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7 一個文革時期的大學生“思想犯”的自述

【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一個文革時期的大學生“思想犯”的自述

忻鼎亮（645）

前言

年近古稀，本應進入“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但總覺得有心結未了。為了使坎坷跌宕的人生畫圓句號，不留遺憾，隻得重新啟動即將老化的思維，做人生最後一次筆耕。

文革回憶是我一生最大的心結，我真正的了解社會、了解中國、了解自己的思維脈絡是從文革開始的。單從表麵上看，文革幾乎毀了我一生，不但耗費了精力和體力上乘的大好年華，而且使我這樣一個名校的好學生，險些淪落為永難翻身的反革命分子。但它使我深度理解人生真正價值，學會了在逆境中堅持伶俜苦旅。現在，文革的時尚代名詞就是“十年浩劫”，它成了大眾賭咒的惡魔，成了探討研究的禁區，這樣的一筆抹殺是對曆史不負責任的態度，這段曆史不澄清也是對國家的未來留下無窮遺禍。作為親曆者的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恢複文革的真實麵目。近十餘年來，許多朋友在不同的場合勸我盡快寫些自己文革的經曆，以免留下人生遺憾。但“寫什麽？”和“怎樣寫？”這兩個問題始終困擾著我，以致遲遲未能動筆。非常感謝《記憶》和《昨天》等文革研究的網刊、網站，為我們這些文革親曆者提供了一個溝通交流和說真話的平台，也為還原真實文革曆史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還為我兩個困擾的問題給出了一定的啟示。

連續五年，堅持不懈地讀完了每一期《記憶》和《昨天》等網刊，在許多有價值文章的啟發下，我基本確定了寫回憶的主要內容。在文革中，我並非名人，也沒有能力深層次地闡述和研究各階段發生的重大事件，但對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自己挨整的經曆則是刻骨銘心終生難忘的。

當然，這類內容以前也有許多文章涉及，就我個人認為，似乎存在一種偏向。受害者往往受個人情感控製，對刑訊逼供這類殘酷場麵描述得過於濃墨重彩，把整人者一定程度上作了妖魔化處理，而對因製度性產生的精神恐怖和純熟的威逼整人技巧揭露不夠，缺乏對禍害巨大的政治整人運動的機製作深入挖掘和思考。大家不妨回憶一下，自建國以來經曆的大大小小運動，哪一次不是以整人者大獲全勝而告終的？當然，內因是他們掌握了權力，可在具體運動實施中，也必定有強有力的手段迫使挨整者內心屈服，單靠暴力是達不到震懾效果的。曆經一次又一次成功的政治運動，整人的機製逐漸完善，整人的手段日趨成熟，整人的經驗得到不斷總結提高，形成係統化格局。自認為，我國能稱雄於世界的就是對政治異己分子的整肅，也是經過反複成功實踐證明了的。當然，這類運動最後終將被曆史徹底拋棄，但這需要經過受害的人們共同努力，深入地從體製上揭露其非人道的罪惡。

寫回憶的最重要的原則就是重真實，幾乎每一個作者都這樣說，但給讀者們的感受則並非完全如此。究其原因，關鍵是對真實二字內涵如何理解，我認為回憶的真實性有三個方麵的含義：第一是事件本身真實，就是要實事求是客觀性描述當時場景。這一點，相信大多數作者都在努力這樣做，但人的記憶有一定的選擇性，與事實有偏離的回憶和利於己方的回憶時常有之，在所難免。第二是事件的描述應該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因為每一事件都是由各個小片段組成，單選了A片段，刪去了B片段，就會對事件的真實性產生重大影響，另外，視角的不同也會對事件的描述形成差異很大的結果。要做到這一點是有相當難度，也是一些口述史不能得到認同的重要原因。第三是思想真實。就是說作者應當如實地回憶自己當時的思想脈絡，不應以現在的思想去解釋當年事件發生時的行為。這更難做到，因為思想的真實性是無法客觀檢驗的，作者遺忘的可能性更大，隻能根據其當時的言行作邏輯性判斷，而且真實度影響取決於作者是否有功利性目的。有些老幹部的回憶之所以不能得到讀者的采信，原因就是他們極力想把自己在文革中的失當行為洗白，把自己裝扮成文革的一貫反對者，甚至為了顯示自己是浩劫中的受害者，就將文革中某一小段的痛苦經曆集中描寫，而對自己的劣跡隻字不提，以“為尊者諱”的形式，達到描紅自己的目的，其實在文革初期他們大都是擁護這場運動的，在整肅、打倒與自己有利益衝突的同僚們時的積極性遠比平民造反派更發自內心，隻是沒有想到火會燒到自己身上。這種回憶掩蓋曆史真實，功利目的十分明顯，對後人嚴重誤導，危害很大。我輩一介平民，回憶文革一是出於恢複曆史真實的社會責任心，另外也是為了解除自己的心結，毫無功利目的可言。但人總有好麵子的痼習，特別是當回憶自己挨整的經曆時，受害人往往會側重寫自己與整人方不屈的抗辯，或是虛與委蛇地巧妙周旋，而整人方常常被寫得詞窮理屈、暴跳如雷，以至武力相向。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樣，挨整者在多數情況下隻是屈服、檢討、認罪，以致揭發同夥以求立功，上至劉少奇、彭德懷、章伯鈞、羅隆基，下至普通老百姓，大多如此，連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作過“永不翻案”的屈辱承諾。所以，在寫這類回憶中，應當對自己屈從、被降伏的狀態作適當實事求是的描述，雖然這樣展示自己的負麵形象會令人難堪和尷尬，但隻有如此，才能真正認識到政治整人運動的現實危害性和形成的製度性成因，以求最終鏟除這害人毒瘤。

我已是一個暮年老人，長期從事自然科學的研究，一生雖無大為，但自覺坦蕩，無欲無求，將自己這段經曆如實示世，以求還原曆史，揭露整人製度之罪惡，其餘一切均可置之度外了。

一、文革前的我

一個人的性格形成曆來都是個謎，許多哲學家、心理學家和其他科學家都在對此問題進行研究，至今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我認為不管是誰，塑就其內外在形象的因素不外乎：先天基因、家庭影響和社會影響，其中家庭影響則是幼年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

（一）我的家庭

我出身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祖父乃晚清官吏，光緒三十年(1904年)科中進士，曆任潛山縣知縣、亳州知州、寧國府知府，晚年在滬授課著書，是忻氏家屬中傑出人物。父親是獨子，天賦十分聰慧，在古漢語、書法、詩詞等領域均有很深的造詣，國內和台灣所辦的當代文學藝術家傳略中均載有父親的小傳。縱觀父親一生，其才智始終未得以充分發揮，行運不佳固屬重要原因，性格也起了重要作用，父親心性淡泊，處事懦弱，他的才氣伴隨其平鋪的一生悄然而去，沒有留下應有的傳世之作。不過，父親一生還是相當愉快的，他技藝甚博，琴棋書畫、中醫、篆刻、星象、射謎均有涉獵，且具相當水準。他自幼秉承家學，打下了深厚的漢學基礎，後入西洋學校就讀，肄業於上海滬江大學，就職後便有一份較豐厚的收入，三、四十年代時在水泥公司任財會主任，屬高級白領，雖然子女多、家負重，但生活大都維持在上海中上層社會水平，退休後賦在家閑，經濟收入大幅下降，因子女們大都已參加工作，且能行孝，故生活仍能保持一定水平，平時以讀書、賦詩自娛，“文革”中居然也未受什麽衝擊（在那時也算是奇跡了），平安地度過晚年。母親是慈溪富商之女，與父親成家後，生了九男四女（其中五人幼年夭折，現存我兄弟姐妹八人）。母親雖然一生從未就業，文化也隻有小學程度，但她極其聰明，博聞強記，待人接物、處世談吐皆不亞於當時上層社會的太太們，在識人方麵，有極好的直覺，評價言簡意駭，一語到位，對我們這個大家庭始終有著相當的控製能力。不但父親懼內，我們大多數子女對母親一直敬畏有加。

我出生於1945年四月十七（農曆）卯時，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末期，上海經常遭受轟炸，夜間要實行燈火管製，故而父親給我起名叫鼎亮，字可采，乳名惠曾。據說這是父親用了《左傳》中“亮采惠疇”一語，三個字正應了我的三個名字。因為我是父母最小的兒子（按順序應為第十三，按現存男丁，我排行第六），幼年時得到父母鍾愛。大概是父親認為我的八字較好，父親不但自己替我排了八字，而且得到了當時著名星象學家馬萬廉的首肯。我的八字是：乙酉、辛巳、丁酉、癸卯，年支和日支雙見文昌和天乙貴人，日元丁酉稱為日貴格，火命坐財，俗稱朱雀乘風。按紫微鬥數算法，命宮見紫微、天府，稱為“紫府格”。應該說，這一命格是相當好的，缺陷是四柱不見正官、正財，且行運不佳，多刑衝，這也許是我命不符實的原因吧。總之，我一直覺得自己比較坎坷的一生並不像命格中顯示的那麽好。

我隻有兄姐而無弟妹，平心而論，兄姐們均有各自突出的天分，如機遇好，幾乎都有成為名家的可能性，這也許是遺傳的原因，父母的智慧在子女們身上得以閃光。應該說，他（她）們不平常的經曆都可以獨立地寫傳記，但本節的主旨是想談兄姐對我性格形成的影響，特別是在“文革”中，所以就盡量刪繁就簡了。

我們家最有官運的是二哥，他名鼎言，字可坊，生於1930年，其名出典於《論語》“言可坊也”。他在學生時代讀書非常用功，是父親最滿意的兒子，並有意培養他上大學（當時培養一個大學生是很不容易的事），後因在高中期間不幸遇車禍，才被迫輟學而未圓大學夢，適值新中國成立，他便參加了工作，成了一名機關幹部。他似乎生就具有當領導的素質，獲培養並多次提拔，三十歲後就被提為上海普陀區稅務局副局長（這在未有解放前革命經曆又如此年輕的幹部中頗為罕見），最終官至閘北區委書記，至今年逾八十，仍被奉為閘北區“區寶”。在我懂事後，父母就一直叮嚀：二哥就是我們這些弟弟們的楷模。但由於年齡上的差異，且又不住在一處，缺少直接交流，他對我思想影響甚微。對我年青時代思想和性格影響最大的是四哥及五哥。四哥名鼎永，字可久，生於1934年，其名出典於《易經·係辭上》：“可久則賢人之德”。他才華出眾，風姿倬雅，是我們兄弟中最具男性魅力、也是有相當叛逆性格的一位（這點對我影響頗大）。他在未修完高中學業時便自願報名參了軍，在西北空軍部隊擔任地勤技師。當時他年青熱情，對新社會充滿信任，是我家中最擁護共產黨的一員。不久，無情的現實便澆滅了他的激情，1957年，他與中國數萬右派一樣，因“言論罪”劃為中右分子，被取消了預備黨員資格，複員回上海，在某化工廠任技術員。1958年，我隨父親回滬上中學，我們弟兄三人（四哥、五哥、我）都住在康定路老宅中，生活在一起達六年之久。在與他的日常交談中，常能聽到他對時弊的抨擊和對時事的講解，對我影響頗大，也使我隱隱地感到社會的不公正。五哥名鼎亹，字可聞，出典於“亹亹可聞”，他生於1941年，長我四歲，由於年齡相近，我們相處最久，感情也最好。五哥篤信誠實，克己從人，待人處事極為寬厚，他長於奕算，從小數學非常出色，弈棋也有過人的天賦。我在讀中學時，他是我恒定的數學家庭教師，也是我棋類的導師兼弈友，我的理性思維形成得益於五哥不少。五哥1964年畢業於複旦大學數學係計算數學專業，是我國第一代計算數學專業人才。他工作勤懇踏實，業務能力也很強，惜不善處世，以致在專業上未能得到應有的社會地位。好在他生性淡泊，素來不爭，業餘時棋牌消日，自得其樂。非常可惜的是他於2010年因癌症離世，未足七十。

我出生在康定路88弄（涵養邨，一條較好的新式裏弄）144號一棟三層的小樓，它位於當年徐家花園的東側，弄內居住的大都是中高級職員，生活水平處於社會中上層。我家東方文化氣息甚濃，常以詩禮傳家而自豪，鄰裏們亦公認忻家是擅長讀書之家。那時，我和五哥及許多子侄們頻頻收到一些名牌中學（育才中學）和名牌大學（複旦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錄取通知書時，鄰裏們除了投以敬羨的眼光，也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事。父親從小要求我每天背誦一些古文名篇（如《刻舟求劍》、《勸弈》等），那時我也不大識字（四歲左右），就像小和尚念經似的死背。這樣的做法從長遠看確實效果奇好，我至今仍能一字不差地背誦這些文章。父親也支持我們看一些古典小說，這也是從幼年到老年一直保持的一大愛好，大約在小學三年級時，我已將《三國演義》、

《水滸傳》、《西遊記》、《封神榜》等名著讀得非常熟了，以致至今尚能將全書的回目、108將的姓名、綽號等細節倒背如流。父親還要求我每天練習毛筆字，臨一份高振霄先生手書的魏碑（張猛龍碑）帖，我的兄姐們大都有一手好字。正是因為在這樣的傳統文化影響下，我幼小的心靈中形成比較牢固的意識是：用功讀書——忠心報國，這也是父親所希望的主流導向。但在另一麵，我似乎更喜歡仗義疏財、豪氣縱橫、好廣交朋友的俠士，特別欣賞那些不附權貴具有獨立叛逆性格的英雄。所以，像諸葛亮那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匡扶漢室名臣是我仿效的楷模；像武鬆、吳用那樣的好漢對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像歐陽春、展昭那樣的俠士令我心醉。這樣的性格伴隨我度過了整整一生。

（二）我的學生時代

由於家庭的教育和父母的遺傳，我在小學時代是一個標準的好學生，學習成績在班上一直是名列前茅，舉止文明，言談有度，有著良好的教養。雖然三年級時曾從上海轉學到南京，但這並不妨礙我在老師和同學們心中好學生的地位。唯一會和老師發生輕微衝突的是：當我的好朋友受到老師不公正批評時，常常會仗義執言，這種與老師不一致的行為使老師感到不快。1958年，我小學畢業，被南京中央路小學選為全校七名保送生之一，可以選擇南京任何中學免試就讀。但因父親退休回滬，我放棄了極好的就學待遇，回滬參加初中考試。雖然當時上海與南京教育質量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仍以相當優異的成績考上了育才中學。進了中學後境況似乎不怎麽好，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逆境。首先上海人的那種本能的排外情緒讓我尷尬，當有些同學知道我來自南京，鄙夷的眼光隨之而來；其次，育才中學畢竟集中了同齡人中智商較高者，我在初一時學習成績並不突出；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我竟在體檢中被查出曾患過肺結核（當時乃是一種可怕的病）。這樣，我一貫良好的人緣、長期拔尖的成績以及老師的嗬護、同學的尊重統統消失了。好在這段時間不長，一年之後，經過自己的努力，我的境遇大幅度好轉，當然最主要的是我的學習成績從中遊迅速躍升為前列，特別是數學和語文成績更為突出，另外我豪爽、樂於助人的風格擴大了朋友群，從小好強的性格，也使我在乒乓球、象棋、唱戲、看古典小說，甚至跳繩、拍毽子、扯鈴等娛樂遊戲都玩得非常好，造成我人緣大增，成了同學中的中心人物。我非常欣賞韓愈在《原毀》中的一段話，“彼人也，餘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說來也慚愧，那時不知天高地厚，覺得人家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但這句話倒讓我處事始終保持著很強的自信性。

