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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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我心目中的劉達同誌
劉祖平(624)
在BBS的“我說科大”版讀到戴開元、舊友華新民二人回憶劉達同誌的文章《科大，你怎能忘記劉達？》(以下簡稱“戴、華文章”)，一時心潮澎湃，仿佛劉達那雖略嫌矮胖、卻異常高大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現，親切地微笑著向我走來。
“劉達同誌”是我們一群朋友對他的稱呼。那是個充滿了對人性考驗的動亂年代，在公開場合(如大字報中)如此稱謂含有挑釁的意味，因為“同誌”兩字關乎立場，而“壓倒性輿論”多半稱他為“彭真黑幫分子”或“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屬於“敵人”，當然不是同誌。憑這個稱呼可以找到誰是願與我們並肩“保劉達”的“同誌”。劉達本人當然喜歡這樣叫他，後來官複原職，也不願我們改口。
在我心中，劉達不是一般的可敬的校領導。這不僅因為他有近乎傳奇的經曆：生於東北白山黑水之間，“九·一八”後流亡關內，成為北平的一介熱血書生，參加“一二·九”運動為抗日呐喊(多像《青春之歌》裏的人物！)；在延安學習後，隨八路軍赴山西抗戰，擔任地委書記，先後與楊成武、王震兩位威名遠揚的旅長共事；挺進光複後的東北，任解放區最大城市哈爾濱市的首任市長；到了太平治世，雖因天性耿直，仕途頗多坎坷，但礙於其資曆，中科院、北京市一批平時氣使頤指的官員總得讓他三分。也不僅因為他在那個“左風”彌漫、眾人皆醉的時期獨具慧眼，誠如戴、華文章所述，他以在科大的大膽措施成為中國教育界改革的第一人。更令我輩學子傾倒的，是他錚錚鐵漢型的人格。古人雲“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人，可謂大丈夫。劉達者，大丈夫也！
劉達推行的教改：學分製，學生自由選課(甚至可以不上課)，單科升級，重視基礎課，重視外語，一反當時對青年“隻講服從、不講選擇”的風氣，為科大學生展現了更寬闊的道路，也難免引起很大的爭議。學生的議論是：好學生和好老師普遍歡迎，濫竽充數者心存恐懼。這是我們對他有好感的開端。我記得，一部分是為了回答某些教員怕沒人來聽課的疑慮，劉達曾在學校的大會上說：“今後，每當我開會作報告，各部門隻須把通知發到學生，學生來不來聽、是否中途退場或打瞌睡，與你們無關。”正像那些課堂總是爆滿的好教師一樣，劉達自己的報告(他一貫親自準備，不用秘書幫忙)極精彩和富有吸引力，他確有這個自信。諸如“毛主席要吃飯、喝水、上廁所時講的話，也一句頂一萬句嗎？”，“人都會犯錯誤，毛主席也有錯誤，你到革命博物館去看主席的手稿，塗塗改改很多，沒錯為什麽要改？”就是這位黨委書記的說話風格的例子。
1966年夏，文革風雲突起，“彭羅陸楊”首先變成“黑幫”。因為彭真是劉達在晉察冀的老領導(據說彭真見到他時以其綽號“小和尚”相稱)，中科院迅即將他拋出，隔離審查。中央政策變遷，“工作組”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部分學生組織了“籌委會”，第一個“革命”行動就是把呆在家裏的“黑幫分子”劉達抓到學校批鬥。在大操場搭建的批鬥台上，我第一次看見文革中的劉達。
