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首任校長丁韙良:中國,日出的時刻終於來臨
/彭菲(84級中文係)
引言
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年4月10日-1916年12月17日)於1850年,受北美長老會差派至中國傳播基督福音。他擔任同文館總教習25年,為清廷培養了大批外交和翻譯人才。1898年起被清光緒帝任命為京師大學堂首任總教習,官授二品,即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他精通英文、中文、拉丁文及希臘文,學貫中西,著述等身,在國際法,外交,教育,中西比較文學,漢學研究,商務以及洋務運動等諸多領域貢獻卓著,是推進中國近代史進程的重要先驅。他身居鬧市,向市井平民專職傳道二十餘年,又為高官,向清廷重臣同僚以生命證道三十餘年。“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稱他為“學海耆英”,黎元洪總統譽其為“泰山北鬥”。同時他又是一位充滿爭議的人物,一度被刻意淡忘。“吾奉上帝之命來華,此即吾父母之邦也,得老死於是足矣”。他在中國生活了62年(期間有4年時間不在中國),於1916年12月7日在北京安息主懷,享年89歲,安葬於西直門外的宣教士墓地中。
23歲生日抵達中國,新生活的開端
1827年4月10日,威廉姆·亞曆山大·帕森斯·馬丁呱呱墜地於在美國中部五大湖區印第安納州南部的一所小木屋裏。他的父親是美國長老會的牧師。作為全州僅有的5位長老會牧師之一,他一生艱苦傳教,同時還創辦了馬丁學院,當時印第安納州第一所也是最好的私立學校。後來又與友人合辦漢諾威學院(Hanover College),至今依然是該州的重要學院。他父親在學院中親自教授英文、數學、希臘語、拉丁語、倫理學等課程。
丁韙良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第八。大姐瑪莎.馬丁是一位海外宣教士。在丁韙良7歲那年,她與丈夫一起去南非宣教。她在家書中不斷講述在海外傳教的經曆見聞,令少年丁韙良心向往之,悄悄在心裏種下了到海外宣教的種子。
丁韙良的大哥克勞迪斯·馬丁是一位牧師和神學院教授。年長2歲的二哥塞繆爾·馬丁,幾乎與丁韙良形影不離。丁韙良四歲就跟父親學拉丁語,然後與二哥一起在父親開辦的馬丁學院上學。15歲起,兩人一同就讀印第安納大學。大學三年級,丁韙良退學了。據記載,他退學的原因是因為反對家中使用奴隸,他不願意用奴隸的勞動來供應自己的大學費用。他轉到一所學校,一邊兼職教書,一邊繼續大學的課程,直到1846年從印第安納大學畢業。大學畢業後,他和二哥一起進入邁考密克神學院接受係統的神學教育。1849,他與二哥一起從神學院畢業。同年他被按立為長老會牧師,並被美國長老會海外傳道部批準前往中國宣教。
1849年11月23日,丁韙良帶著新婚剛剛10天的妻子,和哥哥夫婦一起,乘“藍鳥”號輪船開始了去往中國的海上旅程。經過134天的漫長航行,1850年4月10日,他們抵達了中國香港。抵達之時正是清晨,第一次目睹東方海上日出噴薄而出。他“在日記中寫下了很多良好的誓願”,這一天“既是我的生日,也是我新生活的開端”(2)。“我奉上帝之名來華”,胸懷這樣的使命感,他視這片古老而陌生的土地為他的“父母之邦”,從此一生六十多年,他矢誌把上帝的祝福恩典帶給這塊土地上上帝深愛而尚在沉睡的子民。他深信日出的時刻終於來臨了,他來就是要與這“父母之邦”的人民一起來迎接黎明的曙光。
到萬民中去:訪鄉鎮,居鬧市,學土音,習經典
