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8 談談我對“科大精神”的理解

【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談談我對“科大精神”的理解

阮耀鍾(5802)

今天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建校55周年。55年前的今天，我參加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科大)成立暨開學典禮。55年的時間，對一所大學而言隻能算是起步階段，但是對於我們這些老科大人而言，卻是漫長的大半生。所有老科大人都知道，科大55年一路走來，風風雨雨，曆經坎坷，頑強拚搏，真不容易。

科大在創辦時曾被譽為“我國教育史和科學史上的一項重大事件”，建校第二年即被中共中央列為全國16所重點大學之一，是最年輕的全國重點大學。據我所知，1962年科大新生的錄取分數線已超過清華、北大，故有“人才出在62級”一說。科大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創辦，並且迅速成為重點大學，可以說科大創造了第一個奇跡。當然，當時科大有科學院作堅強後盾，實行“全院辦校，所係結合”，其實力是其它高校無可比擬的，所以，科大的第一個奇跡也許不奇。

1970年科大被迫從北京下遷合肥，遭受沉重甚至致命的打擊，這是科大遭受的第一次打擊。文化大革命中，中國所有高校都遭殃。但是，“文革期間，中國科大下遷合肥，教師流失一半以上，設備損失三分之二。”【1】，科大在文革中遭受的災難和損失沒有一所高校能比！科大從北京下遷合肥後，成了“沒娘的孩子”，科大原來的講課老師全是科學院各研究所的研究員，而他們全沒隨科大下遷合肥。遷往合肥的除了錢臨照院士、楊承宗教授外，其他都是年輕的助教。

科大在北京時有24萬平方米的校舍，而合肥師範學院隻有6萬平方米。而且合肥師範學院原是文科學校，水、電和煤氣等條件遠遠不能滿足科大的需要。科大在合肥建的第一座樓是化學樓(圖1)，當年連蓋化學樓的磚都要科大老師自己燒，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可見當年科大辦學條件之艱苦。

圖1 用科大老師燒的磚蓋的化學樓

“科大遷到合肥以後，處境非常艱難。在北京辦學時有科學院人力物力上的全力支持，到了合肥，這個優勢完全失去了。剛剛成長起來的青年教師隊伍，相當一部分沒到合肥來。物質條件方麵，由於在北京辦學時間較短，主要依靠科學院各研究所，自身資源並不多，還沒建設成型。搬遷使得僅有的少數資源大部分報廢。”【2】

施蘊渝院士(原6012學生)這樣回憶當年：“1972年科大開始招第一批工農兵學員，我們物理係生物物理專業1973年開始招生。招生時麵臨的問題首先是需要實驗室，把箱子拆開，儀器拿出來，地方不夠，又要騰地方。另外，搬遷過程使絕大多數的儀器損壞了。科大建校初期，自身老師不是很多，大多是科學院兼職老師，他們大部分留在北京。輪到58、59、60級留校同學當老師的時候，有先天的不足。學員當中，有的中學也沒念完，要補高中的物理、化學，程度很不一樣。1970年我28歲，科大大多數人和我年紀差不多，有科研經驗的年紀大的老師並不很多。”【3】

科大原教務長朱濱(原5807學生)是這樣回憶當年重建科大的情景：“在下遷後極其困難的日子裏，那真是百廢待興啊！1972年要為第一批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做準備，恢複實驗室，我們的老師和我們這些已經是30多歲的人，首先不是教師而是搬運工、裝卸工和修理工，像材料力學實驗室的那些成噸重的大型設備以及許多的電子儀器全是用我們自己的雙手運輸、安裝和修複的。為了新建強度實驗室，那時的基建辦公室說找不到人，我們就領著剛入學不久的75級工農兵學員去挖地基，這才有了後來的實驗室，並且用以完成了下遷以後承擔的708設計院的研究任務。可以自豪地說，那時的我們‘金、木、水、火、土’什麽都幹過。由於當時的教師隊伍十分缺乏，需要什麽課我們就上什麽課，例如有些高等數學的課，如複變函數、數理方程就是我們自己上的。顯然，教工農兵學員要比教1978年以來入學的學生費勁得多，那時我們不得不和學生整天‘泡’在一起，輔導那才叫到位。”【4】

