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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方勵之先生

(2024-02-17 17:19:26) 下一個

《科大瞬間》| 方勵之專輯

逝者斯人──我所認識的方勵之先生

壽天德（5912）

方勵之教授在 2012 年 4 月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任教期間不幸逝世。世界失去了一位出色的天體物理學家，中國失去了一位愛國者，一位為自由和民主而奮鬥的學者。海內外回憶和悼念他的文章和電文很多,據說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一些師生還為他舉行了悼念活動。作為在科大期間與他有很多工作關係的我，在上海默默地悼念他的時候，寫下了以下的文字：

他有科學家的直率，

他有愛國者的激情，

但他沒有政客的心計和手腕，

於是先知先覺者終於落難。

曆史正在證明他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早就聽物理係的老物理學家錢臨照（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前中央研究院代理幹事長）教授講到過方勵之的名字，他說方是一位很有潛力的年輕講師，但真正認識方勵之則是文革期間中國科技大學 1970 年由北京外遷到合肥之後。那時每日清晨，在原合肥師範學院的校園內，總是能夠看到一位年輕人一手拿著一個饅頭，邊啃邊走，急衝衝地從飯廳朝著教一樓“宿舍”趕去，他就是住在教一樓三層走廊轉角上用破木頭隔建的小屋內的一位教師，後來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方勵之。就是在這個極其簡陋的小屋裏，他早起晚睡、廢寢忘食地刻苦鑽研。在 1972 年開始就組織了我國第一個理論天體物理研究小組，率領一批年輕物理學者長期堅持學術研究，在相對論天體物理和宇宙學的研究方麵做出了開創性工作，挺進國際學術研究的前沿，很早就被著名學術刊物 Nature 所專文介紹，為我國爭得一席之地（該組成員中就湧現了至少三位中國科學院院士）。他本人先後受聘為劍橋大學、羅馬大學、紐約州立大學、日本京都大學、香港大學的高級講座教授或客座教授。 1981 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數理學部委員（即院士），1982 年成為國際理論物理中心的學術委員。

1984 年秋，中科院物理所所長管維炎到科技大學任校長兼黨委書記，方勵之被任命為常務副校長。同年 11 月，他們提名我擔任生物學係常務副主任（正主任缺），當副校長包忠謀和我談要我擔任該係負責人的時，科大生物係的情況很糟，係風不正，人心渙散，隻有四位副教授和一些年輕教師，我抱著決心振興生物係和“與其讓差勁的人當權，不如自己來負責”的想法,作為年輕講師的我也就答應下來。誰知第二天，方勵之常務副校長便直接打電話給我，要求我 “組閣”，提出生物係領導班子的名單，這種雷厲風行的作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鑒於過去係領導班子空談和扯皮現象較多、工作效率不高的教訓，我隻提出了和另一位年輕講師兩個人共同負責該係的方案，很快就得到他的批準。

後來，我發現科大的校級行政班子中的正處長(包括人事處、科研處、教務處、財務處和後勤處長) 基本上都換了，改由一些有實際教學科研經驗的教授、副教授擔任，以確保學校一切工作能夠以教學和科研為中心進行。方勵之曾經對這些處長們說過，我請你們擔任處長，並不是要你們放棄教學和科研工作，你們至少必須參加教學工作，以便你們不當

行政工作時，仍然是一名合格的教師。正因為這種人事安排，科大教授們在行政事務中的作用和影響較其他院校顯著得多。那時候，常務副校長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占據了方教授的全部時間，作為著名的科學家的他隻能利用晚間和出差時做些天體物理的研究工作，這些都感動和激勵著廣大師生。他在科大師生中有很高的威信。

在實際的工作中，我和方先生在會議中接觸較多。他給我的印象是，開會的目的明確，直奔主題，作風民主，鼓勵各種不同意見之間進行討論或辯論,也樂於發表自己的意見，工作一旦商定下來的事情，他勇於擔當領導責任；他本人平易近人，沒有官架子，在校園裏碰到時，可以和他隨便聊天、談工作。在一次會上，我向方先生提出，今後生物係上報的報告如有我的簽名的，我將負法律責任，然而光有公章無我簽名的我概不負責，以杜絕濫用公章、逃避個人責任的做法。這個提議當場得到了方先生的讚同和鼓勵。

