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 八公山下的再教育

【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八公山下的再教育

方勵之

今年又教廣義相對論，不禁又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歲月……

1969年5月到8月之間的三個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間歇期。清理階級隊伍的高潮剛剛過去，新的高潮尚未到來。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一開始（1968年夏），我就被隔離在科大,直到1969年5月才被準予回家。我的小兒子是在我被隔離後的第九天出生的。在我回到家時，他也快滿一歲了，我還是第一次看見他。這三個月裏，我雖然仍是無產階級的專政對象，但生活不無逍遙。正值暑期，我們全家的日常活動之一是下午四點以後去頤和園遊泳。當時頤和園的遊人極少，深水區水也潔淨，我們大都是最後幾個遊完上岸的人。往回走的時候，除了偶爾看到一兩個船工在收船外，整個頤和園空蕩蕩的。從知春亭西望，夕陽正在玉泉山後緩緩下滑，塔影延伸到昆明湖麵上，半隱半顯。燕京十六景之一——玉峰塔影，隻在此季此時才真正可以看到。這三個月裏，算是我們一家最長的團圓期，其後的二十年（1970―1990）裏都是分離的，或一分二，或一分三，再也沒有長於一個月的團圓期。

下遷

新的一輪風暴始於1969年8月末。當局發布命令（即所謂林彪第一號命令）：所有北京的大學都必須南遷，因為蘇修要入侵了。北京的大學遷出北京，在曆史上有過一次，是1937年，當日本即將打入北京的時候，大批學校遷往西南，那是戰爭所迫，是逃難。文化大革命的大遷校，更主要是出於共產主義的一條意識形態原則：和平會使人變成修正主義，鬥爭和戰爭才使人永葆革命的“青春”。

首先是北京大學宣布，將遷往江西鯉魚州。1969年8月29日，李淑嫻首批被遣離北京去江西，一家的團圓生活就此結束。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也要遷出北京。

不像北大、清華兩校有過南遷的經驗，逃難也頗井井有條。科大則像隻無頭蒼蠅，向北京之外亂撞，沒有目標。科大接到遷出北京的通令後，有三個月遷不出去，原因是找不到一個地方願意接受科大。當時，科大曾派人分頭去四川、河南、山東等省聯係外遷，都失敗而回，沒有一個地方歡迎科大。當然，北大、清華也不是去什麽好地方，他們的新“校址”——江西鯉魚州，原來是個血吸蟲疫區，老勞改農場。隻有諸葛亮的老家河南省南陽縣，還有一點尊重智者的遺風，表示歡迎科大來諸葛亮的茅廬辦學。可惜，一個茅廬容納不下整個科大，遂作罷。在那三、四個月裏，科大是被北京市委無價轉讓的處理品，擺在外麵，任人挑揀，但沒有人要。也不奇怪，毛澤東給大學的總評語是：池淺王八多。誰還願意接收這種中國人最鄙視的動物組成的群體？

最後，安徽省接受了科大，同意遷到省會合肥。安徽以盛產王八出名，中國出口賺取外匯的王八（現在不應當再稱“出口”和“外匯”，因主要出口地是香港），百分之八十出於安徽，所以，王八的名聲，在安徽不算太壞。一次，我和一個同事背了一簍王八從合肥回北京過年，在火車上，我們睡著了，忽聽一乘客大喊“誰的王八！”。原來是我們的王八逃出簍外，除了連忙道歉外，趕快到全車廂抓王八，一快事也。

於是，全校遷往安徽，搬遷過程極匆忙草率。後來統計，

全校的儀器設備有一半在搬遷中被毀壞，還沒有看到一個入侵者，輜重已經自損一半。

1970年1月，春節一過，我們物理係的一批教師和學生動身去安徽。安徽接受科大，也並不是因為他們需要大學教育。到那時，大學停課已快四年了，到了安徽，繼續停課。

大學的任務不是教育，而是接受無產階級的再教育。因此，火車一入安徽，並沒有送我們去合肥辦教育，而是徑直開進淮南礦區，要我們去接受煤礦工人的再教育。我們一隊是去謝家集第三煤礦（簡稱謝三礦）。謝三礦位於八公山南麓，西麵是壽陽縣城。古時候，有淝水流過壽陽縣城和謝家集之間，現已淤塞，所以謝三礦正位於“淝水大戰”（382 A.D.）時東晉的陣地。前秦苻堅雖兵多將廣，但因他沒有望遠鏡，看走了眼，把八公山上晃動的草木都誤認為是晉軍，打了敗仗。從此，苻堅被“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語譏笑了一千多年。今天看來，苻堅也可能不是獨一無二的，不是嗎，就是有了望遠鏡的今天，偉大的統帥不也是滿眼看到的都是階級敵人嗎？

