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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CUSPEA 出國記——我的個人經曆和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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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CUSPEA 出國記——我的個人經曆和見聞

華新民(625)

作者說明:2017 年 5 月 30 日,本人應邀參加了民間智庫 北京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在美國波士頓舉辦的劍橋沙龍“近 現代中國留學史學術研討會”並作了發言,介紹自己 1980-1981 年考 CUSPEA 出國的經曆,這是一段 37 年前的往 事。本文根據我會上發言整理補充後寫成。

一、報考前的經曆

1978 年秋,我從雲南調回母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書, 適值 20 周年校慶。從我畢業離校算起,離別科大已經十年 了。雖說這是我的母校,但其校址和校園對我都是陌生的— —1958 年誕生於北京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此時已經在安徽 度過了八個年頭。

我 1962 年被科大錄取時,進的是近代力學係,可是從 1964 年秋天開始,我被調到外語教研室屬下的英語專修班攻 讀英語,原定我們畢業後留校充當極為緊缺的英語教師,可 是 1966 年 6 月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使學業突然中斷,也把 一切都打亂了。1968 年畢業前夕,我重返原來的力學係參加 分配。畢業證書上寫的是,近代力學係發動機熱物理專業, 實際上那個專業的課程,我一門也沒有上過。而十年後回到 學校,既沒有去力學係,也沒有去外語教研室,卻進了物理 教研室。

重返學校,能夠從事基礎科學的教學,有機會的話,再 做一些科學研究,這是自己過去十年時間裏在農場和工廠裏 一直向往的工作,所以雖然當時科大生活條件很差,心裏也 沒有多少抱怨。這樣的日子過了兩年,期間除了當物理課的 助教以外,因為有過去學習英語的基礎,還給學生開了課外 的科技英語課程,時不時還被拉差去給來訪的外國學者當陪 同和講學的翻譯。有一次是全程陪同一位德國學者(Gerhard Borner)講學和遊黃山,還有一次是被借到南京大學給一位 美國天文學家(Jeremiah P. Ostriker)當講學的現場翻譯 ——因為文革十年加上文革前以俄語為主的外語教育,那個 時候教師和學生的英語水平普遍都低,外國學者講課時沒有 現場的翻譯隻有極少人能聽懂。

當時學校有一些出國訪問學者的名額給中青年教師,申 請者獲得派遣的條件除了政審以外,無非是看專業水平和英 語水平,由於文革剛剛結束,教學科研工作乏善可陳,專業 水平難以考核,於是英語成了一個最易度量的硬指標。那些 有幸通過英語考試的待派訪問學者,也都需要經過一番英語 培訓,我也曾一度充當過這類培訓班的助教。印象最深的一 次是班上有位名叫李克正的知識青年,據說原是南京街頭早 點攤的職工,被陳省身先生發現有數學天賦,招為研究生, 他的英語也比班上那些一直在學校教書的教師高出一大截, 讓我開了眼界。

二、報名和考試

我就這樣來回遊移在物理和英語之間,一時還挺風光的: 常有準備出國的老師找我補習英語、幫助填寫英語的申請書, 也有時幫錢臨照教授起草為出國訪問學者寫的英文推薦信。 不過在忙碌之餘心裏隱隱有點擔心:再過幾年,文革後恢複 高考入學的物理、英語學生將成批畢業,充實到教師隊伍中 來,我這個既不是物理科班出身、也不是英語科班出身的半 吊子教員,到時在科大怎麽立足呢?就在這時,大約 1980 年 春天的時候,傳來消息說李政道先生發起了一個中美聯合招 考留美物理研究生的計劃,簡稱 CUSPEA,由美國五十多所大 學物理係參加招生,教師和學生隻要在三十五歲以下都可以 報名,當時我離三十五周歲正好差幾個月,於是報了名,希 望藉出國深造彌補文革造成的殘缺學曆,得個學位,也算在 物理專業“討個出身”。

