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沙石峪網絡博客
一時勝負在於力,萬古功過在於理。
昨天寫了《我花了兩個半小時，看了一部給狗拍的電影》一文，哀悼了一下我被雷德利斯科特的新片《拿破侖》騙去的兩個半小時人生。下方有些評論還蠻有意思的，有朋友說：小西，我覺得老雷頭確實是個拿黑，但黑的有理啊！你看拿破侖這個人，剝去能打仗、沒搞屠殺的外衣，跟希特勒、袁世凱有啥區別呢？都是在共和國裏當皇帝的竊國大盜麽……
的確，同樣是半個歐洲踩在腳下的人，拿破侖和希特勒究竟有啥區別這事兒，很多中國人其實挺難說清楚的。據我觀察，很多人確實容易將兩者混為一談，慕強者一並崇拜之，而厭惡暴君者則一並厭惡之。拿破侖比希特勒罪責稍輕的地方，似乎也就是殺人少一點而已。這個邏輯，我想也同樣是雷德利·斯科特厭惡拿破侖的原因所在，你看《拿破侖》的片尾字幕中，閃過拿破侖曆次戰役當中的傷亡人數，導演加這一段是為了幹嘛呢？無非就是為了說明拿破侖折騰這一番，死的人也不少，實屬罪孽深重。
老雷是個英國導演，其實你觀察一下英國人對拿破侖的普遍觀感，會發現這種偏見在英國是相當常見的。拿破侖曾經嘲笑英國人是“小店主的國家”，而英國人瞧不起拿破侖則從19世紀一直延續到了今天。不僅電影這麽拍，連傳記也是這麽寫。我曾經看過的對拿破侖評價最低的一本傳記就是英國人寫的，作者在書中一再暗示拿破侖不過就是法國版的克倫威爾——無獨有偶，細心的讀者會發現，老雷在他的電影《拿破侖》當中也多次提到“克倫威爾”這個名字。在大多數英國人看來，拿破侖充其量就是他們曆史上“護國主”克倫威爾的翻版而已。有什麽了不起的？
但其實這種觀點是不準確的，拿破侖對法國，以及英國以外的整個歐洲，其曆史意義都遠超克倫威爾之於英國，原因就在於，他通過一場以其名字命名的戰爭，將“王在法律下”這個概念傳遍了整個歐陸。
這一點其實也正是大多數英國人看不清拿破侖曆史功績的原因所在，因為王在法律下這個概念，在英國，早在1215年英國中小貴族逼著無地王約翰簽署《自由大憲章》的時候就確立了，英國的法製理念，走的是先有貴族限製王權，然後再由新興中產、鄉紳去限製貴族、最終實現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路徑。
這條路是漸進的，所以一個典型的英國思想家討厭任何激進革命的折騰。保守主義的先驅艾德蒙·柏克在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時候就對大革命持否定的態度，認為法國打斷了他們的傳統，所以總體是負麵的（參見《反思法國大革命》）。
但問題在於，英國思想家在這樣討論問題時，總是有意或無意的忽略了法國這樣一個具體情況——法國之前的傳統，本來就不是朝向近代法製與隨之而來的自由與平等的。
在中世紀晚期，法國利用英法百年戰爭的契機，走出了典型封建製度，國王利用他的敕令騎士取代了封建騎士，並將各地的封建主大貴族請到巴黎和凡爾賽去“杯酒釋兵權”，最終逐漸走向了一種絕對君主製，這種絕對君主製在路易十四時代達到了極盛，路易十四說“朕即國家”時，他是完全認真的。法國王權如果再照著這個趨勢發展一點，就會向同期亞洲的君主製看齊，徹底成為一個王在法律之上，如太陽一般照耀一切的存在。
簡單的說，大革命之前的法國，的確有法製，但法製是在王權之下的，更為要命的是，由於法國文化製度是當時歐洲大陸的標杆，當時的整個歐陸各國都朝向法國看齊，所以這種王在法之上的理念其實在逐步侵染整個走出中世紀之後的歐洲。各國紛紛在建立絕對王權。
但就在這個時候，法國王權剛極必折，發生了脆斷，大革命爆發了。羅伯斯庇爾在處死路易十六的演講中說“國王必須死，因為共和國需要生”。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論斷其實也有道理。法國當時的那種狀態，確實需要通過消滅絕對王權來解放民眾。
但問題在於，路易十六的腦袋一旦落地，法國人發現國王沒了，但賴國王以存在的法製也沒了，法國隨後便進入了人頭亂滾“一切反對一切”的恐怖十年當中。法國大革命熱烈的呼喚自由，但事實證明，一個社會僅有自由是不夠的，必須同時擁有法製，社會的運轉才能夠正常。否則如同雅各賓黨人當政時代一樣，沒有任何人的權益受到法律保障，自由就真成為了一種“毫無意義的嗜血狂歡”。
而在這個時候拿破侖來了，他利用他超強的能力，給法國帶回了兩樣東西——法製與王權。表麵上看，這似乎僅僅是對波旁王朝時代絕對君主製的複辟，但實際上，拿破侖在這個過程中，悄悄調整並明確了王權與法製之間的關係——法律不再是匍匐於王權腳下，可以任由王權揉搓、更改的治民工具，而成為一種剛性的，國王和皇帝本人也不可逾越的社會通則。
