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印度教修習者,到堅定的傳道人
/ 王誌勇(91級法律係)
我在1996年4月心裏相信、口裏承認耶穌基督是主,歸信又真又活的上帝,這完完全全是因為上帝白白的恩典。
01 宗教意識的覺醒
我於1966年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我出生之前,從未見過麵的姥姥、哥哥都已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期間餓死;我出生之後,饑荒已經結束,但農民仍然缺乏足夠的糧食滿足基本的需要。我三歲左右時,還曾經在寒冷的冬天隨母親一起到外地討飯,飽受饑寒、奔波之苦。因此,我深知中國農民的痛苦。
後來考上大學,脫離農村之後,仍然深深地意識到自己是農民的孩子。
我從小酷愛讀書,村子裏除了有限的、薄薄的語文和算術課本之外,很難找到任何寫有文字的東西。有時在路上見到人廢棄的舊報紙,就撿起來,想方設法看看到底上麵寫著什麽。若是有好的文章,看完了舍不得扔掉,拿回家用針線裝訂成書的樣式,反複閱讀。
後來,進入大學,立即天天泡在圖書館裏,如饑似渴地閱讀各方麵的書籍。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聖經》也是我在圖書館中第一次見到的書籍之一,隻是當時並沒有多少深刻的認識,更多的是好奇心理,把《聖經》當成宗教和文學名著。
模糊地記得,我自己宗教意識的覺醒大約是在九歲時,也就是1974年。那一年,我們村中一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小孩子在遊泳時淹死了。他父親是退休軍官,他一家都在城市中生活。他父親把他帶回老家埋葬,下葬時,我們都去觀看。看到和自己年齡相仿的孩子死去,我忽然意識到不僅老人要死,小孩子也會死,每個人都要麵對死亡。我開始對死亡有一種莫名的好奇感和恐懼感。我想,死亡既然為人生劃上了一個大大的句號,一切似乎都成為終結,人生到底有什麽意義呢?
隨著年齡的增長,讀書越來越多,經曆越來越多,對社會不公平的感受越來越深,常常生發鴻鵠之誌,濟世之想。記得自己常以屈原的詩句自勉:“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還有諸葛亮《誡子書》中的話:“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當時所具有的隻是少年人的衝動和誌向,並沒有具體的安身立命、治國安邦的思想。
02 深刻的信仰危機
1985年夏天,我高中畢業。填報誌願時,立誌專攻法律,為使中國走向民主與法治做出貢獻。同年,考入中國政法大學。當時,我們齊河縣在教育上是著名的落後縣,我們前一屆的考生竟然沒有一個學生被全國性的重點大學錄取!因此,我當時高分考取全國性重點院校,在當地引起了一時的轟動。
學習期間,我深刻地意識到法律本身的蒼白無力。法律隻不過是一種工具,正如中國古人所言“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本身既無法使人向善,更無法使整個社會臻達公平,而且法律本身也需要終極性的價值依憑,否則就成為立法者對人公開的掠奪。我發現在中國曆代王朝中,不僅惡法充斥,在司法實踐中,法律更是成為暴君酷吏荼毒百姓的工具。因此,理想幻滅的我,經曆了深刻的信仰危機。
當時,大學中的許多課程仍然非常陳腐,並沒有多少真正的知識和學術可言,很多老師上課的時候照本宣科,隻是讀讀自己所寫的教科書。因此,我很少上課,看看課本和筆記,能夠應付考試,大部分時間消耗在學校的圖書館中讀書自學,主要集中在宗教、哲學、政治、經濟、法律領域。
當時給我最大震撼的是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在這本書中,哈耶克深刻地剖析了以國民政府為中心的中央計劃經濟是如何導致全麵專製,通向奴役之路的。在計劃經濟中,國家所扮演的是救世主彌賽亞的角色,試圖通過計劃和政策來對社會進行全麵的係統的調控,從而在較短的時間內達成經濟的快速增長。然而,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國民政府也不過是由有限的人組成,哪怕是所謂的專家和精英,他們對於控製人心的變化、市場的起伏和資源的流通,也是一籌莫展。
另外,迄今仍然使我印象深刻的一本書,就是德國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所著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現代中國人所熟悉的另外一位社會學家卡爾·馬克思,始終強調的是物質決定精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然而在韋伯的書中,揭示了基督教清教徒倫理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決定性影響。清教徒強調上帝的預定和揀選,強調上帝的呼召、個人的責任,所以他們工作起來充滿使命感和責任心。
