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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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中國科大是怎樣從北京下遷安徽的
樓望和（656校友）
序言──號角陣陣催科大，玉泉清清潤春華
中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中國科大）是新中國於 1958 年創辦的名校。在中央“向科學進軍”的號令下，經當時的總書記鄧小平的批準，中國科學院迅速地籌辦了中國科大。中國科學院提出“理工結合，所係結合，全院辦校”的方針，這在中國是開創性的，在世界的教育史上也是罕見的。由人大副委員長暨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擔任校長。一批著名的數、理、化、天、地、生學科的科學家擔任校係領導。如物理學家嚴濟慈任副校長，數學家華羅庚任數學係主任，關肇直任數學係副主任，力學家錢學森任力學係主任，郭永懷任力學係副主任等等。
為激勵學生奮發圖強的鬥誌，郭沫若創作了中國科技大學校歌，著名的音樂家，延安抗大校歌作曲者呂驥為中國科技大學校歌譜曲。中國科大開學之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期望開啟我國科技和教育發展的新篇章。
中國科大的校園規劃是中科院的一部分，位於北京的北郊，即現在的奧運新村周圍，現在的遙感所的大樓是中國科大的物理樓。在 1960 年代初期，國家困難，原計劃下馬，在北京的西郊的玉泉路馬列學院的基礎上擴建而成中國科大的校園。
中國科大成立後克服物質條件的困難，實踐“理工結合，所係結合”的方針，發揮了科大辦學的長處。一批著名學者親臨課堂講學，不僅上專業課，還上基礎課、編寫教材，如華羅庚的《高等數學引論》就是他為給科大上高等數學基礎課編寫的教材。學生們不僅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還從一流的科學家那兒學到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高年級的學生到研究所參加實習，直接接觸到前沿的課題，明確科研的方向，為“快出成果”作準備。
中國科大招生的方針是“少而精”。每年在全國挑選尖子入學。比如，數學係一屆僅招 30 名左右，大的係無線電電子學係一屆也隻有130 名學生。從第一屆招生到文革前那幾年，中國科大學生入學的分數線在全國高校中是最高的。中國科大的係科和專業按國家科學發展綱要，為關鍵的基礎科學和尖端科技攻關創新而設置，可以說沒有一個差的專業。同時，中國科大的課程由國內的一流專家學者設置，可用三個字來概括：“重，緊，深”，攀登科學高峰必須打下堅實的基礎。當時盛傳“不要命的上科大”，科大學生的刻苦鑽研精神可見一斑。
中國科大成立不到十年，迅速成為名列前茅的高校，成為許多青年學生首選的誌願，並開始為國家輸送優秀的人才，開展研製當時處於前沿的電子計算機、半導體器件等項目。1966年在邢台地震的抗震救災中，周總理接見並勉勵科大地震專業的學生。陳毅在中國科大一次畢業典禮上風趣地說，我這個外交部長不好當，因為口袋裏沒有錢。如果口袋裏有錢就好辦囉。希望大家好好學習工作，把我國的科學技術搞上去，科學技術搞上去了，國家就有錢了。到時候，我就給大家磕個頭。他兩手抱拳麵向大家致意。1965年夏某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參加中國科大的畢業典禮的消息，對科大的成績充分肯定，對科大未來充滿期望。