我對社會、人生有一定的看法始於高中時代，當時我雖然學習、人緣都很好，但我一直不是共青團員，其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我覺得班上的團員相當一部分是因討好班主任而被吸收入團，德才皆無可取之處；其二，我不願意自己提出申請，心想團支部如能像劉備請諸葛亮那樣來請我入團方覺遂願。現在看來當時的想法真是十分幼稚可笑。到了高三，我開始脫離了孩子氣，關心起政治來。主要是中蘇論戰給學生們震動很大，“老大哥”忽然變成了敵人，學生們從小形成的理念出現了顛覆性的改變，也使一部分學生獨立地對政治、對社會進行思考。我就屬於其中的一員，對毛主席敢於挑戰權威從內心感到了不起，開始自覺學習毛主席著作。

由於班主任趙嬰嬰老師對我的偏愛，再加上我在同學中較好的人緣，我入了團，當團小組長，下鄉勞動評為標兵，一氣嗬成，一貫有點白專傾向的我，就這樣糊裏糊塗地補上了“紅”的一課。畢業高考後，我如願地考入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力學係。人生一路順境，我躊躇滿誌地第一次離家到了北京。

進校後不久我便當上了團幹部（支部宣傳委員），學習上仍能保持較好的水平，自覺學習毛主席著作，刻苦鍛煉自己，還遞交了入黨申請，應該說是在順境途中正常前進。但我和政治指導員的關係始終處得不太好，原因是多方麵的，具體原因至今不很清楚。我當時正在積極靠攏組織，但喜歡獨立思考的個性絲毫沒有減弱，對指導員經常要求我們無條件服從頗為反感。例如，在團支委會上，大家經常會因為一些不同意見發生爭論，對方常常會以“這是指導員的意見”來評判對與錯，使我感到非常不快。我與指導員發生的直接衝突，是為了一位同學入團問題。該同學是我同班且同宿舍的關××，也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入學後不久，哮喘病發作，學校研究決定讓他退學，這就意味著他從此以後不能再進科大校門。這樣的病不能堅持大學學習的結論需大打問號，關同學就直接給郭沫若校長寫了封信，力陳自己能夠堅持學習，希望學校能收回成命。在郭校長幹預下，他的學籍得以恢複，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他完全能夠完成大學學業，學校的決定存在一定問題，對學生的前途缺少應有的關心。我是他的入團聯係人，鑒於他各方麵表現不錯，建議討論發展他入團，我的提議突然受阻，經了解才知道此事指導員有異議，於是，我和指導員之間一場不愉快的談話就發生了。

指導員明確指出：關××不聽黨組織的話，直接給郭校長寫信的行為和信件內容都有問題。我對此說法非常不解，學校的不當決定不是被郭校長糾正了嗎？怎麽是不聽黨的話呢？難道基層組織的錯誤決定就不能向上申訴嗎？指導員嚴肅地糾正我：我們的黨是偉大、正確的，這也體現在基層組織上，並不是說，組織的每一個決定都保證正確，如果確實是委屈到了自己頭上，正確的態度是先接受，相信黨以後是會糾正彌補的。過分考慮個人得失，憑自己感覺判斷對錯，立即要求上級糾正，以保證個人利益，置組織的威信於不顧，這樣的行為能說是一切以黨的利益為重嗎？他還批評我：你是個積極要求入黨的人，這樣的認識距離黨員的標準很有差距，朋友的利益和黨的利益應該怎樣擺難道不懂嗎？這樣還能為黨的利益犧牲一切嗎？我聽了內心非常鬱悶，情感上實在接受不了，使我對指導員隻能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

隨著文革的臨近，階級鬥爭的氣氛逐漸濃重起來，毛主席的一些內部講話也通過各種渠道傳了出來，其中“與毛遠新的談話”、“與王海容的談話”和“春節座談會上的講話”，我看了以後心情十分舒暢，當然，其中深刻含義我根本無從理解，隻覺得毛主席是提倡抵製不正確領導的，與基層組織對我們的思想要求有所不同。毛主席還反複提醒：中國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我們都隱隱覺得中國可能要出大事，隻有緊跟毛主席才能在階級鬥爭風浪中站穩立場。於是，我們幾個誌同道合的同學自發組織了一個學習小組，學習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學習毛主席著作，討論國內外形勢。現在回想起來，有一點認識是共同的，中國要出事，根子在上層。

許多朋友對我在文革初期加入造反派行列表示不解，像我這樣的名牌大學的好學生，在前途上有很大的上升空間，為什麽要選擇造反？當時的具體想法現在很難厘清，不過衝動的成份較大，如果一定要從內在的思想和性格分析，我的叛逆性格和獨立思考的個性可能是其必然性所在，究其直接起因可能是指導員強行灌輸的“馴服工具論”引起我強烈思想反彈，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是貼指導員壓製學生的。

二、我在文革中

（一）文革初期

我的文革經曆複雜，事情也比較瑣碎，刪繁就簡，我主要根據自己思想演變脈絡，重點突出與“一打三反”有關的事件進行敘述。

在北京大學生的理念中，文革的真正開始時在1966年6月1日。那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晚上，電台廣播了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猶如一把烈火，把運動的氣氛一下子轟起來了。大學生們都在這樣考慮問題，北大的陸平、市委大學部部長宋碩都是黑幫，我們學校的黨委就沒有問題嗎？當學生們貼出大字報質問校領導時，其實每個學校的領導的反應幾乎都是一樣的。一方麵強調本校與北大的不同，另一方麵以反右鬥爭的經驗威脅、警告所有學生。但這一次，他們得到的結果也是一樣，北京所有高校均無例外，校黨委被宣布有問題，由市委派來的工作組進校領導運動。這是北京高校第一階段的運動概況。

科大黨委在６月９日被群眾轟倒，黨委書記劉達停職反省，我們係６月９日晚開了批判黑幫爪牙大會，會上，兩位與造反學生衝突較為激烈的政治指導員被批鬥（包括我們年級的那位指導員）。我在這一階段站在懷疑校黨委的師生一邊，人生第一次嚐到政治鬥爭勝利的喜悅，甚至誤認為自己毛主席著作學得比較好，政治嗅覺敏銳。其實這一階段時間很短，學生的政治選擇有較大的偶然性，大致上，一些個性較強、易衝動的、平時與領導關係較差的學生選擇造反。造反的師生們在那一階段雖然受到了一定的壓力，但由於時間短暫，心理影響並不太大。

科大一直是受科學院和北京市委的雙重領導，科學院的影響更大些，學校工作組是中國科學院派來的。工作組進校後，一方麵對校黨委的問題進行揭發批判，另一方麵組織師生學習社論和文件，讓學生們的思想和行動納入正規渠道。政治衝動是有一定慣性的，學生們對工作組許多限製其行動的條條框框不滿，而且，大家還存在著這樣的懷疑：科大是屬於科學院直接領導的，科大黨委有問題，難道科學院就一定沒有問題？現任黨委書記劉達有問題，難道前任黨委書記、現任工作組長鬱文就沒有問題？於是，和其他學校一樣，懷疑工作組的大字報陸續出籠，到６月下旬達到高潮。這次造反的師生們的境遇就很慘了，工作組毫不留情地發起了“抓遊魚”運動，一些對工作組提意見較激烈的、語言出格的師生們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整肅，被重點整肅的有賈誌斌（二係教師）、王國政（四係）、沈連芳（三係）、陳思軒（六係）等人（後來他們大都成為“東方紅公社”的負責人）。受批判、鬥爭的約有近百餘名，多數都是前階段反對過學校黨委的。雖然我校整人程度不像清華那樣厲害，但學生們畢竟第一次感受到政治運動的無情和殘酷，好端端的同學一夜間就變成了反革命。對劉鄧主持的這場五十天的整人運動，現已全盤否定，可大多數的當年親身經曆者都不能釋懷，更別說挨整的同學無法原諒。我從內心對工作組的做法非常不滿，隱隱覺得他們的言行與《人民日報》多數社論精神不符，雖沒有勇氣公開反對工作組，本著對被批鬥同學的同情，也寫過為他們鳴不平的大字報。

當我們聽到北大傳來陳伯達、江青等批評工作組的講話後，非常興奮，同學們多數都有強烈的解放感，認為自己真的能夠當家作主了。隨著運動轉折，工作組奉命撤走，被批鬥的同學沒有平反，隻是籠統地承認了對運動不夠理解的錯誤。師生們當然不肯罷休，要求工作組深刻檢查，說清自己的問題，為被整的師生們平反，並向他們道歉，持相同觀點者成立了“紅燈聯絡站”，意在對工作組不放行。也有另一部分師生認為，工作組雖有錯誤，但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校黨委被定性為黑幫，應將運動轉入鬥、批、改的軌道，不應揪住工作組不放。北京各高校情況大致相同，平心而論，各校黨委領導運動時間極短，劣跡不多，而工作組在五十天內一片恐怖，劣跡斑斑，同學們對其痛恨程度遠勝過對校黨委，揪工作組是發自內心，後來各校的造反派基本上都在那時串聯形成的。

我當然是持批判工作組的觀點，與許小昆、焦大化等同學組織了“齊衛東”戰鬥隊，寫了些批判工作組的大字報。在這階段，我最大的收獲是思想上理清了脈絡，特別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和“造反有理”的語錄給我震動很大，結合反修防修的鬥爭，我想了很多。首先，我確信修正主義一定出現在中高層官員中間，他們並不是原先就是壞人，而是在領導的位置上被權力腐蝕的。所以，防修反修的關鍵是要讓人民群眾擁有揭露和監督官員的權力，這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新特點。８月８日《十六條》公布後，我更加堅定自己的想法，並特別注意到文件中多次提到：“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以及《十六條》中的第五條和第九條：第五條講的是黨的階級路線。不但沒有支持那些官宦子弟狂吼的“老子英雄兒好漢”所謂的“階級路線”，也沒有提到“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這樣官方習慣說法，而是強調依靠左派，團結大多數，孤立右派，這樣的提法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這就是新的階級路線？由於所處的時期不同，階級關係發生了變化，把主要矛頭對著已失去權力的地富反壞右，似乎不合適了，應該重新確定階級陣線，以便對最大的敵人“走資派”進行鬥爭；第九條講的是文革中權力機構的組織形式。它沒有強調黨團組織的領導，也沒有提到政府部門的職能，而是突出了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這些新的組織形式，還重點強調了巴黎公社的選舉原則。我覺得舊的機構和組織已不適應新形勢的需求，而且新組織形成的原則有利於防止領導脫離群眾而變修，這是從機製上反修的重要措施。

當然，作為一個剛二十歲出頭的大學生不可能作更多深層次的思考，在運動初期，我確認了幾條道理：為了防止中國變修，矛頭應當永遠對準當權派；至於他們是好的領導還是走資派應取決於其對群眾的態度；不斷地從機製上製約領導應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的主要內容。我自以為這是對文化革命的正確理解，甚至還誤認為這是毛主席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重要內容。毛主席說的如此決然：“馬克思主義理論，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既沒有前提，又沒有條件限製，他就這樣說了！難道我們還不該義無反顧地造反嗎？

（二）上海串連

８月下旬，學校裏的兩派依然爭論不休，我們便萌發了出去串聯的念頭，大家一致意見是去上海，這是我的家鄉，我自然很樂意，當時同去的六個同學中，隻有許小昆和馮正中是紅五類。那時學校裏已成立以高幹子弟為核心的紅衛兵總部，我們既無資格參加，也反感他們的言行，覺得不是紅五類不能參加紅衛兵的原則不合理，就寫了一篇《我們就是紅衛兵》，做了幾個無字的紅布袖章就出去串聯了。在火車上，我們遇到了北大、北京郵電學院、北大附中、北京七中等學校的同道學生，大家自願結合在一起，起了一個“北京南下造反隊”的隊名，在同車偶遇的上海某中專老師建議下，於８月２４日，我們到了上海文化廣場旁邊的上海機器製造學校。該校是上海一所最好的中專，以前稱為國立高機，學生們大多學習優秀，來自經濟條件較差的家庭。該校的運動狀況也比較典型，師生們以對黨委的態度分為保守和造反兩派，運動模式幾乎和我們在學校裏遇到的一樣，所以我們毫不猶豫地支持造反的一派。由於上海的運動比北京滯後，再加上北京紅衛兵身份，我們的快速表態引起了軒然大波，也驚動了上海市委，此後，我們在上海再也脫不開身了（這段經曆我在《與顧訓中訪談錄》中已有較詳細的講敘，這裏不再贅述）。

從到上海直至10月，可稱為在滬的第一階段。在這階段，上海的造反派還處於弱勢，我們的主要活動就是支持各單位和部門的造反派炮打司令部。與我們同來的夥伴們由於種種原因多數陸續離開上海回北京了，所剩的主要成員就是許小昆、我和北大的高冀芬。後來又有北京師大女附中郭寶珠、劉麗芬和北大的胡伯安等加入，我們將隊名改為“首都齊衛東”，這個隊名一直用到我們最後離開上海。我們這段時期聯係的單位和部門除了上海機校外，還有複旦大學、上海海關學校、上海青年話劇團、黃浦京劇團、上海舞蹈學校和上海紅西南紅衛兵指揮部等，始終堅持“炮打司令部”的理念，支持各個部門的造反派，並與他們建立了較長時期的聯係和友誼，有些朋友情誼一直保持至今。

