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輕言的“必有一戰”

大國之間的戰爭，表麵上是軍隊的較量，實則是國力的比拚，而更深層的，其實是時間的較量。

掌握時間主動權的一方，有著更充分的定力，不會輕易言戰。

1 

“掐表開打”的太平洋戰爭

1941年的7月，日本東京的海軍省大樓內，幾個參謀正在瘋狂的翻箱倒櫃，他們受命收集一切能搞到手的材料，以便草擬一份報告，告知日本決策層，日本海軍在太平洋上擊敗美軍的可能性究竟幾何。

時間進入1941年下半年時，日美之間的關係已經極度惡化，表麵上看，雙方的談判還在進行，但實際上，此時的美國已經凍結了日本的在美資產，並宣布對日進行石油、廢鋼鐵禁運。
這兩招，直接掐住了日本的命脈，此時的日本所剩下的道路隻剩兩條——要麽徹底對美國屈膝，吐出其自日俄戰爭甚至甲午戰爭以來所有對外侵略擴張的成果，拱手交出東亞霸權。要麽拚死一搏，對當時的頭號工業強國美利堅發起挑戰。

前一種可能，是當時的日本沒人願意也沒人敢接受的。於是可選的道路隻剩下了一條，對美宣戰。

但這場戰爭究竟勝算幾何，什麽時候打合適呢？於是就有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日本海軍的參謀們受命緊急擬定一份報告，估算對美作戰的勝率。

而這份報告最終得出的結論是：隨著美國戰爭機器的隆隆啟動和日本工業的“斷糧”，日美實力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如果開戰時間拖到1942年以後，則日本無論如何不可能戰勝美國。而
在1941年年底以前，報告用的說法是“勉勉強強可以做到（ギリギリできる）”。

於是日本對美開戰的時間就基於這種認識被敲定了，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聯合艦隊突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

是的，從日本角度說，太平洋戰爭是“掐表開打”的，日本人就像是趕工上班一樣，心急火燎的開始了這場“國運之戰”。

當然，在今天的人們看來，日本人認為趕在1941年年末以前就能戰勝美國的思路是夜郎自大、愚蠢透頂的。哪怕僅以質量一枝獨秀的日本海軍而論，其主力艦總噸位數在鼎盛時期也不過就是美國海軍的七成不到，就憑這點家底，日本有什麽自信跟美國人硬碰硬呢？

可是在當時，日本軍界普遍設想的日美戰爭，不是二戰中真正發生的那種兩國死鬥，至死方休的模式。日本對這場“必然發生的戰爭”的設想，是基於他們打贏的上一場大國之戰——日俄戰爭的算法建立的。

在日俄戰爭中，沙俄海軍雖然強大，但遠道而來的沙俄第二太平洋艦隊，在漫長的旅途中被逐步磨光了血條，真正開到對馬海峽時，隻剩下了一架華麗的空殼，以逸待勞的日本人於是在對馬海戰中一戰定乾坤。

隨後的沙俄雖然還有國力再戰，但已經無心再耗下去了——遠東並非沙俄的核心利益所在，犯不上與日本人在這裏死磕，於是樸茨茅斯條約一簽，沙俄就將東北亞的霸權轉手讓給了日本。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日本人就覺得，這曆史可以重演麽！你看老美和老毛子何其相似乃爾——沙俄是個巨人，美國也是巨人。沙俄的核心利益不在遠東，美國的核心利益也不在東亞。沙俄核心區距離日本本土路途遙遠，美國人打過來也要跨過整個太平洋。那麽我們就用當年打沙俄的方式打美國就可以了麽！具體方法是：

第一，“臥薪嚐膽”、整軍備戰、保持一定的實力，軍力上可以弱於美國，但不能被甩開太大的差距。

第二，在開戰之後，迅速搶占西太平洋的所有島嶼群，圍繞日本本土建立多重防禦圈。

第三，等待美國人率領他們龐大的艦隊前來反攻，利用多重防禦圈逐次消耗美軍的實力，並在時機成熟後，以一場“對馬海戰”式的決戰一戰定乾坤，殲滅美軍的有生力量，迫使美國與日本媾和。

是的，這其實才是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最初的戰略設想——與同時代的希特勒入侵蘇聯不同，日本人再狂妄，也還沒有狂妄到想去占領美國本土，甚至連攻占夏威夷都沒有出現在其計劃內。日本對美作戰計劃，始終是一個先偷襲、再防禦、最終決戰，逼迫美國人媾和的“翻版日俄戰爭”。