文革前僅僅八年，中國科大從無到有，迅速成為名列前茅的高校，就辦名校速度的而言，這是一個奇跡。這代表一種創業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科大精神”。後來，中國科大隨後的命運也反映了中國科技教育曲折的發展曆史。
正當中國科大從“學走路”的階段到“起跑”的時候，“文革”的災難降臨到中國大地，阻擋了中國科大前進的步伐。更有甚者，1969年中國科大被迫下遷安徽。“下遷”對中國科大傷害極大。這段曆史說明創立一個品牌不容易，然而毀壞她隻需要一條錯誤的指令。中國科大在文革十年幾乎被毀滅了。幸運的正是由於“科大精神”，才能使“中國科大”這塊牌子能在困難的條件下保存下來。正是由於“科大精神”，才能在改革開放中得到發揚光大，繼續發展，才能在2008年的今天，慶祝她五十周年的華誕。
本文回憶四十年前中國科大“下遷”的歲月，以史為鑒，說明中國科大的成就來之不易，堅信以後中國再也不會發生文革中科大“下遷”這樣荒唐的事情。
下遷──驟起文革風蕭肅， 輕飄江淮爆新芽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科大盡管也有幾次瘋狂的場麵，但比北大，清華兩校冷靜得多。地理上，科大在八寶山的東側，附近是一片桃園，比較冷清。周圍還有一些軍事單位，與其他的高校很少串聯。
科大的黨委書記劉達資曆豐富，解放戰爭中曾任哈爾濱的第一任市長。“大躍進”中，他因講真話在黑龍江被打成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平反後調科大工作。文革前夕，他在大會的報告中提出了一些在當時看來相當尖端的觀點。諸如，“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毛澤東思想也是一分為二的”, 又如“科大的學生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也要用現代科學技術知識武裝頭腦。”，“什麽一句頂一萬句？難道吃飯喝水說的話也是一句頂一萬句？！”。這些觀點啟發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影響不小。不少學生用懷疑的眼光注視著文革發生的一切，不盲從潮流。因此科大的校園在文革中相對平靜些，不那麽狂熱。
1969年，科大的校園裏，除了一些殘存的大標語，已沒有什麽大字報。軍宣隊是對麵鐵道兵司令部派來的。我們被派到房山修京原（北京-太原）鐵路，成天放炮開山，推石填溝，勞動兩個多月。修完鐵道回校，天天組織學習“九大” 文件。校園雖然平靜一些，卻十分沉悶。
我們一些師生不甘心天天學文件表態度，借用“鬥批改”的口號，提出要深入工廠搞教改的要求。由於理由正當，軍宣隊批準了我們的這一要求。我們住在北京重型電機廠。我在電機轉子車間參加一些勞動，勞動後同教師相結合編寫電工教材。日子比在學校裏過得有意義多了。
十一前夕，我們回校參加國慶。正逢二十年大慶，天安門廣場上雖然熱鬧，卻沒有歡樂的氣氛，並在事前布置了撤離的路徑，萬一“蘇修”空襲天安門廣場，我們將按演習的程序疏散。傳說“蘇修”的坦克從中蒙邊界 36 小時可兵臨城下。首都高校的旗幟不像往年的國慶占據天安門前的主要地段，而是散在周邊。廣場上由北京各城區的婦女們占據，中老年的婦女們塗抹紅胭脂，伴著鑼鼓聲扭秧歌，一圈又一圈，一遍又一遍，直至散場。
十一後我們取了些禦寒的冬衣，又到北京重型電機廠，準備幹半年把電工教材編寫好。到了十月中，校軍宣隊緊急通知我們全部返校，不得拖延。因此我們不得不中止電工教材的編寫工作，回到學校。
