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還是發聲？

起初他們追殺猶太人的時候，
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的時候，
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的時候，
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
那時已經沒有人能為我說話了。
 ——馬丁·尼莫拉牧師

 

這是一首刻在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的短詩，簡短的幾行文字真切地描述了沉默者在集體失聲時所扮演的負麵角色。很不幸，這些沉默者們都為自己的沉默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顯然，“沉默是金”在此處不適用了。那麽，這是不是就意味著我們該摒棄這句老古話呢？不然，老古話得以流傳自有他的道理。

有一種言論認為，中國人是這世界上忍耐力和抗壓能力最好的人群之一。在外人看來，麵對苦難，麵對災禍，我們中國人仿佛就是那麽的敦厚善良，大多數人總是選擇逆來順受，總是學會服從和屈服。用學者的話來說：這就是中國人的奴性。

上個世紀中期，魯迅曾經批判過中國的這種奴性文化，他甚至將中國曆史概括為兩段曆史

1.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2.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時至今日，在中國人的身上似乎依然留有這不變的“奴性”。台灣作家龍應台就曾寫過《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生氣，沒有用嗎》等諸如此類的文章，以表達她對國人如此沉默，坐視不管的憤怒。對此，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數》中這樣寫：龍應台女士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為什麽不說話。她在國外住了很多年，幾乎變成了個心直口快的外國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這是不對的。沉默是一種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國人，外國人中也有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其實，最初王小波也曾選擇過這種生活方式，他說自己曾屬於“沉默的大多數”。

王小波出生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童年趕上社會改造，青年被派下鄉插隊，做過教師，當過工人。他的身上深深地留下了時代的烙印。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

中國人受著中國人的“熏陶”，《沉默的大多數》中這樣寫道：我從記事時開始，外麵總是裝著高音喇叭，沒黑沒夜的亂嚷嚷。從這些話裏我知道了土平爐可以煉鋼，我還知道一畝地可以產三十萬斤糧，然後我們就餓的要死。總而言之，從小我對講出來的話就不大相信，越是聲色俱厲，嗓門高亢，我越是不信......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天吃飯時，每人碗裏有一小片臘肉。我弟弟見了以後，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衝上陽台，向全世界放聲高呼。結果被爸臭揍一頓。經過這樣的教育，我一直比較深沉......在我小時候，話語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雞皮疙瘩.....幼年的經曆，家教和天性謹慎，是我變得沉默的起因......至於我最終選擇沉默多年，其主要原因是：從話語中，你很少能學到人性，從沉默中卻能。假如還想學得更多，那就要繼續一聲不吭 。

在那個年代，做一個沉默的大多數，遠比做一個喜歡發表意見和“話語”的人要來的理智，在那樣一個沒有理性的時代中，“話語”太多的人往往是不理性，缺乏思考和常識的人。而沉默卻可以使人學會冷靜和思考，身處“沉默”才能夠避免“進了那個圈子就要說那種話，甚至要以那種話來思索”的窘境。
是的，錯誤的根源不在我們。這是時代的悲哀，是中國人的悲哀。

翻開曆史，中國曆朝曆代的大規模屠殺，趕朝換代的戰爭，株連九族的暴政，外來名族的侵略，爛熟於心的中庸之道...已對老百姓造成了長期的選擇壓力，那些勇敢的人，正直的人，富有正義感的人往往容易招來殺身之禍。而那些唯唯諾諾的懦夫，奴才，順民則能更好的適應這種高壓環境，在這種特定的選擇壓力下生存，繁衍下來。如此，中華名族幾千年的文化似乎就是生存文化。

作為後人，我們深受老一輩的影響，“小不忍則亂大謀”，“槍打出頭鳥”，“管住嘴，邁開腿”都是自我警醒的金玉良言。我們長期生活在各種重壓之下，社會的重壓，他人的重壓，權錢的重壓，責任的重壓。在嚐盡了挫敗的滋味後，我們變乖了，學聰明了，也懂得了什麽是“不敢說”，“不能說”，“不必說”，最後也就“懶得說”了。於是，在公共場合保持沉默成了大多數中國人終身奉行的明哲保身的潛規則之一。可是，當潛規則泛濫。

一攤開報紙，一打開瀏覽器，一條條新聞迎麵而來“學術腐敗醜聞”，“狂犬疫苗造假”，“某省貪官查處”，而人們對此卻嗤之以鼻。也是，諸此新聞鋪天蓋地，有何新鮮勁兒？再看看這觸目驚心標題“幼童失足落入冰冷水塘，圍觀者上百無人施救”，“女子頂樓欲輕生，圍觀者催其快跳不要浪費時間”。這一幕幕的悲劇背後折射出的是中國人的看客心態。可當我們每天喝著皮革奶，吃著鎘大米，用著地溝油，買著染色蔬菜，住著“豆腐渣”工程時，我們還要沉默嗎？今日的中國不缺高聳入雲的摩登樓，不缺奇花異草的錦繡園，不缺渾渾噩噩的官僚群，不缺風花雪月的文人詩意。中國缺什麽？中國最稀缺的是社會的良知！是“文明，公平，熱心，正義”的社會道德！

我們每一次不應該的沉默都會付出應有的代價;好人的每一次退讓都會助長惡人囂張的氣焰;大眾的每一次默許都會縱容謊言的升級。所謂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到頭來如成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豈不笑話？！

所以說，該沉默的時候要沉默，該發聲的時候就該發聲。我想，也許正是因為懂得了這份責任，在沉默了四十年之久後，王小波最終選擇發聲，以一個終於開口的積極沉默者的姿態，冷靜地分析文革，分析國人的集體沉淪，用他獨有的黑色幽默談道德，談理性，談信仰，用筆捍衛一個騎士的榮譽，用文字影響下一代人。

除此之外，在沉默與發聲的問題上，能夠合理的對兩者進行把持，其實並不那麽容易。放眼社會，就有這樣一群人，麵對強權，他們忌憚。麵對弱者，他們鄙夷。他們會為了釣魚島，裝著愛國心，去上街遊行，嚷嚷著要滅了小日本，但卻不敢喝斥街頭小偷；災難之後，會積極加入感傷洪流，卻將沉默者都視為冷酷或居心叵測。諸如此類缺乏邏輯，極盡煽情的事，讓人躲避不及。但是像這樣的發聲，發出的隻會是無效的音，由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消極的沉默。

所以說，有的時候，沉默是一種智慧，一種理性，一種蓄勢，一種保全自我的方式。很多時候，我們也需要沉默，因為我們需要思考，需要去看清事物背後的虛虛實實。但是，如果沉默逾了界，那就變了味兒；而有的時候，發聲是一種反抗，一種正義，一種維護權益的方式。很多時候，我們也需要發聲，因為邪也會勝正，我們需要撥開迷霧為正義辯護。但是，如果發錯了聲，那就變成了聰明反被聰明誤。

沉默與發聲是一門人生的藝術。麵對所發生的，我們要保持獨立的靈魂，進行獨立的思考判斷，在該沉默時堅持沉默，在該發聲時勇敢發聲，做一隻特立獨行卻不失理性的“豬”。

 

 

作者： jack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