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帝國盛世，任何蘇聯人都不會想到17年後國家會發生解體

1974年，蘇聯人有足夠的理由和自豪相信他們的社會製度和發展模式是世界上最優越的。

此前的一年美國和西歐普遍陷入經濟危機，1973年美國、聯邦德國、英國和法國等西方大國的工業生產指數普遍下降10%以上，而失業率達到8%左右，另一方麵則物價指數上漲10%以上，最誇張的英國上漲了50.1%，就連被奉為經濟永不衰退神話的日本也出現經濟負增長。經濟低迷繼而帶來金融危機，西方股市長期陷於熊市之中，1973年-1974年美國標普500指數下跌了近43.3%。西方此後十餘年長期停留在滯脹的陰影下，平均每3年就有一次衰退，整個七十年代，歐美主要國家GDP增長率平均多數在2%以下，而消費物價指數上漲普遍在10%以上。

西方經濟危機表麵上是“石油危機”引起的，實際反映了西方的製度的深層次問題：凱恩斯主義失靈、國家調控經濟的能力減弱，長期占經濟主導的傳統產業衰退，金融政策紊亂、貨幣超發、信用規模過度擴張，以及部分產業產能過剩等。西方經濟製度在全球的吸引力降至冰點，20世紀70年代大量亞非拉國家開始拋棄“歐美”模式，轉而複製或部分采用蘇聯經濟模式。

不僅僅是經濟，資本主義世界最引為驕傲的的民主製度，此時也發生了危機。整個六七十年代，韓國、菲律賓、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希臘等政變槍聲此起彼伏，一個個民選文官政府倒台。就連民主製度的“聖地”法國和美國也接連發生政治危機。1968年法國發生了“五月風暴”，60多萬大學生和1000多萬工人罷課、罷工，並提出了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的口號，導致再造法國的民族英雄戴高樂第二年下台。在美國，從1963年到1974年的11年間已經更換了4位總統，其中的肯尼迪死於暗殺，約翰遜任期內反戰和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社會永遠沒有太平過，而尼克鬆又因“水門事件”巨大醜聞黯然辭職，這一切看來美國的民主製度也將日薄西山，遠遠沒有蘇聯政治製度穩定。

這時的世界主要大國，隻有蘇聯人享受著和平、穩定、繁榮，隻有他們更能看到未來的希望。蘇聯1973年工業增長率達到7.8%，就連最受詬病的農業也有了出色進步，這一年糧食產量達到22250萬噸，“九五計劃”(1971—1975)前三年產量之和就超越了整個“八五計劃”的糧食產量總和;該蘇聯有1150萬人遷入新居，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巨大的改善。

蘇聯的一係列“超級工程”，比如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水電站、世界上最長的輸油幹線蘇聯東歐之間上萬公裏的“友誼管道”、秋明億噸級油田和陶裏亞蒂年產66萬輛汽車廠也都紛紛竣工。蘇聯還在新的科技革命中占據了上風，宇宙航天與美國不分勝負，計算機研究方麵雖然落後於美國，但是保持著世界老二，基輔計算機工程研究所研製的計算機有些機型性能甚至超越美國IBM的計算機。並且蘇聯的計劃經濟比美國更需要精密的計算，早在1962年,蘇聯信息技術之父格盧什科夫就提出要建設一個全國性的計算機網絡和自動化係統，也就是現在所說的“互聯網”。人們沒有理由不相信：蘇聯不僅掌握著現在，也掌握著未來。

蘇聯的體製和國情看起來真是最完美的：計劃經濟體製使得國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而二戰後蘇聯領導人又能不斷做出調整和改革，讓製度持續產生新的活力;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保持有限的交往，這樣既可以吸收西方的科技和資本，又形成對對外部經濟風險牢固的防火牆;蘇聯具有龐大的市場，蘇聯和它牢牢控製的其他經互會成員國人口達到4.5億，這是當時美國人口的兩倍多;蘇聯又擁有廣闊的國土和充足的自然資源，尤其是蘇聯具有充足的石油天然氣資源，1975年蘇聯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產油國，石油產量長期維持在5億噸以上，當西方國家陷入石油危機的時候，蘇聯卻大賺石油外匯，1974-1984年間至少有2700億美元進賬。

我曾經在俄羅斯多個城市遊曆，從最東部的海參崴到最西部的聖彼得堡，整個俄羅斯就像一個巨大的蘇聯博物館，基本維持著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原樣，除了莫斯科、聖彼得堡這些大城市有些革新外，絕大多數城鎮的工廠、居民樓、電車都還是蘇聯時代的，甚至正在使用的私家車也是蘇聯時代遺留的，所以可以很容易感知蘇聯時代的發展水平。就城市建設水平和規模來看，20世紀70年代的莫斯科遠遠好於北京，也好於當時的香港，稍差於東京。當時蘇聯農村也不賴，1976年蘇聯人消費了102萬輛汽車(按照人口與車輛比算，中國2006年汽車銷售量才達到這個水平)，其中農村購買的就有39萬輛，1970年代中蘇之間農村的差距更是遠遠大於城市之間的差距。那時候的蘇聯的確已經非常接近發達社會。

