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道的魅力
道成了肉身，豐豐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魅力四射，令我折服
溫偉耀：在苦難中，以生命做出誠實的交代
編者按：溫偉耀現在香港一間神學院擔任教授，早年是物理學碩士，轉而研究現代西方哲學和基督教神學，獲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後再獲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專攻儒學。
1987年11月的一個清晨，我茫然地步出香港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正門。與乳腺癌搏鬥了兩年多的妻子，在一小時前結束了她的掙紮。眼看護士將還未完全冰冷的她“按規矩”搬走，我隻感到一陣虛脫。
我仰望藍天，對已在天上的妻子說：“你到了天堂，在上帝的身邊，可以很自由了。”藝術家性格的她喜歡遊山玩水，因為癌症複發後轉入頸骨和脊椎，稍一動彈就痛得要命，死亡對她未嚐不是種解脫。早晨熙攘的上班人群在身邊穿梭，我空白的腦袋裏隻回響著一句話：從今以後，我要獨自照顧兩個女兒了。尤其是先天弱智的小女兒，我應付得了嗎？我心中做了一個決定：除了懷孕產子之外，一個母親能做的，我都要去做到。
人生真有走不下去的路嗎？
安頓了死亡證和其他手續，第二天我就去到音樂店，買了十幾卷我喜歡的古典音樂錄音帶，又買了一套算是相當好的音響，拿回我所住的學校宿舍。當時我正在中國神學研究院任教。好些我的學生看見，卻不敢問我。他們心裏一定在想：溫老師的妻子剛剛去世，所謂“屍骨未寒”，自己就跑去買音響享受！他們怎麽會明白，一顆極度痛苦的心靈支撐著要去麵對人生前路的重壓。
我為什麽要這樣做？因為我告訴自己，人生已經夠苦的了——1984年我拿了牛津的哲學博士學位回香港服事，原本很高興，但小女兒曉華進了七間幼稚園，總是不到一周就被迫退學，檢查後確診是嚴重智障。1985年9月，我去接住院做體檢的妻子，兩人談及今後的打算，妻子想要學聲樂，我計劃再修一門中國哲學博士學位。這時醫生走進來說：“別走，癌症晚期啊，馬上手術！”一時間我竟不知道該說什麽，眼睜睜看著妻子被推進手術室。
5個多小時的手術隻是一連串噩夢的開端。手術後的放療時斷時續，妻子又患上肝炎，一家四口，轉眼間一個躺在醫院，三個躺在家。半夜小女兒病痛哭喊吵醒了大女兒，兩個孩子一起哭叫。我爬起來一麵安慰大女兒，一麵抱住小女兒發燙的身體，感受實在難以言傳。
一個星期六的早晨，小女兒情緒煩躁，撕了姐姐的作業，一場扭打哭鬧爆發，尖叫聲震耳欲聾。八歲的大女兒苕華突然問我：“爸爸，媽媽在哪？我要媽媽！為什麽媽媽會生病？為什麽我會有這樣的妹妹？媽媽什麽時候才能回家？我們什麽時候才能一起去沙灘玩？”我該對孩子怎麽講？我連對自己都無法解釋。我的眼淚直落下來，連早餐也無法下咽。
父親又確診患了老年癡呆症，失去自理能力，很快就認不得家人，出門就會迷路。剛安排父親住進一所合適的老人中心，妻子的癌症就複發了。7月份，我完全放下工作，停薪留職，每天十二、三個小時呆在醫院裏。我痛悔以前沒有把更多的時間給妻子和家庭，怨恨自己忽略妻子在家照顧弱智女兒的重擔，甚至後悔當初去牛津讀書害得妻兒受盡艱辛。一天淩晨，我接到電話趕到急診室，父親意外失足跌下樓梯，昏迷三小時後就這樣離開了。
