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1 吃刺蝟的年代 ──科大的第一創世紀

【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吃刺蝟的年代
──科大的第一創世紀
方勵之

 

[按語]2008 年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建校五十周年，本文是作者為科大五十年校慶寫的。

    1958年我進入剛剛創辦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迄今整五十年。謹以此文獻給活著的，逝去的，戴過枷鎖的，自由的，贗自由的，留在大陸的，流到海外的，為科大的創世吃過刺蝟的師長和朋友們。

    2006 年 2 月 12 日晨，二，三十個好事者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飯店聚會。突然，會場上一個電話打到Tucson，接到我家，要我答話。一位相識四十八年的老友張永謙（原科大物理教研室同事，現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問：“老方，我現在在香山。你還記不記得在香山吃刺蝟的事?”“當然記得，那還能忘……”忙答。趕快說清是在那個地方火燒刺蝟，以證明我的確沒有忘記。“那還能忘——那是科大的創世紀”。“大家齊努力，學習毛主席”。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大)，是在1958 年創辦的。辦校的目的是利用中國科學院的學術力量培養科技人材。特別是培養研究和製造核彈、導彈和衛星(簡稱‘兩彈一星’)的人材。當時中國發展‘兩彈一星’的計劃，剛剛起步。中國科學院的體製完全仿效蘇聯科學院研究人員不在大學任課，也無義務帶研究生。因此，創辦一所大學由這些人任教，一箭雙雕，一可有效使用科學院人才，二是給教育部的本位主義（不分配好學生到科學院）釜底抽薪。
    我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工作了二十八年又五個月，從1958 年 8 月初到1987 年 1 月初。我到科大報到時，全校總共還隻有一百多名籌辦人員，沒有學生，許多教師尚未報到。創辦時，科大校址在北京複興門外玉泉路。我離開科大時，校址已在合肥。我進入科大和離開科大的時間和地點雖然相差很大，但對我而言，有一個共同點。我進入科大時，被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我離開科大時，再次被開除黨籍。兩次開除黨籍的方式也十分相似。
    根據中國共產黨的章程，開除黨員的正常手續是，先由該黨員所在黨支部召開全體黨員會，進行討論，該黨員有權在會上申辯。經討論後，再付表決。若獲通過，再呈報上級黨委。批準後，才算生效。可見，開除黨員一般情況費時不貸。但是，黨章上也規定，如遇緊急情況，上級黨委可以直接決定開除一個黨員，不需召開黨支部會，也不給被開除者以申辯的機會，立即執行。按一般解釋，黨章所指‘緊急情況’，是戰爭，火災，或大地震等。在那種瞬息萬變的場合，容不得正常的手續。可以“火線入黨”，也可“就地正法”。

圖1 1965 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全景照片。主樓麵南，主樓是蘇式飛機建築，主樓北麵是數層階梯教室，最大教室可容500 人。

    嚴濟慈教授的授課後來在階梯教室。西翼有物理實驗室，在那，錢臨照先生答應為方勵之取筆名。從西翼與主樓交角看去，那遠山是北京西山的西山醫院所在地。從該處向北到八大處4 公裏，從八大處山頂向西北到香山頂數公裏之遙，乃吃刺蝟的地方也。（近山即舉世聞名的八寶山，山下是桃花園，今已不存）

    我前後被開除黨籍那兩次，都是被“就地正法”的，盡管都不在戰場上。之所以“有幸”如此，主要原因是，大學本就是一個戰場。毛澤東曾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裏(按：指大學)統治”“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實際上是國民黨”。也就是說，大學實質是一個國民黨匪幫占領區。在大陸上消滅了國民黨的正規軍隊後，大學就變成了消滅蔣匪的一個主要戰場。就這樣，我被‘緊急’地消滅過兩次，盡管我的教職不是中國國民黨，而是共產黨當局批準的。

    反右派運動之後，教育方針更富黨性：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科大校歌的主要幾句是：“迎接這永恒的東風，把紅旗高舉起來，又紅又專，亦工亦
農”。乍一聽起來很像一首共產黨黨校的校歌。在1958 年 9月的開學典禮上，陳毅和聶榮臻二帥來參加，明確地說，科大應按照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軍校--抗日軍政大學的樣子辦。科大在北京的校園原來的確就是一所黨校，即中共的國際黨校，它的學生主要是那些共產黨還沒有奪得政權的國家的共產黨人，包括後來奪得政權的紅色高棉執政者波爾布特。