我們在上海這樣的言行，必定將觸及上海市委。８月31日，北京紅衛兵與上海市委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為了要求上海市委解決各類問題，最後衝進了市委大樓，與保衛市委的人員發生了肢體衝撞。我們雖然沒有直接參加衝市委大樓的行動，但全力支持北京紅衛兵，反對上海市委壓製群眾，壓製造反，也寫了傳單，參加了街頭的辯論，常常被人圍攻。在這段時期，雖然我們的處境不佳，但我的想法很堅定，牢牢掌握矛頭對準走資派的大方向，深信這是符合毛澤東思想並看清了文化革命形勢的。但遇到一些具體問題時，也常有覺得解釋不清的時候，並為這些困擾感到糾結。主張保上海市委一派經常強調：上海是文化革命的發源地，是批判“海瑞罷官”的前哨，柯慶施是官方重點肯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那麽上海市委怎麽可能是黑幫呢？怎麽可以把矛頭集中炮轟上海市委呢？許小昆在對紅西南紅衛兵造反司令部的負責人有這樣一番解釋：上海市委以前是好的，但並不能保證它在條件環境改變後永遠是好的，走資派就是因為脫離群眾地位改變後變壞的，所以上海市委必須在群眾運動中接受檢驗，形而上學地認為上海市委能進保險箱是錯誤的。當時還有這樣一種說法：“十六條”明確指出，幹部分為四類，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你們這樣遍地開花地狂轟濫炸，難道就沒有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之嫌？這個問題也提得很棘手，確實，我們是毫無例外地支持了炮打，因為沒有一個領導歡迎群眾給他貼大字報的，也沒有一個領導不為此組織反擊的，難道真的是“洪洞縣內無好人”？開始，我們隻能針對具體領導理論，避免延伸推廣，直到《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提出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概念，我們的疑團釋然而解。好的幹部隻要對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就會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由此可以得出結論，隻要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幹部，就應當接受批判、炮轟，目的是通過批判，讓這些幹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當時還有一個讓我們頭疼的問題是：北京來滬的紅衛兵相當一部分主張血統論，宣揚紅色恐怖，有的甚至肆無忌憚地打人、抄家，同時他們中多數又持反上海市委的立場。我們和他們是炮轟市委的同盟軍，但又不願在宣揚血統論和胡作非為等方麵為伍，所以，我們有節製地與他們相處，謹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線。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和許小昆等在整個文革中，沒有抄過一次家，沒有打過任何人，也沒有砸壞過任何公物。

到了11月以後，上海的造反派逐漸從少數變成了多數，從劣勢變為優勢，我們寫的《九評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小冊子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實際處境大幅度地改善，但自己的思想卻始終未能平靜。我們當時參與文革的理念是反修防修，而且堅定地認為不受群眾監督的領導最容易變成修正主義分子，並誤認為這是理解了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要義。造反派轉弱為強後，雖然還沒有實際掌權，但已能起到左右局勢的作用。此時，再與一些造反頭頭們接觸交往，竟發現他們的霸道程度絲毫不亞於各單位的當權派，再往上看，中央文革中一些成員的作為也令人生疑，他們不停地運動群眾，一點也沒有接受群眾監督的樣子。這都是毛主席默許的嗎？難道他們就不會變修嗎？這些萌芽狀態的想法使我們漸漸地與主流造反派隊伍拉開了距離，也為我們以後的挨整生涯埋下了危險的伏筆。如果當時我們僅僅停留在思想上，哪怕隻限於私下談論，可能距離危險處境還遠些，我們居然相信：毛主席可能支持我們的想法，這才是致命的錯誤。於是，我們有了一些行動。正當大多數造反派以“宜將剩勇追窮寇”的姿態對逐漸倒台的走資派“痛打落水狗”時，我們與複旦大學“殺閻王”戰鬥隊的潘嘯龍、譚啟泰等不合時宜地探討著：造反派今後該怎麽辦？核心的意思是，造反派現在地位改變了，如果不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就可能成為運動的阻力，走向反麵。對自己和本派戰友，不應爭名奪利，而應防止因地位改變而變修；對被打倒和靠邊的幹部，不應罷官了事，而應爭取轉變立場，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對保守派更應熱情歡迎，以示造反不分先後。我們和複旦的幾位朋友在這方麵的觀點很有共鳴，他們不愧是新聞係的高材生，很快就寫出了一論、二論、三論《造反派怎麽辦》，其中許多標題很醒目，如“文化革命不是罷官革命”、“要馬列主義不要修正主義”、“我們不保”、“奪權就是奪人”等，很鮮明地闡述了我們的觀點。文章出來後，許多造反派稱其為大毒草，在兩個階級大決鬥的時刻，居然有人津津樂道地自揭短處！（文章我們並未具名，但在其後上海反逆流運動中，“殺閻王”公開檢查中提到，他們這些“反動思想”是受了“齊衛東”的影響）這時，我們開始了和主流造反派的不同行進方向。對著名造反領袖批判，我們選擇了表現最不像話的聶元梓，公開支持北大的反對派“井岡山”、“紅聯軍”；對中央文革，我們沒有膽量像地院的朱成昭那樣公開拋出質疑文革的八大觀點，也不敢像科大“雄師”那樣在西單貼大字報質問“中央文革向何處去”，理想主義雖重，要“舍身撞雷”還是很害怕的。就我自己而言，當時對中央文革也確實餘情未斷，雖然不喜歡江青、戚本禹的專橫、跋扈，討厭康生、張春橋的奸詐、陰沉，但對陳伯達、王力、關鋒等還是甚有好感。

1967年，正是造反派們為了建立新的權力機構爭名奪利時，上海以複旦大學為中心出現了許多炮打張春橋的大字報，除了張春橋在曆史上確有疑點外，更令大家反感的是他在處理群眾組織關係上經常采用兩麵派手法，所以，複旦大學原來頗不團結的三派（“紅革會”、“紅三司”、“炮司”）居然在這個問題上一致起來了。那時，我也對張春橋甚為反感，曾數次與複旦“殺閻王”、上海機器製造校“武工隊”的朋友們議論此事，雖然還沒有衝動到公開炮打，但已被有關部門記下了一筆黑賬，再加上我又做了“為陳其五、章博翻案”等一些犯忌的事，已被即將掌權的新貴們視為異己，當初“反舊市委的光輝業績”大為減色。一起造反的戰友們的勝利不但沒有給我帶來社會地位的榮耀，也沒有讓我內心感到喜悅，這樣在春節後，我便無趣地離開了上海，返回科大。

（三）動蕩歲月

1967年是大動蕩的一年，也是我們思想上激烈動蕩的一年。回到學校以後，正是中央文革和主流造反派清肅十二月黑風完勝之時，不管是代表紅二代的“聯動”，還是代表造反派的地院“朱成昭”、北大“井岡山”、“紅聯軍”，均受到毫不留情的鎮壓。我們學校的“雄師”、“井岡山”也屬這類思潮，（詳見拙文《科大的雄師和井岡山》）受到了科大主流造反派“東方紅公社”的堅決打擊，“雄師”的五位骨幹遭到牢獄之災，其它成員不同程度受到整肅。我們在思想上有類似的傾向，幸好行動上沒有卷入。“東方紅公社”多數人還是認可我們這幾個老造反派，但我們的名字已在“東方紅公社”鎮反組裏掛了號，罪名是在上海炮打張春橋，勾結北大“井岡山”、“紅聯軍”反聶元梓，由於我們在“東方紅公社”內的人緣和影響力，負責鎮反的696戰鬥隊還算客氣，僅作了一次變相審問，再沒有深究。但從此時起，我們已被劃入隨時被整的危險人群行列，另冊的陰影一直威脅著我，直到改革開放時代。

1967年初，我們的境遇還算可以，科大“東方紅公社”的大多數造反派的朋友們（包括大部分總勤務站的頭頭）對我相當友善，經他們推薦，我在“東方紅動態組”和《東方紅報》工作，雖然不是主要負責人，但也屬有一定決策權的核心成員，這為我繼續違背無產階級司令部旨意的行為提供了條件。那年年初，社會上發生的主要事件是反擊二月逆流，在中央表現為老幹部與文革新貴之間的矛盾，在地方上多數表現為支左軍隊與造反派之間的矛盾，稱為二月鎮反，各地的造反派們因為軍隊在權力和理念上的衝突，其領頭者紛紛被打成反革命關進監獄。我在動態組每天都看到外地造反派受害的材料，出於在文革中共同造反的情感和對整群眾行為的痛恨，我開始為受害者討回公道而努力。其中，重要的有如下幾個事例：

1.支持上海舞蹈學校“毒草派”。上海舞蹈學校《白毛女》劇組是江青親自主抓的樣板團之一，是一個不便進入的禁區。當時，該校的學員對芭蕾舞劇《白毛女》有香花和毒草兩種觀點：香花派的理由非常直白，此劇是江青同誌肯定的，當然沒有問題；毒草派則運用當年流行的大批判理論，認為喜兒、楊白勞都是中間人物，“逃到荒山”和“喝鹽鹵自殺”都是消極行為，沒有突出與地主階級的正麵鬥爭，所以，突出中間人物的題材就是毒草，有嚴重問題。當然，持香花觀點總是安全的，自然也是大多數，但持毒草觀點的基本上都是運動初期的造反派，他們沒有在造反勝利後停步，成立了“衛東到底”戰鬥隊，其中有顧峽美、潘永寧等人，再次充當少數派。為此，他們在反逆流中又一次被整。我與顧、潘等在1966年造反中就認識，對他們的遭遇非常同情，再說我也讚同毒草觀點，便公開表示對他們的支持。同年四月，《白毛女》劇組赴京演出，顧峽美原是該劇的主角，因持毒草觀點被取消了演出，演出後，她大膽地攔住了江青，要求向她反映問題，江青破例地單獨接見了顧，並對她表示了寬慰和安撫，要她放下包袱，還表示因觀點問題整她是不合適的，最後叮囑她，這次談話不要外傳。顧峽美鑒於對我的信任，把江青接見的詳細過程告訴了我，我認為這是“毒草派”翻身的很好的契機，於是，我以本報評論員的名義在《東方紅報》上發表一篇文章，把江青私下談話中有利於“毒草派”內容公示在媒體上，當然，這樣做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造江青同誌的謠”、“攻擊革命樣板戲”等罪名自然就被加上了。

2.支持三軍“衝派”。北京有許多軍事院校，在文革初期，他們雖然不能像普通高校那樣直接參加文化大革命，但他們也受到地方運動的影響，學校的師生們也分為造反派和保守派。軍內造反派可沒有那樣能享受勝利的幸運，他們反對的是駐京三軍的司令們，這些都是林彪要力保的愛將，所以，相比其對立派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簡稱“無革派”）,他們顯得弱勢，因有首都三司紅衛兵的支持，在1967年上半年還能得以生存。是年五月，三軍“無革派”組織了一台文藝演出晚會，以壯大聲勢，三軍造反派抓住了晚會“沒有突出文化大革命和路線鬥爭”的問題，大做文章阻止演出，以圖挽回被動形勢，直至發展到５月31日直接衝擊演出會場，驚動了林彪、總理和中央文革，經上層權衡，三軍造反派終於被拋棄，被稱為“衝派”，實際上被打成了反動組織，許多成員遭整肅，比地方上的挨整者處境更為不堪。因為上層多次表態，北京及各地的造反派再也不敢公開對他們表示支持，其境遇更是雪上加霜。我們原先對三軍“衝派”也僅是一般的支持，並沒有過多的聯係，在中央表態後，我們去“軍藝星火燎原”看望，見他們被整的慘狀，激起了強烈的同情心，遂給他們捐錢、捐糧票，還在《東方紅報》上發了一篇褒揚三軍衝派的文章。這當然是闖了大禍，被指責為“公然對抗林副主席，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3.支持“上柴（上海柴油機廠）聯司”，反對上海市革會（革命委員會）。上海是我文革期間“創業地”，在京時我一直關心著上海的形勢。那裏的“反逆流”和北京的“反二月逆流”完全是兩回事，上海的“反逆流”著重就是整炮打張春橋的造反派，其中“紅革會”處境最慘，我的不少朋友均因此事挨批遭鬥，引起我對這一新生勢力內心不滿。是年夏季，我二次返滬，正值上海兩派激鬥之際。一派以上海市革會、工總司為代表的一些左派組織，人多勢眾，掌握全市政治、經濟資源，又得到中央的支持，當然位於上風；另一派為首的是一個工廠的造反組織，這個組織簡稱“上柴聯司”，有四千餘人，得到相當多的平民支持，其中主要的是在“反逆流”中被打下去的一些組織，特別是工人造反派中的非主流組織，他們組成了各區的“支聯站”，經常在人民廣場舉行演講，聽者數萬之眾，居然形成了一定的氣候，能與市革會對抗。我在一月份曾去過上柴廠，當時隻覺得是一個單位的兩派之爭未予重視，而且也並不傾向於“聯司”。但這次看到後，心境大不相同，一個完全沒有背景的組織，居然能造成如此聲勢，其組織能力和宣傳能力以及對群眾心理掌控能力之強是異乎尋常的。而且，我對那些新貴們本就不滿，再加上曆來同情弱者的秉性，義無反顧地投入了“支聯”的行列。我們以“齊衛東”名義，召開了幾次支聯派串聯會，還組織了一次市內遊行，雖然當時給了“聯司”較大的精神支撐，但最終效果卻是事與願違，不僅沒有給“聯司”任何實際幫助，還把自己和朋友們都牽連了進去。不久，解放日報社革委會負責人之一，我的一位中學交情極好的老同學，看到一份“絕密敵情”內參，把我在上海的一些活動都當作階級敵人反對上海市革委會的動態通報了。他冒著“通敵”的危險把這情況告訴了我，並警告我迅速離開上海，否則後果嚴重。這樣，我又頹喪地離滬返京，開始了我的“退出江湖”生涯。

從1966年文革開始到1967年秋，我以十分積極的姿態投入到文革運動，雖然在實際行動中不斷地有磕碰，但我自認為信念堅定，確信文革是毛主席發動的一次反修防修大演習，隻有發動群眾運用“四大”的武器，才能防止修正主義出現，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同時覺得自我價值得到充分體現，有潛在的動力支撐。到了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指示發表後，“現在是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的警告猶如當頭棒喝，我開始意識到危險的降臨，趕緊懸崖勒馬，實際為時已晚，難逃厄運。