我們到淮南時，八公山上已經沒有草、也沒有木了，是禿山一座。由於地下挖煤，造成地麵不均勻下陷，有的地方沉降多，有的地方少，形成極難看的礦沉地貌，沒有一點古戰場的兵戎氣勢；隻是壽陽城牆還在，它比一般的縣城城牆高大，似乎可以想象得到苻堅登高遠望八公山時的驚恐神態。

礦井下的生活

謝三礦是五十年代用蘇聯的技術修建的，現在（2006）已經報廢。當年在淮南礦區中，它是最好的幾個礦井之一，平均日產量二、三千噸，煤的品質也很好，直接運往上海。再教育的第一課，就是下井挖煤。婦女被禁止下井，55歲以下的男性學生和教師一律都要下井勞動。謝三礦的煤有兩層，第一層深一百多米，第二層深三百多米；坐上豎井裏的纜車，垂直降下，進入地層，我們主要在第一層回采區。在井下，由礦工帶路，開始走大巷道，直徑約五米，寬敞、有路燈，類似地下鐵路的通道。進入支巷道，路燈就沒了，除了人人頭頂上的一盞礦燈外，沒有其他光源。路很窄，大家隻能排成一列，在黑暗中相互跟隨。這時最重要的是，緊緊盯住前麵晃動的燈光，隨著前麵的光走，不能稍有疏忽。有的地段，巷道曲折，不及時跟進極易迷失前人的燈光。那時，你的周圍是各向同性的黑，找不到方向，遇此情況，決不要動，因為巷道網錯綜複雜，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走錯。如果誤入瓦斯區，還會有生命危險。原地不動，等工人師傅回來找你。

越接近回采區，越難走，已經不是路，而是大大小小的洞，有的洞隻能容一個人俯伏爬行。進入回采區，空間又變得寬大，那是一個用密密的鋼柱在地層裏硬擠出來的一個空間，俗稱掌子麵，高約兩米，寬約六米，二十多米長。人群沿著掌子麵一線排開，挖煤。

挖煤的方法很簡單，沿掌子麵，有一條傳送帶（俗稱溜子），隻要把你周圍的煤鏟到溜子上，就完成了。煤的比重比山石小，所以，挖煤比愚公移山容易得多。在黑暗之中，除了腳下的煤，腳邊的傳送帶外，什麽也看不到，甚至看不清近鄰的同伴。因為相互看不見，也就極少談話，工作時，除了聽到鏟煤聲，溜子的轉動聲外，人群總是默默的。隻有一次，一位眼睛不好的同事，不小心一腳踩到溜子上，人同煤一起上了傳送帶，向下溜，他大叫起來，人群才被驚起，幸好他很快被下麵的人從傳送帶上拉了下來，免於變成一塊煤的命運。黑暗也保護了他，沒有人能看清他在溜子上的神色，隨後，人群複歸沉默，溜子繼續轉動。

“吃飯了！”，一個聲音傳過來，工作停止，大家沿著掌子麵一排坐下來。這時，一個布袋從排頭起一個人一個人地傳過來，袋中裝有大餅，每人從中拿一個，這就是全部午飯。幾分鍾後，再傳過來一個水壺，每人喝一兩口，再遞給下一個人，這就是全部飲料。吃飯之前沒有洗手，礦下沒有洗手的地方，也沒有感到有洗手的必要，反正一切都是黑的，也看不清自己的手。在一切都看不見的環境裏，人似乎會失去許多常規的反應。

上井以後，才發現全身是多麽的黑。這時，再有大餅一定不會抓來吃。礦工洗澡池中的水也是黑色的，可以抓出煤灰來，不過，這樣的水照樣可以把身體洗淨。

幾次下井之後，就習慣了。有一次我和少數幾個人還去掘進區“賣苦力”。任務是開掘巷道，把煤層切開，為回采開辟工作麵。這裏比回采區艱難，不能通風，空間裏飄滿粉塵，地層不斷散發出被壓抑了幾億年的熱，溫度極高，人人都是赤條條地工作。在慘淡的礦燈下，隻隱約可見赤裸的人體在黑暗中蠕動，從一個黑暗蠕動到更黑暗的前方……，為但丁“神曲”作插圖的Gustave Gore大概下過礦，不然他畫“地獄篇”不會那樣逼真地再現礦下的場景。

臨近“五一”勞動節，謝三礦的井口上，掛上了許多大紅標語，“大幹30天，產量超萬關”、“五一獻禮，日產萬噸”等等，不外希望工人多勞動，多產一些煤，並無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性。按我對井下工作的了解，多產一些煤，不是很難的事。凡在掌子麵上工作，平均地說，每班工人在井下的八小時中，隻有三小時是在挖煤，其餘時間並不真幹活，有時一連幾個小時幹脆靜坐等待下班，實質是怠工。隻要少怠一小時，就可以增產百分之十或更多。

