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勵之陋室銘

【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方勵之教授陋室銘

華新民（625）

方勵之老師曾跟我說，他是科大建校（1958年）時最早的一批教師之一。我是1962年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但是，我同方勵之老師的相識卻不在我讀書期間，地點也不在北京玉泉路的校園裏。那時我是近代力學係的學生，普通物理課是由物理教研室的老師來上，但是他沒有被安排給我們授課，無緣相識。

最初注意到方勵之的名字，好像是在1973年。那一年，我離開學校已有五年，在昆明鋼鐵廠已經當了三年燒鍋爐的工人。當時廠裏買了一台日本進口的掃描電子顯微鏡，為了翻譯它的英文說明書，把我從車間調到廠技術處的資料室，這使我有機會接觸到一些中外文的科技資料。此時，1971年9月發生的林彪外逃事件已經過去兩年，文化大革命已成強弩之末。從1966年起就完全停頓的科技刊物陸續恢複出版，我在1972年出版的一本名為《物理》的雜誌上看到一篇標題為“關於標量-張量理論中含物質及黑體輻射的宇宙解”的論文，作者是中國科技大學的教師方勵之。雖然對其內容不能完全看懂，卻讓我知道母校雖然被遷出了北京城，老師又恢複做研究工作了。後來幾年裏，上海出版的《自然辯證法》雜誌針對方勵之的文章及其基礎——廣義相對論和大爆炸宇宙學展開了政治批判，扣上了很多嚇人的帽子，加深了我對方勵之及其研究的印象。

我同方老師第一次見麵大致是在1976年前後，地點是在昆明東郊的雲南天文台。說起來，這件事同錢臨照先生有關係——我關於方老師的回憶，總是同對錢先生的回憶聯係在一起。錢先生是我的表哥，私下裏稱兄道弟，實際上無論年紀和學識，他都是我的長輩。我在北京讀書的時候，每年會去中關村他的家裏看他，向他請教一些學業上的問題，借一兩本原版的英文書幫助提高自己的英語閱讀能力。文革中他被隔離審查，我畢業離校的時候，他正被學校的“專政隊”

看管著，可以看到他每天手拿餐具，在學生監視下同其他“專政對象”排著隊到食堂買飯，卻不能上前向他告別，從此有七、八年斷了音信。大約1975年的時候，我看到了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為《現代物理學參考資料》的譯文集，登載了七十年代初的國外物理學家對於物理學各分支進展的綜述性文章，這些文章的作者中有原來聽說過的狄拉克（P.A.M. Dirac），更有許多陌生的名字如南部陽一郎、溫伯格（S. Weinberg），還有蘇聯的金茲堡（V.L. Ginzburg）和澤爾多維奇（Ya.B. Zeldovich），後來知道這些都是國際上新湧現的物理學界大師級的人物。讓我了解到過去十來年中，當我們跟著偉大領袖一心一意鬧革命的時候，世界的科學技術發生了怎樣日新月異的變化，我們又是怎樣越來越落後於人類文明發展的前沿，油然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感覺。那時文革還沒有結束，跟許多書一樣，該書沒有列出編者的姓名，不過我知道錢先生文革前是物理學報的編輯，猜想一定有他的參與，於是就給已經搬遷到合肥的科大寫了封信，從此我們又恢複了通信。我告訴他自己這些年的經曆以及當時從事的技術翻譯工作，並且送上了我從《科學美國人》上翻譯的“尋找黑洞”等文章。《現代物理學參考資料》在第二集就刊載了我的譯文，那是1976年2月的事，大約在那個時候，錢先生來信說，方勵之應雲南天文台的邀請，將去昆明訪問，我可以設法前去見麵。

雲南天文台原來是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觀察站，剛剛獨立成為天文台，在昆明東郊的鳳凰山。當時交通不方便，上鳳凰山的公交車班次很少，我請了一天假，從位於西郊安寧縣的廠裏換了幾次車才上山見到了方老師。第一個印象是他比我想象的要年輕很多。在我當時的觀念中，能在全國性刊物上發表科研文章的人，至少也得四、五十歲的人吧，而他當時還不到四十。當年的談話內容現在已經記不得多少了。隻記得他告訴我，他一直在錢臨照先生領導下工作，關係十分密切。另一個話題是天文學新名詞的翻譯：我當時在廠裏從事翻譯工作，廠裏每年給我一千元錢向北京的內部出版社訂購影印的西方科技刊物，除了同鋼鐵生產有關的技術刊物以外，我也訂了《科學美國人》、《科學新聞》一類的科普刊物，作為業餘的讀物。天文學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革命性的發展，出現許多新的專業詞匯，如大爆炸（big bang）、黑洞（blackhole）、類星體（quasar）、中子星（neutron star）、引力塌縮（gravitational collapse）、致密天體（compact object）、吸積盤（accretion disc）等等。當時國內的英漢辭典，包括天文、物理學詞匯已經有十幾年沒有更新，常常查不到它們的漢譯。方老師是最早把新時代的天體物理和宇宙學研究引進中國的學者，有些新名詞的譯法也是他最早采用的，看了他的文章再閱讀英文的資料才知道那些名詞的中文譯法，覺得非常貼切。這是我們談得較多的一個內容。我還跟他提起想到科研單位從事研究工作，曾聯係過雲南天文台。後來聽廠裏的人告訴我，雲南天文台的人事幹部曾親自到我們廠裏商討調我的事，我猜想是方老師跟天文台的領導說起過我的願望。這事最後沒有成功，廠裏不肯放我。