軍宣隊隨即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傳達中央的有關文件（以後才知道有個“一號指令”）。基本精神是為了戰備的需要，北京要疏散人口，重要的單位要內遷。中國科大算是重要單位，要在月底前搬離北京，目的地是安徽的安慶。正是“兵貴神速”，要在兩周內把整個學校搬走。如果說文革中存在派性，兩派鬥的互不相讓，很難有一致的意見。下遷的命令使校內的派性消失了，意見統一了──大家都反對搬遷。軍宣隊再次召集會議動員落實搬遷，師生們都抵製會議。有的請假離開學校，有的把自己反鎖在寢室之中。時間過去了，會開不起來，行動落實不下去。軍宣隊請來了當時主管科學院的劉某某, 劉某某搬出了上麵旨意。師生們眼看抵抗不住了，被迫準備下遷。
我抽空到清華與高中的老同學告別。清華園也不平靜，部分係科準備撤往四川綿陽。晚上宿舍裏燈火通明。有的床板被釘成包裝箱準備托運。老同學們喝了點北京啤酒道別，正好像是“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事實上這一別，三十六年後才再次相見。這是後話了。
科大的校園裏一片淒涼的景象。廣播台的音柱被連根拔起，再也聽不到高昂雄渾的科大校歌。教學儀器裝箱了，連建反應堆的大水泥塊也裝運到火車站去了。大家都忙於搬家。抵製搬遷毫無結果，隻是拖延了幾個星期。師生還未走，校園已被新主人瓜分：教學區歸鐵道兵司令部；宿舍區劃給工宣隊所在的北京某工廠當宿舍 ── 各取所需，各有所得，隻有原主人，沒了落腳之地。
我們學校的一些幹部與廣西自治區的領導曆史上有些關係，聽說廣西歡迎我們去幫助他們發展電子工業。當時大家都想搞點業務，那怕是占點邊，也願意去。經聯係，廣西歡迎我們到南寧，柳州，桂林的無線電廠實習。無線電電子係的部分師生選擇南下廣西，不去安徽的安慶。
十一月份的北京，寒風陣陣，似乎在催促我們南下躲避 “蘇修”的襲擊。在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們無線電電子係的部分師生在北京站登上了南下廣西的列車。夜半的鍾聲響起了莊嚴的“東方紅”樂曲，列車徐徐地離開了月台。黑夜，莽莽的黑夜。沒有笑聲，沒有歌聲，隻有單調的車輪叩擊鐵軌的“乓乓乓”聲。我的腦海中浮現考入中國科大後抵達北京站的情景。盡管也是夜晚，剛出站，一眼就見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校旗，迎新站充滿笑聲和問候聲。擴音器播放著科大的校歌：“迎接著永恒的東風，把紅旗高高舉起來，插上科學的高峰……”。而今，就這樣離開了北京。
車窗外傳來巨大的隆隆聲，或許是通過大橋，把我拉回到現實中。接著又是單調的“乓乓乓”聲，使我蒙蒙朧朧，腦海中又閃現了中學快畢業時，華羅庚以中國科大副校長的身份到上海市上海中學作報告，禮堂擠得水泄不通，學生們聽他深入簡出的報告，激發了攀登科學高峰的熱情。華老的來訪促成我填寫中國科大為第一誌願。腦海中又出現文革初期，華羅庚頭發已經花白，搬著小板凳，挪動他不方便的腿，在學生宿舍樓前看大字報的情景。
迫於形勢，華羅庚還寫了一頁紙大的小字報，就貼在我們的七號宿舍樓牆上。題目叫“大字報就是好”，記得開頭兩句：“大字報就是好！促我猛醒……”，寥寥數語， 下麵署名: 華羅庚。一幕一幕的往事浮現在腦海，單調的車輪叩擊聲變成了“為什麽？”，“為什麽？”， 無窮無盡的“為什麽？”。
第二天列車駛過了武漢長江大橋，氣候變得溫暖宜人，窗外山青水秀。我們的心情漸漸好起來，把一切煩惱拋至腦後。一部分師生在桂林下了車。不久我們到柳州下車，被安排在柳州無線電廠。另一部分同學則繼續搭車到南寧。我們在柳州邊勞動邊學習有四個月之久。白天我們在車間作些技術工作，晚上老師們給學生上專業課，如電子學原理等等。文革中，中國之大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這樣平靜的上課是很難得的。