報名以後才發現,像我這樣的教師報名者屈指可數。許 多當年還算年輕的教師,屬於因文革而中斷學業的“老五屆”, 都已經拖家帶口,大多傾向於出國做短期的訪問學者,學校 也在通過各種渠道爭取這方麵的機會,出國攻讀學位畢竟是 一條漫長艱難的畏途。另一方麵,剛上了三年課的 77 級的學 生卻報名十分踴躍,由於十年大學招生的中斷,積壓在 77 級 學生中的優秀人才進入大學後已經展現了他們驚人的學習 能力,科大的學生尤其如此。教師跟學生一起參加考試,如 果考得不如學生,豈不有失麵子?這也是年輕教師報名猶豫 的原因之一。不過我已經報名,無路可退,也就隻能沿著這 條道走下去了。

科大校方大概也沒有料到這麽多“不自量力”的 77 級學 生會報名,安排了一次預考,由本校老師出題,淘汰了一些 報名者,使參加正式考試的科大團隊減少到 23 人,學校希望 他們考出良好的成績,不要砸了科大的牌子。學校還派了一 位物理老師,記得是尹鴻鈞教授,幫助我們備考。尹老師跟 大家見過幾次麵,解答了同學的一些問題,不過事後覺得對 考試幫助不大。這當然不能歸咎於學校和老師,因為誰都沒 有經曆過這樣的事,對於如何準備這類考試完全摸不著門。

當時隻知道一共要考三門物理和一門英語。三門物理是: 普通物理、經典物理和近代物理,英語考題由中國方麵準備, 物理考題由美國參加招生計劃的學校準備,答題也都用英語。 這三門物理中我隻是十多年前在近代力學係學過普通物理 和理論力學,兩門課都不是作為物理專業的基礎課上的,後 者還是用的工程專業的教科書,其他如電動力學、統計力學 和量子力學都沒有學過。在報名到考試之間不到半年時間裏, 要補習這些科目,說得上是“時間緊、任務重”。感謝物理 教研室給我提供了相當大的支持,這段時間裏基本上沒有安 排我的工作。

我的優勢是,不必為英語考試做準備,可以把省下的時 間都用在那三門物理上麵。我原先在雲南省昆明鋼鐵廠從事 科技資料的翻譯工作,借工作之便,購買了幾本影印的美國 大學物理教科書,這個時候因為找不到備考的門徑,就找出 來研讀,解答其中的習題。這多少讓我熟悉了美國大學裏本 科物理課程的套路。另外,我當時正在為科學出版社翻譯《探 求者物理學叢書》(E. M. Rogers: Physics for the Inquiring Mind, 1960),這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 版的給文科學生寫的物理教科書,全書沒有用到大學的高等 數學,也正因為如此,該書對於物理概念、定理和公式後麵 的思路解釋得非常清晰,翻譯的過程等於是仔細重溫了一遍 基本的物理學。除此之外,我還有一個優越的條件:我所在 的物理教研室有眾多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有什麽疑難的問 題隨時都可以向他們請教。

考試在 1980 年 10 月中舉行, 全國有若幹考場,我們 的考場就在合肥中國科大的校園裏。記得是連考四天,每天 上午考一門。考完後自己估計物理大約隻做出了不到一半的 題目,及格都困難。英語考試除了錄音聽寫以外,還算比較 順手,但是我知道英語不計入考試成績,隻作參考,所以心 裏十分忐忑,不知有多少錄取的機會。不過,焦慮等待的時 間不長,考試後不久就發榜了,在五百多人的考生中,有一 百二十多人過了分數線,以成績排行,我竟然名列第 23。除 了這個考試結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這次考試公布成績的方 式也不同於以往。我以前參加的升學考試,從初中到高中, 從高中到大學,主考當局從來都不公布考生的成績和名次。 那個年代就是這樣,據說考試公布名次會“助長個人名利思 想”,而且,錄取與否並不完全取決於考試成績,在一定程 度上受到政治審查的影響,公布考試成績隻會把政審因素造 成的扭曲暴露在大庭廣眾麵前。

