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永遠在“過渡”的國家,一場向現代轉型的“鬼打牆”
各位好,上個周我寫了《克裏米亞,一個“獵熊陷阱”是怎樣煉成的》和《俄羅斯的戰爭耐心,會在什麽時候耗光》兩篇文章,分別講述了克裏米亞戰爭的起因與過程。
有朋友總在催我寫下篇,我遲遲沒有動筆,主要是一寫這種曆史題材長篇,總感覺自己的積累不夠多,需要惡補很多書籍才能把故事講的讓自己滿意。同時我也希望在下篇中解答一個讀者們在閱讀上中兩篇中頻繁提到
的問題——為什麽俄羅斯的曆史總讓人感覺那樣似曾相識,從克裏米亞戰爭、日俄戰爭、阿富汗戰爭、到俄烏戰爭,相似劇情似乎總在一遍又一遍的重演?
我遲遲沒有為這個問題找到讓自己滿意的解答,所以就一直不敢動筆寫下篇。
今天我重翻了一遍大學時讀過的、著名政治學者薩繆爾·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隱約有了一點靈感。在這裏隨筆記下。
亨廷頓的這本著作,並不是寫俄羅斯的,相反,這本寫於上世紀60年代的書,是把鏡頭放在了二戰以後那些獲得民族獨立的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中,成功預測了一件事。亨廷頓在這本書中很好的預測了,為什麽有些第三世界國家明明獲得了民族獨立,卻無論是學習美國(像利比裏亞)還是學習蘇聯(像索馬裏)亦或者美國蘇聯一塊學(比如印度),最終卻都難逃治理失敗。
與《文明的衝突》一樣,亨廷頓試圖挑出冷戰盛行的意識形態思維模式,給予一個更新穎的解釋。
為了構建這個解釋,亨廷頓把國家分為了三種——傳統國家、過渡國家和現代國家。按照他的講述,一個傳統國家想要向現代國家完成成功過渡,必須要經過多重考驗。
首先第一關是國家運行效率的提升問題,也就是一個現代政府需要將傳統社會中原本分散在部落、家族、封建領主或軍閥、寡頭那裏的權力收繳集中起來,這樣才能夠完成國家的有效治理,推動工業化、現代化的經濟發展。
在現實中,很多國家是連這第一關都沒有過去的,他們早早的就通過引進議會選舉等現代製度的方式把收集權力的可能性取消掉了。於是連過渡的第一步都沒有走出去。
而俄羅斯這個國家相較來說是比較幸運的,它在曆史上從不缺乏依賴自己的強力將傳統社會分散的地方權力集中起來的人。比如推動俄羅斯進行第一波改革的彼得大帝、就“用自己的野蠻征服了俄羅斯的野蠻”(馬克思語),有類似能力的領導人還比如斯大林、和今天簡中互聯網上很多人依然崇拜的普京。他們的共同能力都在於能夠通過鐵腕集中權力,滿足一個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所需的第一推動。
但緊接著,過渡國家又必然遭遇第二重難關——隨著經濟的增長,政府各層官員依靠權力所能獲得的經濟利益會同步擴大,這就勢必產生難以遏製的腐敗問題。同時,現代化意味著越來越多、越來越基層的人群勢必卷入到社會化大生產當中,這就又導致了政府必須及時推動與之前集權相反的改革,完成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和下放。否則社會就會因為其政治體製無法承載其經濟發展而發生“政治衰朽”。
而在俄羅斯曆史上,能做到這一點的領導者就不如前者那麽多了。因為這是一種與第一重改革截然相反的動作,相當於要一個擁有堅強意誌的人完成“權力的自殺”,當然也有一些人試圖達成這一點,比如我寫克裏米亞戰爭馬上會提到的亞曆山大二世和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就試圖進行類似的改革。
但麻煩的是,哪怕產生這樣的動議,改革也很難推進,因為分權製改革帶來的一個後果,是之前未參與政治的新的社會集團被迅速動員起來卷入政治,這就需要政治體製的同步發展(製度化)與之相匹配。但由於類似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突然降臨的。製度化通常無法與改革的步伐相匹配,一旦新社會集團的湧入造成的壓力超過了製度的承載力,就會造成國家的內部撕裂,同樣引發“政治衰朽”。
俄羅斯曆史上的曆次政治改革,往往都倒在了這一步過程當中。對於西方來說這個過程由於是緩慢地,各個社會集團在長期的參政訓練中學會了相互妥協,所以往往不容易發生脆斷,但俄羅斯的曆次現代化進程由於都是“急火加熱”,所以類似的事情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而一旦“政治衰朽”發生,社會的內部混亂或對外戰爭又會導致原本屬於國家的那部分功能被利益集團所瓜分,這是沙俄崩潰和蘇聯解體時都發生過的事。
於是俄羅斯就會又重新回到了一個類“傳統國家”當中,民眾在無能、低效的政府中會再度呼喚一個新強人能出來整合權力,重新完成國家向現代國家進行轉型的第一推動。
總而言之,俄羅斯的曆史悲劇,就在於它是一個永遠能夠開啟現代化轉型,卻無力完成它的國家。用亨廷頓的說法來說,就是它的政治製度化程度永遠趕不上政治參與程度,亨廷頓給這種社會起了個名字,叫“普力奪(Praetorian)”社會。亨廷頓將這種社會與政治製度化高於政治參與程度的“公民社會”對立起來。認為這樣的社會的特點就是因為缺乏有效溝通渠道,永遠無法完成良性治理。
對此,亨廷頓在書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在普力奪社會裏,不僅政治活動家是各路好漢,用以分配官職和決定政策的方法也五花八門。各個團體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富人靠行賄,學生靠抗議,工人靠罷工,市民靠暴動,軍人就搞政變,牧師則利用布道,教師利用講台來進行政治煽動,詩人、作家和藝術家則將他們的作品當作匕首和投槍,來表達自己的政見。”
把這個描述放在俄羅斯曆史身上,你會發現它是若合符契的,俄羅斯曆史上之所以能出現那麽多令人驚歎的文學家、思想家、藝術家,表達那麽多那麽深邃的思想,可能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永遠處於“普力奪社會”的國家。
也正因如此,它的曆史故事,總會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性。
如果說相比自然科學,人文科學是永遠一門預測準確性極低的學問,那麽亨廷頓這個人應該算是個異類。他那本著名的《文明的衝突》曾被認為預言了911以後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而這本成書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則成功預測了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向現代化轉型的失敗。
而今天,當我們拿它對照解讀俄羅斯曆史時,你依然能感到這個模型是那樣的若合符契。也許這就是大師的功力所在吧。
俄羅斯藝術中有一個著名的“巡回畫派”,其實這個國家本身,何嚐不是像巡回畫派所最善於描畫的那些苦行者一樣,永遠走在向現代化轉型而不得的永恒苦修路上……
作者:山巔上的加圖
很多這樣的國家自己本身就缺乏現代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丟掉了殖民地宗主國二等公民的身份認同,卻沒有建立自己的民族認同,連民族都沒有,何謂“民族獨立”?
第二步走過的不多,日本,台灣,韓國。
都需要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