在缺乏資金、沒有實驗室、實驗儀器大量損壞的情況下，在校的科大人集電工、管道工、泥瓦工、搬運工、裝修工和采購員於一身，以“不要命”的精神，在最短的時間裏恢複教學和科研。科大人咬著牙在合肥重建科大！於1972年開始招收第一批工農兵學員，是國內少數最早招收工農兵學員的大學之一。

當年科大工農兵學生的質量在全國是名列前茅的，複旦大學的老師來科大參觀，看到我們的工農兵學生在看英文的專業參考書，甚是驚奇。他們看我們對學生的教育抓得很緊，問我們：“難道你們不怕工農兵學生造反？”要知道，當年的工農兵大學生上大學是來“上、管、改”的，但當年科大是我們這批科大人為主力，我們頭上沒辮子，屁股上沒尾巴，我們認為當老師就要好好教書，當學生就該好好學習，我們就不信“上、管、改”那一套。曾任南開大學校長的饒子和院士，是科大的工農兵學員。我看全國工農兵學員中當選科學院院士的也沒幾個，當然饒子和院士主要是由於他自己工作努力和出色。饒子和是科大生物係畢業的，當年科大生物係一個教授都沒有，至少科大對饒子和的培養和教育沒有影響他的成才。

1982年我從美國當訪問學者回來，科大物理係一個教授都沒有，後來過了好幾年，物理係才開始有教授。但是，86年以前，科大的錄取分數線比清華、北大都高二十多分，曾出現一個班上有四位省高考狀元，稱為“一班四狀元”。1977-1994年連續保持18年本科生源全國第一；從1979年至1989年舉辦的中美聯合招收物理學研究生(CUSPEA)考試中，科大在全國高校中一直遙遙領先。我們這些人當年是科大的主力，但在清華、北大都是學生輩的。當年CUSPEA考試，科大考得如此之好，包括北大校長在內都很難理解。

這主要是因為科大的學風好，另一方麵也是因為我們科大這些老師認真。因為CUSPEA考試的題目是美國出的，我們這些輔導CUSPEA考試的老師，都把美國幾所名牌大學曆年的考試題目一道道親自做過。科大的校友都有這個體會，我們科大人做起事情來特別認真！

後來全國舉辦英語四級考試，第一次英語四級考試結果，科大的優秀率比其它學校的及格率還高。當年科大還沒有外語係，對當時的考試結果連教育部都不敢相信。接著全國舉辦英語六級考試，六級考試的結果，才使教育部無法懷疑。

曆年全國四級、六級英語考試，科大總體成績居全國第一。科大的校友都知道，這是因為科大一貫重視基礎課教學和外語教學。

科大下遷合肥後，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二次創業，能取得如此成績，令英國《自然》雜誌也曾稱科大為“招風的大樹”，“在中國，最令人鼓舞的學校要數中國科技大學了，它的蓬勃朝氣與成就給人印象深刻。”我認為科大下遷合肥後的二次創業，可以說是創造了第二個奇跡，與第一個奇跡相比，這次可說是名副其實。