這次參加考試的科大團隊,有 15 人過了分數線,僅次於 名列第一的北京大學(16 人)。考慮到科大隻有 23 人考試, 15 人過線,比例達 65%,明顯高於其他學校。這 15 人中,除 了我和物理教師進修班的方祖雲,以及力學係教員程浙明, 其餘 12 人都是 77 級的學生,可見科大 77 級學生的實力。 所以結果公布之後,學校師生有議論,認為當初校方設置預 考排除了部分同學,實在是多此一舉。如果開放更多的同學 去考試,過線的人數應該能超過北大。後來科大就再也沒有 給報名的學生設卡,說明校方是聽進了這條意見。

不過,科大雖然過線的比例高,卻沒有人進入前十名, 而北京大學就有 4 人進入了前十名,令科大自愧不如。這次 考試還有一個引人注目之處是蘭州大學表現突出,該校有 9 名考生過分數線,就人數而言,僅次於北大、科大和複旦(11 人),同南京大學並列第四,而且第一名胡青同學也是來自蘭 州大學。當時聽到傳說,蘭州大學的領導對這次考試十分 重視,安排老師專門為考生開班授課,並收集到一些美國大 學的研究生考試的題目,給考生做練習。據科學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的王克斌同學的回憶,他們也得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研 究生試題作為備考習題,他們的考試成績也得益於這些答題練 習。

科大的領導顯然也聽到了這些傳言,接受了第一屆的教 訓,在第二年的 CUSPEA 備考中,加強了對報考同學的輔導, 同時美國一些大學的考試題也在所有學校流傳開來,成為備 考同學的複習資料,所以同樣還是尹鴻鈞教授任教練,科大 在第二屆 CUSPEA 考試中考出了遠優於第一屆的成績:共有21 名同學過了分數線,而且包攬了前三名,在前五名中占了四 名。在後來各屆考試中,科大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在 1985年 到 1988 年,4 年連續獲得全國錄取總人數的冠軍,錄取人 數占當年錄取總人數比例高達 38-48%。其中,1985、1986、 1988 三年的全國個人總分第一也為科大考生所獲得。總共 9屆 CUSPEA 考試,有 915 名考生過了分數線,科大的考生占218 名,領先於所有的學校。

三、申請和錄取

考試過了分數線並不意味著已被美國大學錄取,隻是獲 得了李政道先生向美國學校推薦的資格。考試後的第二個月, 我們就乘火車進京,接受美國招生學校派來的教授麵試,作 為對每個考生的進一步考查。麵試安排在美國教授下榻的北 京友誼賓館舉行,兩位教授分別來自哥倫比亞大學和康奈爾 大學,他們沒有用任何物理的問題來為難我,隻是詢問了我 的一些經曆,以及希望進入哪個物理學的領域深造,並據此 介紹了若幹學校,建議我可以向這些學校提出申請。然後, 教授的夫人也同我們進行了更加隨意的談話,大概是考察我 們英語交流的能力。事後,我得知教授對我的評價是英語交 流沒有問題,回答問題顯得“mature”,我心想,35 歲了, 孩子都有了兩個,能不成熟嗎?我們科大考上的同學中,最 年輕的隻有 19 歲。

我們進京麵試時住在玉泉路的科大留守處的宿舍,這是 我 1968 年畢業離校後第一次回到自己當年學習和生活過的 母校校園。其間我還前往設在原北京林學院校址的科大研究 生院看望一些同學和老師。特別是我見到了李佩老師,她是 我在文革爆發前一年半的時間裏專修英語的老師,當時我們 專修班隻有八個學生,跟李老師幾乎天天見麵。從李老師那 裏我了解到,我們的英語試卷就是由她領導的研究生院外語 教研室命題的,這時我才意識到,難怪有些英語試題似曾相 識,做起來順風順水,使我的英語成績名列第二,原來跟我 十幾年前的試題出自同一人之手!