這就解釋了太平洋戰爭中日軍很多看似匪夷所思的現象——

比如，被日本視為“決戰兵器”的大和級戰列艦，為什麽終整場戰爭幾乎都沒有真正參戰，始終在後方趴窩看戲，成為日軍口中的“大和旅館”。

又比如，在戰爭後期，美軍的蛙跳作戰明明已經如尖刀一般直插日本的心髒地帶，日本國內甚至高層為什麽還一派“問題不大”的認識，信心滿滿的在準備“最終決戰”。

一切的根源，在於日本人在對這場戰爭的構想上就犯了錯誤——明明選擇了主動進攻，卻夢想通過防守取勝。明明決定與美國撕破臉，卻又幻想美國在遭受一定程度的皮肉傷之後就會服軟媾和，拱手轉讓區域霸權，大家條約一簽，回過頭來，該咋做生意咋做生意。

這個構想的幼稚之處，在於日本明明將戰爭的主動權交給了對方，卻又單方麵幻想對方一定會按自己的思路來行動。

可是，如果美國人就是不就範，日本又當如何？這個事兒，趕工開戰的日本人，其實從來沒顧得上去想。

事實上，哪怕美國不在珍珠港事變僅半年後就在中途島打了翻身仗，哪怕美國在太平洋隻是執行最小消極的防守戰略——我不主動進攻你，你也沒能力再進攻我，雙方就這麽對耗著，我繼續掐斷你的所有戰爭資源，同時在家裏拚命爆兵、攀科技樹……等上個幾年，日本也同樣會因為戰爭潛力枯竭而戰敗，甚至更慘，國家因為封鎖而發生總崩潰。

這就是為什麽羅斯福會在開戰後會從容淡定的選擇“先歐後亞”的政策，主業打德國，業餘時間對付一下日本的原因——因為日本戰略上的愚蠢，讓這位總統深知其已“無能為也”了。
然而，反思日本二戰中這種詭異的戰略思路，你又不能說它是完全錯誤的。至少，采取防守姿態，一旦戰爭開啟，則執行分段阻擊的戰略，力爭通過“虎口拔牙”讓對方知難而退的戰略。對於大國博弈中實力較弱的一方，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戰略思路。後世地緣戰略學家們給這種戰略取了個名，叫“區域拒止戰略”——我沒有能力打你，但我有能力讓你不介入我的勢力範圍之內。

而上追曆史，我們發現，最早奉行“區域拒止戰略”並獲得成功的鼻祖，恰恰是二戰中挫敗日本的那個對手——美國。

我們看看曾經的美國是怎麽玩轉這一套的。

2

英美爭霸戰，為何“引而未發”？

這是目前全球艦齡最大的在役海軍艦艇——美國的“憲法號”風帆護衛艦（USS Constitution,IX-21）。

美國人將這艘已經下水兩百多年的戰艦一直保留在現役至今，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紀念他們曾經賴以崛起的軍事、外交思維模式。

美國在剛剛建國時，其實力相比於英、法等老牌歐洲列強是非常渺小的，而直到18世紀末，西方當時發展出的可供選擇的外交思路其實並不多。要麽你實力強大，有資格挑戰霸主地位，要麽你實力弱小一些，依附、斡旋於列強之間，靠“間於齊楚”謀得利益。或者更高明一些，學習英國，玩“離岸平衡外交”（或稱攪屎棍外交），挑逗列強鬥列強，維持大陸均勢，從中漁利。

可是這些誕生於歐陸的外交思維模式，似乎都不是為美國量身打造的，最適合當時美國的外交戰略，似乎是另一種更獨特、巧妙的思維。1796年，華盛頓在卸任總統時，曾在《告別演說》中模糊的提出了這種戰略：

“歐洲有一套基本利益，它對於我們毫無或甚少關係。歐洲經常發生爭執，其原因基本上與我們毫不相幹。所以，如果我們卷進歐洲事務，與他們的政治興衰人為地聯係在一起，或與他們友好而結成同盟，或與他們敵對而發生衝突，都是不明智的。

我國獨處一方，遠離它國，這種地理位置允許並促使我們奉行一條不同的政策路線。如果我們在一個稱職的政府領導下保持團結，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可以不怕外來幹擾造成的物質破壞；我們就可以采取一種姿態，使我們在任何時候決心保持中立時，都可得到它國嚴正的尊重；好戰國家不能從我們這裏獲得好處時，也不敢輕易冒險向我們挑戰；我們可以在正義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戰問題上作出抉擇。

我們為什麽要摒棄這種特殊環境帶來的優越條件呢?為什麽要放棄我們自己的立場而站到外國的立場上去呢?為什麽要把我們的命運同歐洲任何一部分的命運交織一起，以致把我們的和平與繁榮，陷入歐洲的野心、競爭、利益關係、古怪念頭，或反複無常的羅網之中呢?”