現在妻子也已經離世，我還有兩個年幼的女兒要養大，小女兒不但是智障，還伴有自閉、情緒失調和暴力行為。如果我在痛苦中放棄了，被打倒了，兩個女兒還要生存啊！如果我無心教書、封閉自己，不願跟人溝通、折磨自己、飲食難咽、終日以淚洗麵，得來的是什麽？人生的路還要繼續，兩個女兒還要吃飯，我還要工作賺錢走下去。
所以我要令自己快樂！人生已經夠苦了，我不要再繼續折磨自己。我想，能讓自己快樂一點的是什麽？是音樂。音樂可以調節我的情緒，所以我就去欣賞優美的音樂。我並不是去發泄，而是讓自己有充足的精神和體力去迎接更難的明天。
大概一、兩個星期之後，有一天突然我心中難過，沉重到不能自已。我趁著大女兒上了學，自己帶著小女兒去郊外透透氣。我拉著她的手，兩個人走在香港郊野寧靜的海灘，看著遠方的小島，看著海水拍岸。周圍一個人也沒有，我們來回走著，許多痛苦的記憶又湧上心頭。如何麵對明天？腦袋變得空白一片。
我聽著海浪聲，看著岸邊的老樹，突然想到，這些拍岸的海浪千萬年來不斷循環地湧上、退下，湧上、退下。就是在這個不知名的沙灘上，曆史中可能發生了許多事——有人目送她的丈夫出海打魚，卻再沒有回來；或者清朝的駐兵和搶灘的海盜廝殺過後，家人看到士兵的屍體放聲嚎哭……這些悲傷、痛苦和眼淚是怎樣過去的？我突然間感到,我所遭遇的又算得了什麽？曾經有多少人在這片沙灘上，以為自己的人生是無法再走下去了，然而他們終究豈不是活下去了？真有不能走下去的路嗎？想到這，我心中釋然。海浪拍岸，好像洗刷了胸中的悶氣和絕望。
然而，父兼母職的滋味並不好過。我下班後就拉住6歲曉華的小手跑到公園去蕩秋千，開始每晚給九歲的苕華講故事。跟其他母親們一起蹲在沙堆中陪孩子玩沙，稍不留神，小女兒把沙子撒到其他孩子身上，換來連串的叫罵。我趕緊向大家道歉：“我這個女兒是智障，請你們原諒。”“噢，好難照顧啊！叫媽媽多陪她一點吧。”我隻好繼續當眾宣布：“她媽媽一個多月前病故了。”她們終於沉默了。顯然這已經足夠叫她們原諒我，但傷口再次撕裂隻會更痛。頹然拖著女兒回家，低頭看她一臉天真的笑，心頭一酸，就忍不住落淚。
有人見我一麵照顧兩個女兒，一麵還可以全職教學、寫作、演講，又拿了一個博士，覺得我很堅強。我隻知道自己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夜深了，當女兒熟睡後，我一個人呆坐客廳，總會想起親人，想起與妻子同一年意外去世的父親，仿佛他哼著小調的歌聲仍在耳邊。我也很渴望有人緊貼在身旁，輕聲問問我是否累了。我堅信雨後終會天晴，隻要我有勇氣堅持下去。我所信的讓我確切地知道，上帝絕沒有忘記我。
安置女兒遭遇跨國追捕
1989年1月，我接受了加拿大安省神學院的工作邀請，全家人申請移民獲批。但曉華因為身體的情況，加拿大政府隻給了她一張移民部發出的“部長特許證”，名叫“文件86”， 需要每年續期，觀察五年，評估她所需的醫療開支，然後再轉為永久居留。我覺得這樣的安排也很合理。
1989年年底，我們一家移民多倫多。前妻已經離世兩年，我決定再婚。妻子麗芬是一位語言治療師，她願意嫁入一個已經有兩個孩子，其中一個還是弱智的家庭，是我所不敢奢望的。
轉眼曉華的五年觀察期滿，正當我們等待進一步的通知時，卻接到一封紅色的政府公函，通知曉華必須三個月內離境，而且今後不準再入境！我們既驚訝又沮喪，怎麽會這樣？事後才知道，原來給曉華的“文件86”最後一次續期時，官員錯寫成“文件80”！“文件80”的規定剛好相反：五年之後必須離境。我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種事發生。