在香港短暫居留後,丁韙良夫婦啟程前往被指派的寧波宣教點。通常人們乘坐安全舒適快捷的客輪,丁韙良為了省錢並多看幾個港口,選擇乘坐一條破舊不堪的葡萄牙三桅帆船,在海岸線附近的大小島嶼上穿梭而行。遇到風暴幾乎翻船,又要時刻防備著海盜攻擊,提心吊膽,幾次差點失事,但卻有機會停靠廈門、福州以及當時歐洲人很少涉足的鄉鎮,一路且行且看且思索。珠江上的船家,鄉鎮店鋪,纏足女子,抬轎子的苦力,兵營,科舉考試的貢院等等世態民情盡收眼底。他在《花甲記憶》中感歎:“中國地大物博,可生產出國民所需要的一切。若非歐洲人在工業上掌握了高超的技術,中國幾乎可以不需要任何對外貿易”。在福建他登鼓山而寫下詩句:“我站立之處堪稱造物主的神龕,環顧頭頂四周,所見之物皆為聖品。”(The place where I stand is the Creator's shrine, For, above and around, all, all is divine.)(2)
曆經35天的海上航行,他們抵達寧波。為了能更好地了解當地居民,方便他們隨時到訪溝通,丁韙良不顧大家基於安全的勸阻,執意在城中居住。“我家住在城裏的好處之一就是我能夠在我們城市教堂中主持晚禱會”,住宅周圍還有衙門和官員的住宅,官員夫人們和他的妻子互相往來,成為閨中密友。“我們的房子總是對外人開放的,有時候在我們的客廳裏聚集著來自五個行省的陌生人”。“在那兒我度過了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六年,而且我逐漸了解了當地的居民,這是住在城外所做不到的”(2)。
定居寧波開始傳教,語言是第一大障礙。那個年代,沒有課本或詞典,學漢語課主要靠實物教學。老師來回奔跑,時而喘氣,時而鳴叫才讓他明白“holungtsaw”(火輪車音譯;火輪車即火車)一詞。他們勤奮學中文。丁韙良自創了一套簡便有效的拚音係統來教本地人識字。他還編寫《識字新法常用雙千》,在識字中教導基督教《聖經》內容,在傳教中效果顯著,省去學習漢語漢字“多年艱難而無用的勞動”。“當地的中國人看到自己的孩子隻學了幾天就能夠閱讀,感到十分驚奇。因為他們學漢語,往往要經過數年的懸梁苦讀才能做到這一點。70歲的老婆婆和不識字的仆人與勞工在皈依基督教時都發現這種拚音的方法能使自己張開眼睛,用生來就會的母語閱讀上帝的《聖經》”(1)。
丁韙良的漢語能力有如神助。來華三個月,剛剛可以理解老師的講課時,他就開始研讀漢語文言文經典,此後遍覽群書,讀完了四書五經等許多中國文化經典著作。學習漢語六個月後,就開始用漢語布道。一年半以後,用漢語撰寫了第一首讚美詩,開頭一行是“多謝多謝,天父情人”。四年後,出版了第一部漢語著作《天道溯源》。範蓉棣在為《天道溯源》作序中說,丁韙良“學土音,習詞句,解訓詁,講結構,不數年而音無不正,字無不酌,義無不搜,法無不備”。藉著如此深厚的漢語言文化功底,他成功地打通了語言文化隔閡,得以結交中國各階層人士,上至親王重臣,下至販夫走卒,成為贏得東西方共同尊重的首屈一指的中國通、漢學家。
為中國打開世界之窗:推進外交近代化進程
丁韙良來到中國,正值世界兩次工業革命風起雲湧之時。在1760-1840年間,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英國率先發明使用蒸汽機,煤炭、鋼鐵、紡織業等新興產業推動西方各國科技教育工商業飛躍,並在世界各地擴張殖民地。在稍後的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年)中,大清慘敗,被迫開放通商口岸,在毫無準備的戰敗狼狽中被迫卷入紛繁複雜的世界格局。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由於通曉漢語,丁韙良被美國公使列維廉聘為翻譯,參與中美《天津條約》的起草談判。丁韙良目睹清政府官員在外交談判桌上因不懂國際外交慣例,談判交涉無所依據,在本該據理力爭的關鍵環節卻理屈詞窮,無所適從的不利狀況。為幫助中國認識西方外交製度與慣例,丁韙良選定美國外交家惠頓(Henry Wheaton)所著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書,經編譯完成《萬國公法》書稿。1863年,在駐北京美國公使蒲安臣(A. Burlingame)的引介下,丁韙良將譯稿四本呈交給總理衙門首席大臣恭親王奕?。恭親王奕?指派了四名高官協助丁進行修訂潤色工作。
