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希臘到希伯來 ——我從理性探索到靈性追求的艱難跋涉 /夏彥才（87級法學係）

從希臘到希伯來

——我從理性探索到靈性追求的艱難跋涉

/夏彥才（87級法學係）

沉迷曆史哲學，探討中國出路

兒時做過很多夢，求學路上也曾多次立誌改誌，但從沒想到我會成為一個基督徒。

我1962年生於鄂東南鄉村，十六歲那年懵懵懂懂考上省城一所大學時我還崇拜毛澤東和周恩來。進入大學後不久，適逢當時校園反思文革，這場反思讓我看到了中國政治的不堪。因此大二時，我學的雖是英文專業，卻立誌要做個學問家，而不限於學習專業知識，也不再熱衷政治。我開始博覽群書。在研讀中西方曆史時，我發現中西曆史發展軌跡有明顯的不同：數千年的中國古代社會有令人目眩的改朝換代但社會形態一直沒有根本改變，而西方社會從古希臘到近代英法德美的曆史發展卻明顯呈現出一種不斷向前演進的態勢。

我對中西曆史發展這種態勢的不同很感興趣，因為隨著人們對“文革”的否定，我不禁揣摩著該如何對毛澤東時代以及當時的後毛澤東時代所屬的社會形態進行定性：它到底是停滯型的還是演進型的？到畢業時，我吃驚地發現，當代中國社會有停滯型文明的特點。這一認識深深觸動了我，也吸引了我，使我下決心畢業後要繼續研究這種曆史現象，以便為中國社會的病象把脈，為中國未來社會的進步開出良方。這時，我想做一個思想家，一個用自己的思想推動中國甚至人類社會曆史向前演進的思想家。當時我認同的思想路徑是：古希臘是演進型文明的精神家園；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思想家是希臘精神的承繼者和顯揚者；英法社會的曆史發展狀貌是演進型文明的典型形式；中國社會的停滯是由於它缺少演進型文明所具有的某些精神要素。至於演進型文明的發展動力、具體演進型態的劃分及劃分的標準，則是我畢業後下一步要探討的東西。

後來我才知道這屬於曆史哲學的領域。我當時覺得，這樣的思想研究不可能在中國大學裏完成。恰好那時我完成了對康德和黑格爾——他們都在希臘精神中找到了家園感——的閱讀。這兩個思想家都在大學畢業後當了七、八年的家庭教師，並在此期間形成了他們的思想。於是我定意效法他們，想苦心孤詣地走出一條思想者的路來。

於是我82年畢業時放棄了考研，而去到了鄂西北古城襄陽一個山區中學當教師。我製定了一個八年讀書計劃。走出校園後發現，當時中國學界和思想界很活躍，而且很多人都不約而同地在思考著中西文化不同發展路徑的問題。當我在山間讀著《走向未來叢書》中的《人心中的曆史》和《興盛與危機——中國古代社會的超穩定結構》這樣的曆史哲學書時，我有時不禁熱淚盈眶。思不孤，必有鄰。

畢業後不久，我順著審視“文革”的思路延伸審視了國際共運史。結果發現了馬克思與韓非、李斯的相通之處，也自認為找到了當代中國社會仍然停滯不前的原因和必須改弦更張的路徑。關於文明演進的動力、形態和方向，都有了初步的結論。我就這樣像一頭闖進了曆史哲學草園的牛一樣，隻顧低頭吃草，而日常教學教研我並不特別賣力。

在那山旮旯待到第五年的時候，我的領導和同事對我長期耕耘自留地的做法有些微詞。我感到了某種壓力，於是決定考研走出那地方。

1987年秋，我來到了北大法學係。學的是國際法專業，但我的興趣依然在曆史哲學領域。那時正值大陸文化研究熱潮湧起，北大各種文化講座讓我如魚得水。我一方麵利用北大的圖書資源收集曆史哲學方麵的資料以便將來寫出一部曆史哲學巨著，另一方麵，隻要有機會，我就把我過去那些思考的結果作一番表達。

1989年春夏之交，學潮來了。5月4日，我在北大三角地貼出了題為《四項原則，杠杆還是欄杆》的長篇小字報。其時學潮已經湧起，又逢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在這篇長文中，我從曆史哲學的角度分析中國憲法序言中所規定的四項基本原則，認定它們是阻礙中國社會向前演進的四道欄杆。這篇當時被廣為傳抄的小字報算是對我此前那些年思考的一個小結。