氣勢洶洶的批判之後，該他檢查了。他當然否認“黑幫說”，堅稱：自己屬於“好的和比較好的幹部”，錯誤隻是“毛澤東思想的紅旗舉得不夠高”。極不滿意的主持者突出殺招，喝問：“在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裏，你在家這些天都幹了什麽？”不料劉達不慌不忙，掏出一個小日記本，每天幾點到幾點，讀毛選哪篇文章、人民日報哪個社論，一一道來。主持者隻好打斷他，呼一通口號後，宣布禁閉劉達並勒令勞改，打掃廁所。誰也沒想到，他的話音剛落，劉達一步搶上前來，靠近話筒，大聲說道：“讓我勞動可以，但把勞動作為懲罰手段是錯誤的！”主持者竟一時語塞。劉達被押下去了，這一幕卻令人難忘。我想所謂“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誌”、“士可殺不可辱”，說的不就是這樣的人嗎？
此後一段時間，各種批判劉達的大字報鋪天蓋地，“爆炸性材料”層出不窮。有兩個因素卻使我對劉達的好感有增無已。其一就是戴、華文章提到的劉達在禁閉勞改期間的“思想匯報”，它經過有些“看守”之手，在同學中當笑話似地流傳。這些匯報絕無卑躬屈膝的媚俗之態，更不以胡亂揭發、上綱自保，當令後來動不動以“違心地……”開脫自己的大批官員汗顏。他寫到：有些清潔工過去並不認識，自從一起勞動才有所了解，可見自己確有官僚主義，以後應該經常深入基層；因為打掃廁所，才知道一樓廁所最髒，越往上越幹淨，設計樓房時應該底層的廁所最大，高層可以減小；甚至畫了一張設計草圖，說明如何改進蹲位取向更便於打掃。“虎倒不失威”，字裏行間，留有他做人的尊嚴。
第二個因素也許更重要。據揭露，劉達曾在1959年定為犯了“右傾”錯誤，大字報登載了他怒斥“大煉鋼鐵”、“浮誇風”的語言，堪稱生動有力，極有個性。我在1965年到順義縣參加了一年“四清”，才對國情有了一點了解。我的許多同學、親戚下到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不少地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實情給每個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順義有位縣長(好像名叫崔旭東)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我們那個村無論男女老少、幹部社員，提起他就熱淚盈眶，人人說崔縣長就是我們的焦裕祿。我從心底相信，彭德懷這樣的右傾分子才算得上真正的共產黨人。麵對那些禍國殃民的歪風，若不敢仗義執言、為民請命，還談什麽為革命理想獻身？我很欣賞韓愈的一句話，“謗之所至，名亦隨之”。正是這些批判材料，讓我對劉達更抱敬重之情。
再與劉達接觸是1967年春。因為替幾位“炮打中央文革”的師生鳴不平，我和一群朋友受到衝擊，置身運動之外，其中一人建議去看看仍關在衛生所樓上、但已非運動熱點的劉達。我們和劉達連聊了幾個晚上，有時詢問，有時討論，有時亦不免爭辯。也許這時用“平易近人”形容這位高級幹部並不合適，他開始的態度可說是不卑不亢，稍有距離，等到看出來我們並無惡意，逐漸轉為親切自然，暢所欲言，竟成為友人。最令我們感慨的是他對一些“名人”的臧否點評，都根據他在交往中的體會，直舒胸臆，完全不為“時尚”所左右。一時滿城皆曰可殺的“反黨分子”，如王震、王恩茂、張平化，他褒之為“好人”；一時紅得發紫的“站出來造反的革命領導幹部”，如黑龍江的潘某人、山東的王效禹，則斥之為投機分子，早晚必現原形(後來莫不應驗)。曾談到抗戰時期他與楊成武將軍的一場矛盾，一時鬧得挺僵，隻好由彭真、聶榮臻出麵解決。這時的楊將軍身任代總參謀長，見報率極高，看來是軍中少數受到最高層信任的紅人，肯定有“一言決人生死”的力量。