在1987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科大遭受第二次沉重打擊。1986年之前科大的學風之好，在國內是出了名的。我聽說80年代，複旦大學的老師來科大參觀學習，他們深有感觸的說：“一看這些學生就知道是念書的。”我女兒是科大86級學生，她對我講，她進了科大之後，同學們都像高考前一樣用功。有一天晚上，她在教二樓自習，突然停電，同學們又喊又叫地下樓。中途又來電了，人潮往回流，三分鍾之後，整座大樓鴉雀無聲，同學們感慨地說：“科技大學真可怕！”可是，1987年初科大的校長和第一副校長被撤職，“空降”了三位新的校領導，他們是來科大“救火”的。學生談戀愛，談什麽都行，隻要不談政治；隻要學生不“鬧事”，開舞會，打撲克，打麻將，幹什麽都不管，一時打麻將成風。科大這麽好的學風眼看被毀，科大老師個個痛在心裏。幸虧後來來了穀超豪當校長，穀校長是個學者，學校發了文件嚴禁學生打麻將。可是年輕人學壞容易，學好難，有的學生還照樣打麻將。那時我擔任材料科學與工程係副主任，我一直以“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種白薯”要求自已，對學生更是倍加愛護。我一輩子隻處理過一個學生，就是在那段非常時期。一個從廣州來的很聰明的學生，學校發了文件後，還是繼續打麻將，學校給了他一個留校察看處分。他父親是廣州外科第一把刀，還專程從廣州趕來合肥。這位同學在留校察看期間打麻將又被學校逮住了，我與班主任商量，看來瞞是瞞不住了，保也保不住了，隻好勸其退學。我在全係學生大會上宣布這一處理決定時，當時的心情用“揮淚斬馬謖”來形容毫不過分。學生處還把我的講話稿要了去，在校廣播台廣播，以教育其他學生。我講這些，隻是想告訴科大的年輕校友，科大曆經的災難、挫折、坎坷和風風雨雨，科大為保持好的學風，也曾作出過犧牲。

這第二次打擊，科大依然沒倒，挺過來了。科大的學風至今還是全國有名的，隻是有時在高校排名中稍為偏後，這也不足為奇。我常跟科大學生講，科大相當於“特種兵”，與“野戰軍”比總數量，當然比不過人家，但若比人均，科大肯定是全國第一，請科大學子不要太在乎大學排名。我講科大，難免有“王婆賣瓜”之嫌。下麵我摘幾段河南省實驗中學對科大的介紹，也許較為客觀：“在中國一流高校中，她成立的時間最短，可是每1000名畢業生就產生1名院士、700多名碩士博士，比例居全國高校之首。她的辦學經費排在全國高校30位左右，可綜合實力居於前列。她是全國一流的高校，可學費比一些普通大學還要低。各地考生報名踴躍，可她的招生規模幾乎50年不變——她就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9月23日新華網)【5】

“現任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楊福家教授對中科大推崇有加。他認為，‘在中國土生土長的中國科技大學近年來在邁向一流大學的大道上走得很紮實。’”【5】

“中科大之所以能夠以並不寬裕的經費創造出人才培養的奇跡，並成為‘中國最牛高校’，其實並沒有什麽天大的秘密，不過是遵照常識和規律辦事罷了。大學要發展，經費必須花在‘刀刃’上，而要保證學生的質量，不能盲目跟風擴招，正是中科大的秘笈所在。在這裏，筆者由衷的期待，‘中國最牛高校’的辦學理念能夠引發國內高校的反思，它的煉成之路能夠被更多高校所效仿和踐行。”【5】

我退休後總在想，科大經受這麽多災難、挫折，始終沒有垮，並且在合肥這樣的條件下還能辦得這麽好，科大必有一種特有的精神——科大精神。什麽是科大精神，我也說不清，隻能談談我個人的看法，與科大校友共同探討。我認為科大精神是否可概括為以下三點：

