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什麽會恐懼自由？

人對未知的世界懷有本能的恐懼，對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持有本能的懷疑，在“得不到”和“已擁有”之間往往更珍視後者。

《房間》是一部我非常喜歡的奧斯卡獲獎影片。故事說的是一個名叫喬伊的女孩被變態男子誘騙，囚禁在一間十平方米的帶密碼鎖的房子裏達七年之久。在此期間，她遭到強奸，生下了兒子傑克。傑克長到五歲都沒見過外麵的世界，不知道落在天窗上的枯葉是什麽東西，分不清電視裏真人和動畫之間的區別——喬伊無時無刻不想掙脫牢籠，但她卻給兒子編織了一個又一個美麗的童話，以使其快樂地成長。

一次停電促使喬伊下決心自救。她先後讓傑克裝病、裝死，試圖騙過來訪的變態。然而，傑克非常恐懼，不願合作。於是喬伊親手粉碎了由她締造的童話，告訴兒子牆外的世界很精彩，以此引導他對自由的向往。可惜結果不如人意。傑克陷入到了巨大的恐慌之中，不相信一牆之隔的那個世界，一口一個“不可能”，甚至說喬伊是“騙子”。

喬伊很痛苦，把自己被拐的經曆講了出來，誰知兒子怒吼說“這個故事太無聊”；喬伊又說“你已經五歲了，應該幫我一起改變現狀”，兒子說“我想回到四歲”。喬伊無奈道：“你不覺得這個房間很臭嗎？”兒子完全不認同，他覺得非常溫馨。

看到這一幕，我想到的是一本名叫《逃避自由》的書。

人對未知的世界懷有本能的恐懼，對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持有本能的懷疑，在“得不到”和“已擁有”之間往往更珍視後者。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麽人很多時候會害怕自由，為什麽《肖申克的救贖》裏被監獄馴化好了的犯人即使放他出獄也哪都不想去。

自由從來就不是一種最迫切的人性需求，懶惰和貪婪都比它更有市場。隻有在比較當中，自由的重要性才能顯現出來。

多年後，逃出魔窟的喬伊在傑克的強烈要求下故地重遊。與諱莫如深的喬伊不同，被保護得很好的傑克對那所房間沒有任何痛苦的記憶。於他而言，那反而是他感受母愛最集中、最充分的地方。雖然彼時的他連健康都很難保證，但回想起來還是充滿了暖色調，就像另一部電影《再見列寧》開頭那段溫情脈脈的家庭錄像一樣。

柏林牆倒塌後，東德人民迎來了向往已久的自由。但很快他們便意識到，自由是權利也是負擔。不再有國有工廠，不再有穩定的收入，每個人都被拋到市場經濟的洪流中獨自麵對一切，為自己的選擇買單。這時，那些喪失了競爭力的前東德人開始懷念起之前的好來。

人性深處本就潛藏著對力量的原始崇拜，舉國體製又曾經成功地把加加林送進了太空。於是，在自家後院造火箭便成為那一代東德少年的集體回憶，以至於許多年後當他們被西德的資本家炒魷魚時，會情不自禁地給那段美好的記憶鍍金，放大它的意義。

但是話又說回來，自由的甜頭隻要嚐過一次，任何人都不會再甘心回到原先封閉的狀態。就像傑克重返他出生的房間時，第一感覺便是空間縮小了，不願關門。即使他對屋子裏的每樣東西都飽含感情，最後的選擇還是與它們一一告別，揚長而去。

中世紀時，歐洲人缺乏自由，卻處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當中。人們的社會地位雖然被牢牢釘死，但擁有較強的安全感，很少為前途與命運擔憂。

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使人們在精神層麵取得了自由，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又讓人們在政治和經濟上獲得自由。但這一次次的衝擊卻也將個體推到了孤立無援的境地，隻能靠自己的雙臂撐起生存的天地。失去保障的人們，尤其是他們當中的弱者，惶恐不安，迷茫焦慮，與自己、與他人都變得疏遠起來。在這片持續上演著“饑餓遊戲”的黑暗森林裏，自由成了沉重的負擔，壓得人難以忍受，於是人們在恐懼中漸漸生出逃避的念頭。