可是，“當家作主”的工人階級，好像根本沒有看見礦井上的標語。下井後，照樣隻工作三個小時，照樣靜等下班，全隊工人皆如此，沒有一點不同於往常。無產階級專政雖很有效，但到一百多米的地下，威力就差了。當我也在黑暗中枯坐而不得不陷入沉思時，一個工人悄悄地說：“一天六毛錢，就幹六毛錢的活！”。

這六毛錢稱作下井費，是工資之外的附加。不論何人，凡在井下工作一班就有六毛錢，理由是，井下辛苦也有危險。當時，煤礦工人的全國死亡數是一年約兩千人。還好，我們所在的半年，沒遇上過井下事故，但死亡率還是高起來了。

抓516

1970年夏季開始，進入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個自殺高潮，

第一個高潮是1968年，科大有十多人在清理階級隊伍時自殺，多是教師；第二個高潮，也有十多人自殺，多是學生。

新一輪的鬥爭，名叫“抓516分子”。如何定義516反革命分子，在百科全書裏都難查到。反正，它又是一頂無產階級專政的帽子，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帽子就像紐約的大街，太多了，隻好用編號當名字，現在要抓的是第516號。1980年，我第一次到紐約，聽到一個在長島的朋友告我，他家的電話是516-……，當時心中條件反射式地一悸。

我已經有了一頂帽子（漏網右派），一般說，不會再得到新帽子。《共產黨宣言》中有一句名言：“無產階級隻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我已經被無產階級解放了，所以，新的一輪運動，應該輪到解放其他的人類。516號運動的目標主要是學生，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紅衛兵。

我的任務仍是體力勞動，有時在礦井上，有時在礦井下。後來，我專職拉小板車，這種車是安徽最通用的貨運工具，木製的，很像馬車，但尺寸較小，車身寬1米、長2.5米，車轅約1.3米，裝有兩個膠輪。主要由人拉，也可由驢拉。直到80年代在合肥最繁華的長江路上，小板車的數量仍遠遠超過貨運卡車，到處可見小板車流，我就在那種車流中生活了一個多月。

實話說，一個人拉車上街，是一種不失愉快的勞動。因為是夏天，像所有拉車者一樣，我們可以公開脫掉上衣，盡情地享受陽光，警察也不會來幹涉。安徽丘陵地多，大街也是起伏的，拉上坡有些費力，下坡時則可人車一起下滑，一張一弛，是一種很有節奏的運動。拉累了，可以找街旁一個樹蔭下小憩、乘涼，渴了，可以買一瓣西瓜吃，沿途到處都有西瓜攤，很便宜。嚴格說，凡被專政者上街買食，都應事先取得監視人的批準，但是我有信心，絕不會有人來檢查我買西瓜是否持有批準書，因為，那些監視者正忙著抓516呢！沒有監視，沒有政治，一身的汗水，一路的陽光，兩邊的西瓜攤，混在小板車流中，拉啊！好不自在，盡管隻是暫時的自在。一生裏，又有哪一次的自由自在不是暫時的？我的身體，很得益於那一段拉車生活中所吸收到的空氣和陽光。

那些暫時還沒有被專政也就暫時還沒有自由自在拉車權的同事，看到我被中原的太陽曬成一派古銅色的身驅，眼神裏似乎也有一種羨慕。他們仍在努力地抓516，一個個一副缺乏血色的麵孔，一副病態。果然，七月一到，蚊子一出現，瘧疾就開始流行。有一度，我一連好幾天拉的都是瘧疾病人，從謝三礦到礦區醫院沒有公共交通，隻能由小板車運送。就拉板車來說，拉病人是最舒服的差事。拉過板車的人都知道，裝貨太多太重的車，當然不好拉；完全空的車，容易亂跳，拉起來也沒趣味。人體幾十公斤，對拉車來說是一個最佳重量，既不過重，也不過輕。我雖然常常送病人去醫院，也常被蚊蟲叮咬，也沒有打預防針，但我始終沒有得上瘧疾。反動派們自嘲：可能我們身上的血也是反動的，以致瘧原蟲也怕。

流行病並沒有使抓516運動降溫。我雖然不參加運動，但運動的冷熱，是很容易看到的，鬥爭更加速了，學生一個個少起來。凡是有516嫌疑的學生，一個個被隔離，就如清理階級隊伍時我們被關在校園裏一樣。有的學生被關在謝三礦的工房裏，情節嚴重者則被押送合肥。