我們手足無措。曉華的病情本就複雜，加上她當時已經十多歲，力氣很大，不論上街還是在家，都容易發生意外。我們應該為她申請入住特殊宿舍接受專業照顧，但因為她沒有長期居留的身份，所以在加拿大無法申請。而且這些宿舍名額有限，本地居民通常要輪候九年以上才有位置。我們原計劃等她獲得永居身份後，再花幾年申請入籍，然後再申請宿舍。但現在卻連暫時居留的資格也沒有了！
曉華是我在牛津讀博士的時候出生的，出生紙、護照都是英國的。她在香港沒住滿七年，所以不是香港人。走投無路之下，有朋友提議：既然她是英國國籍，不如將她帶回英國。我們在英國的一位朋友對社會福利非常熟悉。很快他就回複，倫敦一間政府的特殊宿舍裏還空著一個位置。
我們立刻聯係對方，將曉華的資料傳真過去。主管的女士立刻回複，曉華符合入住資格。我們感到上帝為我們開了一條幾乎不可能的路，於是懇請教會的弟兄姊妹代禱。大家也覺得這個方向可以積極嚐試。那年暑假，我之前就答應在瑞典舉行的北歐四國基督教聯合退修會上擔任主講。時間剛好配合，於是我和妻子決定帶著曉華，先飛到倫敦把女兒安頓好，兩星期後再一起去瑞典斯德哥爾摩。
出發前夕，女主管很友善，親自打來長途電話叫我們不要擔心，我們隻要預留三五天的時間，然後就可以安心將曉華留下來。之後每年幾次探望，孩子可以生活得很快樂。我聽了電話，心裏就放心了。這位女士還提醒：“你們記得把曉華常用的物品帶來，她喜歡的玩具、常看的故事書，好讓她有一種親切感，盡快適應新地方。”我們很感激她這麽有愛心。
曉華不適宜乘飛機，九小時的飛行對她是極大的折磨。飛機有一點兒震動，她就會尖叫，全程都無法睡覺，還撞倒了送餐車。我們兩夫妻坐在她一左一右，一直捉住她，抱緊她，還要向周圍乘客解釋道歉。整整九個小時，所有人都疲憊不堪。終於抵達倫敦，我們立刻趕往特殊宿舍。
迎接我們的女士，介紹自己就是主管，但她的神情很不友善，和電話裏完全兩樣。她的第一句話就是：“走吧！我們的宿舍是不會接受你女兒的，她不可以住在這。”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說：“昨晚你才親切地叫我們過來，怎麽今天又要我們走？”她說：“我不需要解釋，我要的就是你們離開。”我們懇求她，但她說如果我們再不離開，就叫警察來。我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那時已是傍晚，幾番周旋毫無結果，我們隻好到附近的小旅館住下。
次日我們帶著女兒再去哀求，仍然沒有結果。我們的心痛如刀割。我私下問這位女士，為何事情變成這樣？最後她忍不住將真相告訴我：“其實我們一直都好好預備你女兒的到來。但就在你們抵達倫敦幾小時前，剛好一位任職社會福利署第二把手的官員巡視辦公室，曉華的檔案就放在桌上。他隨手翻閱，發現你女兒要來長期居住，但來自多倫多而非英國本土，於是立刻下令無論如何不能接收，以免占用資源。”
女主管無奈地說：“一天前，我是協助你射龍門的，今天我卻變成要守龍門的。你也不想我失去工作吧？我有什麽辦法，我也隻是一個職員啊！”我聽後更加絕望。要我們雙手將女兒送給別人照顧已經心如刀割，還要帶著女兒到人家門口求人收留，又被兩、三個人用雙手把我們推出去！那種難過，真的非言語能表達。就連曉華仿佛也明白了，每次走到街口還未過馬路，她已經躺在地上大聲哭喊，把頭撞向電燈柱；但我們仍要強拉著她去到人家門口，然後再被趕逐。
每天就這樣來來回回。我們請求英國的議員、加拿大的外交部介入，他們開了會，但毫無結果。我們帶來的錢差不多用盡了，而最令人掙紮的是，我已經預定了要去瑞典領會，幾百人已經從各地趕到會場，難道我要失約嗎？可我怎麽能自己離開？妻子的身體，開會的時候已經因為太激動而昏倒，怎麽撐下去呢？