清教徒把工作視為上帝的呼召,視為人的天職,所以在工作中積極探索,追求卓越。他們視自己為上帝的管家,所以殷勤節儉,從不浪費,這才有資本的積累。而且,他們把大量的利潤用於各種慈善項目和教育事業,為窮人提供身體和靈魂方麵的幫助。韋伯的這本書深深地打開了我的視野,使我認識到基督教清教徒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也增強了我對基督教的好感和好奇。
當然,我大部分的時間還是思考、探討信仰的問題,所以大學時期三分之二的時間都用在了閱讀哲學和宗教典籍上。那時我也曾閱讀過《聖經》,中英文都閱讀過,當時隻覺得是一本很好的宗教經典,並沒有真正的心靈的看見,更沒有認罪悔改的意識。
1986年開始,我接觸屬於西方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中堅之一的“奎師那知覺運動”(Krishina Consciousness Movement),從此開始長達十年的印度教修習,學習印度吠檀多“即一即異”哲學,並參與其經典的中文翻譯。
我所研習的這種印度教,提倡的是苦行;甚至夫妻之間的性生活,若不是明確地為了生育的緣故,就當禁止不行。還有其他很多繁瑣的戒律。因此,我自己也有在“律法主義”中靈修的背景,深深曉得罪人並不能完全遵行戒律,哪怕是立誌這樣行,也無法完全行出來。
我長期擔任國外來的頂尖的瑜伽大師和修士的翻譯和助手,親眼見到那些聲稱自己達到至善之境的人,雖然別人把他們當作大師頂禮膜拜,但他們自己仍然不過是有限且有罪的人。
03 參加外貿和律師工作
1989年到1991年,我在山東老家一個外貿公司上班。豈知,當時的外貿公司都是國營性質的,裏麵充斥著權力的陰暗、虛偽和傾軋。在這期間,我父親因為我之前的一些經曆而坐臥不寧,受到驚嚇,得了癌症,於1991年5月去世,這是最讓我傷痛的。其次,就是認識我的愛妻朱素雲(信主後,我給她一個新名字“朱恩典”,她確實是上帝惠賜我的恩典。),我當時是一無所有,她愛慕我好學,就接受我的求婚。在老家那些孤寂的日子裏,她帶給我諸多的慰藉和鼓勵。我們在1991年10月結婚。
1991年,我考入北京大學法律學係讀研究生,專業是法律哲學,方向是比較法,導師是我一直比較景仰的沈宗靈先生。沈先生早年留美,治學嚴謹,為人樸實,在治學方法和為人處事上給我很大的啟迪。另外,在北大求學期間,最重要的是結識龔祥瑞先生,他早年留學美國,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我從他身上開始初步領略到何謂真正的自由主義和憲政精神,更見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暴政打壓之下那種九死不悔的錚錚鐵骨。
在北大三年期間,一是完成自己的學習和研究,另外主要就是繼續修習印度教,同時繼續自己的心路曆程,研讀各派哲學和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的一些典籍。那時,北大已經成立了宗教學係,經常邀請國外的專家舉辦基督教文化講座。如今記得比較清楚的就是新加坡神學院的一位教授講授新派神學家田立克《信仰的動力》一書,把宗教界定為“終極關懷”,完全不提《聖經》的無謬性和主耶穌的死裏複活等基要信仰。當時也有美國基要主義神學家應邀前來講課,我在課後特意問他是否相信《聖經》的無謬性,他說絕對相信。那時我把這種說法當成一種迷信。
1994年我碩士畢業,當時我麵臨兩個選擇:一是我的導師沈宗靈先生介紹我到中共中央黨校教書,二是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我還是傾向於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喜歡在法學上繼續深入研究。本來已經以高分考取社科院民法專業博士,但見到社科院負責招生的人施行種種刁難,有關導師也在官僚製度的習染之下缺乏筋骨,因此深深意識到中國當代學術界的敗壞,憤然回山東老家,潛心從事印度教經典的翻譯工作。
我在1993年取得律師資格,1995年在翻譯之餘在當地律師事務所掛牌執業,1996年在北京與人合夥開辦律師事務所。中間經辦過經濟、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參與商業談判、法庭辯護等。以前隻是在理論上研究法律,如今則是直接參與法律實踐。律師業務的實踐使我對中國法律界的運作有了第一手的認識。我在法律方麵所受的訓練,所從事的研究與實踐,使我深深地認識到人本主義法律的虛幻性和欺騙性,根本不存在“中立性”的法律。
04 內心感化而信主
1996年4月,在商業談判之餘,一對澳大利亞夫婦向我傳福音,帶領我作了決誌禱告。記得是來自瑞士的詹妮弗姊妹作見證,講到她歸信耶穌基督的曆程,我看到眼淚靜靜地流下她的雙頰,內心就被感化了!我這樣理性的人,上帝竟然用這樣感性的方法來打動我剛硬的心,使得我認罪悔改!