在這裏不想過多地討論蘇聯和西方製度孰優孰劣。人們對蘇聯體製有太多的刻板印象，其實從赫魯曉夫以後的蘇聯製度不再是那麽冰冷、集權，民眾開始可以批評政府，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灌製的嬉皮士音樂唱片獲準在蘇聯發行，蘇聯本土搖滾樂隊“時間機器”唱片銷售量達到1000多萬;蘇聯與西方開始有密切的技術和經貿合作，甚至使用西方貸款，就像今天中美高層之間有“戰略經濟對話”一樣，當時美蘇之間也成立了“貿易經濟委員會”舉行定期對話，洛克菲勒、哈默這些企業家都成為蘇聯領導人的座上賓。今天人們站在道德和自由主義的立場上，蘇聯體製似乎是一文不值，但是就效率和實用性角度來看，蘇聯能夠在短短幾十年內完成工業化，並且基本趕上歐美發達國家水平，這說明其製度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的一麵，至少是在與當時資本主義競爭中，優勢是各有千秋的。

然而，1974年前後幾年可以視為一個分水嶺：蘇聯看到歐美日紛紛陷入危機和動蕩，越來越迷信自己的製度優勢，幾乎完全廢止了以擴大基層自主權和減少行政幹預為主要內容的新經濟體製政策，又回歸到強調計劃指令的老路子，雖然勃列涅夫在1971年”二十四大“上適時提出了集約化經濟升級路線，蘇聯也已形成較好的科技基礎，但是因為體製束縛，導致集約化根本無法實現，蘇聯與西方勞動生產率的差距不僅沒有降低，反而擴大;蘇聯黨內一些主管經濟的高官和經濟學家越來越明白隻有“市場社會主義”才是推動蘇聯經濟轉型升級的最佳途徑，然而勃列日涅夫固步自封，把人類普世意義的製度工具，貼上意識形態的標簽，指使蘇聯理論界猛烈批判“市場社會主義”，認為這是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偽善建議、歪理邪說，甚至傾向改革的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蘇共“二十四大”報告中也不得不表態要抵製市場調節的“錯誤傾向”。

蘇聯基於資本主義已經腐朽不堪的錯誤判斷，爭奪世界領袖的雄心越來越強烈，在全球各地采取主動出擊戰略，把大量財力投入到軍工和對外援助，最後成為巨大的財政負擔。勃列日涅夫也逐漸拋棄剛剛上任時候的謙虛和民主作風，越來越醉心於自己的“領導成就”和“領導才能”，除了熱衷於集權和培養自己私人勢力外，還拚命給自己授勳，他先後獲得”列寧和平獎“、“蘇聯英雄”、“蘇聯元帥“、“列寧文學獎”等獎章，1976年勃列日涅夫70壽辰時，《真理報》連續7天開辟專欄進行歌頌。整個蘇聯高官階層的腐化也也越來越嚴重，與人民越來越對立。

最有意思的是，蘇聯麵對過去的成績沾沾自喜，舉國上下沉浸在“發達社會主義”的幻覺之中。1971年蘇共“二十四大”上勃列日涅夫宣告蘇聯已經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又說：我們已經創造了一個人類曆史上沒有過的新社會，這個社會沒有經濟危機並且長久繁榮，“並在逐步發展成為共產主義社會”。蘇聯的頂級理論家們也都主動或被動地站出來鼓吹“發達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列昂節夫稱蘇聯社會主義在一切領域都比資本主義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優越性;哲學家費多謝耶夫稱蘇聯社會主義已經取得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完全勝利。蘇聯理論界宣稱，“發達社會主義”是繼列寧開創“十月革命道路”之後的第二次理論創新。1978年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編輯出版了《發達社會主義》一書，作者全是社會各界名流，從14個領域介紹和論述發達社會主義社會，全書皇皇30萬言，盡是空話、假話。蘇聯全國、全黨、全部教育和研究體係，都圍繞著一個虛幻的“理論”在謳歌和詮釋，不僅敗壞了思想風氣，更讓蘇聯喪失了對實際情況的清醒認識。

另一方麵，處於困境的歐美則實現了鳳凰涅槃，70年代中期以後，以弗裏德曼、科斯、拉弗等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逐漸興起，受這些經濟思想影響，誕生了”裏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這是繼羅斯福新政之後，資本主義製度的另一次重要修正和自身的完善。進入80年代後，西方大國普遍進入佳境，美國在裏根任期GDP增長85%，CPI指數下降到5%以下，失業率下降到6%以下，標普指數500從105上漲到353，從1987年起美國進入長達13年的大牛市。 英國GDP增長率也從1982年的-2.2%升至1988年的5.9%，CPI指數從1980年的18%迅速回落至1986年的3.4%。

而蘇聯經濟在“第十個五年計劃”期間(1976—1980)已經開始陷入困境，據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學者對蘇聯統計數據的修正，這期間經濟增長率僅在1%上下。尤其是進入8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經濟的問題係統性爆發，通貨膨脹、財政赤字迅速擴大、人口老齡化、投資效率降低、基礎設施老化、重工業產能過剩、輕工業供不應求，整個國民經濟難以維持，昔日看似堅固的帝國瞬間到了崩潰邊緣。在1974，相信任何蘇聯人都不會想到17年後他們強大的國家會發生解體。

蘇聯的教訓再次提醒世人：不要輕言自己的製度優勢，一定要保持謙虛學習的心態和憂患意識，當代社會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思想(這一點容易被忽略)更新的速度都太快，如果稍有懈怠，很可能短短幾年之內便會成敗易位。任何後發國家都應該記住蘇聯的慘痛教訓。

 

 

作者： 王明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