直到臨行前一晚，我躺在小旅館的床上，合起雙眼向上帝祈禱，一麵禱告一麵流淚，眼淚由眼角流到耳朵。“上帝啊，你別再耍我了好嗎？以前我的妻子癌症死了，我沒埋怨你；我的女兒嚴重智障，十多年來我每天咬緊牙關。即使不明白，我也不願埋怨你。但是請你不要做得那麽過分！上帝啊，你知道我是個很願意跟從你、聽你話的人，如果你不想我們來倫敦的話，你告訴我就好了，我們就不來了。為什麽你為我們開路叫我們來倫敦，來了之後你又叫人趕我們，這個算什麽？為什麽要這樣玩弄我？”最後我還說了一句忍無可忍的話：“上帝啊，你左手打我，但右手卻要我為你去講道去服事。你說得過去嗎？”我的禱告實在不客氣，因為我真的受不了。禱告後，並沒有神跡發生，事情毫無轉機。
第二天，我一個人飛往瑞典，心情實在沉重。每天打電話給倫敦的妻子，電話中的她隻能哭泣，我發覺她的健康和情緒越來越差。怎麽辦？如果她也病倒了，女兒怎麽辦？終於我告訴妻子，你不可以再這樣熬下去，要把心一橫，買張機票來跟我會合。女兒不能帶出境，就讓她暫時留在我們開會時她寄住的房間裏，本來那個房間就是為她而設的。
我們寫了一封五頁的信留在曉華的房間，詳細陳述困難：女兒必須要兩個成人才有能力帶上飛機。而且，我們必須得到加拿大讓她入境的許可，否則飛到多倫多，她又被移民局趕逐，成了“人球”被踢來踢去。孩子受不了這樣的折磨，這會要了她的命。我們誠懇地說：“我們不會要求你長期收留，既然你不要她，我們也不強求，但請你們暫時看顧。等我們回到加拿大，就盡快向政府陳明困難，隻要加拿大政府願意讓她入境，我們立刻回來把她帶走，以後都不再麻煩你們。”然後寫上我們在加拿大的住址、通訊方式。
對方發現我妻子沒有去接曉華，就立刻報警說“來自多倫多的後母，遺棄弱智女兒於倫敦宿舍”，繼而發出通緝令。妻子被嚇得魂飛魄散。我還記得她來到瑞典後，一聽見直升機的聲音就躲到桌底下說：“他們要來抓我了！”我說：“太瘋了吧！我們又不是國際毒販，怎麽會出動直升機到瑞典來抓你呢？”其實她的精神已經到了幾乎崩潰的地步。人生走到這一步，我們可算是走投無路了。
服事一完，我們立刻返回多倫多。我們不敢再經過倫敦，怕在倫敦機場被拘捕，就另買兩張由紐約轉機的航班。剛到家，鄰居就來告訴我們：“有警察來找過你們。”真的很快，已經追到多倫多了。一天後，一位國際保護兒童會（International Children’s Aid Society)駐多倫多的高級主管上門找我們，說英國的保護兒童會通知他們來調查後母遺棄事件。我們將情況和盤托出。這位主管邊聽邊流淚說：“沒想到你們的遭遇這麽可憐！我一定想辦法幫助。”她說保護兒童會是加拿大唯一不計較孩子國籍就可以收留的機構，因為他們處理的都是極端危險的個案，例如虐待或者遺棄之類的。
終於她通知我們，有一個庇護宿舍還剩下一個宿位。我歡喜若狂，立刻買機票飛回倫敦。妻子已經沒有足夠的精力跟我同去，我就找了一位基督徒律師朋友同行，免得到倫敦被拘捕。我們一下飛機就趕到宿舍接人，對方求之不得。女兒回到多倫多入住庇護宿舍，一直住到她二十六歲。
翻過來竟是一幅美的刺繡
大半年之後，偶然認識了庇護宿舍的一位基督徒社工，他告訴我：“你知不知道你的女兒很出名？因為她是整個安大略省最後一個可以入住這類宿舍的孩子。”因為曉華入住後兩個月，當地政府改組。新政府下令一切宿舍無論任何情況都不得再收留非加拿大籍的居民，因為位置短缺。