這個調整對整個歐陸來講是堪稱偉大的，1799年11月9日，在霧月政變爆發的當天晚上，掌權之後的拿破侖所做簽署的第一個政令便下令起草了民法典（也即拿破侖法典）。這部法典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固化和落實了法國大革命所提出人人平等、私人權利不可侵犯的原則。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不再是他者以任何借口可以隨意剝奪的對象，哪怕這個“他者”是國家甚至皇帝，打著皇權或者革命的理由也不可以。
在確立了這套法典之後，拿破侖宣誓就任法蘭西帝國皇帝，但請注意的是，拿破侖所建立的帝國，從規章到儀軌，都並非中世紀王朝式的，而是羅馬式的，拿破侖的皇帝頭銜，並非“法蘭西的皇帝”而是“法蘭西人的皇帝”——也就是說，他明確宣誓，他的皇權如古羅馬皇帝一般來自所有公民的同意。他在加冕時所頭戴的，也是羅馬式的“公民冠”而非中世紀式的王冠。
這對歐陸來說是一個意義非常深遠的轉折，由於拿破侖之後曾經將自己的這套體係用武力推向幾乎全歐陸，並建立一係列短暫的“波拿巴王朝”國家。這些國家當中的國王們，至少在法理上都是承認拿破侖法典保障民權的理念，以及“王在法律下”的概念的。等到拿破侖兵敗俄羅斯，各國舊貴族紛紛複辟，他們驚奇的發現自己治下的領土再也回不到過去了，因為權利啟蒙這件事，具有不可逆性。當曾經被拿破侖的三色旗插上過的土地，都已經習慣了拿破侖法典和法製敘事，王權再想把國家拉回到過去貴族們口含天憲、予取予求時代，已經不可能了。
“我房子風能進，雨能進，皇帝不能進。”德皇威廉一世拆毀老農的磨坊，結果被後者一怒告上帝國法庭，並根據《德意誌帝國憲法》被判令賠償後者損失的故事，常常被人們津津樂道。但人們常常忽略的是，這件事之所以能發生在十九世紀的德國，原因恰恰在於德國就是拿破侖戰爭的主戰場所在，幾十年前，拿破侖曾經用槍炮給這片土地來了一波“硬核普法”，德國在1848年革命後確立的那些法律信條，很大程度上就是數十年前拿破侖法典的翻版。有這套任何人在法律下、個人權利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在，德皇毀了人家屋子當然要原價賠償損失。可是這事兒在拿破侖戰爭前的普魯士是不可想象的——那個年頭，普魯士不過是一個“有國家的軍隊”，從平民到貴族，你都是國王的仆人，而國王則是國家的仆人，大家尊卑分明，你還談什麽個人權利。
於是你就可以理解一個怪現象——為什麽同為拿破侖戰爭時代與拿破侖“上疆場彼此彎弓月”的敵國，與英國人對拿破侖的不屑一顧不同，德國人尤其是其知識分子，對拿破侖卻大都推崇到無以複加。
黑格爾稱拿破侖為“馬背上的最終意誌”，恩格斯說拿破侖是“革命原理的傳播者”，貝多芬曾經想把自己的交響曲獻給他。迄今為止最權威的一本《拿破侖傳》，是德國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寫的……
而最讓我對德國人“崇拿”最印象深刻的，則是一首藝術歌曲，它由德國大詩人海涅作詞，德國大音樂家舒曼譜曲，這首歌以悲壯的頌歌的方式表達了對拿破侖的無限推崇——但它的詞曲作者卻是兩個德國人——兩個曾經遭遇拿破侖的“侵略”，若基於民族主義有充分的理由去恨他的人。
這算不算“德奸”“帶路黨”呢？我童年時學到這首曲子的時候曾經好奇過這個問題。但今天想來，這個問題很好解釋——拿破侖給歐陸帶來了法製與民權，而為法製與民權“帶路”不寒磣、很光榮。
所以，你能理解為什麽同為歐洲人，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波蘭人等等會對拿破侖的觀感迥異了吧。一切的一切，取決於在那個人到來之前，他們是否已經擁有了他要帶給他們的那些東西。
“我的光榮，不在於我打勝了四十多個戰役，滑鐵盧之戰抹去了關於這一切勝利的記憶。但有一樣東西是不會被人忘記的，會萬古長存的，那就是我的法典。”這是拿破侖晚年對其一生的總結，我覺得這個總結是中肯的，是共和還是帝製，這固然很重要，但這種爭論在一個國家是否法製、法製又是否能切實保障個人權利麵前黯然失色。
一時勝負在於力,萬古功過在於理。在法製與民權麵前，一切槍炮與刀劍，都終將黯然失色。
幫助法國和歐洲實現這艱難一躍的拿破侖，當然是偉大的，而他的偉大，並不祈靈於皇冠或刀劍。
作者： 海邊的西塞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