就這樣，從大二到研究生，我一直在進行那種理性思考，萬牛莫挽。“八九”的彈壓不僅沒有讓我停止那種思考，反而使我更加執著，因為那場運動的結局似乎印證了我思考的正確性。那場風波的結局讓我痛苦不堪又無可奈何，但我認定，沒有人攔得住我繼續進行那種理性探索。因此北大畢業後我回到家鄉省城一所大學任教的二十年間，我那受傷的心靈也一直試圖在希臘精神中找到慰藉，直到我後來與耶穌基督相遇。

兒子患上自閉症，昏暗人生覓出路

我能被上帝尋回歸在祂的名下，完全出於主的大能和大愛。

2000年，在走出校園在社會上漂流了幾年後，我在湘中地區買了一處山間房產，想在那裏靜心把我思考了多年的東西寫出來，書名為《文明論》。提綱早已爛熟於心，緒論也很快寫了出來。正當我潛心寫書的時候，我兒子出世了。事實證明，我兒子的出世把我半生的計劃完全打亂了。

兒子出生幾個月後，家人提醒我，要為兒子著想了，不能埋頭寫作了。沒辦法，我隻好聯係我此前離開了數年的武漢那所大學。恰好那時學校合並需要引進人才，於是，2001年我又回到了高校。

回武漢不久，當時兩歲多的兒子開始出現異常：經常獨自轉圈，語言消失，原本超強的記憶力明顯減退。後來才知道，這病叫自閉症。開始時，我們對這病一無所知，周圍的醫生也不能有效拿脈開方。我不知所措。

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雖然對我來說，神的起頭甚是艱難。

在我們為了兒子病得醫治而四處求醫問藥的時候，一位基督徒通過網絡把福音傳給了我們。妻子先信了，但我沒那麽容易。在那以前，我對基督教的態度是不敵擋，但也難接受。我並沒有專門研究過基督教，我的藏書裏還沒有一本《聖經》。文化熱時，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對學人影響不小，但我那時也隻是從理性的角度看待基督新教在促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方麵的某種積極作用。在我的《文明論》體係中，我所崇尚的希臘精神要素如協商民主、自由、法治等要素是一個獨立的精神源頭。按我那時的曆史觀察，在基督教興起以前，這個源頭已經存在，而且，當基督教成為西歐社會的主流信仰時，希臘精神似乎被壓抑著。希伯來精神對希臘精神的這種壓抑到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發端時才告緩解。而我那時的結論是，推動人類社會曆史向前演進的東西同時又能維護特定曆史形態相對穩定的東西是希臘精神要素而不是其他的東西。希臘精神與希伯來精神在西方曆史發展過程中的這種緊張讓我常常對基督教敬而遠之。

那位傳福音給妻子的姊妹第一次在網上與我交流時，我本著人本主義立場從理性的角度跟她辯論了好幾個小時。       

但妻子信主後的某種變化讓我漸漸對基督信仰刮目相看，她信主後不久就有了喜樂。自從兒子患自閉症後，我們家長期是沒有笑聲，我們臉上也難有笑容的。妻子的笑顏不是強裝的，這讓我有點震撼，因此我開始想了解一下這信仰。

於是我再次與那位姊妹網聊。這次我耐心地聽她講了比較全備的福音。從此我開始網上聽道，也開始讀《聖經》，進教堂。

在這個過程中，上帝繼續在我家顯出了祂榮耀的作為。

2009年年底，我家麵臨一個極其艱難的處境：長期看顧我兒子的嶽父嶽母要回家了，他們太累了。

平時，我們四個人圍著小子轉一天下來都很累，現在老人離開，我們夫妻倆是無法應付局麵的。

我把我家的這難處告訴了那位基督徒網友。她建議我們讓老人走，並把這事交托上帝。她說上帝會掌控這局麵的。

老人走後的那個傍晚，我第一次無助地來到我還不太認識的耶穌麵前，求祂保守我兒子能夠安靜度過那個晚上。

感謝上帝，祂聽了我的那個禱告。那天晚上，我兒子安靜得出奇。這讓我又一次感到震撼，也讓我看到了我家走出困境的希望。這次經曆某種程度上讓我越過了一些理性的藩籬而開始直麵一個聽人禱告、救人急難的耶穌基督。

