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個浪子,走在追尋真理的路上
/謝文鬱(85級哲學係)
01 真理情結的困惑
我從小接受無神論的教育。“W-G”期間,父母被隔離,小學五年級時我回到鄉下老家,在親戚的照顧下開始獨立生活。高中時我寄宿在學校,接受革。命教育。畢業後,我成為一名“上山青年”,在廣東龍川紅星林場植樹造林兩年時間。1975年,我離開林場進入韶關冶煉廠做工人。
此期間,我讀了大量的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當時隻能找到這些書籍)。那時,我在兩千多人的工廠中是唯一用自己的工資訂閱《紅旗》雜誌(當時是最高黨辦雜誌)和《光明日報》的工人。在閱讀的同時,我還做了很多讀書筆記。盡管如此,我並沒有被領導賞識,原因大概是我不喜歡巴結人。雖然這時我是泛泛而讀,但也因此培養了一股根深蒂固的真理情結。可以說,當時的我是一個頑固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其代表真理。
1978年,我通過高考進入中山大學哲學係。那是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時代,MKS主義主導了所有人的思想。但是,通過一係列課程的學習,我發現,普遍流行的理解和解釋並不符合MKS本來的思想。於是,我在閱讀中開始省思,這也啟迪了我的獨立思考。
不久,我就在真理問題上深深地陷入了困境:究竟誰的理解才是正確的理解——是我的?還是他們的?
記得第四學期時,我們有一門原著選讀課,讀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我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研讀這本著作中,追蹤書中的各種論證。這本書在我的思想中留下深刻印象,我特別對恩格斯的實證主義傾向有突出感受。比如,恩格斯反對形而上學,認為哲學隻剩下辯證法和形式邏輯。其實,這種說法是實證主義的一種回聲。但是,由於“實證主義”在當時的中國思想界中被界定為唯心主義哲學,所以,說恩格斯受實證主義影響,等於說他的思想是唯心主義的。在以唯物主義為真理的中國思想界,唯心主義是批判對象。因此,當我把這種想法寫進期末考試的試卷上時,就犯了大忌。結果是,我們班100多位同學,我的分數在全班是唯一的不及格。
對我而言,這個分數既令我震驚,也讓我沮喪。可以說,當時在全班同學中,我是唯一一位認真研讀過《反杜林論》全書的人。回想起來,我當時對這個結果極為不服,並找到當時給我打分的研究生助教評理。他說,你的思想有點閃光,但卻是錯誤的。我的反駁在他麵前是無效的。不過,很有意思的是,這件事反而大大地加強了我的真理情結。我相信真理不在他們那邊,而在我手裏。
02 對MKS主義失望
進入大三時,我決定要深入到MKS主義的核心著作中。帶著真理情結,我走入了《資本論》,整個學期幾乎整天抱著它,有空就讀。我想,按照官方說法,這本書包含了MKS主義的基石,即“剩餘價值理論”。我拿定主意,我要從這裏出發,根據MKS最重要的著作,去批駁那些誤讀MKS的人(主要是當時的學界權威,包括判定我的《反杜林論》課程不及格的助教和老師)。
然而,令我失望的是,一個學期讀下來,MKS的思想越來越讓我失望。比如,他的“剩餘價值理論”在計算方法上有致命失誤。舉個例子來說,他對冒險投資、經營方向和管理機製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缺乏足夠考慮。設想這種情況:當一種新技術出現時,它的實際效用是未知的;這時,對於一個資本家來說,投資在這個技術上必然冒極大的風險。他可能掙錢,也可能血本無歸。也就是說,並非像MKS所說的,這筆錢投入之後,產品一定可以賣出去。現實是,資本家的投資是可能完全失敗的。如果出現這個狀況,剩餘價值就無從談起。如何計算這個風險呢?工人領工資因而不會有損失,但老板可能血本無歸。MKS幾乎把這個問題擱置一邊。因此,把剩餘價值全歸算到工人的勞動裏,我認為,這樣計算是不合理的。這是我懷疑並放棄MKS主義的開始。