趁著在北京的機會,我還看望了在李佩的外語教研室裏 執教的蔡素文老師,她文革前是科大外語教研室的青年教師, 被派到我們英語專修班擔任班主任,管理我們八個學生的學 習和生活。1966 年 6 月,文革開始沒幾天,她突然像蒸發一 樣消失了,學校似乎沒有人知道她去了哪裏,開始一段時間, 還繼續發她工資,由她的親屬每月到學校領取,後來就連工 資也不發了,直到我畢業離校也不知道她的下落。這次在北 京相見,她告訴我,因為受到某高幹案件的株連,她在秦城 莫名其妙地坐了將近十年牢,分別十四年後重逢,真有一番 渡盡劫波的感慨。

麵試後回到合肥,就根據李政道招考計劃,開始向美國 各學校提出申請,每個考生可以向三所參加該計劃的學校提 出申請,申請費各校不同,大約在二十美元左右,三個學校 的申請費加起來,折算成人民幣,就超過我數月的工資。不 過,因為我們通過了李先生的考試,這筆申請費就免了。另 外,相信李先生在一開始就告訴參加招生計劃的學校,所有 這些中國學生,都是無法自己承擔學費和在美生活費的,學 校在作出是否錄取的決定時,要考慮到必須給這些學生提供 全額資助。當時我們對美國的大學及研究生院了解都很少, 我隻能根據美國教授的建議,向三個學校提出了申請:加州 理工學院,加州大學聖迭戈(或譯聖地亞哥)分校(UCSD) 和亞利桑那大學。同時把申請的學校報告給李先生的辦公室, 李先生會將我們的考試成績通知這幾所學校,由這些學校決定 取舍。

1981 年的開春,美國各校就陸續發出錄取通知了,有的同 學收到了兩所甚至三所學校的錄取通知書。按照李先生的規 定,每個考生應該在四月份的截止日期前選定一所錄取你的學 校,通知它們願意接受錄取。到四月份,我隻收到了亞利桑 那大學物理係的錄取通知而其他兩所學校還沒有回應,於是 我就通知亞利桑那大學接受他們的錄取。沒有想到的是,在截 止期過後不久,我又收到了 UCSD 的錄取通知,是否接受呢?我 知道李先生是嚴禁我們接受兩所學校錄取的,但是又舍不得放 棄 UCSD 的機會,於是設法聯係李先生的辦公室詢問是否能夠 “改換門庭”。得到的回應是不能,除非得到原先的學校同 意。幸運的是,我打聽到亞利桑那大學負責CUSPEA 招生的 人是華裔教授範章雲先生,他剛好正在中國訪問,於是寫信給 他陳述了我的請求,他十分大度地答應了我的請求。後來聽說 麻省理工學院(MIT)的通知也沒有在截止日期前發出。我們 一百二十多個過分數線的考生最後是否有人沒有收到任何學 校的錄取通知呢?我不知道,即使有,恐怕也是個別的。

這個小小的曲折,讓我認識到:李先生的招生計劃在美國 完全是各大學物理係的民間行為,美國大學對我們這批中國 大陸的留學生的錄取很大程度建築在李先生的個人信譽上, 除了李先生的辦公室協調各項事務,沒有一個令行禁止的權威 機構,各個學校雖然參加了 CUSPEA 招生計劃,卻各自有不同的 辦事風格和節奏,有時並不遵守李先生的日程規定。

