。
明朝對番將的任用也很僵化，番將始終不被信任，而且晉升瓶頸很大，一出事就把責任推到番將上。比如李如鬆出塞兵敗身死，很多文官就把責任推到一同戰死的副將李平胡身上，硬說他是奸細，為何？隻因為他是蒙古人，大臣們堅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但到了晚清，大清頓時變得堪比明朝，也十分的迂腐、缺乏彈性。
晚清雖然不少漢人也是保守派，但是也能找出張之洞、郭嵩濤、徐繼佘這樣的開明派，而滿人開明派屈指可數，奕?已經是天花板，當時奕?開設學習西洋學科的同文館，本來想把寶貴的機會給予八旗子弟，結果八旗子弟沒人願意去，隻能招了一群貧困漢人子弟學習洋務。
在與洋人的外交中，滿清皇帝也顯得十分迂腐，乾隆因為洋人拒絕雙膝跪地而大不悅，從鹹豐到同治，更因為跪拜禮的問題死活不見洋人的使者。到慈禧，更是偏執的相信洋人吃小孩，洋人亡我之心不死等謠言，最終釀成了大禍。
就是對漢臣的任用，也有所退步，比如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對大清有再造之恩，也沒能給曾國藩封王，到清末完全依賴漢人了還不願意分權，最終在辛亥革命中被漢族軍閥一同埋葬。
看到這裏，我們不禁要思考，為什麽滿洲人腐化得如此徹底，為什麽明明不是漢人的他們，居然變得比漢人更迂腐、更貪圖享受。
乾隆帝認為滿人的腐化全是因為感染了漢人的奢靡生活，忘記了艱苦樸素的傳統。乾隆這麽說，要麽是蠢要麽是壞。
他說的這些不過是細枝末節，最重要的是，大清入關後立即學習了明朝的君主專製製度，而專製主義最忌諱的就是強勢的軍事貴族階層，他們寧肯自己的基本盤變成廢柴也不願讓他們擁有武力積極參政。
大清在入關前，實行的是八王議政，各個旗主都有投票權，皇太極和順治皇位的產生都是妥協的產物。比如順治，為啥他作為皇太極九子反而能成為皇帝？就是多方勢力妥協的結果。
皇太弟多爾袞後麵是兩白旗，皇長子豪格後麵是兩黃旗，互不相讓，最後多爾袞拉到了統領鑲藍旗的濟爾哈朗，形成了對豪格的優勢，但是兩黃旗的底線是必須是先帝的兒子繼承皇位。最後多爾袞也退一步，改立九子福臨做皇帝，這樣自己和濟爾哈朗都可以作為攝政王掌握大權，支持豪格的兩黃旗也不至於太過不滿。
入關後，順治和康熙開始重用漢臣，借助漢臣的力量削弱滿洲貴族，這才破壞了平衡，多爾袞和鼇拜在新的時代下都成了權臣逆臣，但實際上在八王議政時代，這倆人的行為並無不妥。
不是八旗貴族變了，而是滿洲皇帝逐步漢化了，他已經不接受自己部落共主的舊身份，已經開始習慣中原皇帝的新身份。
康熙開始，君主專製逐步建立，滿洲貴族的權力逐步削弱，到乾隆時，滿洲貴族和漢臣一樣，也隻是皇帝的奴仆了，隻是還有一些經濟特權和優先提拔的優勢。
可以說摧毀八旗“美德”，讓滿洲人腐化的不是漢人，而恰恰是滿洲皇帝自己，他已經將這些擁有武力的人視為威脅，急於剝奪他們的權力。
這種故事，也不隻大清有，大明朝和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都出現過。
大明初期，朱元璋設計的製度是讓藩王守邊，藩王擁有領地和軍權，那會的藩王都驍勇善戰，和明末那群待宰的肥豬完全不一樣。但是朱棣造反成功後，很快意識到藩王是個威脅。
朱棣為了維護皇權，剝奪了藩王的政治權力，但給予他們經濟特權，他們不用出去工作，不能隨便離開所在州縣，擁有優厚的俸祿。他們成為了喪失自由但被精心豢養的吉祥物。
不是藩王們自願墮落，而是皇帝就希望他們墮落，他們不墮落皇帝反而不放心。就跟當年蕭何為了保全性命貪汙一樣，隻有你自汙，皇帝才會認為你沒有野心，放你一馬。
路易十四的法國也是如此，路易十三、十四時期最大的成就就是建立了中央集權，剝奪了貴族的政治權力。今後法國各地區，由國王任命的總督治理，他們都是流官，權力來自於國王的恩寵，不會違抗國王的命令。貴族在司法係統中的作用也被持續削弱。
失去權力的貴族都被國王集中在凡爾賽宮，為了彌補他們在政治上的損失，國王給予他們免稅的經濟特權，並發給他們優厚的俸祿。沒有政治義務，隻有經濟特權讓法國貴族迅速腐化。現代法餐的誕生，正是因為這一龐大宮廷群體的消費。
托克維爾提到，貴族權力的削弱也加速了封建莊園的解體，在法國大革命前，大部分的法國農民都是自耕農，已經獲得了人身自由，進一步降低了貴族和農民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
在中世紀時，農民之所以舍棄部分自由是為了換取貴族的保護，在遭遇外敵時貴族需要帶領騎士上陣砍人，和平時，貴族也要承擔司法職能，處理日常瑣碎的民間糾紛。但到法國大革命前，貴族已經喪失了以上所有職能。農民不再和貴族發生關係，而是直接和中央政府的官僚打交道。
托克維爾就對比過英法貴族的區別，他說英國貴族依然參與地方治理，並仍以參軍為榮，他們受到民眾的尊敬，而法國貴族因為不承擔任何政治義務，隻是單純的消耗納稅人的稅金而被法國民眾厭惡。
在這個專製主義的新時代，衡量貴族忠誠的標準不再是軍功，而是對國王的順從程度，在中世紀，法國貴族將英勇殺敵當作榮譽，但到18世紀，卻以伺候國王如廁為榮。
看完以上案例，我們可以看到，腐化並不全是貴族階層主動的選擇，而含有相當的被迫成分。畢竟，雖然追求好生活是人的天性，但享受不意味著就一定要窮奢極欲、完全躺平，美國的企業家，不也是一邊享受一邊做事？英國的貴族不也是一邊享受下午茶一邊上陣殺敵？
貴族階層或許會有一些人貪圖享受，但不可能所有人都做如此選擇，總會有想要做事的人。比如明朝正德年間，離朱棣圈禁藩王已經快100年了，明代藩王中還有朱宸濠這種意圖招募死士造反的人，到明末，還有隆武、永曆這樣想中興的藩王。
可見無論什麽時代、什麽群體都不會缺少有野心、想做事的人，關鍵是你的製度是否允許。
貴族的腐化，與其說是他們自己墮落，比如說是皇帝希望他們墮落。明代藩王、清代八旗、法國貴族，皆是如此。回過頭來，再看乾隆所謂的“恢複滿洲舊俗”，便覺得十分可笑。
真正造成八旗腐化的，從不是漢人，而恰恰是乾隆他爺爺，他爹和他自己。率先拋棄滿洲舊俗的不是八旗，恰恰是皇帝自己。乾隆的話，是當了婊子還想立牌坊，是莫大的虛偽。
作者： 修明16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