周末空閑，我們遊覽柳州的景區。柳州周邊是典型的柯斯特地貌，奇山異峰，布滿熱帶樹木。寬廣清澈的柳江穿城而過。市中心凸起的魚峰山下，屹立著富有傳奇色彩的劉三姐的雕像，盡管年久失修，仍然十分優美。這兒是傳統的男女青年對歌的場所。可是在文革中，再也聽不到優美的歌聲，隻有沉默的劉三姐的雕像。柳州的冬天，天氣溫和。1970年的元旦，我還躍入柳江之中遊泳，水清如許，甚是怡然自得。春節時，本係的戴英俠老師回家十天結婚，回來給大家分發糖果。在那嚴峻的歲月，這糖果的甜味提醒我們人間還有喜事，讓我們暫時忘卻了正在流亡的處境。與直接遷到安徽的師生們相比，我們是十分幸運的，可以說是暫住在世外桃園了。
中國科大的絕大部分師生被驅趕到位於長江之畔的安慶一所黨校舊址。安慶城市不大，地方的黨校規模也很小，又靠近墳場，怎能容得下一所大學的師生員工？天寒地凍，又沒有暖氣，大家苦不堪言，正遇元旦，紛紛回家避一避困境。安徽的工軍宣隊進駐後，下令師生員工立即返“校”─ ─ 一所無容身之地的“學校”！由於安慶黨校實在太小，經安徽省革委會主任的批示，總算開恩把合肥師範學院的校址讓給科大。合肥師範學院被迫遷到蕪湖，即後來的皖南大學。這樣中國科大校部總算有了個容身的地方。
為了給科大的師生一個下馬威，安徽省革委會采取了多項措施。首先，科大被肢解成幾大部分，化學係分到馬鞍山鋼鐵廠，物理係和無線電係分到淮南煤礦和電廠，數學係分到銅陵，近代力學係安排在合肥校本部。近代物理係的學生具有“出身好”的優勢，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天不怕，地不怕，不怎麽聽話，因此，近代物理係被安置在偏僻的白湖軍墾農場。
各地革委會選派了“得力”的工宣隊並配置軍宣隊進駐各係。淮南煤礦的造反派頭頭李東林被委任校工宣隊隊長，由他出麵指揮整治科大。李東林肥頭大耳，原是煤礦的四級工，因“造反有功”竄升為安徽省革委會常委。他自持握有安徽省革委會的“上方寶劍”，成為科大校園內不可一世的霸王。他如欽差大臣，奔走於江淮之間，督察各地整訓科大的師生。他專橫跋扈，態度粗暴，打著“一打三反”“抓五 •一六”的大旗，在師生中抓“五•一六分子”，“反革命分子”。為了挑動群眾鬥群眾，他還提出“誰不辦，就辦誰” 的口號，就是說，如果你不去整別人，就先整你。一場高壓的整治運動有計劃有步驟地展開了。
元旦後不久，傳來了科學院要把科大的管轄權全部交給安徽省的消息，激起了大家的憂心和不滿。以石某為首的科學院代表團乘火車赴合肥簽署科大下放安徽的協議。近代物理係的 28 位同學義憤填膺，不顧天寒地凍，連夜乘卡車從安慶趕到合肥火車站，準備向科學院代表團請願並阻止簽字。
安徽省革委會如臨大敵，緊急部署，準備作為反革命事件處理，同時電令科學院石某等人在水家湖（現長豐）車站下車，由專車接到合肥，草草簽署了協議書。這 28 位同學空侯在合肥火車站，不見科學院代表團成員，隻能忍饑挨餓返回白湖農場。表麵上所謂的“反革命事件”沒有發生，但 “反搬遷”卻成了整科大的又一條嚴重的罪名。在白湖軍墾農場裏條件十分艱苦，近代物理係的師生們白天勞動，晚上挨整，直至畢業分配。
廣西的世外桃園被北方的冷風吹襲，一份份的“運動簡報”從安徽寄來。驚心動魄的消息越來越多。什麽“馬鞍山的某某某頑固不化，……”，什麽“在合肥，嚴某某自絕於黨和人民…”, 什麽“淮南的賈某某 在四•二四衛星上天時臥軌，自絕於 ……”, 據說賈某某是隱瞞了富農家庭成分被隔離審查，精神分裂，承受不了而自殺的。看到這些消息，我們一方麵慶幸來到廣西的世外桃園，另一方麵又擔心以後怎麽辦？正在憂愁之際，傳來了我們可以留在廣西的消息。