這種思維，在1823年詹姆斯·門羅總統所發表的國情谘文中，獲得了精簡的提煉：“今後歐洲任何列強不得把美洲大陸已經獨立自由的國家當作將來殖民的對象。美國不幹涉歐洲列強的內部事務，也不容許歐洲列強幹預美洲的事務。”

簡單的說，從華盛頓到門羅，美國決策層所提煉總結的外交戰略就是達成“偏霸”——通過拒止歐洲列強介入美洲事務，來保證自己的安全，同時為自己的發展留下足夠廣闊的空間。
一直到20世紀初的“大白艦隊”橫空出世前，美國海軍的建軍思路也一直是為服務其外交展開的。就像“憲法號”所體現的，美國人對當時歐洲列強所喜歡建造的那種主力戰列艦並不感冒，而更偏愛“憲法號”這種“小快靈”的護衛艦。因為這種戰艦在一旦發生戰爭時，能夠更好地對從歐洲遠道而來的列強的商船進行商路破襲，進而完成“區域拒止”的目標。

所以光從建軍思路上看，建國之初試圖發展區域拒止能力的美國人，就比百餘年後為了“天皇出巡必須八匹馬拉車”這種龜毛理由選擇造戰列艦而不發展航空兵的日本人高了不止一個層次。

但是，自稱地緣得天獨厚的美國，在執行“門羅主義”和發展區域拒止能力時，其實也有一個繞不開的BUG，那就是華盛頓所說的那個歐洲，對美國人來說其實並不遠在天邊，而是近在眼前。至少在整個十九世紀裏，當時的世界首強大英，有一塊很重要的殖民地，其實就安插在美國人的身旁——加拿大。

某種意義上說，19世紀的英美，圍繞加拿大問題的矛盾，甚至比20世紀美日在遠東的矛盾還要大的多——英屬加拿大與美國不僅領土接壤，人口同文同種，領土還十分遼闊。把這樣一塊英屬殖民地放在那裏，對於一直強調“歐洲不要幹涉美洲事務”的美國人來說，真的是一個莫大的諷刺——你老美不是要為全亞美利加謀解放麽？加拿大就在旁邊，你怎麽不敢打？

其實，在1812年，美國還沒有把自己的崛起戰略徹底想明白之前，還真動過加拿大的腦筋，這一年爆發的英美戰爭又被稱為“第二次獨立戰爭”，美國人在這場戰爭中的戰略目標，就是完成獨立戰爭未竟的事業，將英國佬徹底驅趕出北美。

但戰爭的結果，是讓美國人失望的，英軍長驅直入占領華盛頓，美國連總統府都被燒成白宮了。如果不是因為同時期歐洲拿破侖戰爭的掣肘，剛剛獨立幾十年的美國會不會重新淪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恐怕都不好說。

而躲過著一劫的美國人也想明白了——作為新興國家，在實力尚不足夠的情況下，不能強行與世界霸主英國去掰手腕。哪怕對方時在“騎臉輸出”，其存在於自身要奉行的國策相抵觸，也必須執行戰略隱忍。

所以，在之後整整一百年中，直到美西戰爭爆發前。美國人在執行旨在拒止其他列強插手美洲事務的“門羅主義”選擇的一直是一種微妙的，“堅定但溫柔”（Gentle and firm）的操作方式——一方麵，門羅主義作為一個口號，是被拿來當做大旗打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等理念曆屆美國政府都在重複。但另一方麵，美國在具體執行時卻並不急於迫使各列強趕緊卷鋪蓋走人。而是通過文化、貿易、移民、贖買等軟手段，一點一點拉進自己與美洲鄰居之間的關係，而讓他們疏遠遠在大西洋彼岸的宗主之間的關係。用水滴石穿，繩鋸木斷的方式達成目標。
其中，與霸主英國和英屬加拿大的關係處理則更為耐人尋味。

理論上講，作為兩次爆發戰爭的前宗主與獨立者。英美之間存在深切而複雜的“猜疑鏈”，且兩國領土通過加拿大直接接壤，理論上說，美國在於加拿大邊境線上陳列重兵，反而是較為正常的。

可是美國偏偏沒有采取這個策略，反而直到一戰前都一直奉行一種“最小陸軍”的模式。

這種思路成功的轉移了霸主英國的注意力，以至於在19世紀中葉，英國即便在美洲，其眼中的頭號對手也不是事實上實力急速增長的美國，而是跨過白令海峽、進入阿拉斯加，試圖在美洲搶地盤的沙俄。