圖 2 60 年代初,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扛著鐵鍬走出玉泉路19 號甲的學校大門去務農,“甲”表示此門內是中直機關的房地產。

第一任校長，由當時的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兼任。郭老是一位詩人，曆史及考古學家。但科大的係科，都是硬學科。不負責培養詩人（自封者除外），也沒有曆史係，隻考古與硬科學有點關係。盡管如此，大家還是爭相傳頌郭老的詩。那時流行的一首是：
    郭老不算老，詩多好的少。
    大家齊努力，學習毛主席！
    大—家—齊—努—力--呀！學—習—毛—主—席--呀！

喊聲此伏彼起，一聲高過一聲，在38 路公共汽車終點站——玉泉路十九號的偉大上空徊蕩……這是大學的主旋律。

一、異類即“洋財”

    科大最初的一批教師大都來自科學院，但有兩類。一類是老教授，是當時國內一流的學者（多為學部委員），物理教授有吳有訓，嚴濟慈，施汝為等等。他們都是兼職。除上課外，不常來。另一類是年輕的專職助教。以物理教研室為例，助教大都來自科學院各研究所。其中，60%以上都是政治處理品，即在反右派等政治運動中被開除黨籍，開除團籍的，停止黨籍，停止團籍的，黨內警告，團內警告的，以及同情右派，有右派思想而被內控者。在物理教師中，我的右派等級（開除黨籍）不是最特別的。中國科學院四大青年右派中，第一名何犖（原物理所），第二名項誌遴（原近代物理所），前後都來了科大。首任科大黨委書記鬱文，曾“不無得意”地說，搜羅到這批反右政治處理品，是他發的一筆“洋財”，用於辦科大的第一筆“洋財”。從此，收容政治處理品，特別是右派，似乎成了科大的一個特色（傳統？），一直持續到80 年代初。以至某公（物理教師，後去上海交大，暫隱其名）建議，應在科大的校門口豎立一座虛擬的門碑，刻上一首類似紐約愛島自由女神像的底座上的詩：

給我你的疲憊，給我你的匱乏，
給我你對自由的渴望和絕望，
來吧，
一切無家可歸的人，
來吧，
被風暴摧殘過的人……
來吧，到我這裡來吧，
我為你在這金色大門旁高舉著火炬！

 

    科技大學的大門，無論北京的，或合肥的，都不是金色的。但進了這個大門的，當初的確不少是被清理出階段大門的“無家可歸”者。
    1959 年秋，科大物理教師被安排去‘亦農’（思想改造途徑之一）。到香山上挖魚鱗坑，種樹用。極重的體力勞動。那個中午，我一頓飯吃了九個標準大小的饅頭。當我正準備拿第十個饅頭時，忽聼有人大叫：“抓到刺蝟啦！來吃啊！”原來，政治處理品之一葛榮壽（當年物理教研室助教，現已退休）抓到一隻秋肥的刺蝟，其他幾個政治處理品正忙著燒而食之。就此，哄笑夾著噱笑，在京郊的山梁上升起。不知就裏的人，會以為這是一群狂放的年輕人在登高盡興呢。在當時，把嚴肅的‘亦農’變成秋遊食野，大概隻能屬於科大。絕不可能發生在北大等嚴肅的學校。
    這就是為什麽，五十年後，當事人還都記得刺蝟事件。當然，吃刺蝟者並非不理解那是多麽“嚴肅”的年代，而是理解得更深罷了。誠如斯賓諾沙被逐出教門後所言：有如以前由於宗教的長劍而理解了宗教一樣，現在又因政治的絞索而理解了政治。
    葛榮壽總結曆史經驗，歸納了一條定理，被譽為葛式第一“定理”∶別想著不挨（政治）整。即不挨整的概率為零。後來知道，數學教師中也有類似的‘名言’。陳希儒（當年數學助教，現已過世）常用他的湖南腔說：“每當聽到（毛主席）語錄歌，我的腰不自覺地就會彎了下來（準備挨鬥）”。