上述文革經曆隻是為了作為一打三反中挨整的鋪墊，刪繁就簡，突出了自己與運動主流的對立性和偏離度，實際上我並不是一個專門喜歡標新立異膽大妄為的人。

（四）思想變異

我在文革中之所以自信地投入，源自於這樣的信念——總覺得毛主席會支持我的想法。不管是前期與各級當權派的爭鬥，還是後來一些脫離文革主流的行為，我一直盲目自信，認為自己是理解毛澤東思想的。確實有些朋友也曾提醒，我的想法和行為並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對大民主的理解，與毛澤東的想法是完全背離的，印象深的有兩次：一次是在1967年1月，我在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住地和地院東方紅的朋友們聊天，一位《高旗無畏》戰鬥隊（朱成昭麾下主力隊伍）的朋友介紹朱成昭的八大觀點時，講到朱預計：隨著文革的深入，大民主將越來越少。我當時甚為不解，毛主席不是強調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要號召群眾起來造反嗎？要是沒有大民主，造反何從談起？還有一次是1967年春，我和許小昆與科大“井岡山”劉祖平、倪詩茂等談論文革形勢，老劉也說起同樣觀點，我忍不住奮起反駁，老劉要我重新仔細閱讀一下運動初期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說我的想法與鄧拓接近。我當時覺得不能接受，他們怎麽會認為毛主席願望是要強化專製？他不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民主的倡導者嗎？直到1967年秋季後毛主席發表一係列指示，我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理解的毛澤東思想是錯的，促使自己積極投入文革運動的支柱信念轟然倒塌。當然，現在要重新回憶當時思想脈絡的具體變化已是很困難，但有幾點還是記得非常清楚。首先是對“走資派”概念的理解，“十六條”中提的是“混入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竟然把很重要的“混入”兩字忽略了。毛澤東及其文革追隨者的意思是：這些“走資派”並不是因為地位改變而變壞的，而是原來就是混入黨內的壞人，所以受到嚴厲懲治的不是建國後劣跡斑斑的貪官汙吏，而是當年國共鬥爭中有過汙點的“叛徒”、“特務”，而隻要忠於毛主席，不管如何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甚至鎮壓群眾，都無關緊要，都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不準炮打！這和我信奉的“炮打司令部”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其次是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解，也就是怎樣防修反修的問題。毛澤東的說法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這樣對文化大革命實質的解釋實在令我無法理解，建國十七年，國共兩黨除了隔岸放些無效炮彈外，並無任何實際的正麵衝突，怎麽能說文革是兩黨鬥爭的繼續呢？莫非劉少奇、彭真等代表了國民黨？或者說是受蔣介石委派的？反修防修又怎麽解釋？蘇聯變修也是受了沙皇勢力的影響嗎？這實在是匪夷所思，與我以前對文革的理解完全大相徑庭，甚至是對立的，“毛主席最終會支持我的”幻想實際上成了泡影，另外，伴隨王力、關鋒、戚本禹等相繼倒台，北京和各地的不少思想略有出格的造反派均慘遭整肅，而且完全是永難翻身的態勢，讓我感到極其灰心，甚至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我最崇拜的領袖居然在使詐，為了打到政敵竟欺騙全體國民發起這樣一場大規模的造神、整人運動！我當時的情緒就像祥林嫂用斧頭砍廟門的門檻一樣，對毛澤東從崇拜到失望轉至反感，當然，對以後的現實運動我興致索然，開始了自己的認真讀書生涯。

一個毛澤東思想的信徒開始懷疑毛教的教義，這讓我感到既痛苦而又有超脫感，痛苦是我必須重新理清自己的思想，擯棄以前尊奉的信念；超脫是我終於又回歸到了自我境界，擺脫了教義的框框，開始理性地獨立思考。於是，我和許小昆、劉祖平、倪詩茂、徐立林、王昌燧等人一起讀書、討論，遠離文革運動。由於當時的文化禁錮，書源很少，我們如饑似渴，凡是封、資、修，洋、名、古的書隻要能找到，就一本一本地傳閱，中國曆史是我們重點攻讀的內容，在此期間，我讀完了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本和部分《資治通鑒》等重要典籍，劉祖平古文功底深厚，經常給我們講解《通鑒》中的一些片斷，使我得益頗多。出於對毛澤東思想正確性的質疑，我必然會考慮：毛澤東是繼承、發展了馬列主義了嗎？兩者之間差別何在？我認真閱讀了馬、恩原著和國外的一些政治書籍，就像學高等數學那樣，做了閱讀筆記，力求弄通原著的每一句話的實際含義，在此過程中，許小昆給予我莫大幫助，他有相當強的理性思考能力和對譯著的閱讀能力，不但使我順利地精讀完這兩冊經典，而且還補上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這一課。具體的讀書體會就不詳細展開了，結論性的收獲主要有兩點：第一，我已確信，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差別甚大，中國目前所宣傳的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理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馬克思的原意。馬克思主義精髓（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演說》中強調的兩大發現：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在毛澤東思想中幾乎沒有什麽體現，實在感到難以將兩者聯係在一起。第二，通過對原著的精讀，我的思想信仰從毛澤東思想轉到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覺得馬克思、恩格斯分析問題有超凡的深度，邏輯性和穿透力極強，完全是高質量的理性思維，較之毛澤東武斷、直白的俗話確有天壤之別（具體內容可能後章節會有一定涉及，這裏就不展開了）。

另外還有一類書籍對我影響相當大，在許小昆家（其父是中央外貿部的高幹）我看到了許多“修正主義”國家的政治理論內部參考資料，以及在反右鬥爭中一些著名右派（如林希翎等）的言論集。這些從未見過的對社會觀察的獨特視角和理性思考問題的方法，如醍醐灌頂，使我眼界大開，深感到自己以前的無知和幼稚。

特別是精讀了《南共綱領》，心中既驚訝又敬佩，作者對用暴力取得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弊病的分析，竟是如此透徹深刻。現在回憶起來，《綱領》內容中兩個主要觀點對我觸動很大：第一，書中強調，無產階級政黨掌握政權後，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因素仍然存在，並以新的形式出現，執政黨應當不斷地鏟除這些因素。而在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裏，也有許多社會主義因素，沒有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完全可以通過和平鬥爭的方式，擴大社會主義因素，逐步影響政權的性質。第二，在現代工業不發達的國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資本主義因素表現得最主要新形式就是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

正是這些觀點，使我思想有了質的變異。我逐漸堅信：我國是個極易產生特權階層的國家，它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危害。在人類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美、英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距離真正人類理想的公平社會未必比我們遠。當然，在改革開放後，特別是網絡時代，我們能夠看到許多發達國家的政論和時評，《南共綱領》的一些見解也不足為奇了，但在當年文化荒漠、思想禁錮時代，喜好用理科思維方法分析問題的我，見到這類文章時的驚愕心情現在人們難以理解的。盡管這些“修正主義”的觀點和當時國內主流政見何等的格格不入，但他們仍是尊奉馬克思主義的，仍是認為共產主義必將戰勝資本主義的，對十月革命和新中國成立還是肯定的，隻是認為社會主義製度容易產生特權階層，產生壓迫人民的新資產階級，這一點與我的想法很有共鳴。這樣，我就逐漸進入了思想“走火入魔”時期。

說實在的，我當時對自己的思想和情緒的變化也有一定的恐懼感，畢竟思想犯比比皆是，更何況我已經對偉大領袖產生了逆反，這比我在運動的一些越軌行動嚴重得多，牢獄之災，甚至性命之憂隨時可能發生。當時我年輕氣盛，對政治鬥爭的殘酷性認識不足，僅僅為了解開思想上的糾結，竟將自己的一生置於危險之中。既然是“走火入魔”，當然也無法在異端的思想道路上踩住刹車，於是我還看了許多類似的政治曆史書籍，如《第三帝國的興亡》、《斯大林時代》以及波蘭、匈牙利等國家關於波、匈事件的政論和時評，我的思想初步形成了“反動”的雛形：第一，我認定毛澤東思想不是馬列主義，而是專製統治的思想武器；第二，我們國家的社會製度存在著產生新的特權階層的危險，南斯拉夫的政治見解是對的，赫魯曉夫反斯大林是社會主義的進步；第三，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利用群眾對官僚體製的長期不滿而設計的打倒政敵的騙局，我們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欺騙，但矛頭對準“走資派”也就是官僚特權階層總是對的，這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症結；第四，那是從閱讀大量“修正主義”書籍和資料中知道了“不同政見者”這一詞的含義，並對索爾仁尼琴這類人非常敬佩，甚至認為值得終生仿效。當然，這些主要都是政治領域的思考，還有一些經濟、科研和其他方麵的觀點，當時被認為是反動的，後來已逐漸得到社會的認同，並為當政者采用實施，在此就不做“表功式”的贅述了。這些觀點，我和許小昆之間是認真交換過的，也經常一起探討、思考，但和其他朋友並沒有非常明確地點破，僅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我的這些朋友中多數對毛澤東並沒有明確的不滿，對整個國家的體製也沒有係統的思考，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持反感態度。

（五）整肅開始

在1968年，工、軍宣隊進駐學校之前，雖然我在運動中多有越軌，出格言論不少，對立派偶有大字報給我冠以“反革命”帽子，甚至本派也有一些人認為我思想反動，但這些都是群眾的詐唬，並沒有製約效應，我也沒感到有多大的壓力，仍是我行我素，想說什麽就說什麽，想幹什麽就幹什麽，還享受著文革前期賦予的自由。工軍宣隊進校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雖然我校沒有像清華、北大那樣曾有過大武鬥以及與工軍宣隊的對立，但按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學生們挨整的時期不可避免地來到了。科大主要由軍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並掌握控製學校的一切權力。開始，軍宣隊組織學習，以及搞早請示晚匯報、繡毛主席像、跳忠字舞等令人不勝厭煩的造神活動，其目的是為了讓這些學生們清醒，將脫韁的野馬用強力收回。在集中的權力麵前，你們除了老老實實接受改造服從管理，已經沒有任何別的選擇了。

厄運僅僅剛開始，文革中大規模地對群眾的整肅在1969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拉開了序幕。剛開始遭整肅的對象主要是一些有政治曆史問題的教職工，每次開校級或係級的大會上，總有一些倒黴者被陸續揪出來，關入由軍宣隊設置的專政隊隔離審查。這和文革初期群眾自設的專政隊完全不同了，大亂時的專政機構沒有穩定性，也沒有社會認同性，其恐怖感遠不如眼前的專政隊，被專政的罪名有很大的隨意性。

一旦不幸進入，就有永無翻身之日的可能，因此，校內人心惶惶，氣氛極為緊張，繼工作組專政後，災難又一次落到科大師生們的頭上。隨著整人運動的深入，文革中的現行問題也進入了清查的範圍，在1967年公安部“六六通令”規定的現行反革命條款上，增加了“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和“組織策劃大型武鬥”等內容。這樣，整肅的範圍不僅限於教職工，很快就擴大到了學生，遭此厄運者數量漸漸增多，我的朋友劉祖平因為北大“紅旗飄”組織的牽連被揪進專政隊，另一位關係不錯的王元元也因上海鐵路南站武鬥事件而遭殃，現實的危險在逐漸接近，我們已處於緊張、恐懼之中。

整人者往往有很好的階級鬥爭嗅覺，我們係的軍宣隊進駐後不久就注意到了我們“齊衛東”戰鬥隊，準確地確定了我們是五係學生中清查的重點，並不失時機地成立了調查我們的專案組。我們主要的“罪狀”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其中包括反張春橋、反上海市革委會、反對樣板戲、支持“三軍衝派”對抗林副主席，以及與上海、北京一些已被整肅的“反動”組織關係密切，這些“罪名”要完全抵賴是不可能的，我們做了充分的準備，辯解的基本原則是坦率承認客觀的事實，強調我們動機是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由於認識錯誤才造成了不良後果，對於我們讀書會中的一些議論及相關的“反動”思想嚴防死守，堅決不能外泄。我們係裏一位軍宣隊負責人找我談過一次話，要我認真交待文革中的問題，爭取主動，我非常爽快地將運動中的錯誤細細講了一遍，並表示自己毛主席著作沒有學好，對錯誤造成的影響感到非常痛心，今後一定在軍宣隊的領導下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他看我態度挺誠懇，掌握的情況都已交待，就說了些要和以前的錯誤決裂一類的話，後來也沒有找過我。對於軍宣隊準備怎樣處理我們，我心中一點也沒數，內心非常忐忑，這樣的煎熬過了半年多。記得1969初夏某個周六的傍晚，我在我三哥家度周末。我們班上一位女同學（因她不願在我的回憶中提到她的名字，故簡稱連×）來找我，非常坦率地告訴我，她前一段在搞我們的專案，在此之前也不太清楚我們在運動中幹了點什麽，這次通過專案清查，覺得我們整個運動中的行為都是為了理想，沒有任何私欲，不管是對是錯都令人欽佩。聽了真的很感動，也很驚訝她的行為，深知她這樣做是嚴重違反專案紀律的，萬一泄漏將受到牽連。這位連×和我關係不錯，運動初期也一起造過反，作為學生黨員的她，除了黨的原則，竟然還有自己的道德判斷，而且也同樣不計私利。在上海串聯時，解放日報的一位我的中學同學曾給我通報過上海市革會整我的絕密消息，我為此事也感動過，看到了情感和道德的力量。兩次類似事件，說明了在階級鬥爭硝煙彌漫的社會裏，還有非政治因素存在的場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社會終究不能被殘酷的鬥爭哲學無情地全覆蓋。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暫時告了一個段落，我們僥幸度過了難關。軍宣隊專案組給我們的結論是：革命小將犯錯誤，並當著我們的麵銷毀了專案材料。這其中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首先，這場運動主要對象並非學生，也不是特別強調現行問題，邊緣的位置使我們有了許多逃脫的機會。其次，由於在專案組內有同情我們的朋友極力幫忙，這比我們自己的辯解有力得多。最重要的是我們私下的言論問題並沒有涉及，我們好朋友之間的友誼和攻守同盟經受住了考驗。另外再加上我們平時人緣較好等因素，這場有驚無險的災難就這樣逃過了，但也為我們在“一打三反”運動中的厄運留下了伏筆。短暫的成功大大增加了我們的盲目自信，特別是我自己竟如此昏昏然，認為共產黨的整人運動也不過如此，我們這些名校高智商的大學生怎會鬥不過沒文化的軍人和工人呢？其實，這次幸運與自身的智商相關性是很小的，我的這類想法不僅大錯，而且給以後帶來了一定的實際危害。

三、一打三反運動

科大的師生又麵臨新的災難，在林副主席的軍委一號通令下，中國科技大學將要搬遷出北京。中國科大是建國後新創辦的一流名校，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親任校長，華羅庚、錢學森、錢三強等一流科學家都在校直接為學生們上課，文革前，我校一直被稱為科學家的搖籃。現在要把這樣一所學校搬出北京，絕非一件小事，一些類如高速風洞和實驗室等國內稀有的實驗設備可能毀於一旦，選擇一個合適的新校址來安置萬餘師生也是一件十分費周折的事，但在文革中，科技和教育地位低到令人難以想象的地步，最後決定：科大搬遷到安徽。這一缺德的決策究竟是誰拍的板，至今尚無法查清楚，在科大校史上留下了尷尬的一頁。1969年年底，在強權的壓力下，69、70兩屆學生以及大部分老師被迫搬離北京，雖然大家怨言紛紛，但科大的命運不可能掌握在廣大無權的師生們手裏，隻能落戶安徽。從此，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中國科技大學的命運一落再落，當年的輝煌隻能成為曆史了。

（一）山雨欲來

科大遷校到安徽後，先是暫住在安慶黨校，那裏的條件實在太簡陋，於是又遷到了合肥，安徽省革委會將合肥師範學院的地址讓給了科大，總算有了房子能夠勉強安置這群落魄的師生以及一些拆散了的儀器器材。科大到安徽後，“一打三反”運動接踵而來，我一生中最恐怖的日子即將來臨了。