在此之前,一些信主的弟兄也曾向我傳福音,然而我甚至多次到教堂中和牧師辯論,常常是我在表麵上得勝,被人說成是“常有理”。雖然我一直讚同基督教是正教,《聖經》是一本好書,基督徒中有很多傑出之士,但是我從來沒有受感動歸信基督教。其實,我私下常常想融合各大宗教,創立新的宗教,特別是適合中國現代國情的宗教,為中國人服務。但上帝使我深深地意識到自己是個罪人,生活在各樣的愁苦之中,並不能靠自己的修行拯救自己,更不用說拯救別人,造福國家,影響世界了!
信主之後,我感覺特別喜樂,仿佛換了一個天地,幾乎看什麽都不再一樣了。當然,絕不是一信主就一勞永逸,相反,信主之後,開始經曆巨大的痛苦和掙紮,那就是與自己身上殘餘的敗壞爭戰。不信主時,覺得犯罪是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隻要不被人發現就好了,甚至常把犯罪作為在社會中生存的手段。蒙恩之後,越來越覺得罪的可惡,尤其是自己身上的罪,開始一步步地靠著上帝的恩典脫離身上各樣的罪。我從自己對《聖經》的領受和個人的經曆來看,我們最需要對付的就是自己的罪,我們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仇敵!雖然我自己覺得很不完全,仍然受罪的纏累,但我妻子看到我生命的改變,上帝也因此而感動她的心,使她也悔改信主。同年10月,我與妻子一同受洗,當然是在靈恩派教會中受洗。那時還學會了“說方言”,受了“聖靈的洗”。
那時上帝給我的一個蒙恩的經曆是:我因為從小就聽母親講鬼怪的故事,經常有夢魘之事,在睡覺時有鬼附體壓迫。信主之後,求告耶穌基督之名,就從這一困苦之中得了釋放。在這樣信主之後,我開始對付自己生命中的罪,特別喜愛研讀《聖經》,很快就把《聖經》讀破了一本,生活逐漸按《聖經》的原則調整,並開始在教會的聚會中作簡短的分享。
1997年1月1日,正好我要回老家山東探親,教會就為我按手禱告,差派我回家傳福音。由此開始了我傳福音、建立教會的事奉,並先後在北京、山東、天津、河北、上海、香港、俄羅斯等地參與事奉。回首看來,我自己在靈恩運動中事奉並不是主動的積極的參與,而是剛信主時就誕生在靈恩教會之中。靈恩運動並不新鮮,在初期教會中就有孟他奴倡導這種版本的基督教,當初也是說方言,說預言,跳靈舞,受聖靈的洗。
也就是在這一年,香港的一位客戶在我的請求下,托人送我一本趙忠輝先生翻譯、巴文克原著的《基督教神學》,我如饑似渴地加以研讀,但是對於其中所闡述的加爾文或改革宗神學,我是完全反對,不能接受。因為我那時所熱衷的仍然是阿米念派神學思想,認為人的自由意誌才是最重要的,信主最終還是要靠個人最後的決誌。
05 神學思想的突破
1998年8月,我到香港參加一個布道大會時,住在一個弟兄家中,他屬於浸信會的信仰背景。他可能是注意到我們當時在信仰上的偏頗之處,又見我渴慕真道,就悄悄地送給我一本Hank Hanegraeff所著的《危機中的基督教》( Christianity in Crisis)。我從中見到靈恩派中肯尼斯·哈根(Kenneth E. Hagin,又譯為甘堅信)所提倡的“信心教導”的偏頗之處,那時我們教會主要的教導都是“信心教導”。這本書揭露了哈根之流教導以及實踐的偏頗之處,使我原來對靈恩派教導的一些懷疑之處,得到了印證。
從此以後,我開始發奮研讀改革宗神學書籍:
最早接觸的是凱瑞·諾斯(Gary North)所著的《無條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一書,這本書使我認識到基督徒的生活不僅僅是“信耶穌,傳福音,上天堂”。後來我根據此書的框架,結合中國教會的具體處境,並參考其它神學書籍,改編為《當代基督教聖約世界觀》。