譯稿初成,恭親王奕?對這位洋人的熱心多少還有些猜疑之心,但是這本書很快為恭親王帶來一次外交上的勝利。這一年普魯士在天津大沽口扣留了一艘丹麥船,恭親王奕?回憶說“臣等采該律例之言與之辯論,布國公使即行認錯,俯首無詞”,清政府依據《萬國公法》與普公使交涉,使之釋放被扣的丹麥船隻,並賠款1500英磅。《萬國公法》“是國際法正式傳入中國的標誌”,“給中國人帶來了全新的國際法學框架體係”,“促成了中國近代法學的萌芽”,也“促進了中國外交由傳統邁向近代化的進程”。(5)
為中華打開天國之窗:孔子加耶穌
丁韙良受美國長老會差遣來華宣教,專職傳教近30年。第一個10年(1850-1860年),在中國南方寧波傳教。第二個9年(1860-1969年),遷居北京傳教。1869年,他受清政府委任出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並辭去美國長老會教職。1906年,年近八旬的丁韙良重新獲得美國長老會海外宣教部的批準,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1906-1916年去世)在北京傳教。
丁韙良的講道別具一格。“沒有遵循任何權威,沒有從教科書裏翻譯國過任何內容……形式和內容都是來自偶爾的場景”。他對大家講述基督教那些引人入勝的寓言、引用他們熟悉的生活和中國的經典故事。有一次廟裏羅漢的眼睛不翼而飛了。丁韙良問“他們的眼睛到哪裏去了?”“它們是用珠寶做的,所以有賊把它們偷走了。”“這些難道就是你們尋求保護的菩薩嗎?既然是菩薩,為何連自己的眼珠都保護不了?”大家哄然大笑。於是丁韙良告訴他們“是上帝創造了我們的眼睛和耳朵,並賦予了我們以五行, 而且我們可以尋覓和找到上帝。”就這樣,周圍的居民都喜歡來到他那裏,200個座位的小禮堂經常是座無虛席。“當他們起身離去時,我不止一次地聽到他們互相在說:‘這個故事真比戲文還好聽’。”(1)
丁韙良的辛勞結出了許多美好的果子。有一位爭強好勝、能言善辯的賈先生從朋友處得知基督教,就在晚上單獨帶著一張寫滿疑問和問題的紙來找丁韙良盤根究底。有一天他帶來的不是問題,而是他寫給在清軍大營任要職的哥哥的信,他寫道“近三個多月以來,我一直在審視耶穌的宗教。我已經對傳教士盤詰了許多難以回答的問題,但是他對所有的問題都做了令我滿意的答複。我知道這個宗教是真的,並下決心要做一個基督徒”。消息傳出後,他漂亮的未婚妻在沒有歸還嫁妝的情況下就毀了婚約,老板威脅要辭掉他,他母親說要打死他。“他勇敢地承受了這三種不同形式的誘惑,舍棄了新娘,辭去了工作,並且忍受了一頓毒打,最終仍未放棄基督教。”後來他成為傳教士中的佼佼者。丁韙良稱讚他高度擁有被楊格非教士譽為傳教士成功三要素的精神:“仁慈、堅韌和精明”。
由於丁韙良熟讀中國詩書典籍,在講道及宣道作品中,對中國曆史人物典故信手拈來,既文采飛揚引人入勝,又幫助中國讀者建立親切感並從本民族文化的視角去理解基督教教義。比如他講到摩西要以色列民過約旦河後,“以河內之石立壇以為記”,就以“馬援征蠻,表立銅柱”來比擬,證明“其人其事,彰彰可考”。
當時在中國傳教急缺中文基督教書籍。丁韙良晚上講道,“早上把頭天晚上已經加熱和鍛造過的話題內容整理成文”(1)。來華第四年,他就寫作出版了一部漢語基督教宣教著作《天道溯源》。全書三卷共二十四章。“在講解《聖經》的基礎上,將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及西方科學知識等,巧妙地、生動及結合起來,其結果就是一部鮮活的、適應中國人趣味和需求的書”。(3)這部著作成為公認近代中國最受歡迎,宣教效果顯著的傳道作品,在晚清及民國年間刊印再版達二、三十次。”曆經重刊增補,廣行於南北,翻刻於日本,“影響廣泛而深遠”。他說:“我相信,在文人學士中,有許多人就是因為讀了這本書才皈依基督教的。”在1907年“廣學會”紀念基督教來華100周年所舉辦的投票評選中,《天道溯源》被選為最佳中文著作。
此外他還撰寫了多部漢語基督教著作。在中國的宣教史上他與戴德生、楊格非並稱為宣教士中的三巨頭,被喻為“19世紀的利瑪竇”。
備受爭議的丁韙良:誰是北大首任校長?