有一個紅衛兵，原來負責監管我們這些被專政分子，到七月，他不來管我們了，他自己也成了被監管的對象。一個學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個很活躍的紅衛兵，從謝三礦被押回合肥，不幾天消息傳回，他從四樓跳下，死亡。

另一個學生，並不十分活躍，七月開始經常一個人無目的地出走，言語漸漸不合文法，行為漸漸不合因果律。一天不見了，後來在運煤的鐵路上被找到，躺在鐵軌上，兩條大腿已被火車齊齊截斷，送到醫院，失血過多，當夜死亡。那晚我正好去送另一個病人，也在醫院。礦區醫院的停屍間不在樓裏，而是孤零零的一間小房子，房外靠近樹林。那晚，停屍房外一直有物理係的同事值班守衛，因為，安徽的野狗（已恢複狼性的狗）極多，它們嗅覺極好，凡停屍間裏有了新死者，它們就會成群地聚集在近旁的草叢裏，到了深夜人靜，它們就跳出來用頭撞開停屍間的門，去吸吮新死者的血。守衛的人就是負責趕走這些想吃鮮血的狗，讓死者得到安寧，這是名符其實的守靈。這個臥軌者的靈魂，得以安寧，是不多的例外。在當時，凡自殺者，均按反革命論處，死後的靈魂也要遭到褻瀆和批鬥。

八公山下的死亡、鮮血、狗，最終驅策我走向了天體物理。隻有最深遠的天，才能避開世間的汙穢，使靈魂找到一片靜潔之地。

廣義相對論

礦區沒有書讀，除了毛書之外。因為，文化大革命中一個貫徹始終的“哲學”是：知識愈多愈反動。這條“哲學”，多半是毛革命的首創，找不到馬克思、列寧的出處，在俄國十月革命中，似乎也找不到示例。

倒有一個反例。1922年，俄國內戰正酣，烏克蘭陷於混戰，白軍、紅軍、無政府主義幫派輪番上台。一天，奧德薩的數學教師Igor Tamm去郊區買雞吃，被一派懷疑為另一派的奸細抓了。審問者問：“你為什麽反對祖國烏克蘭？我們要處死你。”答：“不，不，我不是奸細，我是教數學的。”審問者：“數學？那好，回答下麵的問題，如果答不出來，就斃了你：一個Maclaurin級數在第n項被截斷，帶來的誤差是多少？答！”當然，Tamm逃過了這一劫。凡是五十年代的物理係學生，大概都念過Tamm的“電學原理”，他在1958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文化大革命前還來過中國。我懷疑，如果Tamm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為“奸細”，那個Maclaurin級數，是否還能幫他逃過劫數。

很巧，在謝三礦的混亂批鬥中，我居然成功夾帶了一本朗道（L. Landau）的《場論》（Classical Theory of Fields），與Maclaurin級數類似，是禁讀的。不過，516混戰正酣，人人自危，讀書的危險反而小了。那時，為防蚊子，每個人都有一頂帳子，放下帳子來，盡可放心地看書。就這樣，在淮南的幾個月中，朗道這本書成了我勞動之後最心愛的，也是唯一的讀物。每當暗夜降臨，一身疲憊躺在帳子裏的我，其靈魂往往就已經隨著膨脹的宇宙去尋找那優美動人的原初奇點了。

彭加勒（H. Poincare，1854―1912）曾說過：“科學家並不是因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為他感到樂趣，而他對大自然感到樂趣是因為它的美麗，如果大自然不美，那就不值得認識，如果大自然不值得認識，就不值得活下去……”是的，大自然是美的，廣義相對論是最美的物理理論（朗道語），人是值得活下去的。

後來，在中國，在美國，我多次教過廣義相對論。今年，我的課又是廣義相對論。我每每想起，是廣義相對論喚起的心靈之美陪我渡過了八公山下的肮髒、醜陋和蠻橫，渡過了39度的酷暑、516的血腥、受虐者魂靈的呻吟……。我通過了再教育。

2007年10月17日

(本文來源：

http://hi.baidu.com/puritywater/blog/item/1e907bf28e6df610b17ec537.html)

作者簡介：

方勵之（1936―2012），著名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1936年生於北京，籍貫浙江杭州；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係；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8年調至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前後擔任助教、講師和天體物理學教授；1984年到1986年底任副校長。在中國率先開展相對論天體物理及宇宙學研究，著有《宇宙的創生》、《相對論天體物理的基本概念》等專著（科學出版社出版）。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1986年被中共開除黨籍，1989年被迫流亡美國。曾在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從事天體物理學研究，有譯作《引力論》（正中書局1998年初版）。 

《科大瞬間》文學城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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