我隨大部隊到了安慶後，沒有再跟隨去合肥，便坐船回上海過年去了。在上海，我已聽說有中央文件下發，要在全國開展“一打三反”運動。這場運動，重點在於“一打”，即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主要懲治文革中出現的現行問題。過完年不久，我們班就有同學來信告我，要我盡快回學校參加運動。我當時的心情比較複雜，這次運動來勢很凶，從清查內容看明顯是要整肅文革運動中的政治異己分子，我們恰好就是目標，內心自然有本能的緊張感。但我的僥幸心還是比較重，心想：在剛經曆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我已經被清查了一遍，有了明確的結論，應該不會出問題，更何況安徽工軍宣隊的整人水平會比北京的高？我們根據北京的成功經驗，如法炮製不就可以了嗎？不必過度緊張，否則反而會顯得心虛。於是，我故意晚了幾天到合肥，在大哥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去報到。同學們大多數都已返校，大家見麵後幾乎都是謹言慎行，沒有嬉笑閑談的場麵，氣氛比我想象的要緊張。我們班的臨時班長何世平帶我去見係裏的工軍宣隊領導報到。係工宣隊隊長姓謝，是淮南煤礦的一個造反派頭頭，他見了我立即擺出下馬威，厲聲厲色地問我為什麽遲到？我找了一個理由，他勃然大怒，難道這事比“一打三反”運動重要嗎？隨即又給了我一個明顯的威脅：不要以為我們不了解你忻鼎亮。我心裏明白，工軍宣隊已經盯上我了，但我對謝隊長這種虛張聲勢的詐唬很鄙視，也錯誤估計了他們的整人能力。

安徽省既然接納了中國科技大學，顯然非常重視這所學校，當時首要的任務是要它服從。“一打三反”運動正是個好機會，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來壓服這批桀驁不馴的學生，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科大的學生們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受到的迫害，更甚於其他大專院校。安徽省革委會派出了陣容強大的工軍宣隊，用來製服這批帶著怨氣來的京城師生。校工宣隊隊長是安徽省革委會常委李東林，也是淮南煤礦工人，造反起家，榮升至省革會常委。軍宣隊來自李德生的嫡係部隊十二軍，有幾個師政委壓陣，他們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把在搬遷時鬧得最厲害的近代物理係安置在白湖勞改農場，數學係安置在銅陵，物理係安置在淮南煤礦，化學係安置在馬鞍山，近代力學係安置在合肥本部，無線電係當時在廣西。學校在合肥辦了一個大型的“學習班”，將當時的兩派的核心人物集中起來開展運動，各個係分別搞運動。由於我後期遊離在運動外，沒資格進入校學習班，隻能在係裏參加運動。通過學習，才知道這是中共中央在１月底下發的1970年３號文件，其中突出的就是要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文件要求“要突出重點。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對那些通敵叛國、陰謀暴亂、刺探軍情、盜竊機密、殺人行凶、縱火放毒、反攻倒算、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製度和搶劫國家財產、破壞社會治安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鎮壓。”我覺得僅“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製度”這條有很大的隨意性，其他都應有實際行動。

（二）攻守同盟

許小昆到校比我還晚，奇怪的是工軍宣隊並沒有訓斥他，淡淡地把他晾在一邊。我的處境與許小昆相近，除了剛到校的那次下馬威，他們再也沒理過我。

學校的搬遷，因為是完全違背廣大師生意願的官方強行決定，所以校內兩派師生幾乎一致反對。現在工軍宣隊上綱上線，要大家認識到遷校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命令，反對遷校就是對抗無產階級司令部，這說明反動思想的萌芽已經存在自己的頭腦中。這一招確實相當厲害，每個人都有了“原罪”，誰不轉變立場，和工軍宣隊保持一致，誰就是繼續與無產階級司令部對抗，就要成為運動中懲治的對象。運動開始時，工軍宣隊不急於揪人，一方麵組織學習文件，提高認識。另一方麵要大家聯係實際，批判反對搬遷的思想和言行。同時，工軍宣隊還開展了一個“檢查思想，公物還家”的小運動。背景是這樣的：在北京時，當同學們知道遷校決定無可更改時，非常憤怒，毀壞了一些公物泄憤，有些同學拆了桌椅，用木板作箱子、板凳，更普遍的是用木板自製收音機盒子。這件事被工軍宣隊小題大做，說這是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資產階級思想大爆發，而且要大家把用公家材料做的物品歸還，並檢查交代用短波收音機收聽敵台的“罪行”，上綱說這就是現行問題。這樣，人人都有可能被定為“反革命”，為了自我保護，在強大的思想震懾下，大家隻能對工軍宣隊唯命是從，不敢有任何抗拒，工軍宣隊初獲全勝，整人的大戲即將開場。

學校“學習班”重點整肅的是原科大造反派“東方紅公社”的一些核心骨幹分子，詳細情況無從得知。我們係整肅的重點有兩個：一是原東方紅公社的作戰部長陶榮甲。他和北京市的一些造反派（多數已遭整肅）多有聯係；另一個就是“齊衛東”戰鬥隊。被工軍宣隊盯上的除了我和許小昆外，還有徐立林、焦大化、錢德生等人。我係運動領導者除了謝隊長之外，還有軍宣隊的潘指導員和一位姓賀的結合幹部（據說還是個十二級高幹），這些整人者經驗豐富，手法老到，有條不紊地先打外圍戰。當時，“齊衛東”隊中承壓最大的是徐立林，他被抓住的一個把柄是與一位幹部子弟徐××談戀愛時有越軌行為，這不是政治問題，但工軍宣隊無限上綱，對那位女同學做分化工作，告誡她不要受反革命分子迷惑，背叛自己的革命家庭，對徐立林則嚴令他老實交待問題，不準私自串聯，並對他的行動作了監視。至於許小昆和我，工軍宣隊則不動聲色，我有些迷茫，猜不透他們葫蘆裏賣的什麽藥，也不敢與同夥們串聯商量對策，隻能被動地靜觀其變。我們班有些與我關係較好的同學不知道我內心還有很多“反動”思想，勸我應該爭取主動，把以前運動中的問題交待清楚，我自然不會接受他們的勸告。

在一個休息日的晚上，我、許小昆、徐立林冒險在校園僻靜處商量對策。許小昆重新強調了我們應付工軍宣隊的原則，就是文革運動中的具體事件一概承認，但拒絕上綱，私下言論的事堅持守住，並再三提醒，態度一定要好，要安分，不要刺激工軍宣隊中任何人。徐立林在問了焦大化、錢德生處是否叮囑過之後，就先回宿舍了。許小昆和我接著談了幾個關鍵問題：第一，這次運動來勢凶猛，聲勢遠勝整肅運動，我們的處境非常危險。第二，我們能否躲過這場災難的關鍵是我們的言論問題不被敗露。我認為做到這點應該沒問題，因為極端的觀點和言論僅限在我和許小昆之間，徐立林雖有些所聞，但知道不多。可是我忽視了平時口風不嚴，大不敬的言論已有一定範圍的流傳。第三，徐立林那裏最危險，他的女友就是工軍宣隊的突破口，應考慮如果小徐被攻破後怎麽辦。我覺得小徐很講義氣，他會頂住的，即便有意外，隻要我們倆死扛住也未必會有大難。最後，我們兩人互相勉勵，為理想哪怕坐二十年牢也值，似乎大有義無反顧的氣概。現在經過四十多年後再回想當時情景，我們真是“走火入魔”，為了一些尚欠成熟的思考，居然能到不顧身家性命的地步！其實，我們的所謂理想太虛弱了。

運動開展將近一月，我們的厄運降臨了。起因是這樣的：

我們的一位好朋友梁××是已畢業的63級學生，他出差路過合肥，來看望我們，我和徐立林一起接待他。這觸怒了工軍宣隊，謝隊長質問我：為什麽違反規定，私自和徐立林串聯？我表示不知道有不準和徐接觸的規定，更何況是外地朋友來看望我們。他聞言怒斥：你居然態度如此不端正！並當即決定：今晚開忻鼎亮的批判會。我心裏已經早有準備，也想趁機摸一下他們的底牌。第一次批判會他們未見成功，批判的內容基本上都是過去炒過的冷飯，積極發言的多數是對立派的同學，我平時關係好的同學多以沉默表達同情。我心想他們的招數隻不過如此，仍以無所謂的態度應對。但工軍宣隊絲毫沒有放鬆，一方麵宣布我是批判對象，讓一個同學每天寸步不離地監管我，再不讓我與其他人在有聯係機會；另一方麵加緊了對徐立林和他的女友施壓工作。我已無法了解任何相關信息，隻能從觀察周圍同學對我的態度來判斷形勢。兩天後，情況有些變化，有些同學會對我怒目而視，一些關係較好的同學路遇時也會有意轉過臉去，看來事態趨於嚴重是肯定的，但嚴重的程度我實在無法得知。工軍宣隊上有中央文件，下有各種手段掌控群眾，且擁有經驗豐富的專業整人機構，信息暢通，知己知彼，完全是壓倒優勢，而我僅是一個孤立無援的個體，隻能接受“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慘現實。

（三）屈辱投降

在第二次批判會時，工軍宣隊已經成竹在胸。開始發言的幾乎都是平時的好朋友，揭發的多數都是我私下“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言論，使我即刻崩潰的事是：有人揭發我們是個“叛國投敵反革命”小集團。這是文件中明確列在首位的罪狀，如果坐實，定是敵我矛盾無疑。

大約在69年初的某一天，我們一些好朋友在許小昆家吃飯，那時，我們對文革非常厭惡，對現實也甚為不滿。席間，我趁著酒興，說到我們未來前途暗淡，如果有機會，能逃到蘇聯等國，倒還有我們的用武之地，大家也都附和，還說到在內蒙或沿海一帶都有機會。其實，這僅僅是一種發泄，說說而已，我幾乎忘了這個茬。在批判會上，我的一位參加這次“黑會”的朋友揭發了這一場景，我才突然想起確有此事，頓時如遭霹雷，思維完全失控。工宣隊清楚地看到了這一招的致命效果，冷冷道：“你別想狡辯抵賴，至少已有兩個以上的人證明了你的這一罪行。”頓時會場沸騰，“打倒叛國投敵份子忻鼎亮！”的口號聲此起彼伏，聲音中帶有許多憤怒的情感，我心中感到戰栗。我明白，有不少同學覺得我欺騙了他們，居然內心隱藏著如此反動的思想。在當時，對文革不滿，對一些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不滿比較普遍，但對國家製度不滿，對毛主席不滿，絕大多數人是不能接受的，我的思想已超越了群眾認同的底線。同學們不明白這樣的想法究竟為了什麽，因此失去了平時的信任，甚至懷疑我真的有罪惡企圖。

如果說第一次批判會同學們多數屈從於壓力，而這次卻真心地站到了工軍宣隊一邊，我崩潰了，感受到被社會拋棄是什麽樣的滋味。工宣隊勝券在握，像貓耍弄老鼠一樣找我談話，問我對這次批判會的感受。我完全像一隻鬥敗的公雞，低著頭，什麽也說不出來。謝隊長準確地掌握了時機，用嘲弄的口氣問：“你自己說你是什麽性質的問題啊？”我已沒有任何申辯的力量，繼續無語。他軟硬兼施：“你問題這麽嚴重，我們還是想挽救你，關鍵是你自己要端正態度。”我以往的“豪氣”全消，連連求饒：“我一定老實交待。”他毫不放鬆：“態度老實要有具體表現，我們隻是點你一個問題，你們的問題還遠不止這些吧？”進而威脅：“最好你自己說，要不然再開批判會幫助你？”我腦子頓時一片亂麻，鬼使神差地竟說出了：“我反對毛主席……”“嘿，嘿，……”謝隊長發出瘮人的陰笑：“這就對了，回去好好寫交待，把事情說清楚，我們才能考慮給你出路。”我屈辱地投降了，這令人終身羞愧的一幕永遠留在腦海中始終磨滅不去，從此，我完全掉入了工軍宣隊布置好的陷阱中，再也沒有抗爭的餘地了。自那時起，我的宿舍被調整，定名為“忻鼎亮學習班”的小組即刻成立，與我同房的都是小組成員，為了加強對我的監管並防止出現意外。

那晚，我幾乎整夜失眠。在“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他的狗頭”的年代，我人生的前景一片黑暗，會受到怎樣的懲罰無法預測，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工軍宣隊的意思，老實交待自己的“罪行”。第二天，我用了整整一天時間，寫了四十幾張紙，把自己怎樣開始懷疑毛主席及後來思想的發展，詳細地交待了一遍，以表達自己的“投降”態度，可是，謝隊長怒氣衝衝地把這一疊紙扔在我麵前，聲稱：“全是廢紙。”我一時懵住了。後經“學習班”一位好心同學點撥，我才明白書寫交待格式出了問題，必須要一件事一寫，寫明時間、地點、在場人、談話內容和行為。我這才明白，工軍宣隊根本不是要挽救我，給我出路，而是要把我這“反革命”言行坐實，以便定案。但我無法反抗，隻能按照要求回憶和交待。由於我們都是隨便的私下談論，時間地點大多數已記不清，所以也無法得到他們“態度老實”認可。對於我，“叛國投敵”、“反毛主席”都認了，還有什麽不能承認的，關鍵是我要盡量想辦法把我“投降”的事告訴許小昆。工軍宣隊同樣關注到這一點，他們脅迫我，要我在公開場合下揭發許小昆，一方麵可以給“小集團”的一號人物心理上致命打擊，另一方麵能使我和許小昆之間產生矛盾和不信任，以利於進一步的互相揭發，這是他們徹底打垮我的最後一步。軍宣隊領導曲政委不惜放下身段親自找我談話，警告我，如果不公開揭發許小昆，則說明以前的“認罪”態度都是假的。我表示：揭發可以，但希望能在此前先見許小昆一麵。這種“與虎謀皮”的妄想遭到了曲政委無情的嘲諷：“你認為現在還有資格和我們談條件嗎？給你立功的機會都不想要，你的問題性質自己清楚，別等進了監獄再說後悔。”高壓下，我再次屈服，在批判許小昆的全係大會上，我站起來揭發了許小昆的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我們“小集團”的同夥在大會上接二連三的揭發，工軍宣隊順利攻克了“齊衛東”最後一個堡壘。僅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們便兵敗如山倒，“齊衛東”小集團每個成員都有一個學習班，每班都配有六、七個同學或老師監管，完全失去自由。每天不是開批判會，就是寫交待。五係工軍宣隊成果輝煌，揪出了“齊衛東叛國投敵反革命小集團”。係裏成立了大專案組，由姓賀的那位老幹部負責，匯總我們每天上交的交待和揭發材料。