從那以後，我決定嚐試跟著耶穌走。

我開始如饑似渴地讀經、聽道。有時網上聽道通宵達旦。

2010年6月21日，在一次家庭教會的聚會上，一首詩歌的幾句歌詞大大感動了我：“天父等待，浪子悔改，迷路的人啦，快回來！天國近了，日期滿了，親愛的朋友快悔改。”我當時像觸了電一樣被這歌詞所表達的信息抓住。我認識到，過去幾十年不認識神的時候我自以為憑自己的理性探索能夠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卻在諸多事情上肆意犯罪得罪神而不自知。當我這個長期流蕩在人的理性曠野的精神浪子被帶到聖潔公義的上帝麵前時，我根本站立不住。我不禁伏地痛哭，達半小時之久，求主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約翰福音》1:4）當這生命之光照進我裏麵並驅散我裏麵一切的黑暗時，我立時成了一個新造的人。

我和妻子都歸信了以後，我們的家就漸漸被基督的恩光照亮，我們一家人的生活從此也完全被翻轉。我個人的性情也變了：不再孤僻，不再憤懣，而可以笑對周圍的人，並樂於與同事同行分享基督。

此後，我們不僅能自己帶孩子，而且可以靠著主加給的力量開始在工作之餘帶著孩子在教會裏服事。我的同事們因看到我歸主後的變化就陸續有來到我家了解基督信仰的，後來我開始帶人查經。從2013年到2016年，這個校園查經班先後吸引了武漢地區三十多位我的同事同行查考神的話語。

打破幾十年視若珍寶的價值觀

隨著我歸主後對基督信仰真理認識的不斷加深，我漸漸意識到了我所領受的基督信仰啟示性真理與我過去三十多年所探索的所謂“實證性真理”之間的一係列緊張關係。

首先，從路向上說，一個啟示的是天路，一個探索的是地路。

《聖經》告訴我們，地上人的生命原本從天而來；人墮落後神人隔絕，但通過耶穌基督的救贖，地上罪人因信靠耶穌而罪得赦免，並再次獲得從基督而來的屬天生命。耶穌再臨時，地上所有屬神的人都會向天而去，並最終會在舊有天地廢去之後在新天新地與神同住直到永遠。這是一條天路，一條對於神的兒女們來說充滿盼望的天路。

而我過去幾十年所探索的世界各主要民族文明的演進之路則始終著眼於對地上不同文明的起點進行考察，對它們的演進過程進行分析，對它們已經達到的或最終應該進入的理想社會形態進行揭示或憧憬。停滯型文明的停滯是地上的停滯，演進型文明的演進也是地上的演進。這種曆史哲學的思考隻能為已知的人類曆史做出某種解釋或為現實社會尋找某種有限的曆史安頓，而無法為人類提供超世的指引或盼望。

這種天路與地路的劃分其實早在四世紀大神學家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就有揭示，陽光下並沒有新鮮事。隻是不信的學人在研究曆史哲學時盡管繞不過奧古斯丁，卻多半會對他所揭示的“天城”嗤之以鼻。我原來就是這種人。

其次，從主導人類曆史的力量上說，一個啟示的是上帝掌權，一個宣示的是人掌權。

《聖經》告訴我們，history（曆史）原是His Story（祂的故事），即主宰萬有的“上帝的故事”。耶穌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啟示錄》22:13）。“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但以理書》4:25b）世間萬有包括人類曆史都本於上帝、倚靠上帝並歸於上帝（參見《羅馬書》11:36）。《聖經》關於末世的信息告訴我們，在人類曆史及其背景最終都消失以後，“上帝的故事”依然不會完結，而會在神人和睦同居的天城繼續演繹，直到永永遠遠。這一點是不信的曆史哲學研究者們永遠無法參透的。

而在我原來構思的《文明論》體係中，完全沒有上帝的位置，“history” 完全是人的領域。穴居的初民是人，遨遊太空的宇航員也是人。民族國家作為人的集合體從實然有缺陷的低級社會形態向高級社會形態演進，然後終結於理想的自由民主時代，這就是我想為中國社會開的藥方。至於人從何處來，最終往何處去，對不起，那不是曆史哲學的研究課題。