李政道招生計劃在美國是非政府活動,在中國則完全是由 政府組織安排的。我們這些被美國大學研究生院錄取的考生, 按當時的規定,要像所有公派出國的人員一樣通過集訓。 CUSPEA 學生的集訓安排在 1981 年五月份,在當時大概創造 了單一出國項目集訓人數的最高紀錄。不巧的是,我在那時 胃出血的老毛病複發,隻能請假延遲到六月份。參加六月份 集訓的是各種零星的出國人員,意外的是我在前往集訓地 (北京語言學院)的公交車上竟然見到了正在趕路的大學同班 同學倪詩茂,趕緊在車站上跳下來執手歡敘。原來他考上 了清華大學的研究生,學校派他到加拿大留學,也是要去集 訓地報到。我們二人是畢業時被軍宣隊、工宣隊留在學校作 檢查、“待分配”的患難兄弟,分別多年,竟然在出國集訓班 相見,真是喜出望外!

CUSPEA 學生中隻有少數由於各種原因錯過上次集訓的 人,參加了六月份集訓,除了我以外,記得有上海科技大學 的幾個同學,聽說是因為他們中有一人政審出了點問題,風 聞是此人跟女友透露了不打算學成歸國的意思,受到舉報。 集訓的內容是學習文件之類,今天留在記憶中的隻有兩件事: 一是參觀了中南海的毛澤東舊居,可惜那時沒有照相機,沒 有留下任何記錄。二是和我同組的一位出國人員是上海文革 的風雲人物,複旦大學的學生領袖勞元一,據自我介紹,他 是到 MIT 讀商業管理(MBA)的,別人告訴我,那是可口可樂公 司向國家科委贈送的一個獎學金名額。

集訓結束後,每人領到八百元出國置裝費,可以到城裏 出國人員服務部購買外麵市場上買不到的物品。這是我到那 時為止的人生中從未單獨支配過的一筆巨款,我用它買了皮 箱、西裝、革履、睡衣、浴衣、風衣……,盡量按照當時我 們對於外國生活的想象來裝備自己。集訓返校後,我繼續在 學校裏從事日常的工作——當助教和接待外賓。直到八月底, 才到上海,準備搭乘九月初的飛機直飛美國舊金山。 

四、飛赴美國

翻出當年護照上的簽證,顯示我是 1981 年 9 月 5 日從 上海飛舊金山的。那時中美航班開通不到一年,據比我們早 一年公派出國的人說,那時他們需要先飛到巴黎再轉機到美 國,一路上都有使館接待,住在使館裏,交代很多紀律和規 定,跟進入敵占區似的。記得那年年初裏根總統剛剛上台, 中美關係發生了一點波折,我心裏一直擔心兩國關係的惡化 會影響到我們的行程。幸好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這種擔心純 屬多餘。

動身的那天,我平生第一次私人預訂了出租汽車,到虹 橋機場後,教育部的人在機場跟我們見麵,把機票和護照交 到我們手上,簽證已經替我們辦好,都不用我們本人上領事 館麵談。又發給每個人五百美元,算是借給我們的——我們 雖然屬於公派留學,但是中國政府沒有錢給我們。這五百美 元一兩年後就還清了,這筆無息貸款就是我到海外的全部 “啟動資金”。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飛機,回想十多年前, 我正在西雙版納的熱帶雨林裏伐木,頭上偶然有飛機飛過, 抬頭觀望時心想,不知道這輩子有沒有機會坐一次飛機。真 是“不飛則已,一飛衝天”,第一次上天就跨過了太平洋。

到舊金山機場有領事館的人接機,我還要轉機到加州南 端的聖迭戈,發愁到了那裏怎麽去學校報到。沒想到領館的 人告訴我,聖迭戈的一位叫做 Booker 的女士幾天前已經有電 話給他們,讓他們轉告我,她將去機場接我,讓我心裏一 塊石頭落地。原來,當地居民每年都組織起來義務接待外國 新生,免費提供一個星期的食宿。Booker 太太在機場接了我, 沒有直接回家,而是開車把我帶到一個山頂上。在那裏,我 們大學的校園及其周圍環境——浩瀚的太平洋、全美聞名的 Sea World 遊樂場和 La Jolla 海灘在她老人家的指點下, 都一一奔來眼底。 