二、法式授課

    “教授治校”，在反右運動中，遭到嚴厲批判。1958 年之後，各課教學大綱都要受到政治檢查，以確定是否符合黨的教育方針。但是，科大的物理諸課，一律是教授治教。嚴濟慈先生的授課是出名的。但他從不按教學大綱講課。他還特別強調，如果你真懂一門學問，你應當能從任一地方講起，都能讓學生聽懂。1958 年秋。嚴先生決定作一次教學示範，以饗科大同仁。內容是法拉第電磁感應。除了學生，物理教師也都參加，聽眾有五百人以上。嚴先生要我為他的示範教學課作助教。他交待給我的任務是二十年代法國式的助教。教授隻講而不動手，也不寫黑板。助教要隨著教授的講授去寫公式，畫圖，擦黑板，擺弄演示法拉第效應的儀器。

    幸而我聽得懂嚴先生的標準浙江東陽口音，沒有因寫錯公式而挨訓。不過，兩小時不停頓地跑上跑下講台，真的很累。其後，法國式的的助教方式並沒有在科大流行。不過，教授治教成了定式。
    從 1959 年開始，許多課逐漸由年輕教師主講。教師治教風氣依舊。當時，在嚴肅的單位，如北大，凡在反右運動中被劃入另冊者，是不準上講台授課的，因為那是讓右派與黨爭奪青年，破壞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李淑嫻雖在1959年即摘去右派帽子，但直到1975 年才準予給學生上課，比我晚了整整16 年。而1959 年尚未摘帽的何犖，在科大一開始就主持物理實驗教學。
    我到科大第二年，1959，即開始獨立上課。1960 年，一門量子力學課原由近代物理所的朱洪元研究員主講。課到一半，他有事突然離去。後一半課，叫我去接。雖然我隻是個不出名的助教，“漏網右派”，倒也沒有考查這是否符合黨的階級路線。我告訴一些學生，“資產階級學者”N·玻爾曾說過，誰要是在學量子力學時不感到糊塗，那他根本就沒有弄懂量子力學。所以，如果你聽我的課時感到糊塗，那十分正常。如果你不感到糊塗，那證明你沒懂，或者你比N·玻爾要天才。當時，我還寫過一篇四千字的文章“要多想，要善於想”，鼓吹學生獨立思考，大談不要簡單地相信教師講的，要經過疑問，有過真糊塗，才能真明白等等。該文居然被科大校方推薦到《光明日報》上發表。北大有人驚呼：科大真異地也。因為，北大同學知道，1955 年我在北大上學時，也曾在團代會上呼籲過“獨立思考，不要盲從”等等，結果遭到北大黨委的嚴厲批判（現在聽起來似乎是天方夜談，但有北大校刊等為證）。

三、筆名“王允然”