劉達卻梗著脖子、臉漲得通紅地堅持，當初是楊成武的錯，時至今日，他仍無可檢查，更不必說認錯，要是楊本人不這樣認識，錯的還是楊。後來果然如此，楊將軍在自己突然被林彪打倒之前確實說了對劉達極不利的話，使劉達的處境更加險惡，到了撥亂反正之時，楊將軍獲得解放，親自登門向劉達道歉。都講人貴在“說真話”，“臨難毋苟免”，環視袞袞諸公，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做到的，又有幾人？
不久，“解放幹部”一類話語出現於報端，我們為“劉達同誌”講話的心願乘機付諸行動，“幹部問題聯絡站”(簡稱“幹聯站”)在一番策劃後出台。正如後來的批判者所言，其中心任務隻有一個，就是聯絡所有誌同道合者保劉達。在“造反光榮”的年代，這個以“保皇”為宗旨的鬆散組織在當時的高校應該算是個奇跡，有幾位發起人就是當初的“看守”，不能不說是劉達的人格魅力使然(也許可類比於彭德懷元帥的魅力，一群地質學院的“紅衛兵小將”奉中央文革小組之命到四川押解彭元帥，等回到北京，小將都變成了保彭分子，我有幸認識其中的一位)。關於幹聯站、它的負責人張臘狗等人的故事不在此文敘述之內(也許窮孩子出身的漢子臘狗和他的愛妻陸宗偉應該另寫篇文章，談談劉達與他們之間延續幾十年的感人的忘年友誼)。一段時間內，幹聯站的保劉活動頗有聲勢，不少同學熱情高漲，中層幹部中敢於肯定劉達的政績的也不乏其人。可惜的是，我們一時扭轉不了到處黑白顛倒、玉石俱焚的總形勢。康生、戚本禹等人為劉達的“定性”化為巨大壓力，1968年進校的軍宣隊摧垮了幹聯站，保劉的重要幹部李俠因為曾“攻擊江青”被捕，保劉達成了我們的罪名。劉達的複職被推遲到了科大下遷合肥後的1972年。
這個階段還有幾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劉達與王震的久經錘煉的友誼。1967年初，農業口某造反派組織掀起“打倒王震”的高潮，標語滿街，從未為自己向上級申辯的劉達此時上書周總理，力保王震對黨的忠誠。可能在那年“五一”，毛主席上了天安門城樓，據傳講了一句話：“王大胡子是好同誌。”頓時雲消霧散。不久，我們帶了一張劉達寫的條子，到麟閣路上王震的家去拜訪他，受到很誠摯的歡迎。王震說到當年與劉達並肩轉戰晉北，安危與共，同榻而眠、同炊而餐，覺得他是“與工農兵結合得最好的大學生”，兩人性格相投，遂成莫逆之交。談及劉達當年的“右傾問題”，王震痛陳黑龍江、河南等地在“三麵紅旗”下的諸多惡跡，快人快語，憤慨之情溢於言表，更令我肅然起敬。“人以群分，物以類聚”，英雄相惜，此之謂也。這次訪問當然更堅定了我們保劉的信心。但世事正亂，王震一時難有作為；直到天下稍安，王震親赴合肥，促成劉達的“解放”，是後話了。
劉達是熱愛生活的人。勤於讀書、思考、動筆之外，他的興趣頗廣，尤其擅長烹調，曾燒魚給大家吃，食者無不讚賞。因為知識麵寬，不論議及古今中外，他總是好的談話夥伴。他貯藏西紅柿、做蕃茄醬頗有心得，曾在報(記得應該是《北京晚報》)上刊一短文介紹，儼然一美食專家，不料文革中也被有些想象力超常的反劉派攻擊，指為配合《燕山夜話》，“要反黨同夥在紅色偽裝下長期潛伏”。在林業部任過職，他對園林綠化、樹種搭配有些專業知識，曾為他居住的中央黨校大院設計綠化方案，對科大校園的綠化也有過設想。