廣西壯族自治區對科大師生勤懇工作，吃苦耐勞的精神印象深刻。廣西缺乏電子工業的基礎，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領導建議並支持我們在廣西辦一所電子學院，校址任我們選。於是我係的幹部顧俊廉等人參訪了桂林，柳州，南寧等地，所到之處，大標語寫著“歡迎中國科大師生，感謝中央對地方的支援”，當地的領導接待十分熱情，恰似寒風中的一股暖流。科大方麵選定了桂林著名景區七星岩附近的林校（該校早已解散），作電子學院的校址。該地方環境安靜，風景優美，地勢開闊。麵積比科大在北京的校園大多了，是辦學的好地方。廣西自治區的領導同意了所選的校址。無線電係的師生也願意在廣西創辦電子學院。
此好事傳到安徽，安徽省堅決反對。終究當時廣西的領導抵不過安徽省的領導，此事隻能作罷了。桂林電子學院文革後還是成立了，十幾年後，我到桂林出差，正好路過電子學院的校門，不勝感慨。四月下旬，安徽方麵電令在廣西的師生全部到安徽參加運動，並派南京空軍的軍宣隊到廣西三市帶隊。綠上裝蘭褲子的軍宣隊員來廣西後，要求我們迅速北上，不許拖延。我們提出要到湖南韶山毛主席故居參觀，此事名正言順，南空人員不好做主，經請示，答應了我們的要求。於是，我們北上經上海去安徽時，特別在株州下車，坐往湘潭的直通列車到韶山。適逢雨天，烏雲密布，冷風颼颼，細雨陣陣，我們在一池塘邊拍照，並在韶山衝轉了一圈，當天回到株州，乘上去上海的列車。於五•一節抵達上海，路過家門，我在家僅僅待了幾個小時，就匆匆忙忙趕到上海北火車站，搭乘赴皖的火車。
火車跨過南京長江大橋，奔馳在廣闊的江淮大地上。從北京出發，我們花了近半年的時間，繞了半個中國，我們終於來到了安徽。我們的集結地是淮南電廠，在水家湖（現長豐）車站下了車中轉。工宣隊帶領我係的學生在車站列隊“迎接”我們。有人帶頭神經質地高喊：“打倒某某某! 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當然，隊伍中也有熟悉的麵孔。幾個月不見，大家都成陌生人了。我們原來放鬆的神經頓時警覺起來了。事後碰到好朋友，私下問為什麽變化這麽大? 對方小心翼翼地說：“你們難道沒有看運動簡報？這是給你們一個下馬威──沒法子”。
淮南市麵積很大，星羅棋布地散布著許多煤礦，如謝家集，李二礦，大通礦等等，物理係和無線電係的部分師生分配在幾個礦井勞動。我們被安排在淮南電廠。淮南電廠利用本地豐富的煤發電，輸送到華東各省市，是華東最大的火力電廠。生活條件不錯，有充足的熱水洗澡。食堂的規模很大，食物的花色品種很多。
電廠派了一位姓劉的中層幹部作我班的工宣隊員，負責整頓我們。我們稱他劉師傅。他的父親是文革前淮南市委書記，文革中被批鬥後靠邊站。他有一定的政策水平，不很 “左”，因此他態度溫和，對我們相當友善。我班的氣氛不太緊張。每天學習文件，讀讀報紙，“鬥私批修”，政治學習後參加勞動。這樣的好日子沒過多久，我們又要下遷了。原來校工軍宣隊在壽縣圈了一塊荒地，建學校農場，要求科大糧食自給自足。我們背著自己行李離開淮南，當步行百裏，經過千年的古城壽縣，到一片荒野的科大農場，支起帳蓬，開荒種地。這裏原來是一塊沼澤地。田裏不用說了，即使是剛修的路，也是泥濘不堪。如果下點雨，走路如趟河底一般，又滑又粘，一步一步向前挨，一不小心，一腳踩下去，鞋子陷下去就拔不起來了。電燈是臨時架設的，又昏又暗。我們睡的帳蓬又悶又潮，更討厭的是蚊子成群，防不勝防。我們白天在田裏幹農活，晚上在昏暗的燈光下政治學習，開批鬥會。除了學生外，許多教研室的教員也被安置在這農場，如外語教員，馬列主義教員，電子學教員等。校工宣隊長李東林多次來農場督戰，常常辱罵師生。被“專政”的人員，白天勞動，晚上被批鬥後寫檢查。氣氛十分緊張恐怖。大家度日如年。
一次壽縣公安局的兩名幹警到此地打獵，被科大工宣隊扣押。因為這裏是壽縣的地盤，這兩名幹警起初根本不把科大工宣隊放在眼裏。正好李東林在場，他把這兩名幹警大罵一頓。這兩名幹警懾於他省革委會常委的權勢，隻好灰溜溜地走了。從此以後，科大的車輛經過壽縣城關，經常被壽縣公安局扣留，以示報複。