在1982年大學畢業之際,我向同學們宣告:MKS主義在我心中已經死去。大學是培養我的思想性格的時期。我經曆了一個從擁抱到拋棄MKS主義的過程。這個變化是根本性的。思想權威一旦倒塌,我開始自由飛翔了。
03 傾向懷疑主義
執著真理,認真讀書,我的大學平均成績屬於中等偏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常常自嘲:這就是我的智力水平吧!成績中下,直接導致的結果是畢業分配上的劣勢。當時,每一位大學畢業生都是國家分配工作。我的名字出現在支邊名單中,最後分配到大西北地區的陝西西安醫學院馬列教研室,成為一名公共課教師,主教馬列主義哲學課程。
在真理情結的驅動下,我在西安的三年時間中,涉獵了道家、佛教和古希臘哲學。關於道家,有一次,我在爬太白山時,在山腰中遇到一位雲遊道士。我們坐地談道近兩個小時。我那時已經反複閱讀《道德經》幾遍,他甚至讚揚我對《道德經》的知識。不過,他告訴我,知識對我們理解“道”的奧秘不管用,並建議我深入體會“精、氣、神”三字。但是,我當時對論證著迷,對於任何缺乏論證的說法都不以為然。我堅守這個信念:沒有論證,就沒有真理!因此,我對他的建議深不以為然。
太白山論道讓我放棄了在道家思想中追求真理。於是,我重新審視我的大學論文,進入古希臘哲學。因為那裏有大量的論證。它們深深地吸引著我,而我喜歡它們。然而,在古希臘哲學中,論證接著還是論證。我的落腳點在哪裏呢?我開始傾向懷疑主義。不過,我很快發現,采取懷疑主義態度這種做法本身似乎也是獨斷的。這是一個困境:我們不得不做一個獨斷的懷疑主義者。但是,除了懷疑主義,我們還有其他出路嗎?
1985年,我帶著這個困惑,進入北京大學哲學係,攻讀西方哲學史方向的碩士學位。北大具有重視學術自由、敢於挑戰權威的傳統和風氣。北大擁抱了我的真理情結。在北大期間,我感受到非常的滿足。然而,我讀的書越多,想的問題越多,我的懷疑態度也就越沉重。在思想上,懷疑主義態度帶來的是困惑和絕望;在情緒上,我常常會有一種墮入無底洞的感覺。
04 佛教 VS 基督教
讀研究生期間,因為有幾位平時來往較多的同學是學佛教的,所以討論佛教是我們的經常性話題。我的懷疑主義態度常常向我挑逗:“遁入空門吧!回頭是岸!”而我的直接反應是:“那裏有真理嗎?”
但是,佛教是不講真理的。在佛教裏詢問真理,一個簡單的回答就是,放棄真理追求吧!這個回答和我的真理情結是不相容的。在我的真理情結強勢的狀態中,佛教與我漸行漸遠。
在思想史上,進入三世紀之後,我注意到,古希臘哲學開始慢慢地退出曆史舞台,並讓位於基督教思想。究竟是什麽力量在推動這個思想史的發展方向呢?換個角度看,基督教是如何回答真理問題的?我相信,如果不解決這個思想史問題,我們就無法理解西方思想史。
因此,我決定進入並追蹤這段思想史,展示基督教在真理問題上提出的解決辦法。於是,我開始思想基督教問題。
05 突然闖進的思想
在北大教書期間,有一件事突然闖進了我的思想。
1992年春季,我開設了《柏拉圖晚期著作》這門課。有一位北京電影學院的老師來北大哲學係進修,並來旁聽了我的課。有一次在課堂上,她突來靈感,提出了一個“文學創造源泉說”,說文學創造源於善與惡之間的對立和較勁,因而有兩個源泉。善惡衝突形成各種較勁模式,從而有不同的文學創作形式。我聽著聽著,突然覺得不對勁,便打斷她的闡述,並十分鄭重地宣稱:“不可能有兩個源泉,隻能有一個源泉;這就是那個絕對的善。世上一切都是它所創造的,是從無到有的創造。這創造如同太陽放光。光是從那裏出來的,所到之處,說有就有。光不來,什麽都沒有;光來了,就有了。”