回顧整件事，原來上帝要為曉華預備一個可以長久居留的宿舍，但她的身份卻不符合。唯一能入住的隻有保護兒童會的宿舍，但他們從不接受普通個案申請，隻處理極端、危急情況。上帝知道溫偉耀不會將女兒打斷手、打斷腳，這些事他做不來，所以就安排了一出非常戲劇性的際遇——讓我們去英國，然後被趕逐，還有跨國追捕——那樣就夠資格讓保護兒童會介入了。
從任何人的角度，都好像隻看見上帝的殘忍甚至荒謬。但事後回望，原來正是上帝奇妙得不可言喻的計劃。這隻是我人生中少數在今生已經看到結局的劇目。我想說的是，大部分時候我們真的不能明白上帝在幹什麽，問題是我們有沒有信心相信祂不會出錯，祂對我們的愛沒有減少，祂的能力也沒有缺失。我能在今生就看到事情的起承轉接、來龍去脈，其實是幸運。更多時候，可能今生我們始終看不透，但將來在天上，我相信每件事都將顯露意義，而且在上帝的手中，“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當患難臨到，我們忍耐到一個地步，事情好像沒有任何轉變，這就是最關鍵的時刻，我們能不能繼續有毅力、有盼望地忍耐下去？我怎麽知道上帝的愛有沒有改變？這時候我們要仰望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如果祂在我仍然不認識祂、甚至反對祂的日子，已經愛我到了“為我而死”的地步，那麽現在我已經認識了祂，跟祂建立了親密的關係，祂又怎麽會不理我、忘記我、陷害我呢？我就有平安，有勇氣繼續走下去。這就是基督信仰帶給人在麵對苦難打擊中最終極的分別和把握。這種信任不是非理性的，而是超越了理性推理。
為什麽這些遭遇臨到我？我真的沒法回答。或者你和我今天所看到的人生就像一塊滿是淩亂線頭的布——一根線好好的，卻突然在中間消失了，各種顏色的線頭堆在一起。但有一天，我們的今生完結之後，在永恒中那塊人生的幕布翻過來，原來是一幅充滿意義、美麗整全的刺繡。上帝不會弄錯。
每當我在生活中經驗到上帝那無微不至的關懷、保護、指引、看顧的時候，無論大事小事，我喜歡用本子把它記下來，過去幾十年的信仰曆程到今天我已經存了許多本。沒有長篇大論，我隻寫下重點，多年後再翻看那幾句話，足以把我帶回記憶裏。
許多次當我的人生走到黑暗的幽穀，感情上已經忍不住懷疑上帝的愛，麵臨心靈的危機，我就走到書架前抽出其中一本，一頁一頁翻看。一件一件的事實重現眼前，往往一本還沒看完，我的眼淚已經流出來了。“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不再施恩嗎？難道祂的慈愛永遠窮盡，他的應許世世廢棄嗎？……我要記念耶和華所做的，要記念你古時的奇事；我要思想你所做的，默念你的作為。”
有時雖然在重大痛苦的事情上沒有改善，但身邊同時發生的許多小事卻湧溢著上帝的關懷和看顧。可是我需要的不是小事順利，而是要那件最痛苦的事情得到解決啊！為什麽上帝特別在小事上讓我經曆祂呢？因為祂知道，我對上帝的真實、能力和慈愛已經開始動搖。這個時候，上帝用這些小事告訴我：在重大的事情上，因為影響太深遠了，對不起，我不可以按照你所提議和期待的方式改變；但我希望你不會因此懷疑我，所以我定意要更多更明確地向你顯出我的存在，鼓勵你的信心。多少次當我在沉痛打擊之中，看到周圍一件件奇妙的事情，好像螢火蟲的點點光亮，引領我繼續相信自己可以走出黑暗。
你願意做一個漏水的桶嗎？
感謝神把妻子麗芬帶到我身邊，她溫柔但堅守原則、聰穎卻體貼，將我淩亂的生活節奏修整起來，放棄了自己生育孩子。更重要的是，從她的鼓勵和提醒，我開始領會：隻曉得疲於奔命為孩子跑腿，不算是個成功的父親；女兒們需要的是一個願意向她們坦誠分享內心感受，但有權威去管教的父親。
