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老師是和我同一年入職的理工科985,她在歐洲大陸某名校拿的博士,比我年紀大好多。因為她已經是國內某大學的正教授,所以也是以正教授的職稱入職的。其人呢,大家覺得很古怪,但是我覺得她隻是真誠、執拗、不曉世事而已。她非本地人,已婚很多年,但是卻是孤身一人來這裏上班,家裏並沒有跟來。她來這裏是踩了很多坑的,我寫她的故事是讓大家警醒。
她常說:她來之前,學校告訴他,學校有大量的科技經費,100萬的科研經費是小數字。結果她來了後才發現,這100萬的科研經費是需要申請的,並不是來了就有,而且申請的難度也不低。我這時已經在國內曆練了一年,很多貓膩都已經門清,對很多忽悠早已經免疫。比如,來了後有多少科研經費,給你什麽官位,很多講的隻是可能性,而不是一定要給你的,所以去之前一定要問清楚。我親戚和朋友經常問,為啥不把這些承諾都落實到合同裏麵去?其實大學的合同,我們這個級別的,都是格式合同,不能自己改動。我想哪怕有些條款寫進了合同,也是廢話,因為如果學校不履行合同,這種能寫個性化合同的老師肯定水平很高,他們大多也是跳槽了事,畢竟打官司時間成本、法律成本很高。
我以前覺得校領導是在故意欺騙,後來和他們交流多了,發現其實不是那樣的。校領導在招人的時候,大多是真誠的,並不是在故意欺騙,很多的問題實際上是係統性的問題。中國社會本身並不是一個契約社會,很多問題實際上是靠人情來解決的。而且大學的規劃沒有長期性,很多的規劃是以某位領導的任期、或者他的某次心血來潮的決定來限定的。但是當時領導在承諾你的時候,完全可能確實是真誠的。但是這位領導如果走了,或者領導的規劃變了,這些承諾也就不管用了。這些其實都是全社會的問題,政策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的,其實就是中國社會的常態。就像現在一會兒退耕還林,一會兒退林還耕,其實每個政策在提出的時候,領導都是真誠的,隻是到了時候,又真誠地改變了。
她於是很多抱怨,抱怨多了自然引起人的反感。她常說自己被騙了。其實哪個領導願意聽這些呢?我自己聽過她跟校領導的抱怨,其實很多問題,校領導也解決不了。比如,她抱怨說,為什麽學校裏麵不能使用gmail, Google?校領導聽了也很無語。其實這些問題買個VPN就解決了。校領導總不能直接說,你去買個VPN吧,這是違法的。我還聽到直接給校領導說過,能不能買個更大的論文數據庫,以便更好的查文獻?校領導也是顧左右而言他。其實這些問題都能用某種方法來解決。比如重點實驗室的解決方案是給每台需要上外網的電腦裝vpn,文章下載如果在googlescholar上找不到,當年有零點花園可以求助。總體來說,我個人覺得看文獻比美國麻煩,但是想看的文獻也確實看到了。
這其實是人的個性問題,學院的辦公室的人,談到她也是抱怨。有次有個人突然說:“為什麽都是海歸,你跟她恰恰相反,大家都覺得你非常好相處。” 我極少抱怨,我覺得如果你覺得工作單位讓你不爽,就去改變它;如果你改變不了,或者不想改變工作單位,就跳槽;如果你不能跳槽,就接受命運的安排吧。我哪怕在第一個985那麽不開心的工作,也從來沒有抱怨過一句。走的時候,場麵話也說夠了,比如我對院長說:“能在這裏工作一年,已經是我一生的榮幸,今後雖然我走了,我依然隨叫隨到,我永遠是你的小兵。” 這些話他聽了很高興,客觀上說,這種交流模式對我的幫助也很大。我想:畢竟每一天都要過的,高高興興的是過,牢騷滿腹的也是過,那何不高高興興的過呢,何必要用負麵情緒來懲罰自己呢,而且這種負麵情緒會傳染給別人,大家會躲著你,然後自己的負麵情緒會加劇,最後自己進入惡性循環,何必呢?我喜歡讓我身邊的人都高興起來,他們的正麵情緒也會讓我更加的積極、正麵。
她也來重點實驗室和主任交談過。她做的科研需要在地底下挖一個很深的坑,然後埋入一個隔音倉,然後把隔音倉用土封在地下幾米的地方,前期投資至少100萬。其實100萬對於重點實驗室來說,確實是毛毛雨,前期投入幾千萬的設備這裏都有,但是這裏對投入產出比看的很重,投入了這麽多錢,你能帶來幾篇頂刊 文章?而且你空口無憑的承諾沒人信的,都是要看你過去的文章發表,但是T老師的文章發表並不給力。實驗室主任對海歸人員的導師也很看重,如果導師是CNS的常客,那必然青眼相看,以便形成更大的關係網。T教授的導師也不是CNS的主兒,所以整體背景無法支撐這麽一個宏大的投入。於是實驗室主任很委婉的拒絕了她。實驗室主任也沒辦法啊,這個評價體係就是這樣的,他也必須按照遊戲規則玩。
她的存在加深了我和院長的關係。院長的很多心理問題,都是T教授勾起的,所以常常找我來傾訴T教授對他的荼毒。好多教職員工都住在城裏麵學校附近的小區,包括院長和T教授。院長有次找我說,T教授有次早上給他打電話,讓他趕緊去小區門口收一份重要的文件。院長嚇壞了,以為什麽出什麽大事了,於是急急忙忙的跑去收了快遞,結果轉交給T教授後,才發現是T教授的私人信件而已。院長訴苦道,“她怎麽能把我當成她的秘書?”我想其實T教授孤身一人在這裏工作,工作家庭都不順,內心其實偏偏又是小女孩的心態,需要人來照顧,真的是辛苦院長了。有次院長說,T教授在教授委員會裏麵,對很多議案都提出反對,導致很多議案被耽誤,怎麽辦才好?我想了想說:“T教授不是黨員,這些議案如果能拿到黨委會裏麵去審議,和書記合作,就能繞開她。” 院長聽了大讚。我當然也告訴院長,T教授其實並沒有壞心眼,她隻不過是太簡單、直接了。
我2013年歸海後,有次回國,院長請我私人吃飯,問我T教授的事情,當年學校有一個“無知少女”的名額,去縣裏麵掛職任副縣長一年,因為理工科大學的“無知少女”太少,T教授竟成了不二人選。我首先恭喜院長,告訴他,他能清淨一年了。院長聽了,笑從兩頰生。院長問:她能在縣裏麵留下去不?我說:“以她的性格,縣裏麵肯定已經煩的不行的,數著日子送她回來。所以隻有一年而已。” 院長聽了,嗬嗬嗬的笑,既有對縣裏的同情,也是自身命運的自嘲。多年後,我和院長聊天,院長說到:T教授就是情商低,別的壞心眼沒有,比很多其他人好多了。
這就是T教授,一個簡單、直接、不知變通的人,在國內過的磕磕絆絆。而且對自己的境遇公開抱怨,結果引來更多自身的負麵情緒,以及別人的區別對待。她如今50多了,科研做的也不好,應該很難有起色了。很遺憾的海歸經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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