有意思的是,我那天侃侃而談,說了一大通關於這個絕對的善的事。說完之後,卻有點失落感,因為這些想法似乎不屬於我的思想,也不是我想說的!我像是被一股力量駕馭著,成了一個傳聲筒。但是,這些話說出來之後,我發現,我無法拒絕這些話,因為它們順理成章。我感覺到,這是一股外在的巨大的力量——難道這就是神?我當時未加思索,當場就承認有神的存在。
接著我發現,承認神的存在並不需要一個論證,因為祂就在那裏彰顯了,而我隻需要相信祂。於是,我再次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說:“我們必須信祂!”這是莫名其妙的時刻,也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關鍵時刻:在缺乏足夠論證的前提下,去相信一個不在思想中的對象。
自從和這位進修老師談話之後,我的腦子裏就再也無法擺脫我說過的那些話。如果神是存在的,那麽,祂是哪一個神呢?顯然,祂不像是道教的玉皇大帝等;祂也不像是佛教的菩薩或釋迦牟尼。我的直覺是,這神應該是基督教的。我當時隻是在研究思想史的過程中接觸過基督教,既沒有進過教堂,身邊也沒有基督徒朋友。因此,我對基督教的了解是純概念的。不管怎樣,我相當肯定地認定:這神是基督教的神。
06 轉向研究神學
自此之後,我要了解基督教的想法越來越重。我打算從基督教經典著手。
偶然地,我在校園裏的書攤上買了一本英文的新約《聖經》。我把它當作一本書來讀。讀到好處時,做筆記發揮一通;讀到“荒謬”時,便略略帶過。當時我覺得,《聖經》畢竟是一本古老的書,在思維方式上肯定會有些簡單、原始的觀念,這不足為奇。總的來說,我在閱讀時的好感多於壞感,總體評價是:《聖經》中有些觀念很有價值。
印象比較深刻的一段話來自《馬太福音》12章31至32節:“所以我告訴你們,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惟獨褻瀆聖靈,總不得赦免。凡說話幹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惟獨說話幹犯聖靈的,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我記得讀完之後,特意把這段話劃上底線,以示其重要。《聖經》允許人幹犯耶穌,而強調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聖靈”的引導,這就是基督教的高明之處。我的理解是,基督教允許人犯錯誤而得赦免,這種赦免才是真正的赦免!
這個對基督教的好感出現之後,我開始涉足基督教的書籍文章,並決定深入研究基督教。
1992年,我來到美國,探望在緬因大學讀書的妻子,也曾經想入讀當地的一所神學院。後因經費問題而放棄了。
1993年,我接受了加州克萊蒙特神學院過程研究中心主任大衛•格裏芬教授的邀請,作訪問學者,來到南加州,並在這個過程中心待了一年。次年,我進入克萊蒙特研究生大學宗教係,攻讀宗教哲學博士。
我想,既然要研究基督教,就必須成為基督徒。隻有這樣,才能深入了解基督教。於是,我來到克萊蒙特的第三個月,即1993年10月,就在克萊蒙特第一衛理公會接受洗禮。受洗之時,心中一動,覺得這是一個新生活的開始。但是,這是一種什麽新生活呢?對此我完全茫然!我想,既來之則安之,坦然對待吧!
07 學習依靠神恩
很快地,我發現自己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陷入了一種不由自主的狀態。
1994年,我申請克萊蒙特研究生大學的博士學位,獲得了學費獎學金;在生活上,因為生活費沒有著落,我一直有一種明天怎麽辦的焦慮心情。在美國,生活費得靠自己去找、去掙。可是,我去哪裏找?去何處掙?