第二本書是薛華(Francis A. Schaeffer)所著的《我們當怎樣生活?》(How Should We then Live?又譯為《前車可鑒》),這本書幫助我在哲學上初步理清了思路,認識到新派神學的本質。
第三本書就是亞伯拉罕·凱波爾(Abraham Kuyper,1837-1920年)所著的《基督教——全方位的世界觀》(Christianity-Total World and Life System),這本書使我開始意識到基督教是以《聖經》為根基,全方位的世界觀體係。2004年,上帝帶領我到美國加爾文神學院學習,而加爾文神學院本身就是以凱波爾為代表的荷蘭新加爾文主義的研究中心。上帝的保守和引領真是奇妙!
我的神學思想的根本性突破是在1999年8月,從閱讀大衛·丘頓(David Chilton)所著的《樂園複興》( Paradise Restored, A Biblical Theology of Dominion)一書開始。以前我所接觸的異教書籍,都是教導這個世界充滿汙穢罪惡,注定要毀滅沉淪,所以不要積極建造,而是追求心靈的寧靜和解脫,藉著各樣的修行,脫離自己的肉體和這個世界。
《樂園複興》一書,用“確定無疑、循序漸進、最終達成”這樣的時間框架來界定上帝國度的降臨,使人意識到上帝的國度已經“確定無疑”地臨到了,並在“循序漸進”中展開,直到主耶穌再臨“最終達成”。這種積極樂觀、昂揚向上的末世論,使基督徒既有受苦的心誌,又有得勝的盼望,並有治理的工具。
後來,我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末世論的問題不是個人看見和領受的問題,而是信心的問題。我們是相信上帝的約民最終在地上得勝,還是相信撒但的使者最終在世上得勝,是基督教末世論的核心,當然也是基督教世界觀的核心。
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我閱讀加爾文(John Calvin)所著的《基督教要義》(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英文譯本,以及加爾文和馬太·亨利(Mathew Henry)的釋經學著作,更加意識到改革宗神學的博大精深。
1998年9月,我開始編輯《燈塔簡訊》,作為我們教會內部教導的材料。《重生與重建》係列叢書中的許多文章和書籍當初首先就是出現在這一簡訊上的。這一簡訊的編輯進一步促進了我對神學的學習,這時期也有更多的改革宗神學書籍供應上來。從這段時間開始,我們教會開始由靈恩教會轉向改革宗教會,向會眾公開宣告以《威斯敏斯德信條》為我們的教義標準。
此文原刊於《生命與信仰》第8期; 收錄本書時經作者有所刪節
- 約翰福音 8:32 -
- End -
作者簡介:王誌勇,出生於山東。1991-1994年,北京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1996年於北京悔改受洗歸主,1997年蒙召在北京家庭教會中全職侍奉,2000年在改革宗長老製教會中按立為牧師。2004-2009年在美國加爾文神學院學習,取得神學碩士學位。現於美國弗吉尼亞主恩基督教會侍奉。最喜愛經文:“以斯拉定誌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以斯拉記》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