劉達愛學生，尤其愛成績好的學生。在他曇花一現的教改中，各係湧現出一批好學生，他熟知其姓名，如數家珍，常會問起他們的作為。後來他仍一直保持對這些學生的關心，若有困難，包括“政治問題”，力所能及，他必施以援手，比如對曾被緩予分配的陶榮甲。對青年人，他宅心仁厚，態度寬容，特別能諒解那些曾審他、批他、鬥他、甚至出手動武的學生。這與他麵對施暴者蠻橫凶狠時的剛正堅定、不低強項，成為鮮明的對比。聽說軍宣隊進校後，對他再次采取“專政”措施，曾要他背誦“老三篇”，當時這股風席卷神州，風頭正盛。但到劉達麵前，行不通了。劉達答曰：“我不背。勸你們也不要背。”來人正愕然時，劉達補充：“毛主席著作是行動的指南。背誦不是正確的學習方法。”專政者對這位被專政者竟無可奈何，據說隻好以“他年紀大，背不下來”自我安慰一番作罷。
幾年過去，林彪“天馬”墜空，中國稍露春色。聽說劉達解放，重任科大黨委書記，1973年，我與曾是幹聯站頭頭之一的前妻從千裏之外回南方，特意彎到合肥來看望他。他在自己下榻的教師宿舍親手做了一頓飯款待我們，一直聊到陪我們走出校門，坐公共汽車到長江飯店，共進晚餐後話別。回家途中最強的感覺是，雖然文革的淒風苦雨還在身邊瀟瀟不止，劉達此時“辦好科大，為國家再育一批英才”的雄心依然火熱。
劉達興致勃勃地談到召回一批68至70屆的科大畢業生“回爐”的事。以科大下遷，當年“全院辦校、所係結合”的條件不複存在，故師資奇缺為理由，他的報告僥幸被有關方麵批準。幸運的科大，成了中國左風肆虐的教育界中絕無僅有的一塊綠洲。這批幸運的同學，經過“進修班”補課，成為來日重振科大雄風的骨幹。劉達還說，“回爐生”之所以限製為較低的三屆，是因為他們入大學不足三年，基礎課尚未學完，較高年級的若分配不當，也可按正常手續申請調動回校。我們說了自己的情況，他記在一個小本子上，說這裏記的都是學非所用的科大畢業生，若有可能，他會設法幫助這些學生改善工作條件。他不無得意地說到溫元凱，這個當年以又紅又專馳名的南京大學學生，聽說科大回爐政策後來信詢問，劉達聞訊立即拍板，將溫調進科大(後來鄧小平出山，召集約30位科學工作者座談科技發展問題，溫元凱與會是因為時任清華校長的劉達的推薦)。有了這批教師，雖然近年入學的工農兵學員程度不齊，劉達對保持科大相對較高的教學水準很有信心。
劉達認為他此時的第一件重點工作是消除文革兩派對壘的派性。他以寬闊的胸懷，盡力團結曾經與他敵對的那一派。複職伊始，他首先解放了幾名運動中“打倒劉達”喊得最響、後來卻也犯事挨整的幹部和教員。他為反劉派的主要頭頭安排重要工作，介紹其中一位入黨。為了以身作則、團結群眾，他不要專為他準備的條件上佳的住房，而住到反劉派人數最多的三係教師單身宿舍，在食堂用餐，每天與普通教員朝夕相處。他也不用專門修繕的大間辦公室，選擇了與一般幹部更接近的辦公地點(講到那間大辦公室，他說，“留給郭沫若校長來的時候用吧”，一麵調皮地衝我們笑笑)。文革的激烈衝擊沒有摧毀他對人性的積極麵的信念，劉達相信，隻要他真誠待人，一定能收到以心換心的效果，群策群力，共同辦好科大。回到北方，調回科大成了我們最大的願望。幾個月後，這個計劃因前妻讀書的係的領導不合作而受阻，我們給劉達寫信，希望他幫忙。沒有想到，他很快回信，表示愛莫能助。劉達說，他的原則是，凡屬運動中因保他而關係密切的科大學生，調動應分別與各係聯係，他不便幹預，以免親者雲集。至於保劉的一號人物臘狗，劉達已勸他不要回科大。讀信之後，第一感覺難免失望。但轉念再思，我體會到劉達一貫坦蕩為公的為人和一往無前、搞好科大的決心。算是避“用人唯親”之嫌也罷，“寧失一人、勿失一片”也罷，“君子之交淡如水”也罷，總之這是他的原則，令我更增對他的尊重。記得我沉思之後，對前妻說的第一句話是：“運動中保了這樣的幹部，我們可以永遠引以自豪。”