    再對比反右以後的北大和新建的科大。北大物理係的教師分兩類。一類是教學編製，隻能教學。另一類是研究編製，專做研究。教學編製的教師是不得作物理研究的，否則即屬白專道路（也是一頂沉重的帽子，雖然不算反革命）。至於右派，更不準私自作研究。相反，在科大的青年物理界，則流行另一種説法：如果一個人不能在25 歲以前獨立發表論文，就證明此人沒有能力作物理研究。鼓吹此說最力者又是葛榮壽，堪稱葛式第二“定理”。1959 年，我已二十三歲，還沒發表過論文。以前從事機密的核項目研究，不能發表論文。還有兩年我就到了葛式定理“大限”。有壓力。1959 年起，科大許多物理助教開始了自己的研究。大多沒有導師。研究條件也很差。當時隻能看到蘇聯的現期期刊，歐美的出版物要事隔數月到半年以上才看得到影印件，也收不到預印本，當然更沒有任何grant。盡管如此，這終歸是在作自己喜歡的事，困難中也就有了樂趣。特別，比起“白專道路”帽子下的北大同儕，我們確是在一個“特區”了。我不記得科大曾有過很認真的“拔白旗”運動。可能因為，在科大，一眼望去，盡皆蝟刺，如何拔得？
    1960 年春，我開始投寄論文。初秋，我的一篇論文《用變形的傳播函數計算核子的電核半徑》被《中國物理學報》(Acta Physica Sinica)接受。很高興。這是我的第一篇，基本滿足了葛式條件。然而，《中國物理學報》不在“特區”，問題來了。1960 年初冬，一天下午，在教學大樓西翼一個沒有人的樓梯口，錢臨照先生叫住我。錢先生當時也在科大任課。他和北大王竹溪教授主編《中國物理學報》。錢先生的麵色喜憂各半。他先高興地說，“你的那篇論文即將付排發表。”接著，又說：“不過，不能用你的真姓名發表，你是不是改個名字？”有點奇怪？！物理學界的傳統是，論文一律需注明作者真名真姓、真實工作機構以及真實通訊地址，以便負責。何來筆名？當然，我立刻明白。對我這種另冊公民來說，在當時，發表論文已違規。筆名或可蒙混過關。這是錢臨照先生授我的一招。我幹脆就請錢先生代我隨便取一筆名就是了。他答應了。
    1961 年第一期《中國物理學報》，17 卷57 頁，刊登了我的論文，作者名字赫然是‘王允然’。心想，錢臨照先生厲害，這個筆名可不是隨便取的。它暗示，在中國發表物理學論文，除了同行的審稿外，還必須有His (her) Majesty“允然”才行啊！

圖 3 方勵之發表在《物理學報》上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因政治審查原因，不能以真實姓名發表，隻能用筆名“王允然”發表。

    後來，筆名蒙混過關也不行了。凡投寄《中國物理學報》的論文，都要先由作者所在單位進行政治審查，無政治審查證明文件者，不予審理。難逃無產階級專政的恢恢天網啊。幫我逃脫天網的還是錢先生。  
    經錢臨照先生的推薦，我參加了物理研究所李蔭遠教授的研究組。李蔭遠教授當時是物理所固體物理理論研究室主任。參加李先生的研究組，對我有極大的幫助。凡是我與物理所成員合作的文章，就可以從物理所投寄，也就避免了對我的政治審查。因為，不經科大投寄，科大不會審查。再則，我在政治上不屬於物理所管理，物理所的政治部門也不會審查到我。就這樣，利用政治與研究二者的交叉位錯，我的一篇篇論文成了一條條漏網之魚，得以用真名發表。
    錢先生的專長之一，即是固體中的位錯(dislocation)。李蔭遠教授於九十年代淡出物理研究，轉而研究新詩。2005 年有《當代新詩讀本》出版。他在“前言”中說“編者服贗‘詩歌合為事而作’之論，因而看重涉及世勢坎坷的篇章”，當年的物理論文，也有“涉及世勢”的坎坷啊。
    在物理所，我的研究方向也改向固體物理。最初，我研究雜質在固體中的作用。作了一年，發表了兩篇論文後，我又改向激光物理。1961 年，世界上有了第一支激光，1963年，中國有了第一支激光。後者就是在物理所製造的。激光物理是全新的物理領域，剛剛在開拓，所以，有極多的課題有待於研究。除了在科大上課和政治學習外，我全力投入了研究。那是1957 年以後，最成功的一年。1964 一年裏，我一連完成六篇論文，其中四篇在當年的《中國物理學報》上發表。那一年，我是《中國物理學報》上發表論文最多的兩個作者之一。錢臨照先生看到我時，也每每淡淡地微笑。錢臨照先生對科大後進之提攜（我隻是受惠者之一），實可謂竭盡全力。有幾次錢臨照先生的小女兒（北京郵電大學物理學教授）不無妒意地說；“我父親關心你們比管我們還多。”科大早期物理教研室的不到四十個年輕人中，後來有三個成為學部委員或院士。這與錢臨照先生有教無類的提攜，“看重世勢坎坷”，是分不開的。