一、艱苦奮鬥，勤奮學習的學風

李曙光院士在《也談科大精神》中談到：“什麽是科大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是科大優良的學風。”【6】。我完全讚同他的意見，我也認為科大精神的第一條，應該是科大的優良學風——艱苦奮鬥，勤奮學習。這種學風是怎麽逐漸形成的呢？一方麵是因為我們當初58級同學中，窮學生多。我在建校45周年時寫了一篇拙文《科大艱苦奮鬥的學風使我終生受益》【7】，其中寫到：“我來自浙江農村，有的老同學，像陳兆甲他們，至今還記得在北京前門火車站第一次碰到我時的印象：剃個光頭，穿雙草鞋(其實是布鞋，這是他們記錯了，也許是因為我‘土’的印象對他們太深了)，挑了一擔行李，操一口浙江土話…，活像現在剛進城的打工仔。我從浙江諸暨上火車，在去上海的火車上，有人建議我到上海火車站加個快，可以直達北京。我到上海火車站一看，從上海加快到北京，要四塊多人民幣，舍不得這四塊多，還是乘慢車吧。一路停了多少個站也記不清了，坐了幾天幾夜，最狼狽的是在南京，那個年頭還沒有南京長江大橋，火車站下車後，要自已趕到輪渡碼頭，怕趕不上輪渡，挑著行李幾乎是小跑，一跑，箱子把手跑斷了。這隻舊箱子還是我媽媽向親戚借來的。當時真把我急壞了，幸虧身上帶了根備用繩子，匆匆忙忙、手忙腳亂地係上了，繼續跑。”【7】

在科大比我更困難的還很多，例如我們班的王熾昌，他在《施恩圖報非君子，知恩不報真小人》【8】一文中寫到58年上科大時說：“我(考大學)的報名費是同學給我的，上海到北京的火車票是學校、街道出證明，政府給我的。我和父親在上海隻有一條被子，唐偉光同學的父母給了我一套臥具，解決了我的困難，他的二哥給了我幾件衣服和幾十元零花錢。

1958年9月15日，我踏上了赴京求學的道路。開始了我人生的新旅程。”王熾昌在《典從風雅》【9】一文中寫到“同學都很艱苦樸素，我們的衣服都打過補丁，女同學也如此。我的上衣穿破了，就自己改縫了一個書包，一直用到大學畢業。”李曙光在《也談科大精神》中談到“很多南方農村同學隻是扛著一個小木箱、一張涼席報到的。滿校園裏淨是打赤腳，穿補丁衣服的同學。”【6】我來自農村，王熾昌來自上海，不僅家境困難的同學如此，我在《科大艱苦奮鬥的學風使我終生受益》中提到：“我們班上的團支部書記叫王桂芹，是北京高幹子女，她與毛主席的女兒李敏是高中同班同學，毛主席曾為她的回鄉日記作過批示。我在高中時，曾讀過她的回鄉日記，還是在我們的語文課裏。她雖然是高幹子女，還來自北京，但穿著打扮跟農村姑娘差不多，穿著樸素，為人樸實，幹什麽都特能吃苦。所有科大學生，無論來自農村還是城市，出身於平民百姓還是高幹家庭，都是那樣地樸素、樸實。當年北京若有高校遊行或集會，一眼便可認出哪個隊伍是科大。”【7】

圖 2 郭老坐在地上觀看同學演出，照片由科大檔案館提供

圖2郭老坐在地上觀看同學演出，照片由科大檔案館提供形成科大艱苦樸素、艱苦奮鬥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學校領導提倡。郭老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成立暨開學典禮上，作題為《繼承抗大的優秀傳統前進》的致辭。抗大傳統之一，就是艱苦奮鬥。文革前郭老每年多次來科大，卞祖和在《我見到的郭沫若校長》【10】一文中回憶道：“有一次，我和幾個同學在大操場迎麵見到郭老，他和我們一一握手後，就和我們一起席地而坐，交談了起來。到了吃飯時間，又和我們一起去食堂同桌用餐。當時，食堂條件較差，沒有凳子坐。郭老已是近70歲的老人，我們到廚房找了一張凳子請他坐下，卻遭到了他的拒絕。”【10】我最近在學校檔案館看到一張郭老與同學席地而坐的照片(圖2)時，還深受感動。郭老已年近古稀，還席地而坐。郭老這麽大年紀，為什麽不給郭老搬張椅子坐坐？不是不給郭老搬凳子，是他自己堅持不讓。郭老平易近人、艱苦樸素的作風無形中給同學們樹了一個很好的榜樣。郭老在59年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又勉勵大家：“我們的校風是好的，就是勤儉辦學，艱苦樸素，紅專並進，團結互助。”並且學校也積極提倡艱苦樸素、艱苦奮鬥。記得有一次好像是去參觀科學院的國慶獻禮，校領導帶著同學們從玉泉路步行到中關村。當年在科大形成了以艱苦樸素為榮的風氣，同學們自己補衣服、翻棉衣。我就自已翻過棉衣，翻棉衣最難的是上袖子，我拆了好幾次才上好。