可惜的是劉達自己的計劃也沒有實現，他在合肥建設科大教育綠洲的理想被殘酷現實無情地擊碎。我們再次見到劉達，是在北京他的家裏。大概就在1973年，“白卷英雄”張鐵生事件發生，“四人幫”一陣鼓噪，“反回潮”的沙塵暴橫掃全國教育界，綠洲豈能幸免。凡是想撈點政治便宜的人，哪怕再笨，也看得出劉達的“回爐”和報上口誅筆伐的“回潮”差不太多。劉達又一次成了現成的靶子。攻擊者有他曾苦心爭取團結卻舊習難改的政治投機家，也有大批不諳世事卻被告之要來“占領學校陣地”、“上、管、改大學”的工農兵新大學生，一度通宵圍攻，逼迫劉達簽署文件，將全部“回爐生”退回原單位。劉達憤然答曰：“你們就是整死我，我也不簽！”終於鬥到劉達病發，無法視事。他隻得黯然離廬返京，設法調出科大，到國家計量總局工作。談起這段往事，劉達的傷心、失望、憤怒交集，不堪回首，令人為之心痛。昔日“老驥伏櫪”的雄心不再，露出身心俱疲的老態。科大科大，曾灌注了這位飽經風霜的老革命的多少希望和心血，最後竟完全破滅！
劉達和科大的故事快要結束了。後來，四人幫惡貫滿盈，劉達重回教育界，在清華一展當年科大任上未竟的抱負，退下來以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文教組盡心盡職，自有一番業績留給後人懷念，但與科大的直接關係已很有限。我以後還去過他家數次，曾經在總理病逝後深談我們的悲傷、憂慮和在全國人民空前一致的心情中看到的希望；也曾在舉國歡慶“四人幫”垮台的日子裏分享快樂。1977年我終於調回科大(這次氣候已變，順風順水，記得見到科大人事處楊處長時，他滿麵笑容地說，“劉達書記提到過你”，想來劉達的小本子上的人都已各得其所了吧)，南下途中和第一次出國之前，曾聆聽這位長者的鼓勵。1991年底，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竣工驗收，劉達本已說好要回科大參加盛典，卻因病重未克成行，我也未能在科大校園陪他一賞當年心血化成的似錦繁花。不久後，天人永隔，這成為永久的遺憾。劉達同誌在天有靈，一定還惦記著科大在新時代的發展和貢獻。
回到本文的題目：在我心中，劉達到底有怎樣的份量？
他是我認識的一個大寫的人，借用魯迅語，他當得起“中國的脊梁”的稱號。記得在壓力最大的時候，幹聯站裏少數人有點動搖，考慮是否“彈性”一點，留條退路，我說過：“劉達不是一般的可保可不保的幹部。為了保他，什麽代價都值。即使你我今後別無所成，有幸認識這樣的人，曾在這場風浪中與他站在一起，我們這一輩子就不算白過。”
——謹以此文，表達一個晚輩對劉達同誌深深的崇敬和懷念。
2002年12月5日，合肥
摘自劉祖平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1666d00100h5pr.html
本文網上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173d6785c0102w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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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達同誌在作者心中是一個充滿敬意的人，他坦誠正直，善良寬容，熱愛生活，熱愛學生。即使在麵對壓力和困難時，劉達仍然堅守自己的原則，保持著高尚的品格。他對於教育的執著和追求，讓人深受感動。
最後，作者表達了對劉達同誌的深深敬意和懷念之情，他認為與劉達同誌站在一起，並有幸認識這樣的偉大人物，這一輩子就不算白過。劉達同誌在作者心中留下了永遠難以磨滅的印記，他是中國教育界的一位偉大領袖，也是一位永遠令人敬慕的人。【來源：文學城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