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7 哀悼李佩老師 —我的個人記憶

哀悼李佩老師

—我的個人記憶

華新民(625)

2017 年 1 月 12 日，李佩老師走完 99 年的人生之路，到 天國同她的親人團聚去了。她的丈夫郭永懷先生 48 年前就因公殉職去了那裏，她的女兒郭芹也已經在那裏等待媽媽 20 年了。想到這裏，我不禁在哀悼中有了一點寬慰。

我認識李佩老師並領受她的教誨是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求學期間。那時我是中國科技大學近代力學係的學生， 1962 年入學的時候，錢學森是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所長兼我們係的主任，郭永懷是力學研究所的副所長兼化學物理專業 (屬近代化學係)的主任，都是同學們心中的偶像級人物。 但是他們當時都忙於兩彈一星研製工作，除了錢先生每周兩次來去匆匆給化學物理專業高年級講“物理力學”課以外， 平常已經見不到他們的身影，讓我們這樣的新生不免有點失望。

到了 1964 年秋天，學校將我調到當時新成立的英語專 修班，全職學習英語，準備畢業後留校充任當時極為緊缺的英語教師，我們班有八個和我一樣從各係抽調來的學生，外加幾個青年俄語教師。課程包括語音、語法、閱讀和口語等。

因為是為自己培養教員，學校為我們配備了當時能夠找到的最好的教員，在外語教研室任教的李佩老師是唯一在英語國家生活過多年的人，被安排來教我們口語。於是，我雖然無緣成為郭先生門下的弟子，卻有幸親聆郭夫人的教誨。從那 時開始到 1966 年 6 月文革爆發，大約一年半的時間裏，李老師每周都有幾天同我們見麵上課，由於班裏人數少，加上口語課本來就要求頻繁的對話，所以我們跟李老師的熟悉程度超過了一般的師生關係。

所謂口語課，就是訓練聽和說英語的能力，這是我們這些原來理工科學生的短板: 在進入專修班之前，我們雖然都有一些英語的基礎，但原來學習英語的目標很簡單，隻是為了能夠閱讀科技文獻——那個時代，沒有人會想到出國學習、訪問或同國際同行作口頭交流的可能。但是作為英語教師來培養，那就對聽、說、讀、寫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口語對學員是很吃重的一門課，作為教員的李老師也不比我們輕鬆，需要克服許多今天不能想象的困難。首先是沒有合適的教材，閱讀課至少還有一些像狄更斯、馬克·吐溫這樣被官方認可的“進步作家”的作品可作為教材，而口語課則無法找到類似的純正英語教材，比如英語廣播不能收聽境外的“敵台”，隻能聽我國對外廣播 Radio Peking。也沒有英美製作的原版電影錄音可聽，隻能聽我國自己譯製的對外宣傳影片，如替我國民族政策辯護的《農奴》和《天山上的紅花》等。可以想象，這些廣播和電影充滿了政治詞匯和“中國特色”的英語。為了彌補這些不足，李老師想了很多辦法。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根據自己在國外的經曆，編排了一些對話、 小品之類讓我們練習外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真實使用的語言。我因此曾以為李老師在美國大概是學戲劇文學之類的專業，近來看到一些介紹她生平的資料，才知道她在美國學的是工業與勞工關係。但是她中小學裏就演過戲、組織過演出話劇《雷雨》等。可見李老師天生就有這方麵的才能。

在這段專修班的學習期間，包括李老師在內的幾位老師的精心教導為我們的英語技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使之成為我們日後走上工作崗位或出國學習工作時相對於同時代大 學生的一項優勢。可惜這段學習英語的黃金時期在 1966 年 6 月初被突如其來的文革所中斷，直到畢業再也沒有恢複。文革開始後的最初幾個月我們在外語教研室跟老師一起參加 運動，記憶裏的印象是，像李老師這樣比較年長的教師都有“舊社會”的經曆，以及前幾次政治運動的經驗，在運動中小心謹慎，隨著報刊社論的調子表態，躲過了文革最初的衝 擊。再後來，開始了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時期。各級黨組織和行政係統被衝垮，係科、班級也被打散，正逢大串聯興起，我們這些年輕的學生們就紛紛跑到外地去或者為文革“煽風點火”，或者遊山玩水。老師們沒有我們的衝勁，又有家庭拖累，大多還是按部就班，白天上班到學校裏參加運動，晚上下班回家。我們串聯回校後也都在 學生中參加全校的運動，由於當時的無政府狀態，很少回到外語教研室去，就很少再見到李老師了。