在農場勞動了一個多月，夥食差，睡眠缺，爛泥地裏跌打滾爬，體力消耗很大。荒地裏蚊子成群，一把甩過去，就能捏到幾隻蚊子。帳蓬裏又悶又熱又潮，瘧疾(打擺子)就在師生中流行起來了。筆者本人也得了這種病，發燒時，渾身熱得如熱鍋裏坐，冷得如在冰毯上臥，極其難受。農場裏缺醫少藥，病情不見好轉，真是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挨到七月中，突然傳來好消息：中央計委下文分配這兩屆大學生。這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好像久旱遇甘露。大家趕快收拾行李步行回淮南，生怕夜長夢多。我當時正臥床不起。於是幾個同學們用擔架抬我上拖拉機，護送我回淮南。拖拉機顛簸到壽縣城關前，陪我的所有人下車步行，防止壽縣公安局找岔子報複。我靜靜躺著，盡量少喘氣。拖拉機通過城關檢查站後，其他人才上來。這真有點像電影裏通過“敵人”的哨卡一樣，真實而驚險。總算拖拉機和人員都安全回到淮南電廠。
中央計委關於兩屆大學生分配的文件傳達後，各班的工宣隊員負責給學生作畢業鑒定。 首先學生自己寫總結。然後班上寫鑒定草稿，最後由工宣隊員定案。由於我班的劉師傅不太“左”，因此全班學生都較順利地通過了鑒定得以畢業。然而有的班，對於所謂“有問題”的學生，在分配上給予某種懲罰。比如我係，有一對同班的男女朋友，因在文革中為劉少奇鳴冤叫屈，兩人被審查多年。男學生被“專政” 多年。女學生頂住壓力，一直沒有同他斷絕關係。分配時男學生被派到貴州，而女學生被分到遼寧，成了“牛郎織女”。還有所謂“嚴重問題”的學生通不過鑒定不能按時分配，繼續留下接受審查。就在大家離開淮南後幾天，有一名學生由於不能畢業，被留下繼續接受審查，因恐懼而臥軌。淮南電廠的大禮堂召開了我係的分配大會。禮堂裏坐滿了人，靜悄悄的。軍代表上台宣布分配結果。他清清嗓子，以高昂的聲調宣布: “北京──零”。台下“唏”一聲，發自北京同學的心聲。台上“上海──零”， “江蘇──零”… … 。失望的情緒彌漫了全場。大部分同學被分到遼寧、河北、河南、貴州等省區。離上海最近的是安徽，由於科大下遷在安徽，所以分配在安徽的人數較多，我也分在了安徽。對於上海學生，留在安徽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人在困難時，要看到光明的一麵，我也就舒了一口氣。
當天晚上，在淮南電廠的大禮堂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宴會，足足有四五十桌，不僅有豐盛的菜肴，還有烈性的白酒。免不了的領導講話後，大家開懷痛飲。慶賀我們終於畢業了，慶賀我們終於離開這不是我們校園的地方。桌上還有很多佳肴，酷暑天的西瓜是多麽爽口，美酒使我們微醉，但我們的頭腦卻十分清醒，此地不宜久留。酒席一散，我們即刻收拾行李。在朦朧的月色下，我們用板車把行李拖到淮南火車站，買好第二天的火車票，把行李托運了。
第二天一早，我乘列車奔駛回上海，去過幾天安穩的日子，哪怕是幾天，因為不久我又要到軍墾農場去報到了。
就這樣，我們從中國科大畢業了。除了校本部人員和近代力學係的師生外，其他係的學生沒有去過合肥，都在就地分配了。據到過合肥的人說，科大校園位於合肥市南郊金寨路旁。珍貴的教學科研儀器成箱成箱地閑置在路旁，傲霜曆雪，風吹雨打，數月也沒有拆封。工軍宣隊不關心上課和科研，忙於搞運動。建反應堆用的巨大沉重的水泥塊也散落在校園裏，不知有何用。（文革結束後，這些水泥塊排列在廣場上作階石，甚為壯觀雄偉）。校園裏亂糟糟，冷清清。當然由於是南方，校園裏的樹木和草地比北京的要嫩綠一些。合肥畢竟是省會，比安慶要好一些，起碼有住的地方。中國科大就這樣在安徽合肥住了下來。