科大創建時，以科學與技術結合，理工結合為特色。科大與北大相比，我們要多學工科的知識，與清華相比，要多學理科的知識，所以我們的學習負擔比清華和北大都重。當年給我們上基礎課的，都是著名科學家。我念的是技術物理係，就是現在的物理係，化學課在物理係屬內類，可是教我們普通化學的老師也是化學所的林一研究員(相當於教授)，他給我們上第一堂課時，先作自我介紹，他說我的名字很好記，叫林一，在黑板上寫了“01”兩個字，我印象特深。有一次林一老師講，有的人穿了一套筆挺的毛料西裝去做客，半路上淋了一場雨，西裝就不挺了，現在有一種化纖，不怕雨淋，始終筆挺，後來才知道原來是的確涼、滌綸。他們在講基礎課的同時，也介紹了科技的前沿知識。連我們最不重要的化學課老師都是這樣，其他老師就更不必說了。有這麽好的、非常難得的像嚴濟慈、吳有訓、華羅庚、錢學森、錢臨照等著名科學家給我們講課，同學們能不拚命學習嗎？所以，我們在北京玉泉路念書時，就有“窮清華，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的說法，這是對科大學風最形象、最通俗的解釋。一所名牌大學，不僅僅是因為它有一流的教授，一流的設備，一流的學生，更重要的是它有一流的學風。1959年9月8日郭老為科大題詞：“勤奮學習，紅專並進”(圖3)，成為科大的校訓。我認為現在對“紅”的理解應該是教學生如何做人，做什麽樣的人。做人謂“紅”，做事謂“專”。在“科大精神”的討論中，我看大家對科大人的評價基本上是一致的，普遍認為科大人樸實無華、老實誠懇、踏實肯幹、風格低調、不喜張揚、能吃苦、單純、與人容易相處，等等…。我最近讀了愛因斯坦的《論教育》。愛因斯坦有句名言：“使學生成為人格健全、個性和諧的人，而不是什麽‘專家’應始終成為學校的目標。”【11】。科大人不正是愛因斯坦所說的人格健全、個性和諧的人嗎？科大的成功，首先是培養人的成功，教書育人，育人為本。科大培養了一批愛祖國、愛人民、有理想、有追求、獻身科學、人格健全、個性和諧的科大人。

圖3郭沫若校長題詞，照片由科大檔案館提供

二、求真務實，勇於創新的精神

郭老是一個富有創新精神的人，創辦科大就是創新。1958年科大創辦時，《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建立是中國科技與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剛剛創辦的學校為什麽得到這麽高的評價呢？這是因為科大提出了兩條先進的辦學思想：實行科學與技術的結合，以國家發展“兩彈一星”事業對人才的需求為出發點，建立若幹新興的交叉學科；實行教育與研究相結合，即科學院提出的“全院辦校，所係結合”的辦學方針。【2】科大的創辦就是創新的產物，創新精神是科大先天所固有的一種基本精神。理工分家、過分強調學生專業知識而輕視基礎課教學，是50年代我國高等教育照搬前蘇聯模式的一大弊端。郭老積極主張“全院辦校、所係結合”的辦學方針。1958年除夕，郭老給科大師生親筆題詞：“我希望同學們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大膽創新，在大膽創新的風氣中實事求是。”郭老一直勉勵同學們大膽創新。