（四）追查後台

事態發展日趨嚴重，專案組匯總材料時感到有些震驚，我們“反動思想”的深度超出了一般大學生的認識境界。他們認為，這不可能是幾個二十幾歲毫無社會經驗的學生自己悟出來的想法，後麵一定有“長胡子”成年人指點和煽惑，於是，他們集中調查我們的各種社會關係。我們究竟交待了哪些“反動思想”使工軍宣隊起疑，我現在已無法詳細回憶，更何況我們的交待材料在平反後已全部銷毀，隻能靠會議中僅留的點滴簡述。我交待的“反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有兩條記憶比較深：一件事是正值中共九大召開後不久，我和許小昆在討論《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拿這篇文章與林彪九大政治報告作比較（我們當時並不知道這是張春橋的大作），說林的報告是完全違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因為馬克思把社會發展的原因歸結為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生產關係的改變，從而推動了社會進步，而林的報告絲毫沒有突出這一點，認為階級鬥爭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原因。我們進一步批評了毛澤東的著名語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用這個觀點解釋曆史的叫曆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反麵的是曆史的唯心主義……。”是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相反的。另一件事是我和徐立林在許小昆家一起討論恩格斯的《家庭國家私有製的起源》。許小昆在談到國家這一概念時，強調了恩格斯突出的國家階級調和的功能，並批評在文革中“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機器。”這一說法。我們認為毛澤東在這裏偷換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概念，把它變成了暴力鎮壓異己的工具，才造成現在這樣獨裁專製的狀態。

我記得謝隊長曾拿著一疊我們交代的材料，對我怒斥說：“這樣反動的一套理論，隻有你們這幾個人才說得出來，這類材料不需要旁證，就可以定你們的罪。”工軍宣隊一麵對我威脅、恐嚇，一麵逼我們詳細交待各種社會關係，以便確定我們的後台，把反革命集團的案子定實，把階級鬥爭的故事編得圓滿，但是，我們確實沒有後台，所有的想法都來源於自己的閱讀和思考，於是，案情進展受阻，陷入了僵局。工軍宣隊完全理解不了，我們為什麽要冒著坐牢的危險去思考這些問題，這樣的“反動理論”怎麽可能沒有成人的點撥而自己形成，一定有政治目的，他們便認為我態度不好，抗拒交待，幾乎天天“批判幫助”，逼我供出後台。我真的沒有後台，自己身敗名裂無所謂了，要我交待各種社會關係，必定是連累別人，也就是出賣親友，是令我感到最承受不了的事，今後我還有什麽臉麵活在世上？於是，我盡量躲閃，避重就輕，但這毫無用處，我已經完全進入被禁錮的牢籠中，任何掙紮都是徒勞的。事後我才真正明白整人製度的厲害，被整者隻有三種選擇：坦白、抗拒和蒙混，一般人往往都選擇蒙混過關，其實，從實際效果看，卻是最不理想的，在強大的專政樊籠麵前必定輸得精光。工軍宣隊軟硬兼施：“你實際上也是受害者，那些給你灌輸反動思想的人在毒害你，如果不把毒根挖掉，我們怎麽挽救你？”“你不交待別人會交待，你想保的人最後也逃不了，而你也因為抗拒有同樣的下場。”“忻鼎亮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標語口號鋪天蓋地，讓我幾乎接近崩潰，閃過選擇自殺的念頭，最合適且可行的莫過於摸電門了，究竟是沒有勇氣還是無法擺脫看管，我記不得了，但這些日子裏的精神苦難則是我永生不能忘懷的。

工軍宣隊對付我們另一重要手段是將我們分別置於不同的位置，使我們各人之間產生懷疑和猜忌，在我麵前，他會說×××態度好，並拋出一些讓我不安的材料，使我對同夥的不信任感增強，在別人麵前，則說我的態度好，並用同樣手法進行挑撥，甚至使一些詐術。在我們這夥人中，我的人脈關係最廣，朋友也最多，往日，我一貫以“講義氣”自詡，朋友圈中也落下了“熱情仗義”的好名聲，現在，他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連累，而且事情發展的後果難以預測。我們當時已被定為科大最嚴重的“叛國投敵反革命”小集團，在這種形勢下，寄希望於別人在揭發時有絲毫的留情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許多線索的焦點集中指向了我，我自己覺得輸得精光，已經毫無抵抗的想法，隻是不知工軍宣隊還要相逼到什麽地步。其實，工軍宣隊想法很簡單，他們就是要把“階級鬥爭的故事”編得圓滿。如此“反動”的思想，要是沒有“後台”的教唆，沒有實質性的反動行為，而僅是幾個二十多歲學生的“胡思亂想”，將使這一階級鬥爭重大成果在一定意義上成為笑柄，他們從全麵清查“齊衛東”的關係網入手，致力追尋後台。我放棄了無謂的抵抗，實事求是地交待了我和朋友們的思想交往，但確實沒有人教唆我，也確實沒有後台，導致對我們的審查陷入了僵局。

為了打破僵局，大約在５月份，工軍宣隊宣布成立展示“一打三反”成果小分隊，向科大各係所在的駐點巡回批判“齊衛東”反革命小集團，我作為反派主角在全校被遊鬥。在小分隊出發前，謝隊長對我訓話：“你明白不明白為什麽選你去批鬥，因為許小昆現在態度比你好，你要在這過程中轉變立場，徹底交待問題，給你的時間不多了，再拖下去別怪我們沒給你出路。”對他那種離間式的心理戰，我心裏清楚。選我去批鬥，一是因為我的朋友圈大，各係都有一些好朋友，批鬥我可起到兩麵施壓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希望在追後台環節上打開缺口。小分隊由工宣隊一位師傅和我係一位左派老師郭××負責，還有五六位同學是正方的批判者，有四位“中間人物”關×、連×、徐立林及其女友（被我拉攏利用和拖下水的）上台發言，表明已經轉變立場和我劃清界限，反派僅我一人，站在台上被批鬥。小分隊自合肥出發，經銅陵、馬鞍山、白湖農場、壽縣、淮南，遊鬥了一大圈，還到工廠和其他學校批鬥。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屈辱中度過每一天，更令人難堪的是每次批鬥會後都要我談體會，被迫不停地自我侮辱，在劫難逃的情緒更讓我覺得前景一片漆黑，幾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氣。在其他係，我也看到了有些朋友也有類似的境遇，社會上的一些“反革命分子”境遇就更慘了，被殺、被關的比比皆是。

（五）僥幸免災

也許是冥冥天意的眷佑，據說在６月份，中央下了一個有關在運動中被清查的學生處理方案的文件，強調了隻要沒有現行反革命行為的學生都應從寬處理，按時予以畢業分配。

我至今也沒有見過這一文件，在文革資料庫中也未搜到，具體內容細節均無所知，僅知這一文件是對我這樣的“反動學生”算是“皇恩大赦”。近期，我也采訪過當初搞過我們專案並見過此文件的同學，他也記不起文件的詳細內容，隻告訴我：工軍宣隊對照了文件就我們的專案進行了專門的研究討論。當時主流的意見認為：我們雖然思想反動，但確實沒有現行活動，也沒有社會背景和後台，主要的“罪行”是小範圍內的“反動言論”，而且，各人交待的言論絕大多數時間、地點、場合和內容都不能完全對上，能落實的“罪行”不多，所以宜從寬發落。但也有認為：我們攻擊毛主席罪名很大，即便有一條，按當時運動的規則，也應從嚴懲處。那時，負責我們專案的是淮南煤礦的一位姓賀的幹部，據說級別很高，他雖然思想屬於文革主流派，但把握政策還算可以，在他的主持下，我們問題的性質從敵我矛盾中被拉了出來。

當看管我的人說我態度不好，有重大問題沒交待時，突然接到係裏通知，要我第二天在落實政策大會上作認罪發言，並宣布“忻鼎亮學習班”結束。幾乎與世界隔絕的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工軍宣隊就這樣輕易放了我？他們會給我定個什麽罪名？當時也不容我多考慮，要認真準備好明天的“認罪發言”。第二天，係裏召開全係落實政策大會，會上，徐建中、錢德生、徐立林、焦大化、我及一個幹部子弟，先後做認罪發言，表示和自己過去的反動思想決裂，除了那個幹部子弟外，其餘人都是我們“小集團”的成員。我的悔罪確有一定的誠懇度，當然思想上想通是不可能的，因為隔離期間僅是權力的高壓。我後悔是不該如此輕率地用生命去作無價值的政治秀，還連累了許多親友，另外，對這樣僥幸地劫後餘生原因完全迷茫，不知該感謝誰，這種複雜的情緒也帶入了我的發言中。會後，我算是被解放了，獲得了渴望已久的自由，這一結果遠好於我的心理預期。我的審查結論是犯嚴重政治錯誤，雖然沒有留下當時完整的結論記錄，但三條“罪名”的記憶是很深的，主要是攻擊毛澤東思想、攻擊社會主義製度、攻擊文化大革命的言論，至於“叛國投敵”這條，因查無實據沒有寫進結論中，結論是進入檔案的，它使我身處“另冊”的陰影在長時期內始終無法消除。客觀地說，這樣的結論原則上並沒有冤枉我，思想上是有的，言論也是說過的，問題是因言定罪的專製體製和政治運動，實際上扼殺了一代敢於思考社會問題的年輕人，使中國的社會沾上了一層濃濃的奴氣。不久後我才知道，文革中定為犯政治錯誤的共分為六個等級，我屬於最重的一級，再往後就是敵我性質了，比較其他造反派大學生的定罪，我並不算“寬大”。不過，總算暫時逃出了樊籠，也經曆了失去自由的滋味，積累了難得的挨整經驗。

劫後餘生，我必須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我這次被整是必然的嗎？哪些因素會造成政治運動中被整？今後如何避免這樣的災難再次發生？縱觀我國建國以來曆次政治運動以及文革中多次劫難，凡是遭到政治整肅者都有其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必然因素是指運動政敵的涵蓋範圍，如果身處其中，挨整的可能性就很大。例如，清理階級隊伍，我們處於邊緣狀態，逃脫的概率就相對大一些；而“一打三反”運動，我們正是整肅的重點，逃脫的機會就很小了。偶然性是指被整者的綜合人際關係以及運動中產生作用的大小，這種因素隨機性很大，屬於不可控範疇。這裏所說的人際關係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是與掌權者的關係，二是與群眾關係，兩者都可能對被整程度產生影響。一般說來，政治思想異端者多數性格張揚，在處理人際關係上多少都有些問題，造成挨整概率變大，整肅程度也相對會嚴重，而我的人際關係應該算是好的，主要是因為我坦率熱情，樂於助人，也有恃才傲物的毛病，往往與掌權者關係較難相處。當一旦成為整肅目標，被整人方掌握的材料則成了定“罪”輕重的主要因素。按如今的法律，對思想犯的定罪時沒有法理依據的，也無法確定“罪行”的輕重。但當時確有反革命罪的條例，包括思想犯，實際的執行更是把側重點指向有“反動”思想的人，這樣違反人權的法理，不但被掌權者當作震懾異端思想的專政工具，在一定的程度上還得到了社會的認同，這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整人運動得以勝利的基礎。

我國頒布的第一部《憲法》（1954年）中明確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自由。但在以後的曆次政治運動中，不斷地用專政的手段整治異端的思想和言論，實際上屬於法外私刑。更可悲的是，在領導意誌和輿論宣傳的強力下，把批評政府同反革命罪硬性等同起來。這樣，文明社會公認的政府違法行為變成了合法化、常態化，而且得到了當時中國社會的認同，也成就了整人運動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在一打三反中，對“反動思想”的人按“反動”程度劃分，大致可分為四個級別。第一級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的各種形式的發泄。具有這樣想法的人很多，群眾中對這類人大多數是同情的，也就是說，這樣的“反動思想”有相當大的共鳴度，所以僅有這類言論者，多數不會挨整，除非人緣很差當了替罪羊；第二級是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及其成員有攻擊言論。該級別問題相對嚴重一些，特別是對林彪、江青和周恩來的批評和諷刺有可能被定重罪，但在群眾的心中，對這類的“反動思想”存有一定的容忍和同情；第三級是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批評。在“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的時代中，這無疑是頭等重罪，在群眾中基本沒有認同度，但在一定數量的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中不乏有同情者；第四級是對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的質疑。在當時僅有個別知識界思想先驅者認同，全國總人數占比非常小。客觀分析，我當時的思想已逾越了3.5級，處於嚴重“脫離群眾”狀態，人際關係也急劇下降，平時比較要好的同學都覺得：真想不到忻鼎亮墮落得那麽快，思想竟會如此反動！一些道德上的亮點也被作了另類的演繹，如坦率成了作偽，熱情成了別有用心，樂於助人被說成拉人下水，當時的我有著強烈的眾叛親離孤立感。

在“被解放”以後，有個當初的好朋友一本正經地對我說：“鼎亮，今後千萬不能再反對毛主席！”還有個上海的好朋友曾直言相詢：“那時說你們叛國投敵是不是真的？”我如實相告：“僅有逃出去的思想。”他追問：“如果當時有機會，你會走嗎？”我仍實說：“會的。”他長歎：“我們的思想差得太遠了。”

我漸漸明白一個道理，由於共產黨長期壟斷了輿論，對老百姓頻繁洗腦，使得老百姓要探索社會發展的真理是不可能的，造成整肅思想犯的製度在當時的中國確有一定的社會認同性，因此我的囹圄之旅確有其必然性，可謂在劫難逃。至於在運動前的各種防範措施基本上是沒用的，成為目標後企圖避重就輕蒙混過關更是低估了整人者的能力，就策略而言，選擇一言不發或者徹底坦白要比選擇蒙混過關略好些，但一言不發的前提是“反動言論”散布麵極小，且被整者有相當好的心理素質，可惜大多數被整者往往都選擇蒙混與整人者周旋，結果慘敗。

我相信，大多數有被整經曆的會和我有同樣感受，隻是承認自己有“變節”行為難免尷尬，要知道，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是不容許“反革命”堅貞不屈的。

四、“另冊”陰影下生活

（一）部隊農場鍛煉

總算等到畢業分配，在填報誌願時，我盡量填貴州、吉林、廣西等邊緣貧困地區。大概是為了不給我“叛國投敵”提供機會，將我分到了中原河南，先到軍墾農場勞動。我沒有任何資格討價還價，在回上海探望父母十來天後，就早早地到商丘8181部隊農場報到，我所在的部隊屬於武漢軍區。驚魂未定的我進入了受嚴格管束生活，除了要承擔強度極重的勞動，整天還生活在部隊幹部的監控下。讓大學畢業生到軍墾農場鍛煉，是文革中新創的改造“臭老九”的重要措施，為的是讓這些曾經有過不受約束的年輕人夾緊尾巴，當然像我這樣有嚴重問題者更要倍加謹言慎行，不能有絲毫放縱。我非常明白，我的檔案已將我歸入“另冊”，考驗我忍耐力的生活從此開始了。