當然，英國此時未必不知道美國人的這種低調，打的到底是什麽算盤。可是作為世界霸主，它在權衡外交政策時的算法是不一樣的——英國要優先解決那些跳的最高，最急於侵犯自己切身利益的那些刺兒頭（比如沙俄、法二、德二）。而對於美國在美洲紮起的那道若有如無的門羅主義的“籬笆”，英國人做出過數次“翻越籬笆”的嚐試，美國也給予相應的不同力度的回擊。但在1812-1914的這一百年美國“超越期”當中，雙方始終沒有將關係談崩到徹底撕破臉的邊緣。

美國人顯然明白，選擇直接挑戰英國，即便能夠成功，也將是損失巨大，且不明智的。而英國人也懂得，在美國具有相當的區域拒止能力時，與美國的開戰，即便能打下來，扼殺自己這個潛在的對手，也會崩掉自己的一口好牙，讓其他的追趕者從中漁利。

兩個明智的大國就這樣彼此保持著模糊但始終對美國有利的平衡，就這樣整整延續了一百年，直到百年後，美國人不僅獲得了門羅主義的實現，還進而獲得了世界霸權。

3

決定國運的是時間，而不是戰爭

比較太平洋戰爭前的日本和第二次獨立戰爭後的美國，我們會發現這兩個國家在目標上是相似的——都是力圖得到一個區域霸主的地位，並畫出一片足夠大的勢力範圍，以便供自己的國力得到發展。兩國選擇的外交、建軍思路也是相近的——都認識到自己目前並沒有能力與首強打一場全麵的爭霸戰爭，而把對戰爭的目標定為進行“區域拒止”，一旦開戰，則力求守好自己一畝三分地之上。

但明明目標相近、手段相似，為什麽美國獲得了空前的成功，而日本卻招來的了悲慘的失敗呢？

我想這背後的原因，除了兩國的文化、政治形態和外交環境等複雜因素之外。一個最重要的區別就在於，這兩個國家，到底是將爭霸戰當做是迫不得已的底牌，還是急於出手，似乎過期不候的“王炸”。

美國在積累國力的頭一百多年中，門羅主義的觀點雖然逐步被精英們普遍接受，但主流社會自1812年之後就再沒有產生過主動北上去跟英國掰掰手腕的想法。美國幾乎將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的存在視若無物，將主要精力都投注於目前能以最小成本做成的事情上，購買路易斯安那，購買佛羅裏達，購買阿拉斯加……所有的擴張都盡量順勢而為，謹慎的避免與列強尤其是首強英國發生碰撞的風險。

反觀日本，最晚自石原莞爾提出他的“最終戰”的理論，把美日之間的衝突上升到“文明的衝突”，這個層級後。“日本與西方必有一戰”，甚至“日本與美國必有一戰”的思路，就成為了該國政治、軍事精英甚至平民百姓所共知的綱領。日本這個國家，開始像掐表趕火車一樣，心心念念的開始為那場“最終戰”做準備，勒緊褲腰帶造大和艦，勒緊褲腰帶搞侵略擴張，所有的動作都像趕時間一樣力圖最快的完成。

可是這樣趕工的結果，就是導致了時間最終不會站在你那一方，最終就像日本海軍省上交的那份報告一樣，戰爭必須在某個時間點之前開打，否則就贏不下來了。

而事實證明，大國之間的戰爭，表麵上是軍隊的較量，實則是國力的比拚，而最深層的，其實是時間的較量。

飛機、坦克、航母、導彈都不過是手段，離岸平衡、區域拒止，也不過隻是花招。衡量國家興衰的最終關鍵，要看時間到底站在誰的那一邊？誰的國力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發增強？誰的人民會隨著經濟的發展日子越過越好？誰的科技、文化會因為培養、鼓勵和吸引更多人才，實現更多的創新和突破？如果這些答案都對己方有利，那麽你就可以自豪的說時間站在了我這一邊，我們因之就終將獲得勝利。

而相比之下，“必有一戰”就成為了一種操切、多餘、甚至是錯誤的叫囂。因為一個擁有無限空間和未來的民族，不需要急於通過一場戰爭來自我證明，時間會最終授予每個國家、每個人他最終應得的東西。

的確，“真理在大炮的射程範圍之內”，但更重要的“國家是時間河流上的行船”——這兩句話，同樣出自那位德意誌的鐵血宰相俾斯麥。

 

 

作者：海邊的西塞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