記得好像是58年，或者59年，郭老請了一個科學家代表團，在學校大禮堂給同學們作報告。有兩位科學家的講話，我至今一直記在心上。一個說：“現在你們念的書裏，都是外國人的名字，希望以後有我們中國人的名字。”另一位生物學家說：“一頭牛，吃進去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世界上現在還沒有一台機器，進去的是草，出來的是奶。這樣，牛也不用養了，牛奶也不用訂了，想喝牛奶時，隻要往機器裏塞把草就行了，多方便啊。”1962年陳毅到校作報告時曾風趣地說：“郭老兩次邀請我來作報告，不能再推了，隻得從命。”陳老總有句話，我至今都沒有忘記：“隻要你們把原子彈搞出來了，我當外交部長的腰杆子也就硬了。”這些話始終激勵科大學子勤奮學習，努力創新。郭老在科大校歌中勉勵大家要“又紅又專，理實交融”。科大一貫重視基礎課教育，請最好的老師上基礎課。要求學生既有寬厚的基礎，又有較強的動手能力。科大十分重視動手能力的培養，重視能力的培養。當今知識更新很快，隻有對基礎知識的學習才可以受用終身。能力的培養比知識的積累更重要。“全院辦校，所係結合”的辦學方針，讓我們到所裏實習，做畢業論文，使同學們較早接觸科學前沿，培養動手能力、科研能力、創新能力。我聽說，用人單位對科大學生的普遍反映是：適應能力強，後勁足。我認為科大重視基礎課教育，注重能力的培養，正是抓住了教育的根本。最近我讀愛因斯坦的《論教育》，愛因斯坦另一句名言是：“教育就是忘記了在學校所學的一切後剩下的東西。”科大正是抓住了這個把學校裏學的東西忘得一幹二淨之後剩下的東西。所以科大人求真務實、勇於創新。很多校友都指出，“創新”是科大精神的靈魂。

我們的老副校長辛厚文也再三說：“中國科大是教育創新的產物。中國科大在安徽合肥的成名也是創新的結果。”“有創新才是科大，沒有創新，科大就不成其為科大。”“從學生角度來說，科大學生最特出的特點是勇於創新。我們前幾屆畢業的學生，用人單位普遍的反映是，思想活躍、有創新精神。他們感覺到科大學生就是與別的學校的學生不一樣。隻要是科大的學生，他就有這個特點，不管他是在科研崗位，還是在管理崗位。”【12】

關於這一條的提法，我認為還是朱東傑校友的說法——“求真務實、勇於創新”【13】較好。這與郭老提倡的“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大膽創造，在大膽創造的風格中實事求是。”比較一致。

三、民主自由，團結互助的氣氛

科大還有一個特色，原科大黨委書記郭傳傑稱之為“民主傳統”，他說“科大的民主傳統，一是表現在行政管理方麵。不惟‘上’是科大文化的一大亮色。當領導的也不會把自己當個‘官’。領導和群眾，人人平等。每年的教代會，可謂一道獨特的風景線。代表當麵質疑或批評，校領導或相關部門即時答詢。”【14】李曙光院士稱它為“‘自由、開放’的學術氛圍。”【6】還有一位校友說：“科大的精神是什麽？我的初步答案是Free to be Creative,創新、自由。”“我想，和許多其他學校的人比起來，科大人最幸運的是科大采用了一種寬鬆自由的管理模式，從選課、轉係、分專業、進實驗室，到選導師，都留給學生盡可能大的自主權。這是我們非常留戀的，也是現在中國其它高校的學生夢寐以求的。而為學生出國深造提供方便更讓所有科大人受益良多。”【15】