重新管束已經放任慣了的女兒，是件困難事。有一次我硬著心腸，按規定把大女兒苕華過時沒有清洗的運動衣撕作擦地布。我看見她愕然地望著我，眼中充滿了淚水。我對她說：“我愛惜這件運動衣，但我更愛你。希望你學會，協議既定就要遵守。”轉過身，發覺自己眼中也有淚。
回想苕華的成長，生母病逝那年她才9歲，正讀小學五年級。我心痛她沒有母愛，在家裏她想怎樣都可以，連自己的玩具也不用收拾。她很聰明，年年考第一；移民加拿大，入學就進天才班；高中就留學美國，獲得全美數學比賽第一名，15歲SAT數學滿分，英文也幾乎滿分。
但苕華一直無法接受我再婚。我想她可能覺得很不公平吧：生母早死，小她兩歲的妹妹又是智障，父親也被另一個女人搶走了。我逼她叫媽咪，結果越逼越糟。新媽咪要女兒守規矩、改掉刁蠻脾氣，女兒卻認定她是惡後媽。一天，兩個人爭執，妻子離家出走。女兒是我生的，妻子是我選的，我夾在中間不知如何是好。看了很多關於後父、後母的書，仍然無法改善她們的關係。
她去美國讀書期間，我給她寫信，她也不回。直到將近十年後她讀大學時，認識了一幫基督徒同學。畢業前一年決誌信主，信仰的突破讓她改變不少，第一次肯開口叫後母一聲“媽媽”。
2001年，前妻離世十四年的時候，我決定做一次大膽的行動，帶著23歲的苕華一起重回英國牛津，故地重遊。雖然已經有十六年沒有踏足那片土地，但古舊的牛津，景物依舊。我們一起回到昔日住過的地方，到附近的小河邊散步。在河邊的餐館坐下，那間餐館就是我們以前喜歡在晚飯後拖著大女兒、推著小女兒的嬰兒車，一家人沿著小溪走過，走到盡頭才坐下來的地方。一草一木、一桌一椅好像從未改變。想起唐朝詩人崔護的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麵桃花相映紅。人麵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轉彎處好像還能看到當年伏在那裏的一對天鵝，去到水麵開朗的地方，那些小鴨子還像以前一樣悠悠地遊蕩。隻有我和苕華兩個站在河邊，我鼓起勇氣對她說：“以前我們每晚四個人來這裏散步，你還記得嗎？”她說：“我記得，現在隻剩下我們兩個人了。”我說：“苕華，我們的家庭是不完美的，我們家也經曆了很多患難，不過我想講一個故事給你。”
——有一個農夫每天背著兩個水桶，去很遠的河裏打水回去澆田。左邊的水桶漂亮又堅固，右邊的卻又爛又舊、還漏水；每次左邊整桶水一滴不漏地澆在田裏，右邊卻隻剩下半桶水。雖是這樣，農夫依舊每天背著這兩個水桶。有一天，右邊的破爛水桶忍無可忍質問農夫：“你究竟知道不知道我是漏水的？破爛的？”農夫說：“我知道。”水桶接著問：“你明明知道我是漏的，為什麽還是用我打水，浪費力氣？”
農夫沒有回答，繼續提著兩個水桶去到河邊。不過他對破爛的水桶說：“請你留意一下路的兩旁有什麽不同？”水桶這才發現，左邊路旁的土地是幹的、寸草不生，右邊卻是翠綠的草地，長滿了花朵。農夫這時對它說：“這就是每天用你漏在路上的水所灌溉出來的成果，也是我仍然使用你這個又爛又舊的水桶的原因。”
我對苕華說：“我們的家就是這個漏水的水桶。雖然不完美，充滿了遺憾，但正因為這樣，神可以借著我們的生命去幫助那些不容易被安慰的生命。你有沒有想過，世界上有很多單親家庭的青少年，他們十分痛苦，不知道怎樣去麵對自己的父親或母親，也為和繼父、繼母的相處而掙紮。你嚐過這種滋味，就可以成為他們的幫助。因為隻有你明白他們的心，不是其他人可以明白的。你願不願意好像這個破爛的水桶一樣，成為灌溉別人田地的祝福？”