新生──長江水闊憑魚躍，黃山鬆青賽百花
盡管遭到了如此的磨難，中國科大在改革開放後，借科教興國、人才強國之東風，創新跨越，走出一條創建精品大學、實施英才教育的成功之路。中國科大創造了我國教育史和科技史上的一個又一個輝煌，大師雲集，群星璀璨，英才輩出成果豐碩，在中國教育界異軍突起，獨樹一幟，形成了獨特的“科大現象”，被譽為新中國創辦的最成功的大學之一，也是我國在國際上最有影響的大學之一。中國有句名言：憶苦思甜。人們通過對比可以體會到社會發展的速度。了解中國科大這一段曆史，可以體會到科大辦學的艱難，科大的成果來之不易。現在國內的有些高校爭資金，比規模，比校齡，這些參數是要比的，但更要比出成果，出人才，比效率，比速度。五十年要走一百年的路 ──這是時代賦予中國科大的使命。創辦名校的速度，中國科大當之無愧名列前矛。借改革開放之風，中國科大廣招人才，充實師資隊伍。 1978 年科大招收首屆 100 名研究生，優秀的人才從全國四麵八方報考，研究生報名人數與入取的比例之高在全國高校中是少見的。考試的卷子由中國科學院統一命題。筆者通過首屆研究生的考試，重新回到中國科大。198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在全國高校和科研單位的首屆碩士研究生中，挑選十名特別優秀畢業生，直接授予博士學位，由國務院總理親自頒發博士學位證書。中國科大有四名研究生得此殊榮。後來，首屆研究生中有多位得到國內外名校的博士學位。許多人在自己的專業上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如著名的計算機專家李國傑就是其中之一。
中國科大創造性地辦起了少年班。開始許多人以懷疑的眼光看待少年班，認為辦不好，辦不長。後來不少高校跟著學辦少年班，但是辦了一段時間又紛紛下馬。少年班學生不是普通的大學生，既有智力超常的一麵，又有很多特殊性。三十年來，科大少年班不僅堅持辦下來，創造了整套的辦學的理論和經驗，培養了眾多的優秀人才，在中國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寫下了不朽的篇章。
中國科大在物質結構和基本粒子的研究中卓有成效，建立了微尺度實驗室，研製了國內高校唯一的同步輻射加速器。1999年以來中科大共有22篇論文入選“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 總數列全國第六, 按研究生總數計算入選比例列國內高校第二位。2004年中科大發表sci論文1161篇、 ei論文647篇, 總數均居全國高校前列。其中研究生為第一作者的分別占 68.9%和 71.3%。由 565 名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投票評選出的 2006 年“中國十大科技進展” 結果在北京揭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潘建偉教授領導的研究小組的成果《實現兩粒子複合係統量子態的隱形傳輸》榜上有名。這是該小組研究成果最近4年內第三次入選十大科技進展，引起科技界廣泛關注。
中央電視台2007年12月27日報道，我國首台采用國產高性能通用處理器芯片“龍芯2f”和其他國產器件、設備和技術的萬億次高性能計算機“kd-50-i”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製成功，並於12月26日通過了以王守覺院士為主任的專家委員會的鑒定。這是我國高性能計算機國產化的一次重要突破。