“民主自由”當然包括學術氣氛和政治氣氛。我認為這種氣氛對科大的創新非常有利，所以我認為在科大精神中也不能不提。我在科大學習、工作了一輩子，我一輩子沒整過人，也一輩子沒挨過整，深感幸運和欣慰，這全得益於科大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和寬容。科大在學術上的民主自由更不用說。我在美國當訪問學者期間，我與一位北大的副教授很熟，她向我訴苦，說她的導師還健在，她的導師三十年代有過貢獻，但現在學術思想有點跟不上形勢，但導師要她做什麽題目，又不能不做，要做自已不感興趣的工作，確實是種痛苦。當時我還是科大的講師，我跟她說，科大絕無這種情況，科大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現在就是我們這些猴子稱大王，大家想做什麽題目，就做什麽題目。我63年大學畢業，就獨立承擔了一項國防任務，到1970年下遷前完成。因為文革中學校無法搞科研了，後來是與化學所合作的。1978年開全國科學大會時，化學所把這個項目上報了，所以我撿了一個“全國科學大會獎”。下遷合肥複課鬧革命之後，我自已找了個題目做，當時學校的條件實在可憐，可以說，我就靠一台示波器和一把電鉻鐵，搞了一項科研，1978年這項科研撿了個“科學院重大科研成果獎”和“安徽省重大科研成果獎”。為什麽說是撿的呢，因為當時學校和係裏沒有多少科研成果可上報，便把我的報上去了。

80年代初，學校當時勒緊褲腰帶，盡量派教師出國進修，這對後來科大的崛起作用很大，並且也帶回來民主自由的學術風氣。科大人都是個性和諧的人，但大家都很有個性。到合肥後科大的校、係領導不少是科大同學，誰也不會擺架子，大家都還是直呼其名。現在科大雖然有不少院士，我想因為當年他們都從“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中嚐到過甜頭，我相信他們對年輕人也一定會給他們學術上充分的自由。我想，科大民主自由的氣氛，也許就是這樣形成的吧。

“團結互助”是郭老59年開學典禮上說的，成為科大的好學風之一。“團結互助”是科大的傳統，我們58級同學中有不少工農速中來的同學，他們學習相對比較困難，為了不讓一個同學掉隊，就開展了一幫一活動。我進科大後，一直擔任副班長(開始叫副排長)、班長，組織一幫一活動，當然是我義不容辭的任務。大學五年，我自已也一直在學習上幫助一位工農速中的同學，當然，我自已也從這一幫一活動中，從學生工作中鍛煉了自已的表達能力，組織能力，幫助不僅僅隻是付出，幫助總是相互的。

“團結互助”其實我認為就是現在大家所說的“團隊精神”。微軟中國研究院院長李開複博士寫給中國大學生的第一封信中說：“對於一個集體、一個公司，甚至是一個國家，團隊精神都是非常關鍵性的。微軟公司在美國以特殊的

團隊精神著稱。像Windows 2000這樣的產品的研發，有超過3000名開發工程師和測試人員參與，寫出了5000萬行代碼。沒有高度統一的團隊精神，沒有全部參與者的默契與分工合作，這項工程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16】

我沒有參與我校“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的建設，但我相信這是科大人“團隊精神”的結晶。科大以往取得的所有成績也都是科大人“團隊精神”的結晶。科大人個性和諧，容易與人相處、與人溝通、與人協作，容易發揮“團隊精神”，這也是我們科大的優勢。

我認為艱苦奮鬥、勤奮學習的學風是科大精神的精髓；求真務實、勇於創新的精神是科大精神的靈魂；民主自由、團結互助的氣氛是科大精神的土壤。隻要我們堅持科大精神，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發揚光大，相信科大的明天一定會更加輝煌。這也是我們所有老科大人的“科大夢”。

圖4 我書寫的科大建校五十周年賀詞

【1】侯建國.《繼承傳統持續創新再創輝煌》

【2】辛厚文.《科大的創新精神》

【3】《施蘊渝院士談科大精神》

【4】朱濱.《回憶在科大的歲月》

【5】河南省實驗中學：中科大

【6】李曙光.《也談科大精神》

【7】阮耀鍾.《科大艱苦奮鬥的學風使我終生受益》

【8】王熾昌.《施恩圖報非君子知恩不報真小人》

【9】王熾昌.《典從風雅》

【10】卞祖和.《我見到的郭沫若校長》

【11】愛因斯坦.《論教育》

【12】辛厚文.《創新：科大的精神支柱》

【13】朱東傑.《求真務實、勇於創新，從校名談起》

【14】郭傳傑.《‘科大現象’的文化思考》

【15】《科大的精神》

【16】李開複博士寫給中國大學生的第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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