四、告密和結婚潮

    1961 年以後，階級鬥爭的弦又上緊了。大學裏的教學及研究氣氛日淡。學術研討會愈來愈少了，政治學習則增至每周至少一天。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形勢更趨緊張。形勢緊張的一個標誌是告密無處不在。當時，青年教師大多未婚，住在教師集體宿舍，三四個人一間。閑時不免議論時政，用詞不加檢點，常成為告密者的獵物（禍從口出）。一個偶然的機會，科大物理教研室的教師發現了一本告密的筆記，其中的一段記錄是：五個人在一間教師宿舍中閑談，話題是關於報載的一個腐敗案件，發生在北京。
    B：“皇帝眼皮底下怎麽會發生這種事！”
    A：“你(指B)是不是發燒了。”
    F：“有沒有阿斯匹靈(給B 吃)。”
    這時，D 在暗笑。
    當時的告密者還沒有錄音錄像設備，但這一段記錄之不亞於秘密錄像。這段告密記錄的關鍵是，B 不用標準敬體，而用‘皇帝’來稱謂最高當局（毛）。其他在場的人沒有糾正B 的用詞，反而用戲謔的方式（“你發燒了？”“該吃阿斯匹靈了。”），強化B 所用的稱謂。這證明，所有在場的發言者，暗笑者，都是對最高當局大不敬的。
    記錄所說‘教師宿舍’是B,A 和 F 共住的集體宿舍。其中，B 是鮑世綜，後去浙江大學物理係；A 是區智，與我合作發表過論文，現在美國加州；F 是我；D 是戴和俊，後去哈爾濱工業大學任教。D 不住我們房間，隻是偶爾過來閑談。注意∶“五個人在一間教師宿舍”，卻隻有四人被記錄。後來，B，A，F 和 D 回憶起，那天確實有第五個人在場，這第五，無疑是告密者了。將來如果有一天，能公布科大創業年代的告密檔案，一定不亞於東德的“竊聽風暴”。
    連閑談都被如此嚴密地監視，可見環境之險惡。後來，年輕教師紛紛結婚，速速搬離教師集體宿舍。我也是其中之一。導致結婚潮的原因之一是逃避告密，當局還沒有財力足以在每一個家庭裏都裝上竊聽器。

五、有雜質才成為紅寶石

    60 年代初，北京市市長彭真和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計劃把北京變成‘水晶城’，即居民中沒有任何階級敵人，全都具有良好階級成分。北京成為純而又純的無產階級城市。為此，各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或潛在的對象，一一被勒令遷出北京。我雖不是正式的專政對象，但也算晶體中一個‘雜質’，故也成了被逐出北京的對象之一。
    那一次，科大一共有一百多人被下放。大都是這類的雜質。開始我們都被驅趕到北京西南的長陽農場體力勞動。除了勞動，每天都有政治學習，說謊、誇大、唯心的起誓、做作的忠誠，強顏的笑，就是政治學習。人人把內心深深地掩藏在一付猥瑣的臉孔之下。人人都明白，無論你再多麽勤奮，再多麽虔誠，也不會洗去身上的‘雜質’印跡，就如《悲慘世界》中的讓瓦爾讓一樣，無論多麽努力工作，也不能洗去那一塊麵包之罪，也不能免於終生被追捕的命運。下放長陽的人，也沒有別的希望，隻有等待著自己被逐出北京的命令。
    1965 年 4 月我接到了通知：調我去遼寧省營口的一個電子工廠。此一去，也就永遠離開物理學了。同我一起在農場勞動的人，接到命令後，一個一個地離去了。我也準備走。在那個年代，絕少可能違抗這種調令，特別是“雜質”們，要知道，全國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天下。
    後來，我終於沒有走。一個奇跡。奇跡源於嚴濟慈先生。他得知我的調動的消息後，要去了我當時發表過的十三篇論文的抽印本，並迅速找到科大黨委書記劉達，公開表示不解。為什麽要把這樣的年輕人調走？嚴先生當時是科大一位非黨副校長，對科大的人事事務是無權過問的。一位非黨副校長為一名“雜質”助教的調動向黨委進“逆”言，在“水晶城”時代中，是極其罕見的。更沒想到，劉達居然接受了“逆”言，又是一個極其罕見。劉達不僅命人事部門收回了我的調命，而且終止了所有為創建“水晶城”發出的調令。科大被“水晶城”政策殃及的人因而大大減少。
    事過之後，嚴先生把抽印本又都還給我，說：“放在我這裏浪費，以後你也許還會有用”。晶體光學是嚴先生最有研究的領域之一。後來，在一次論及激光用的紅寶石的會議上，嚴先生似乎漫不經心地說：“純晶體有什麽意思？不過就是氧化鋁。隻有加了雜質，它才會變成紅寶石”。“雜質”的存在和堅持是必不可少的。羅曼•羅蘭說過：在這前進的曆史戰車中，我們並非微不足道的小輪子，隻要我們自己把住自己的舵，我們就是在參加當代的創世。
    是的，哪怕我們隻是極少極少，也並非隻是個微不足道的小輪子。在科大創世紀裏，不少尊敬的師長和朋友們，堅持住了自己的信念，在逆流而上時，把握住了自己的舵。或許，劉達也算是個“雜質”或“異數”。
    1987 年我被開除出科大後，住在北大。夏天常常騎車斜穿中共中央黨校校區去運河遊泳。劉達當時已退休，住在中央黨校。我遊泳後常去看他幾分鍾。他有時也散步來北大我家，閑聊。我那封寫給鄧小平的呼籲大赦政治犯的信，是劉達轉遞的。有一次，談起科大當年，談起共產黨。劉達似乎是自言自語地說：“共產黨不喜歡你！”我沒有回應，停了幾秒鍾，他又似乎是自言自語：“共產黨也不喜歡我！”