身為北大學子,自然十分關心北大的首位校長。然而究竟誰是北大首任校長,卻是爭論激烈,眾說紛紜。就連北大官網上,也出現兩種不同的說法。在北大官網中文版(https://www.pku.edu.cn/old_principal.html)所列的曆任校長名錄看,首任校長是孫家鼐、第二任校長是許景澄、第三任校長是張百熙,而在同一官網的英文版網頁(https://newsen.pku.edu.cn/news_events/news/campus/1606.htm),卻又明言丁韙良是北大首任校長。首任校長成了難斷的公案,北大確實是“一塌糊塗(一塔湖圖)”啊。
這段公案還要從1898年京師大學堂成立之時說起。成立之時,孫家鼐被任命為管學大臣,丁韙良被為西總教習,許景澄為中總教習,但許景澄身在國外,並未走馬上任。爭論的焦點就落在到底管學大臣孫家鼐和總教習丁韙良,誰是校長?
根據梁啟超所擬的“代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中的規定,“設管學大臣一員,以大學士、尚書、侍郎為之,略如管國子監事務大臣之職。”國子監是晚清最高學府,國子監祭酒是最高學府的負責人,用今天的話,祭酒就是校長。顯然孫家鼐作為管學大臣,對應國子監事務大臣,相當於教育部長。而丁韙良為總教習相當於國子監祭酒,管理學校事務,相當於今天的校長。
從曆史資料可察,丁韙良確為北大首任校長,但似乎百年來他被刻意地淡化,或者用今天的話,“被封殺”。百年來關於他的抨擊不絕於耳。
丁韙良不是完人,他的言行或偶有瑕疵和曆史局限。但他出身於傳教士之家,深信基督信仰是得拯救蒙祝福的唯一道路,是西方世界科學經濟昌盛國家富強的根源。他“奉上帝之命而來”,而不是奉外國政府而來,他來華的目的是要把世上最美好的祝福送給中華民族,而不是要文化侵略;他希望中國因此而繁榮富強,而不是要掠奪中國;他盼望把中國天國化,而不是把中國西方化。近八十高齡,他再度從美國遠赴中國,兒孫們擔憂他年老體弱不堪勞頓,他告訴兒孫“吾奉上帝之命來華,此即吾父母之邦也,得老死於是足矣”。
今日北京大學百名蒙恩的弟兄姐妹們,同為上帝的兒女,向老校長發出百年回聲,謹此獻上《從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學子的信仰之旅》。我們同感一靈,同為一體,同證主恩,同聲頌讚:這是上帝祝福中華民族的時代:上帝的時間到了。中國,日出的時刻來臨了!
參考書目:
1.丁韙良 著;沈弘,惲文捷,郝田虎譯《花甲記憶:一個美國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
2.丁韙良 著;沈弘譯《中國覺醒——國家地理、曆史與炮火硝煙中的變革的新描述》;
3.丁韙良 著;沈弘譯《漢學菁華——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響力》;
4.《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7,出版社,出版年
5.傅德元著《丁韙良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作者簡介
彭菲(筆名:依一),出生於江西。1984-1988年,北京大學中文係本科;1988-1991年,對外漢語教學中心碩士研究生。1991-2001年,工作於北京。現工作生活於美國亞利桑那州。2004年複活節於亞利桑那大鳳凰城華人基督教會受洗,現在該教會帶職服事。最喜愛經文:“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將你的路教訓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導我,教訓我,因為你是救我的神,我終日等候你。” (《詩篇》2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