到 1968 年國家決定讓 67、68 屆大學生畢業分配的時候， 大學是不是要辦還沒有定論，從而原定我們學成後留校教書的計劃也一風吹了，我們這些學生於是回到了原來的係科參加分配。我本來應該是 1968 年 7 月畢業，但是因為在文革中“犯了錯誤”，被學校的軍宣隊、工宣隊留在學校做檢查待分配，直到 12 月 21 日才離開學校。現在回想起來，1968 年 12 月 5 日是郭永懷先生因公殉職的日子，我應當還在科大位於北京玉泉路的校園裏。可能當時正是自己寫檢查爭取 畢業分配的緊要關頭，也可能當時聽到的各種非正常死亡消息很多，有點麻木，今天說一句慚愧的話，我已經記不起自己是什麽時候得知郭先生遇難的消息。雖然如此，我還是可以斷定，李佩老師聽到郭先生遇難的消息時，應該就在北京玉泉路的科大校園裏。近年看到一些關於李佩老師的報告文學，有的說她當時在科大的五七幹校，有的說她當時隨科大搬遷到了安徽，一看就知道都是想當然的胡編亂造。因為 1968 年的科大並沒有什麽五七幹校，而科大南遷到安徽則是此後 1970 年的事，李老師怎會在 1968 年就“穿越”過去! 我不知道的是，在我離開外語教研室到畢業離校這段時間裏，李老師已經被隔離審查了。王丹紅在《三位非正常死亡的“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載《知識分子》微信公眾號，2016 年 6 月 5 日)一文中說:“1968 年 10 月，郭永懷從北京啟程去西北基地。就在此前的 9 月 20 日，他年僅 17 歲的獨生女郭芹，和她的同學們乘坐知青專列，到內蒙古農區當知識青年了;而且，他也知道，妻子李佩已進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牛棚’。”也就是說，李老師在 1968 年夏秋之際的某個時候，已經被隔離審查了。在我記憶裏，當時受隔離審查的人關押的地方在科大不叫“牛棚”，而叫“專政隊”，因為我記得離校前想同錢臨照教授(他是我表哥)告別，但是他當時已經在“專政隊”裏了，有時可以見到他拿著飯碗在革命學生看管下排隊到食堂打飯，無法走近說話。 想必受到隔離審查的李老師當時也是同樣的待遇。

從此一去十年，再次聽到李老師的消息時，已是1978年我從雲南省調回科大教書。雖說這是我的母校，但已經“人是物非”了——見到了許多從前的老師和同學的熟悉麵孔， 可是科大已經搬遷到了合肥一個完全陌生的校園裏。那些熟悉的老師中就有原來外語教研室的老師，十多年不見，自然有“渡盡劫波”的感歎，他們跟我講述的外語教研室在文革中重大事件之一就是，李佩老師跟隨學校搬遷到安徽後，曾服安眠藥自殺過。他們還告訴我，學校裏掌權的工宣隊都來自安徽當地廠礦，有些人就主張不要搶救她了，當時自殺被認為是“自絕於人民”的行為，不值得同情。幸虧軍宣隊裏有些人知道她還有烈士家屬的身份，才把李老師從死亡邊緣搶救過來。

又過了兩年，我在北京見到了睽違十幾年的李老師。我在 1980 年參加了李政道先生發起和主持的中美聯合招收物理研究生的考試，筆試僥幸過分數線，需要進京接受美方教授的麵試。李老師當時在科學院研究生院當外語教研室主任，記得是在研究生院所在的原北京林學院的校園裏見到了李老師， 我同其他幾個人一同去見她，李老師第一眼就認出我來了， 就像對一個昨天還在她課堂上的學生一樣跟我說:“你英語考得不錯啊!得了第二名。”仿佛十幾年的間隔沒有存在過。 從她那裏我才知道我們考試的英語命題和評卷都是由李老師主持的，所以她早就知道我參加了考試，也知道我會到北京參加麵試。

出國以後，回國的機會屈指可數。同李佩老師再次見麵是在 28 年之後了，2008 年我回國到合肥參加了科大五十周年校慶，又到北京探親訪友，有機會同幾位當年外語教研室的老師相聚，談到李老師已經年屆九十，不方便外出參加聚會，於是找到她在中關村的家去拜訪她。她還住在五十年代歸國時分配給他們的房子裏，從前這裏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高級科學家居住的住宅，幾十年過去，當年的小樹都長高了，樹蔭濃密了許多，但是大部分單元都換了主人，不少賣給了外地進京經商或務工的尋常百姓，有些樓的外麵還圍起了小院子，看起來跟農家差不多。李老師告訴我，隻有錢三強的遺孀何澤慧還住在附近另一棟樓裏，跟她一樣成 了“釘子戶”。我知道她唯一的女兒已經去世多年，當時有一位小保姆照顧她，談話中不敢觸及她的那些傷心經曆，隻是說一些以前熟識的人和當年聽她講課的往事。臨走的時候，李老師送我一本郭永懷先生所撰《邊界層理論講義》的重印本，還簽了名，我帶至國外，珍藏至今。

這就是我同李老師的全部交往。往事如煙，從 1964 年認 識她至今已經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自己也已經年過七旬， 現在李老師走了，我隻能在海外為她坎坷的一生默哀，自撰一副挽聯聊表自己對她教誨之恩的感激以及對她堅強靈魂的敬意:

三尺講壇，聽說讀寫，授英語課，循循善誘，精心教書育人，天下到處有桃李

百年人生，喪夫失女，曆大劫難，錐心泣血，直麵世間悲苦，國人無不存感佩

寫於2017年2月1日

發表於 2017 年 02 月 08 日 華夏文摘第一三四八期 (cm170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