再次，從人的性質及其作用上說，一個啟示的是所有人都是有罪的，因此任何人都靠不住；而另一個則認定，多數人的統治比少數人和個別人的統治更可靠。

我在接受福音的過程中有一個悔罪的時期。我知道自己是個罪人，也願意在上帝麵前懺悔己罪。在這個過程中我已經認識到我過去幾十年一直信奉的自由民主信條在《聖經》真理麵前似乎站立不住。就“民主”來說，既然每個人都是有罪的，那麽民主原則所強調的多數人治理模式就有問題，因為多數人不過是眾多罪人的集合，因此他們的決定也完全可能受他們罪性的纏擾和牽引。按民主原則議事決事的話，曠野中的以色列人會回到埃及；彼拉多審判耶穌時，正是因他聽到了多數人的喊聲才決定釘耶穌於十字架。就“自由”來說，聖經所啟示的自由指的是人在耶穌基督裏得以免於罪轄製的恩典，而世俗自由主義理論所認同的“自由”則多指人的法定權利或自主自決能力。當這樣的法定權利和自主自決能力不斷拓寬範圍時，基督徒們會愕然發現，享有這樣“自由”的人不僅沒有擺脫罪的轄製，而且落入了更多罪孽的轄製。

我過去曆史哲學理論學體係是建基於民主自由這個核心價值的。這個基礎一搖動，我的整個曆史哲學大廈就立不住啦。

其次，從人類不同曆史時代的劃分上說，二十世紀《聖經》時代論者所劃定的樂園時代、良心時代、應許時代、律法時代、恩典時代和最後的國度時代與我信主前長時間絞盡腦汁思考這問題後所作的諸時代劃分有天壤之別。

我信主後首次看到時代論者的文字時，不禁眼前一亮。此前我曾長期被社會形態劃分這個問題所困擾。我對曆史哲學的興趣原於大二時的這樣一個困惑：“社會主義”的中國怎麽比“資本主義”的歐美還顯得落後而又與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如此雷同？我當時就認定馬克思關於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劃分有問題，但又不知道問題在哪裏。後來我嚐試著按照一個社會政治權力的來源和組成結構的不同把自古至今的人類曆史形態劃分為神權社會、君權社會和民權社會。但當我這樣劃分時，我遇到了兩個無法解釋的問題：曾經是古代世界典型的民主的雅典城邦竟然被專製的斯巴達征服，而此後的希臘社會又不知道陷入了何種社會形態模式；已經民主的歐美社會也有它們自身的問題，因此如果如福山所說，自由民主社會是人類曆史的終結的話，那麽人類曆史的終結處顯然並不理想。而《聖經》所啟示的人類失樂園之前和複樂園之後的光景都是神人和睦同居的聖域。而應許時代、律法時代和恩典時代則是上帝為墮落後的人類預備救恩和施行救恩的時代。我們因此知道人從何處來，現在正位於何處，將來要往何處去。而在這整個過程中，上帝都在做王掌權。哈利路亞！

最後，從個體和群體在曆史中的作用上說，一個啟示的是聖徒及由聖徒組成的教會成為道成肉身見證的使命與使命感，一個尋求的則是個體的自我實現和群體的自治。

《聖經》告訴我們，神在永恒中的計劃是要得著一批人並最終把這些人模塑成祂兒子耶穌基督的模樣。這些將來的天城居民在赴天國筵席之前必須先走在一條漸漸摒棄舊我而填充基督的成聖路上。他們在世上的時候要成為世上的光和鹽，要在人前人中活出基督的性情，從而成為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而以前我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所強調的則是個人在社會中的充分自我實現和群體的充分自治。靈眼看來，個人的自我實現不僅意味對個人老我的維護，而且意味著老我的盡可能擴張和放大。基督徒的成聖過程是一個赦罪除罪棄罪的過程，而自由主義者的自我實現過程則本質上是一個護罪養罪任罪的過程。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因此放任的自由主義者是與天國無緣的。

二者之間存在著如此根本的緊張，我怎能兼得呢？最初意識到這種緊張的那兩年，我是很痛苦的。畢竟那些世俗的思考我為之辛苦了幾十年，也珍視了幾十年。但感謝主，後來漸蒙聖靈光照，我要珍視金玉寶石的東西了。現在我已完全放棄我那打了二十多年腹稿且寫了緒論的《文明論》。曾經想寫完後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寶貝”，我現已棄如敝屣。保羅說，我曾經看為於我有益的東西，現在因基督都看為有損的（參《腓立比書》3:7-8）。阿們！一切的草木禾秸在見火之前就盡都丟棄了吧，現在與今後要竭力靠主建造金玉寶石的工程。

作者簡介

夏彥才，出生於湖北浠水。1987-1990在北大法學係國際法專業念碩士。現居美國，在密蘇裏州一華人團契服事。最喜愛的經文：“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書》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