尾聲：八十年代

文化大革命之後，吃刺蝟的一代，一個一個地離科大而去，一代人凋零了。共同的經曆和記憶，則是超越的。各種不可逾越界限隨著時間均已漸漸地淡去。1999 年，前述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張永謙，突然給我寄來一闋“如夢令”（減字），
題為“思念”：
           曾憶蔚秀日暮，登樓直上高處。
           心平氣不急，能否健如故？
           難駐，難駐！
           看花漫灑霧露。

我也和了他幾句(不減字)，也算是“思念”吧，
           敢忘玉泉朝暮，常憶真情險處。
           君問今如何，大漠狂煙如柱。
           如柱，如柱，
           踏花歸去是路。
是啊，看花，踏花相去萬裏，但歲月均已遠逝。
科大舊友，鄧偉廉，數學係講師，其伯父鄧仲元是最早追隨孫中山的一位軍事將領。至今廣州還有他的雕像供人瞻仰。其父原為國民黨政府所轄航空公司的首腦，1949 年率所部人員起義，全部飛機從香港飛回大陸，投向共產黨，這就是中國民航(CAAC)的首批飛機。鄧本人原在燕京大學曆史係念書，韓戰爆發，參加誌願軍抗美。朝鮮停戰後，回國，改學數學。因言論得罪中共當局成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被鬥，被押。七十年代末，鄧偉廉移居香港。中英簽定香港問題聯合聲明後，他再從香港移民到斐濟，而後再到葡萄牙。80 年代初，我去香港看望他，在大嶼山麓徜徉，他發誓不再與中共當局有任何接觸。90 年代，我再去葡萄牙看望他，在亨利王子遠航紀念碑下，他再發誓不與中共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任何接觸，恥食周粟。
    80 年代初，劉達到深圳訪問，一定要與當時在港的鄧偉廉來深圳敘舊。但因鄧偉廉拒領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印章的入境證，不能入境。為此，劉達特別找到習仲勳（時任廣東省委書記），一定要他準予鄧偉廉入境。就這樣，恥食周粟的鄧偉廉得以無證入境，與“中央顧問委員”劉達在深圳共敘衷腸，再無證出境。
    創世紀的真情和險情，永遠留在當事者的心裏，無論活著的，逝去的，戴過枷鎖的，自由的，贗自由的，留在大陸的，或是流到海外的。科大南遷到安徽後，是第二創世紀了。那已超出本文的範圍。不再寫。就用一張80 年代科大的風俗照，作為結束吧！

圖 4 赤條條，逆流而上者(科大八十年代風俗照)

1987 年1 月方勵之被迫調離中國科技大學，但在1987年夏的黃山會議間，科大學生及同事仍主動親近方勵之，一同在黃山腳下屯溪小鎮的河中遊泳、戲水、聊天，有人留下這張照片，後寄給方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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