方先生主政時期科大教師的工作積極性得到了極大的發揮，學校的學術活動如雨後春筍似地舉行；教師們自發地組織起“中老年教師俱樂部”和“青年教師俱樂部”,經常在周末舉行各種活動，有時邀請學校多位領導以教師的身份參加“神仙會”，請他們報告學校有關的工作情況，在完全平等的氣氛中進行議論、建議和批評，方勵之是該俱樂部的常客之一。與此同時，學校裏的學生社團數量大增，學術和各類活動極為活躍，他也經常應邀出席。

生命科學很重要，但科大生物係的師資力量薄弱，亟需提高和加強，這就更需要自強自立，不拘一格舉人才，鼓勵年輕人快速成長。在當時係裏沒有一個正教授的情況下，我曾經提議將一位比我年輕五歲的講師陳霖破格外送材料評審教授，最後在六位外評專家一致讚成下,他被批準晉升為當時科大最年輕的教授，這極大地鼓舞了生物係師生。事實上，後來陳霖在認知科學方麵的成就，成為中國科學院的年輕院士。方先生在工作中堅持原則，但也有靈活性。如1986年的提職工作中，生物係上報的幾位副教授候選人在學校初篩時全部落選，我深感這將對發展中的生物係的士氣有極大的打擊，為此連夜專門到方先生宿舍，對他詳說生命科學在科大發展中的重要性，要求對生物係實行一定的特殊政策加以扶持，當說到此事對係的發展極為不利時我不禁失聲。最後，他同意作為特批將生物係的兩位講師材料送外單位專家評審，這兩位女講師最終得以晉升為副教授。她們在為科大生物係由一個不起眼的小係成長為科大的舉足輕重的生命科學學院早期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骨幹作用。

方先生具有極強的愛國熱情，渴望祖國早日文明富強。他曾對師生們作報告時，以個人體會談到他在合肥長期工作的意義時說，當年如果他大學畢業時留在人才濟濟的北大當理論物理學教師的話，未必有今日的學術成就，正因為到了科大工作迫使自己奮鬥不已，才促使開拓了相對論天體物理研究的學術新方向，他以此鼓勵師生要立足合肥，將科大建設成世界一流的大學，為祖國的現代化多做貢獻。上世紀 80年代初，每當他從國外參加學術活動或訪問回來，經常會應學生會等群眾組織的邀請在晚間給師生作報告，一些聞所未聞的見聞，對於幾十年國門緊閉造成的對外界世界一無所知的師生，真猶如茅塞頓開。看到由於“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國與先進國家的巨大差距，以及產生差距的社會、政治、思想根源方麵的原因，激起了科大師生解放思想，改革向上的巨大熱情。方先生曾經飽含深情地講道，每當他從國外回來時，深深地感到祖國進步之緩慢，真恨不得踢它幾腳！荒唐之極的是，這句發自內心的恨鐵不成鋼的、充滿愛國激情的話，竟然會變成後來對他進行批判的口實！

方先生認為中國進步緩慢甚至倒退的根本原因在於共產黨不受製約的權力高度集中，沒有建立民主的公正的社會製度，必然產生各種社會問題。經濟體製改革之初，他以理論物理學家深邃的眼光，在改革之初就提出，國家壟斷的計劃經濟體製過渡到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由於兩個體製中的價格機製差別極大，必然會產生貪汙腐敗的極好土壤。他直言不諱地當眾舉出一些高幹子弟和官員利用特權，倒賣外匯和批文，在香港買進各類物品在內地以高價出賣，賺取高額利潤；軍隊甚至利用軍艦走私汽車……這在當時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言論啊！但遺憾的是，曆史完全被方先生不幸而言中，現在中國普遍存在的貪汙腐化現象和驚人案例早已大大地超過了他所講到的這些事情了！

方先生認為民主是製約集權的良方，但民主是要靠爭取得來的，不能依靠恩賜。因此他一直鼓勵和支持為爭取民主權利而進行的合法活動。據說，他甚至在合肥稻香樓賓館的一次會議上，和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裏爭論起來，他堅持民主要靠爭取得來；而萬裏認為民主是要從上而下實現的，結果誰也沒有說服誰。此消息傳出來後，大家都很吃驚，因為萬裏可是以思想解放、勇於改革出名的共產黨幹部啊！但他仍然無所畏，方先生科學家的直率可見一斑。其實，在我看來民主是靠民眾爭取、經過立法自上而下形成製度而實現的，兩者沒有矛盾，缺一不可。可是，後來人民日報（1986年 12 月 17 日社論）為此批判方勵之，就說他要用“激烈的手段”自下而上地來爭取民主，據在場參加那次會議的管惟炎證明，這完全不是他的原意，而是“故意的扭曲”[第 338頁，管惟炎口述曆史回憶錄，李雅明主編，何淑鈴整理，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台灣新竹，2004]。