逃避的方式要麽是操控他人彰顯自己的力量，要麽是屈從於強權以獲得保護和歸屬感。自由曾經是一種解脫，現在卻帶來新的枷鎖。我們以為互聯網打破了權威，以為鑽進吹噓商業模式、販賣各種思維的社群便踏入了新時代，殊不知這隻是為了滿足虛幻的安全感而主動放棄思考後的媚俗與無知。

所有人都隻看穿越網劇和所有人都隻看八個樣板戲同樣可怕，因為放眼望去，皆是一望無盡的文化沙漠。而前者的迷惑性更強，它讓你誤以為那是自己的聲音、自己的選擇，大腦繳械投降，謊言長驅直入，在你的意識領域占山為王。

從《1984》到《美麗新世界》，極權統治的手段一直在進化，就像互聯網從論壇、博客發展到微博、微信一樣。對比早期的BBS和現在的微信公眾號不難發現，理性深入的探討越來越少，段子、雞湯和軟文越來越多；直麵現實的勇氣越來越少，反智主義和消費主義越來越多，每一個人都浸泡在娛樂至死的糖罐裏孜孜不倦地賺錢和購買。

早在將近二百年前，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就預言了這一趨勢。他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中振聾發聵地提出： 在專製社會中，人們相互之間再也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和家庭的任何聯係，他們一心關注的隻是個人利益，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專製製度非但不與這種傾向做鬥爭，反而使之暢行無阻，因為專製製度奪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專製製度用一堵牆把人們禁閉在私人生活當中。人們原先就傾向於自顧自，專製製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秋霜，專製製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

在這類社會裏，沒有什麽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拚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拚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欲望、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嗜好。
 

專製政府為什麽縱容甚至助長這種風氣呢？托克維爾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了使人們的思想從公共事務上轉移開。

自由的真諦是免於恐懼，很多實現了財務自由的人依舊活在對未來的憂慮之中，還不如鄉野村夫自由。當藝術家不敢放開手腳地寫、淋漓盡致地拍，搔首踟躕時，他是不自由的；當年輕人的談婚論嫁不能遵從內心，發乎愛情，而要看父母的臉色，算計利益，考量家世時，他也是不自由的。

唯有當生命的價值不必用外在的成就來衡量時，唯有當個人不必受到權力和金錢的操控時，唯有當每個人的良知與理想不是出於滿足任何人的期望，而是他自發的、獨特的主觀能動時，自由的光輝才能灑滿人間。

而這一切的起點，是回歸內心，多問問自己究竟想要什麽。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弗洛姆認為：“一個所謂能適應社會的正常人遠不如一個所謂人類價值角度意義上的精神病患者健康。前者很好地適應社會，其代價是放棄自我，以便成為別人期待的樣子……相反，精神病患者則可以被視作在爭奪自我的戰鬥中不準備徹底投降的人。”由此，他進一步推斷出一個著名的觀點：在病態的社會裏，精神病人反而更健康。

精神病人是孤獨的，而正常人最害怕的就是孤獨。原因有兩個方麵。一是不與人合作，就難以生存；二是生命若無從屬，若無某些意義與方向，人就會被虛無壓垮，就像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中所描寫的那樣。

因此，人格不獨立的“類人孩”們必須讓自己寄居在統一的大纛之下，用偽思想喂飽“假我”。他們號稱自己是自由的，其實早就放棄了自由思考的權利，不懂得自由的底線是不傷害他人的自由；不懂得自由不是想做什麽就做什麽，而是不想做什麽就可以不做。

身份習俗、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主義，無論多麽荒誕不經、微不足道，隻要它能使個人與其他人聯係起來，就能讓人逃避他內心深處最懼怕的一件事，那便是孤獨。即使長此以往人的心靈會愈發空虛，人的“真我”會瀕臨滅絕，也在所不惜。

對於這類可悲之人，也許隻有約翰·密爾在《論自由》裏的忠告能讓他們稍微有所警醒：“比起個人來，時代更容易出錯，因為每個時代都有很多種看法，在隨後的時代裏會被認為是錯誤甚至荒唐透頂的；同樣，也有很多當下不為人所理解乃至拒斥的看法，在未來卻被普遍接受，奉為真理。”

 

作者： 曠野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