我說完這番說話，苕華哭了，我也哭了。我們兩個擁抱在一起。但這不是悲傷的眼淚，而是我們都有很深的把握：我們這個不完美的家庭，痛楚的際遇成為生命新方向的動力。我們經曆到上帝怎樣在苦難中安慰我們，轉而也懂得怎樣去安慰那些或許其他人無法安慰到的人。
“帶給中國黎明”？
2008年 2月11日，小女兒曉華生病被送進醫院，我們準備好再過幾天就接她出院，卻突然收到主治醫生的通知：曉華感染了一種病毒，一天之內她的肺部已被摧毀了一大半。隨後的三天，我們守候在她的床邊。我抱著曉華的身體，流著淚為她做最後一個禱告——祈求天父把她平安地接回天家。這是對一個爸爸最殘忍、最痛楚的最後任務。
當初給女兒起名“曉華”，是希望她有一天可以帶給中國黎明。想不到她生來智障，連拿起筆杆畫圓圈都不懂得，怎樣帶給中國黎明？一直以來，這個名字好像是對我的慨歎和諷刺。
曾經在一次神學生的聚會中，有同學請我舉出影響我最深的三位神學家。我舉出了戴德生、倪柝聲，最後一個就是我的女兒溫曉華。大家有點不明所以。上帝差派曉華進入我的生命，教給我許多博士學位永遠也學不到的東西。
想起剛移民加拿大的時候，我去拜訪盧雲神父，當時他已經辭去美國著名學府的教授職位，去服事智障人士。我告訴他我的學曆和事業的雄心，這一切似乎都因為弱智的女兒而幻滅……我仍然在訴說，盧雲卻突然把臉移到我麵前一寸的位置，說出一句我終生不忘的話：“你的女兒是一個天使，上天差派她來保護你，保護你不會墮落成一個追名逐利的人。”
當時我不太能接受這句率直的話，現今回想才完全認同。按自己的實力和人脈，原可以踏上康莊的事業大道，但因為女兒的脆弱，雄心勃勃的爸爸在名譽和地位的路上被迫一次又一次停下來，推卻邀請、放棄計劃。然後我才有機會，在人生路邊的小徑觸摸到許多受苦的心靈和他們人性的尊嚴，體驗和認識一個與我一樣受苦和創傷的世界。這個世界裏的人特別願意接近我，因為我也曾無奈、無助的呻吟，我明白什麽叫做生離死別的痛苦。
我始終相信，曉華是上帝派來的天使，吃盡人間痛苦卻仍然純美無瑕。現在，二十六歲的女兒完成了任務，被天父召回天家。爸爸很幸福，竟然接待了天使！我把曉華的紀念網頁發給在中國內地研究基督教的學者朋友。他們看了之後深受感動，對信仰的認識不再停留在理論的層麵。這位道成肉身的耶穌，願意親自成為人，和我們一起走這條痛苦的世間路。祂生活在痛苦的人當中，照顧他們，安慰他們，治療他們，最後被惡人所害，慘死在十字架上。當我們掉進人生最黑暗的時候，可以有一個把握，祂了解我們，在一切痛苦中與我們同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第三天從死裏複活，因此死亡並非結局，祂勝過死亡，帶給我們永恒生命的盼望。
回想過往，第一任妻子將對中國的感情和負擔帶給我，我們一起學簡體字、學普通話拚音。後來，我遭遇喪妻之痛，經曆女兒嚴重智障的折磨，又麵對她26歲病逝的創傷，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我不止一次反問自己，我的信仰真地是有根有據的堅持嗎？我在這裏所寫下的，是為許許多多尋道者做出的一個誠實的交代。
以前我用學問嚇人，現在用心感受人；以前去醫院講“你好慘”是用嘴巴講，現在是用心體會出。或許各種學問和成功並不能真正服事中國。今天的我已不再介懷自己本該有怎樣的事業成就，因為頂尖的學術殊榮充其量隻賺得別人的羨慕，唯有受過傷的生命，才能深入和觸動這片土地。
（本文摘編自《溫偉耀60自選集》《上帝與人間的苦難》《苦難的曆練：我的際遇、我的信仰》，內容有刪改，大小標題為《境界》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