在商丘僅呆了三個多月，就轉到6090部隊，到湖北沉湖農場勞動鍛煉。沉湖位於漢川、天門和沔陽三縣之間，原是個圍湖造田的勞改農場，條件相當艱苦。我們被分在農場的磚瓦廠，承擔的是窯廠最重活兒——裝窯和出窯，就是把泥磚坯擺列在窯裏待燒和把燒好的磚裝車運出窯外，每天都在窯內工作八小時。出窯時的溫度已經超過正常人忍耐的極限，許多同學都有在窯內昏厥的經曆，並且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號的脅迫下，昏厥的同學都是在外邊被涼風吹醒後繼續回窯內勞動，我也有過這樣的經曆，雖然昏厥了，但不能回宿舍休息。年輕人的適應性很強，大約個把月後，因高溫昏厥的情況基本上就沒有了，我們不僅能適應窯內高溫，而且非常快的裝窯、出窯，出一窯磚的總時間記錄頻頻被我們打破，當地的民工也為我們這些大學生能如此拚命勞動而感到驚訝。

作為“戴罪之身”的我，到了農場後就像阿Q一樣，非常怕人發現頭上的“癩瘡疤”，閉口不談文革和學校裏的事。

不過大家很快就知道了我在學校裏犯過政治錯誤，一是因為我們連裏有很多科大的同學；二是連領導在全連大會上已明確點出，連裏有一些犯過政治錯誤的學生，希望能好好接受改造。隨著時間推移，我慢慢了解到，類似我這樣的人還是有一定數量的，包括一些著名“反動組織”的成員，如：湖南“省無聯”和“紅色怒火”、湖北“北決揚”、複旦“孫悟空”等，相比之下，我的性質較為嚴重。我原以為，同學們也會像在一打三反中一樣，像避瘟疫似地避著我，實際情況要比我想象的好，大多數同學比較友善，連領導也沒有明顯的歧視，這沒有減輕我的精神壓力，不僅在開會時經常要為自己過去的“汙跡”不停地自我批判，而且在平時的言行中不能有絲毫差錯，擔心被冠以抗拒改造的帽子並與過去的“反動思想”聯係起來，同時我又不能在各種活動中表現出過分積極，以免被人認為是作偽，更不能向管束我們的軍人獻媚示好，再則從心理上我實在做不來這種惡心的舉動，我唯一能選擇的保平安措施就是拚命幹活。我那時身體非常瘦弱，1.76米的個頭，體重僅一百斤剛出頭，像挑擔、搬重物一類的硬活，我無法與人比拚，但一些比速度、比靈巧的活，我通常都幹得很好。例如：裝窯、出窯，我總是在磚多的外道，抹磚、搬磚的手腳很快。一些農村同學看我這樣幹活，連連搖頭，善意提醒，長期勞動的農民也沒有這樣幹活的，我隻好苦笑，隻是為了有個好的表現強作勞動秀，在幾十年後，我用健康“還了債”，我的腰和膝關節都有器質性的傷病。

我在農場除生活和勞動之外，潛在的驚險和歧視性的屈辱也時有發生。排長是個比我們年齡還小的農村兵，文化程度低，對大學生們盛氣淩人，特別喜歡同學們當麵奉承，而這恰恰是我最不擅長的“軟肋”，所以他覺得我這樣有嚴重問題的人竟敢對他表示冷淡，就不時地尋釁找茬，有一次，我被磚頭砸傷了腳，大腳指甲全黑了，恰好第二天行軍拉練，要走一百多裏路，班長（同學）提出，忻鼎亮明天在家整理內務，不去拉練了，排長堅決不同意，說這點困難都不能克服，哪像接受改造的樣子？為了不讓班長為難，我製止了班長繼續申訴，第二天，咬著牙堅持走完了一百多裏路，硬是沒有掉隊，回來時發高燒，淋巴腫得像核桃般大，襪子被血染紅了，脫也脫不下來，還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南礦冶的同學私下議論副班長的短處，被告發到連裏，連裏竟上綱上線，認為我是“舊病複發”，抗拒改造，幸好當時正值河南到湖北調防，才躲過了一劫。可見當時我的處境惡劣，言行必須百倍小心，才能免災。1971年初，開展清查“五·一六運動”，雖然部隊已明確運動的形式隻搞正麵教育，但當時的氣氛還是相當緊張，小病大養、浪費糧食等小缺點都當作階級鬥爭動向來批判。有一同學在批判會上發言，竟提到我連有叛國投敵分子在抗拒改造，幸虧那時的連領導政策水平高，再加上我有較好的人緣和良好的勞動表現，有驚無險地度過了這一關。直到“九·一三”林彪事件發生，中央號召學習馬列著作，整個政治鬥爭的緊張氣氛才鬆下來，我的日子也相對好過了許多。

說實在的，那時號召讀的《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等六本馬列著作，我在文革前期已熟讀過，隨口講述書中內容讓同學們感到驚訝，有些同學就大膽地在會上表揚我：馬列著作學得好。總之，隨著階級鬥爭這根弦的鬆動，我的人緣和處境也呈正相關上升。這樣的勞改生活過了一年半，勞動鍛煉結束，我被分到了河南蘭考縣科委工作。

（二）蘭考和蘭考的知青們

我正式踏上了工作崗位，處境比在農場時改善了許多。“緊箍咒”似的檔案在縣組織部，本單位的同事都不知道我的過去，雖然我表麵上和大家一樣開始過正常人的生活，但還需倍加小心，不能得罪領導，不能參與任何政治運動，否則後果會比以前更慘，因為我已經沒有學生身份了。當時的蘭考很窮，人比較老實、膽小、善良，處事比較實際，對政治理論淡漠。外部大形勢是文革進入低穀，政治環境稍有寬鬆。我所在的蘭考縣科委，屬政府機關，沒有什麽太具體的業務工作，除了經常去工廠和農村蹲點外，有了大量的空閑時間，也許是本性難移，積習難改，我沉積了兩年的思想又被激活了。在河南的那幾年，我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結交了一批新朋友，二是讀了許多書，清理了思想，寫出一批政論、文藝等方麵的作品。

上海有一批知青在蘭考插隊，共有三十幾個，大多數來自重點中學，分別集中在韓村、唐寨、大付堂三個知青點，我到蘭考後，就與他們有了不同程度的接觸，和我相知相熟、接觸最多的是育才中學比我低兩屆的校友陳韶麟。韓村的知青最多，以五十一中（位育中學）中四和中一的學生為主體，還有頗有名氣的上海“中串會”的核心人物，市東中學的侯美度（紅鷗）、複旦附中的張水榮等，這些插隊學生多數是真心誠意來農村鍛煉的，平時本分地參加勞動，空餘時認真讀書，有一定的獨立思考問題的習慣。大付堂的知青基本上都是中學造反派，持“中串會”觀點，如在文革中都有一定的知名度的管宇春、邱月芳（海鷹）等，他們對接受再教育從內心並不認同。接受再教育態度最好的應是唐寨的知青點，他們積極參加勞動，認真學習農活，與另外兩個知青點少有來往，因此他們很快就得到縣裏的表彰和嘉獎，其隊長複旦附中的樊頌賢被評為毛著學習標兵，不久上調參了軍。客觀地說，這三個知青點的知青大多數都是下鄉青年中的好學生，選擇到蘭考插隊都不是正常途徑的統一分配，而是自己和蘭考知青辦聯係的，內在動機至今無法考證。我和他們相識在貧窮落後的蘭考，文化沙漠似的環境和強烈的精神生活需求使我們很快有了頻繁的交往，我和他們中近三分之一的人有過一定程度的深談，和其中的一些人成了好朋友，交情一直保持到如今，我的老伴也是當年蘭考唐寨的知青。

在我劫後餘生的歲月裏，居然結交了一些思想共鳴的新朋友，主要得益於蘭考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和人文環境。蘭考人很窮，最關心的就是怎樣能不挨餓、不受凍，對生活上能給與他們一些幫助的人都有感恩之情，比如，每次從上海回來，給周圍同事、鄰居分送糖果、牙膏、肥皂等小禮品，他們就會記住這些情誼，社會製度、政治理論離實際生活很遠，絕大多數人對此毫無興趣，也不會認為我們這類人是壞人，所以，我在蘭考和一些朋友們談論政治問題，也沒有受到任何注意，我與那批知青的清談沙龍一直持續著，即使他們盡數上調到工廠，我們之間話題始終沒有中斷。

與我思想神交最深的是韓村的陳韶麟和唐寨的朱學勤。陳韶麟是上海育才中學高三學生，和我不但是校友，在文革中還有一段彼此不知的緣分。文革初期，我們中國科大幾個育才中學的校友寫大字報到母校，認為育才中學的教改屬於修正主義，校黨總支和段力佩校長要對此負責，應接受群眾批判，此舉受到強烈的反擊，在育才中學校領導的組織下，給我們扣上放反革命邪火的帽子，指責我們是小右派分子，在近乎一邊倒的輿論下，陳韶麟等二十三個同學寫出了《誰敢滅火？！》的大字報，指出我們點的是革命之火，對我們表示了罕有的支持。我們在蘭考邂逅相遇，談起這段往事，彼此的親近感驟增，不久就成了思想上交往頻繁的好朋友。他在1977年考入開封師範學院（現河南大學）中文係，成為恢複高考後的首批大學生，1979年又考入本校攻讀現代文學研究生，師承任訪秋先生，專事周作人作品研究，畢業後就職於中國科大，在科大少年班教中文，後調至上海華東師大中文係工作至今。陳君為人坦誠，忠於友情，早在插隊期間，就對魯迅有深入仔細的研究，在經濟很困難的情況下買齊了魯迅全集，並認真通讀，隻要談到魯迅及其著作有關之事，他都能詳細講明出處和原委。在讀研期間，又研讀周作人的作品，對周氏兄弟的文學成就有獨到的認識和見解。可惜的是由於各種原因，他不願筆耕，述而不作，以至於他的精到見解沒有問世。我們之間的交情已有四十餘年，在政論、文學、社會現象等方麵，一直延續著沒有談完的話題。

朱學勤現已是赫赫有名的獨立知識分子，其業績不用我贅述了。他當年在蘭考唐寨插隊，和我老伴同一個集體戶，是69屆的學生，文革開始時還在讀小學，因仰慕這批蘭考知青，單身一人來蘭考，是這批知青中年齡最小的一個。他誌向高遠，對政治有濃厚的興趣，讀書極其勤奮，像海綿似地吸取知識營養，也有相當的領悟能力，開始時，不斷向學兄、學姐們學習，不久在見識上就有了逾越。在我們相識之初，通過多次交談，我驚訝如此年輕的上海知青居然對政治理論極感興趣，後來，應他的要求，我和他在開封陋室裏談了三夜，從自身經曆談起，按我獨特方法分析整理文革脈絡和各類典型事件，詳述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朱君聽得十分投入，並不時發問，許多內容他都記得很牢，多年後都能具體談及。據說他回鞏縣後，曾把我的談話內容作了認真的回憶並作了書麵記錄，從此開始了正式的對文革資料搜集和研究。我們之間另一重要話題是《南共綱領》，該書是我在1968年精讀並作了詳細讀書筆記的。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學勤在舊書店購得此書，讀後十分興奮，與我談及此事，雖然當時我身邊已無書，憑回憶，我係統講述書的整體框架和主要內容，以至於後來在通信中他竟戲稱“忻君吾師”。現在，青藍易位，他業績卓著，在曆史學、社會學、哲學等領域的高論，我大概連聽也聽不懂了。除了這二位，蘭考的知青們在文史或理工等方麵做出成就的不乏其人，但他們都認為蘭考生活有一定的價值，並沒有對當時非常艱苦的生活作不堪回首狀的控訴。我也同樣認為在蘭考時期精神生活還是比較值得回味的，除了一批知青朋友外，還交了一些“同為天涯淪落人”的大學生朋友，交往一直保持到現在。

（三）浩劫年代讀書和寫作

文革後期對失落感很強的大學生來說，是個學習知識和提高承受力的合適時代。那時，我們處於精力旺盛、求知欲很強的時期，在一片大批判的階級鬥爭浪潮中，沒什麽正經事可做，卻又有大量的時間和充沛的精力，是認真讀書的好時光。我在蘭考呆了一年多，被抽調到開封地區推廣優選法小分隊，不久就留在了開封地區科委。我和區科委圖書館管理員保持了相當好的關係，當時她正準備以工農兵學員身份被推薦上大學，我教她數學、中文和外語，她給了我翻閱封存禁書的自由，我如魚得水，不但補看了幾乎所有的中外名著，還接觸了薩特、弗洛伊德、悉尼·胡克、德熱拉斯等政論文章和哲學著作，頓時感到眼界大開，自覺思想境界又精進一步，經過大量的閱讀和思考，我對許多社會問題又有了新的認識，鑒於大學時期的教訓，不敢與人交流，和好朋友的談論也盡量限製在安全的範圍內。這樣，我的思想進入一個隻輸入無輸出的係統，深感不爽，決定自我清理思想，寫些東西，留些作品，相信將來會有用，於是，從1974年開始，我筆耕不止，寫出了一批僅有手稿而不能公開的作品，現在偶爾翻閱，雖然覺得當時見解上不夠成熟，語言還帶有一定的時代色彩，但其中的激情和敏銳仍為可貴。

我的第一個作品是一篇小說，題名為《經驗》，寫一個縣級機關科研弄虛作假的事，之所以初選這一題材，是在我相當熟悉的領域內虛構的故事，可以讓我這愛好文學的理工科學生過一把文藝寫作癮。此後，寫了《論自由》、《李白與杜甫》、《誰之罪》等一批政論、雜文和小說。

比較值得一提的兩篇批評《實踐論》和《矛盾論》的文章，是我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後，並將其和毛澤東哲學思想比較後的學習體會。我認為，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將人的意識和事件過程都簡單化了。意識應該包括感覺和思考，而思考則是決定人們行為主導因素，《實踐論》恰恰淡化了思考的功能，過多強調感覺。另外《實踐論》描述實踐過程時過多強調經驗感知，忽略思維和間接知識的作用，特別在知識共有的現代化社會，人們獲得正確認識多數來源於學習知識，而不是親身體驗。毛的這些哲學思想正是他曆來罔顧科學規律輕視知識，輕視知識分子的緣由。毛澤東在《矛盾論》中過分突出對立統一規律，將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視作其附屬，把製度的變更看作兩個階級的位置互換，把階級鬥爭看作曆史發展的全部，片麵強調解決矛盾的方法就是鬥爭，無視矛盾雙方存在的同一性，這就使我國長期處於鬥爭的氣氛中，嚴重阻礙了社會進步。他的內因決定論更是顯得缺乏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常識，也是全國人民一直陷於無休止的內鬥中的理論根基。我對毛澤東的認識比