除此,我還為自己缺乏知識而著急。就自己的智力而言,從中山大學到北京大學,到留校任教,我雖然不覺得自己有多聰明,但還是認為自己的閱讀與思想的能力高出平均水平的。在哲學專業的同行中,我從未有過心虛的時候。然而,這種自信很快就受到嚴重的挑戰。
對於知識的匱乏而產生的著急,我覺得我還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改善。但是,在生活費用問題上,那就不是我能控製的了。關鍵是時間和精力,用於掙錢就無法用於讀書。特別在資金問題上,我經常感到像一位被棄的孤兒,無援無助,隻好幹著急。
差不多在1993年至1998年的這5年中,我和神常常處於爭吵狀態。每當著急之情出現時,心中極不順心,我就會質問上帝:耶穌的話真可信嗎?我是否信錯了?我現在的困難是否都因為受了洗?上帝是否在欺騙我?等等。我想,如果神擁有絕對主權,祂就不應該讓我這麽著急!祂就應該解決我現在的問題!
有一段時間,我甚至對神進行試探。我想,既然我歸入到祂的名下,祂就應該照看我的生活。當其他方法都用盡了之後,我就每個星期買一張加州彩票,要求神通過這個方法來解決我的生活費困境。有一件事讓我驚奇,那就是,我漸漸發現,我的生活費用之供應並不缺乏。在這種和神不斷的爭吵中,我開始感受一種依靠神的恩典的生活。
從1994年到1998年,為了生活費,我在一家中餐館送外賣。這種工作的主要收入部分來自小費。我是沒有辦法才開始這種工作的,而其他工作都會影響我的學習。申請生活費獎學金的努力大都失敗了,所獲得的資助隻是我的需要的一小部分。我不明白神為什麽這樣待我。對我來說,接受小費等於接受施舍。然而,當我第四年仍然在開車送外賣時,我感受到一種平安,接受小費的心態也比較坦然了。當時,我自己開玩笑說:“大概我已經墮落,沒有指望了。”實際上,我卻感受到了神的愛,祂要拿掉我的驕傲。
這五年的送外賣生活,無數次地從他人手中接過幾塊錢小費,終於讓我明白了一件事——這些錢其實是神給我的。我學會了依靠神。每次收錢向顧客說“謝謝”時,我心裏越來越坦然。回想起來,生活上的每一件事,哪件不是來自神的恩典?!
08 恩典概念成形
我越是在生活中感受神的祝福,我就越能切身地理解基督教的一係列概念和命題。“恩典”概念的豐富含義開始不斷地向我彰顯。我突然發現,恩典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呈現的祝福。它在信心中進入我的生活,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一直在想,體會到恩典概念的意義便是重生!這是我生活的新起點。在這個時刻,我進入了神的國!
1999年,我用了八個月時間完成了博士論文寫作。同時,我開始進入中國哲學史,並在恩典概念視角中給出新的文本理解和解釋。這些新理解新解釋,在恩典概念進入我的思想之前,是無法出現的。
在真理情結和懷疑主義的碰撞中,我感受到了真理的愛、給予和帶領。於是,我在信心中接受了耶穌基督。開始時,我隻有很小的信心。憑著這信心,我從神那裏領受了豐豐富富的恩典。
終於,我發現自己完全成了一個真理的跟隨者,這便是真理之路。保羅在皈依耶穌基督之後從神那裏得著了豐富,所以語重心長地在《歌羅西書》2章6-7節中說:“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在他裏麵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所有的豐富都是神所賜的,通過信心而進入我們的生存。信心給了我一個新的生存起點。我知道,這是永生的開始。
- 約翰福音 8:32 -
- End -
作者簡介:
謝文鬱,出生於廣東。1985-1988年,北京大學哲學係研究生;1988-1992年,北京大學哲學係講師。現居洛杉磯。1993年於美國受洗,現為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曆史神學教授。最喜愛經文:“不要效法這個世界;隻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馬書》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