我臨時的房東家男主人 Henry Booker 是 UCSD 的教授, 他是英國人,二戰時發明雷達的英國空軍研究組成員,戰後 因為同美國姑娘結婚,移民美國,是美國的科學院院士。到 後第二天,Booker 太太找來一位華人女士幫我找住處和安家, 她也是教授夫人,丈夫叫馮元楨,常州人。馮教授也是美國 科學院的院士,曾在錢學森的導師馮·卡門手下學空氣動力 學。他告訴我,在六十年代美國的航天事業取得了載人登月 的成功以後,他轉變研究方向,開始研究血液在血管裏的低 速流動,開創了生物力學的新領域。他已經在前一年收了一 個中國來的研究生薛浩,是科大力學係比我高一級的學長, 薛浩剛好排隊輪到可以入住學校給研究生的廉租房,有兩間 臥室,需要一個跟他合租的研究生,這樣我就不費力找到了 住處。住處找到,要解決出行的問題,我問 Booker 太太附近 有沒有公交車站,她說不知道,後來知道,她家旁邊就有一 個車站,才體會到美國人出門都是用自己的小車,從來不關 心公共汽車在哪裏停站。

我就讀的大學屬加州大學,是聖迭戈分校(UCSD),和 我同時被 UCSD 錄取的 CUSPEA 同學還有來自華中工學院的 周琥。在我們前麵,物理係已經有三位大陸留學生。其中一 位名叫錢國新,竟然又是我上海市西中學的校友,他是 67 屆 中學畢業生,屬於文革中的“老三屆”,別人上山下鄉時他 在家裏讀書,77 年大學恢複考試招生,他考到複旦大學物理 係,成績優異,在一年級即被破格錄取為研究生,接著又被 學校推薦到 UCSD 當研究生。他是 UCSD 招收的第一個中國大 陸留學生,中學裏比我低五級的師弟在這裏成了高我兩級的師兄。 

剛到 UCSD,幸有校友誠意相助,住所順利解決,但是口 袋裏已經沒有多少錢了。上飛機前借給我們的五百美元,買 了舊金山到聖迭戈的飛機票,馬上麵臨的開支有:開學交學 費,住房交房租,二、三百元錢哪裏夠?幸好係裏已經安排 好了助教的位置,每月有一千多元工資,學費先欠著,開學 後領到助教工資每月扣一部分,到學期結束,剛好把學費還 清。剩下的錢夠付房租和其他費用,比當時公費的學生或學 者的收入還高一些。安家需要的鍋碗瓢盆基本上不花錢,是 畢業學生離校時捐給學校的國際學生中心,幾元錢就可以買 下。剛到時沒有床,就睡地上,反正房間都是新地毯鋪好的, 很幹淨。也有學生離校會把床墊扔出來,不久後就可以撿到 不錯的床墊了。 

到校不久,阿特金森校長(Richard C. Atkinson)在他 的官邸招待了全體新生。他聽說我來自中國大陸,專門把我 帶到一張他同鄧小平合影的照片前,告訴我那是 1979 年鄧 訪問美國時,簽署中美科技交流協議後拍的。原來他當時在 卡特政府擔任總統科學顧問,一年前卡特總統在競選連任時 失敗,他也就離開了政府,來到這裏當校長。阿特金森是位 心理學家,也是美國科學院的院士,後來當過加州大學總校 的校長。

那時中美兩國剛剛建交,中國大陸留學生在美國的校園 裏還屬於“珍稀物種”,美國的民間和官方、來自港台的留 學生都對中國來的學生相當友好,我的美國生活就在這樣的 氛圍中開始了。

寫於 2017 年 7 月 21 日 

《科大瞬間》文學城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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