方先生很早就提出，改革開放不能夠隻限於經濟領域，而應該是“全方位的開放”。在當時竟然也成為被批判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 30 多年後的現在，“全方位的開放”、“與國際接軌”的觀點已經成為從媒體到老百姓都廣泛接受的說法。

1986 年冬天，我因膽-心綜合症做了膽囊全切除手術，出院後在家養傷。這時合肥市西城區進行人民代表普選工作，科大學生因不滿候選人名單完全由上級指定，而在校內貼大字報、遊行，要求實行自下而上地進行提名。一些激進學生甚至提出在圖書館門前集合，上街遊行，擴大影響。在學生們要出發前，方先生趕到圖書館前，站在台階上向學生們喊話，肯定學生們爭取民主的權利，但不同意學生們上街遊行，影響社會秩序。他對學生們說，你們在學校怎樣都可以，就是不要上街；在學校大禮堂舉行民主討論都可以，我陪你們。當時我也趕到了現場，以老師的名義登階勸阻學生們上街遊行，並特別指出“你們的行動隻會給方校長增添麻煩”。學生中有一半聽從我們的勸告，就沒有上街。可是,還有一半正在火頭上的年輕人，根本不聽我們的勸告，仍然湧出了科大校門，上街遊行去了。誰知就是這次學生爭取民主權利的遊行，竟成為方先生落難的起點。很快，北京最高層認定學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是由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同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和方先生所鼓動起來的。立刻免除了胡耀邦的總書記職務，派出中央工作組宣布免除了管維炎的校長職務和方的常務副校長職務，並開除方先生中共黨籍，由工作組全麵接管科大的領導權。方先生立即被調回北京任北京天文台研究員。從此方先生便離開工作近 30 年的科大。值得注意的是，方勵之被開除黨籍的決定不是按黨章的常規由他所在的黨支部開會投票通過的（因為怕通不過），而是由安徽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決定的。

1989 年震驚世界的北京“六四”事件後，我從傳達的中央文件中得知，北京市委（陳希同等人為首）關於北京市出現“動亂”的向黨中央的報告中稱方先生是“六四”民運的根源，使我感到十分驚異，因為方先生在北京早已是處於被“特別關照”的人物了，他有多麽大的能量可以掀起數十萬計的民眾起來反“官倒”，反腐敗？後來，又得知他到美國駐京使館政治避難一年多，被當時某些文章譴責為“賣國賊”，盡管中國政府在國際的壓力下，最後還是正式決定放他出國，在南苑機場開出臨時海關出境，坐美國專機飛到英國劍橋大學做客座教授了。

時隔七年後的1996年,在我到美國猶他大學做第三次合作研究期間，作為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天文係的方勵之教授應該校物理係和政治係之邀做學術報告。我去聽了在政治係所作的關於中國政治與學術關係的報告，他主要運用統計數據說明每逢政治運動時中國的學術就蕭條乃至停頓，知識分子遭殃，學術刊物停刊或檢討等等。會場內人滿為患，走廊裏都擠滿了人，聽眾似乎更感興趣的是來聽他回答問題的。記得當時有些尖銳的問答令我印象深刻。例如，有人提出,“六四”後許多“精英”流亡美國，有不少人很快就露出了不爭氣的原形，現在群龍無首，希望方教授出來舉起海外的“民運”旗幟，將運動領導起來。方先生當即表示拒絕，說他是天文學家，不是職業政治家，隻是一個十分關切祖國的命運的學者。又有人提問他為什麽在“六四”期間跑到美國大使館避難，而不是挺身而出與當局抗爭時，方先生坦然地回答說，當時也有好友向他提出，到外地去避一避，免得受到無端的牽連，但他婉拒了這種建議，因為這將移禍他人。由於他和美國駐京使館文化處的人認識，所以采用了直接去大使館要求避難的做法。方教授回答說，這不存在愛國不愛國的問題，當年中共的締造者李大釗為躲避北洋軍閥的迫害也曾到蘇俄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過，我采取了與他一樣的做法有何不可。還有人提問方先生在美國大使館一年多時間裏，做了些什麽事情時，他說作為一個科學家當然做自己天體物理的學術研究，事實上他曾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作為地址的作者名義，投稿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了數篇論文。這些話語充分表明方先生是位光明磊落的人，一些不實之詞是經不起曆史考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