不過，事情很快有了轉機，隨著四人幫在1976年10月被捕，1977年就恢複高考和開始招收研究生，科大也發出了調令讓我回校教書，廠裏知道留不住我了，就把我放了。這樣我就在1978年秋天回到十年前離開的母校。但是此時科大已經在合肥了，真有“人是物非”的感覺——許多老師還是熟麵孔，許多老同學也在這裏重逢，校園景物卻完全變了樣，從北京玉泉路換成了合肥南七裏。回到學校後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沒有住房。南遷的科大鳩占鵲巢，把原來的合肥師院擠到阜陽去了。合肥師院原來是一個規模頗小的學校，教師的宿舍有限，容不下科大的教員。我們這些新調回來的教員的住房問題，顯然處在學校行政當局的排行榜的末尾。他們要優先解決的是：恢複高考後的第一批學生和研究生，包括當時名噪一時的少年班學生的教室和宿舍。於是我和妻子隻得把年幼的孩子寄養在父母那裏，用現在的話，是在合肥“裸教”。當時錢臨照被任命為副校長不久，他原來也沒有像樣的住房，我們回到學校時，校方剛給他分了一套原來師院教授住的有兩個臥室的套間。錢先生正好要到北京開會，就讓我們夫婦住進去，幫他照料房間的裝修。住了個把月，錢先生回合肥，屋子也裝修完畢，我們再住在裏邊就顯得太特殊化了。錢先生想了一個兩全的辦法給我們解決住處：當時方勵之被破格提升為教授不久，在人民日報上登在頭版，成了全國知名人士，實際上他也沒有自己的住房，住在教學樓三層西端的一個小房間裏。錢先生的辦法就是讓校方不要費心為方勵之分房了，他把自己套間的一間臥室給方勵之住，讓我們搬進方老師的宿舍。

我們於是欣然繼承了這位聞名全國的教授的住處，在那裏住了大約一年時間。時間雖然不長，卻讓我至今難忘。實際上這不是讓人居住的宿舍，而是堆放雜物的臨時倉庫：1969年科大在備戰的借口下被科學院逐出北京，匆匆下遷合肥時，有些實驗設備裝了箱也運到了此地，因為師院地方狹小，加上搬遷後七八年來又沒有認真上過課，這些設備從沒有啟用過，一直推放在樓道的盡頭，用幾塊纖維板隔開，以免妨礙觀瞻。方老師原來是同別的單身教師合住宿舍的，為了潛心研究學問，就找到了這個倉庫，清理出可以放床和桌椅的空間，成了他的“宿舍”，有時外地客人來訪，也成了他的“招待所”。我們搬進去以後，就體會到他為什麽會看中這塊寶地了：到了晚上學生自習結束後，整個大樓變得空無一人，夜深人靜，確是讀書和思考的好去處，然而這間“宿舍”的優點大概也僅止於此。我們住進去後第一晚就遇到了問題：老鼠特別多，那些多年沒有打開的木板箱成了老鼠窩，其中防震的填充物或許還是它們的食料。白天和晚上掌燈的時候，沒有什麽動靜，一關燈躺下，就是老鼠出動的時候，它們啃噬木料的聲音在寂靜的夜裏特別清晰，似乎就發生在枕頭邊上，有時甚至還可以感覺到老鼠在身上竄過，過了一段時間才習慣於這樣同老鼠共處一室的日子。寒冬來臨的時候，由於這間“宿舍”位於大樓頂層的西頭，淩厲的西北風毫無阻擋直撲房間的西窗，最冷的時候樓道的廁所裏滴水成冰。合肥位於淮河之南，按當時規定沒有暖氣，室內溫度同室外幾乎一樣，晚上把所有的被子都蓋在身上禦寒方能安睡。

我們剛從四季如春的昆明搬來，這成了我記憶中所度過的最冷的一個冬天。夏天的夜裏，西曬的太陽使得白天的暑氣長時間留在室內，加上蚊蟲肆虐，同樣使人難以入眠。

文革前，方老師在教書的同時也作研究，主要是在固體物理方麵。他住在這間“宿舍”的那些年，從科大下遷到1978年，正是他進入天體物理和宇宙學研究的早期，他在這方麵的早期論文，把熱大爆炸理論、黑洞和吸積盤這些天體物理新概念介紹到中國來的那些文章，以及回答上海《自然辯證法》雜誌的“革命大批判”的文章，應該都是在這間屋子裏寫成的。每次談到方勵之，我就會聯想起這間真正的陋室，仿佛見到在陋室中與青燈黃卷相伴度過好多個寒暑的方老師。他的事跡，堪比王淦昌先生在抗戰時期，學校搬遷的艱難條件下寫出了關於探測中微子建議的著名論文，以及陳景潤先生在文革期間，身居六平方米的鍋爐房內向哥德巴赫猜想攻堅，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科學家在戰爭和政治動亂年代自強不息的楷模。何況，方老師的研究還要冒著被扣上“唯心主義”、“偽科學”等等政治帽子的風險。

方勵之仙逝已經一年了，謹模仿唐人劉禹錫的“陋室銘”，作一篇當代的“方教授陋室銘”，獻給先生的在天之靈——

校不在大，有師則名；宅不在豪，有書才靈。斯是陋室，致遠寧靜：日曬紙卷黃，夜深孤燈青。朝論大爆炸，夕探中子星。

黑洞與紅移，細述評。

雖批判之亂耳，唯君心似明鏡。

蚊蟲撲麵飛，碩鼠繞室行。

孔子雲：不改其樂！

2013年3月於美國

本文來源：《方勵之紀念文集•科學卷》2014年4月明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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