中國科大的成就是辦在安徽這樣的落後的省份取得的，格外不易。哈佛，康乃爾，MIT 等名校都不在首都華盛頓，在美國，首都是政治中心，其他方麵並不搶第一。一流的高校，地理上分布較廣。無可韙言，由於中國的特色，高校辦在落後的省份比辦在北京困難得多。中國科大辦在合肥，困難很大，與國際間的學術交流不便。國際著名的專家學者常常在北京上海轉圈子。外國元首鑒於行程，僅在北京高校演講，為這些高校免費做廣告。許多教授寧願在北京上海中等水平的高校，也不願到內地的名校。西安交大是另個例子，盡管她原是從上海交大 1957 年遷去的，現與上海交大相差很大。中學生報考高校，首選的是北京上海高校。因此由於中國的特色，地點是辦校的很重要的條件。正因為如此，1978年，嚴濟慈和華羅庚兩位副校長帶頭，五十多名著名的學者教授聯名寫信，鑒於“理工結合，所係結合，全院辦校”的方針，要求把中國科大搬回北京。這是一封合情合理和真知卓見的信件。遺憾的是此信被當時主持科技工作的負責人拒絕了。科學家們集體的正確判斷和要求抵不過個人的權力，中國科大失去了搬回北京的機會。而北京農業大學等高校卻如願以償搬回北京。直到今天，中國科大的教學和科研存在許多地理上的困難。
科學院為了辦好中國科大，每年都要舉行一次“科大工作會議”, 解決科大辦學的困難。郭沫若去世後，嚴濟慈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和中國科大校長，幾乎每年都不顧年邁，親臨科大指導工作。1981年前後，他在黃山開完會到合肥，視察科大的工作。他除了召開一些計劃中的會議外，還在稻香樓賓館召集了部分師生座談，深入了解情況。
我參加了座談會，在座的還有浙江東陽籍的張其瑞教授（著名的低溫超導專家）和趙根生研究員（著名的同步輻射器專家）。座談會上氣氛活躍，無拘無束。嚴老精神很愉快，講述了他以近八十的高齡登上黃山的情景。他在黃山上與修建樓亭館閣的員工親切交談。得知這些員工們來自他的家鄉東陽，他特別高興，勉勵員工們把黃山建設得更漂亮。張教授和趙研究員十分有興趣地與他交談。會上，我曾提議，中國科大不能搬回北京，不如與上海科技大學合並，在上海嘉定辦中國科大。嘉定位於上海西北郊，發展的地方很大。嘉定已經是中國科學院的基地，有十幾個研究所。中國科大在那裏可以彌補地理上的缺陷，並利用上海雄厚的工業科研資源。嚴老仔細地聽我發言，透過金絲眼鏡注視著我，含笑微微點頭。但是，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這樣的提議當時無法實現。
最近十年來，在朱清時校長的堅強領導下，在中國科學院的全力支持下，中國科大的基本建設，在硬件和軟件上都取得很大的成績。除已有的北京研究生院外，在上海和蘇州辦起了中國科大研究生院。中國科大與上海科學院簽訂了人才交流和科研協議。這是具有戰略意義的措施，中國科大必須克服地域的限製，加強與國內外的學術交流，吸引人才，真正辦成世界性的研究型大學。
中國科大要像黃山的青鬆，在懸崖峭壁上紮根生長，穿雲破霧，迎接朝霞；傲霜曆雪，光照人間。
中國科大要像長江的流水，發源於雪山之巔，穿過群山峻嶺，灌溉廣闊原野，豪邁地匯入那蒼莽的汪洋大海。
創寰宇學府，攀科學高峰！
本文作者簡介：
樓望和（656 校友），美國康乃爾大學計算機和電子工程博士，上海市上海中學畢業， 中國科技大學無線電電子學係畢業，中國科技大學首屆碩士。樓望和博士是美國先進數字電視標準委員會(atsc)投票權成員, 美國民生電子協會(cea)電子視像標準委員會投票權成員，美國有線通信工程師協會(scte)數字視像標準委員會投票權成員。
本文來源：
http://www.biia.org.cn/c/cn/news/2010-12/26/new s_15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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