1970年前又進了一步。另一篇值得一提的是題名為《血雨催春》的小說，它以1976年“四·五”事件為背景，主要描寫一些當年經曆文革的大學畢業生在這次政治事件中反抗暴政的表現。“四·五”事件引起我強烈的憤慨，覺得不寫不足以平息內心怒火，於是我在沒有具體材料的情況下，憑想象虛構了這樣一篇小說。這是用血寫的文章，充滿了激憤，現在翻看還竟不住動情。

為了安全，我的這批文字手稿在當時基本不示於人，極好的朋友也僅能看一些小說類的，如批評毛澤東的文章在“四人幫”未被打倒前無一人看過。從現在的目光看，這些文章無論是思想或表達方式都有一定的欠缺，但它畢竟是我思想變化的曆史紀錄。在上世紀末和前幾年，有些朋友都借閱了我的這批作品，特別是一些文革研究者認為其有相當的價值，而我僅把此看作自己人生旅程的一個環節，也是我這樣一個具有異端思想的人批評主流社會而發出的不同聲音。

經過一次劫難，我仍然敢於如此“不安分”，是因為隨著閱讀量增加，我越來越感到這樣的專製製度肯定長不了。一旦到了“龍歸大海、萬壽有疆”之時，應該能看到社會的變革和進步。

（四）人生的轉彎

隨著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打倒，宣布文革結束，我的人生軌跡出現了急轉彎，重新拾起數理化，苦讀外語，考回科大“回爐班”，然後是交大研究生，生活節奏頓時緊張起來，精力和興奮點又回到了我原來的專業領域。畢業工作後，因業務上逞強的欲望使我陷入了大多數知識分子必經的常規程序，為了使自己的職稱盡快從中級、副高到正高逐級升上去，獲得一個受人尊重的社會地位和比較舒適的生活條件，集中精力不停地搞課題、寫論文，對知識份子應有的推動社會變革的社會責任心卻在一定程度上罔顧了，也許是心有餘悸，也許是興趣的轉移，總之，我在相當的一段時期內基本中斷了對社會問題的思考。

八十年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春天，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擲地有聲口號的感召下，社會上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的氛圍很濃。在胡耀邦總書記的倡導下，許多平民出身的年青知識分子被選入了“第三梯隊”，作為新一代各級接班人培養，像我這樣當過“反動學生”居然也在此列。那時，我的檔案已經過兩次清理（林彪事件後和文革結束後），沒有一打三反運動留下的痕跡。單位領導啟動組織培養程序，派人到中國科大外調，了解我在文革中的表現。那時科大力學係當政的是我同年級同學，為了成全我的好事，重點強調我因反對林彪、四人幫而受到迫害，對我運動初期造反派的身份淡然置之，至於“反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估計一字未提，就這樣我順利進入後備幹部名單。由於正值控訴文革時期，不少人將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痛苦濃墨重彩地上升為“受迫害”，在各種公開場合反複講述，以便積累政治資本。一位與我頗為相知的領導見我從不談文革，曾直言相詢，問我怎樣受林彪、四人幫的迫害，我實言相告：“我文革中被整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批評毛主席。”他聽後頻頻搖頭，而後又反複提醒：不要把這話再對別人講。說實在話，我當時對自己在專業上發展甚為看好，對是否當官看得很淡，也不要求加入共產黨，一直到“八·九”民運以後，我徹底失望，中斷了進入體製內的任何念想。這樣，由於我的不配合，仕途無望也是情理中的事，在體製內發聲也就成了幻想。

退休後，我逐漸淡出了專業，有大量的空閑時間，“舊病複發”理所當然。但是非常可惜，在與朋友們接觸中，我很快發現，由於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思考、研究的中斷，現在的認識離社會科學前沿問題的討論已很有差距了。所以，我隻能將自己在文革中思想變化的經曆實錄下來，希望能對文革研究和政體改革盡微薄之力。

五、餘生的思考

（一）我所理解的文革和造反派

文革是中國建國以來的重大政治事件，我一生精力最充沛的時期就在文革中度過，讓我忘卻這一時代是不可能的，簡單的“十年浩劫”的評語和結論也難以完全接受。自文革結束以後，官方的基調就是“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造成的十年浩劫，其主要罪狀是打倒、迫害各級黨政領導幹部。”在評價文革“宜粗不宜細”的權威話語的控製下，對文革的深層次分析討論一概禁止，不但官方媒體忌諱文革，甚至民間的研究和討論也受到幹預。其實，硬性設置禁區是罔顧曆史的自欺欺人做法，十年間現實的社會運動不可能真的被人們忘記，也不會因為高壓讓所有人都緘默不語，隻有在文革時期作惡而又被粉飾者才妄想永遠掩蓋真相。由於民間有識之士的不斷努力，近年來不少文革親曆者的著作在境外出版，文革資料也不斷問世，特別是《記憶》、《昨天》等民間電子刊物、網站的發刊和流傳，給許多文革親曆者提供了一個話語平台，使文革研究的真實性和曆史性都有了質的突破。

作為經曆那個時代有良知的中國人，應有責任和義務還曆史的原貌，力求把真實的文革留給後人。文革的整體麵貌至今尚未有客觀公正的評述，其中包括文革的起因、進程的分析、功過的評價和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文革的起因涵蓋兩個不同的層麵：一是黨內高層的宮廷鬥爭。這方麵已有不少論著和文章流傳，作為一介平民，我難辨真偽，而且這也不是草民們關注的範疇。二是普通老百姓積極參加文革。現在因為全盤否定文革的主調得到各級當權者的認同，所以大多數人在談及文革時往往強調自己的消極和厭惡，以表明從未與這類的邪惡同流合汙過，但事實不是這樣的，文革初期大多數人是以積極的姿態投入的，希望能在政治運動中有個好的政治表現。共產黨的強項就是搞運動，每次運動後都會提拔一批積極分子，大家都明白，這是改善自己社會地位的捷徑。

在我國，決定社會地位的因素有戶籍、成分（家庭出身）、身份（所從事的工作）、學曆，還有政治表現，其中最具不確定性和可變性的就是政治表現。文革剛開始，人們敏感地意識到這是場空前規模的政治運動，所以大多數人認真學習文件和社論，積極參加運動當然是非常正常的事。另外，毛澤東在運動中反複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點是有相當群眾基礎的。不管毛本人是真心這樣說，還是政治詭計，老百姓們從內心給予認同。

因為我國的體製是黨領導一切，給普通百姓的實際感受就是黨的領導決定一切，特別是反右鬥爭以後，批評黨的各級領導就是右派的等同語，平民們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受了委屈或不公正待遇，基本上無處申訴。再者，執行政策的各級幹部們，即便有的是真的願意為人民服務，也難免在處理問題上帶有個人好惡，在基本不受監督的情況下，個人的個性受傷害、自由被限製的情形比比皆是。十七年來，累計的積怨已經造成了幹群之間的情緒對立，這也是運動初期許多人積極投入的重要原因。運動剛開始，學生們是當然的先鋒隊，應該說，多數學生主流動機是為了爭取有個好的政治表現。但與以往不同，不是像以前那樣隻要緊跟黨的基層領導就能遂願，這次運動的表現形式是造反，潛台詞就是各級基層領導在運動前的許多工作不一定是正確的，首要的是必須判斷清楚，那些是正確的，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那些是不對的，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這就給爭取好的政治表現增加了難度。對造反內涵的理解各階層的和各個不同思想的人大相徑庭，造反派們認為：最主要的不合理是各級幹部們享受著不受群眾監督的特權，處事專橫跋扈，不聽老百姓的意見，這是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而一些幹部及高幹子弟們則認為：十七年來對舊的剝削階級政治上處理得不夠狠（反映在血統論的對聯中），對文化領域的四舊也容忍過度（反映在破四舊運動中），這樣易造成資本主義複辟，產生修正主義。針對這兩個不同的矛頭指向，引起了運動初期兩派的激烈衝突。對於前一種思想，絕大多數幹部是明確反對的，但對於後一種思想，造反派們未必都反對，隻是認為不是文革的主要內容。令多數人想不到的是，毛澤東居然支持前一種想法，千鈞重的砝碼使天平產生了不尋常的傾斜，以往的右派行為竟成了正確的左派。僅半年時間，造反的聲浪對當權派的打擊猶如摧枯拉朽，各級領導像多米諾骨牌倒塌一樣，頓時喪失了長期掌握的權力，威望一落千丈。這也和十七年來積怨過多不無關係，保守派們除少數各級領導的親信以外，並非真誠地擁戴他們的上司，主要是鑒於以往政治運動的教訓，選擇造反過於危險才反其道行之，這樣的基礎是不牢靠的。

到了1967年，運動成了新貴們爭奪權力再分配的主戰場，軍隊的介入使形勢變得混亂複雜。造反派們明顯分化，一部分造反派成了爭功邀賞的新貴，拾起當初“走資派”的執政風格，壓製不同政見者，甚至更為跋扈；一部分由於和介入運動的軍隊衝突，再次遭殃，成了新權力中心的反對派；還有一部分帶理想主義色彩的造反派，看到了權力的更替並沒有改變專製體製的本質，文革運動僅是一場“換湯不換藥”的罷官革命，於是有的開始逍遙，有的則成為政治異己分子，在後來的“清隊”、“一打三反”、“清五一六”等運動中屢遭整肅。後來的運動再也沒有出現1966年下半年的模式，都是權力方獲勝，幾經反複，新的政權漸趨加強，壓製不同政見也隨之加劇，群眾監督領導完全成了一句空話。隨著激烈的政治權力鬥爭逐漸從群眾運動轉入宮廷鬥爭，不穩定的局麵一直延至文革結束，十年的浩劫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大多數人都受到過各種不同的心靈創傷。

文革結束後，對它的譴責基本上是眾口一詞的，但其內容則並不相同。以各級黨政幹部為群體的人認為：文革中最壞的事情就是群眾起來“炮轟當權派”。從當年“西糾”頭目孔丹在文革後給陳雲的信中可見，他強調“西糾”們沒有參與“炮打”活動，表明沒幹過壞事，至於肆意打人、抄家等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似乎不值一提。而陳雲回複中則明確讚同孔丹的說法，表示他們是“自己的子弟”，文革中並無明顯過錯。這清楚地說，幹部們認為文革中最需要“撥亂反正”的就是“炮轟當權派”，後來的事實也表明，這方麵的工作做得最徹底。隨著群眾“四大”權利的取締，幹部的權力被無限擴大，不受人民監督的程度比文革前更甚，為後來幹部們大麵積貪腐提供了條件。普通老百姓們的感受則不同，他們對文革最痛恨的是：人身安全沒有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下降。

在文革中，幾乎人人都存在著成為階級敵人的危險，沒有法製能保證個人人身不受侵犯，再加上經濟遭破壞導致人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老百姓對文革怨聲載道。更為可怕的長期破壞是在科技文化領域和道德領域的負麵影響。知識價值除了在八十年代稍有好轉外，其價值低落一直延續到現在。道德淪喪的社會化需要非常長的時期才能修複，可惜這方麵的“撥亂反正”不但沒有認真做，反有加甚，還增加了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以至於當我們已成為經濟大國時，還因國民素質低下付出沉重代價。科學和民主是現代自由社會的精神支柱，在這方麵遭受的損傷負麵價值是無法估量的，也是我國人民至今未能實現真正幸福感的重要原因。

造反派是一個特殊群體，它因響應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號召，造各級黨政領導的反而得名。造反派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在文革中後期進入政權機構者，上至王洪文及當上各省市領導的代表人物，在人數上是造反派的少數。他們確實成了文革的新貴，不同程度上做過各類壞事。大多數造反派雖有半年的風光，但在以後各階段政治波折中相繼落馬，早就被新政權拋棄，而且多被整肅。再加上文革後清查“三種人”的“補課”，能全身而退的數量甚少，可以說，他們是文革中境遇最慘的一個群體。事實再次告訴全國人民，在現存的體製下，反對領導就是“大逆不道”，有獨立政見就是“圖謀不軌”，一定會遭到最嚴厲的報複。

對於造反派有幾點需要強調的：第一，他們是思想上能獨立思考，不屑於奉承拍馬，敢於與領導抗爭者，他們選擇造反在政治上承擔相當大的風險，投機因素不占主要成分；第二，文革中破四舊，毀壞文物，肆意抄家，對“四類分子”進行人身虐待，基本上是保守派所為，當時造反派屬於少數，身處險境，生怕受人以把柄，不敢也不能做這類的事；第三，造反派絕不是文革得益者，恰恰相反，他們是文革受害者，遭到整肅最為嚴重，身心遭受了難以磨滅的創傷。當然，造反派們的垢弊也不容掩蓋，我也不能認同有些文革研究者的見解，認為造反派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驅者，“炮打司令部”是開創民主運動的先河。造反派的行為實際上是沒有民主理念，他們對付政敵的方法也是無限上綱，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這樣鬥爭的發展必然會演變成武鬥，形成暴民政治，與和平、非暴力的現代民主運動相距甚遠。重讀當年造反派們的大字報，確實帶有較嚴重的極左派腔調。

學生造反派更是遭受文革蹂躪的重度受害群體，他們與已有職業的人員不同，很少有個人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動機，理想主義成分占多數。如果一定要細究其功利性動機，基本上是為了爭取一個好的政治表現，也就是孫怒濤所說的，想當個黨和政府認同的“優質”大學生。運動初期，在我所接觸的大學生中幾乎都是積極參加運動，積極跟黨走的，比拚的是對黨中央、毛主席的緊跟程度，其動機應該說是很純潔的，因為家庭或個人原因想搗亂的基本不存在，即便思想上有不滿，也不敢在一開始就有所表現。在基層黨組織失控的狀態下，評判和結論隻能從報刊的社論中去尋找，學生們就以極其認真的態度研讀每天的報紙，強調認識的前瞻性、思維的敏感性和創新觀點的正向效應，最初的學生造反派大體都是這樣產生的。從性格角度分析，這些人大都有獨立思想，不喜歡拾人牙慧、人雲亦雲，而且有一定的冒險傾向。

應當說，最早期的造反派領頭者大多數是出身和表現都比較好的，沒有任何上層的指定，完全靠的是自身的影響力，應當說在能力上必有過人之處。無論從哪個角度分析，在運動初期造反派處於少數地位時，其核心人物和骨幹在思想、道德、智慧和能力各方麵，正向因素應該遠大於負麵因素的。後來，造反派形成了幫派，成了政治運動中的重要角色，並在角鬥中逐漸占了上風，獨立思考追求真理的成分急劇淡化，為自己的幫派爭取實際的政治利益和社會地位成了主要目標，屆時進入造反隊伍者，其動機就難以判斷和估測了。初戰獲勝的造反派大體都有這樣考慮：最高目標是力求在新的權力機構中爭得盡可能多的席位和話語權，最壞的底線是不能被打成反動組織而遭受整肅。這樣，“君子不黨”的古訓已被拋在腦後，早期的理想主義的色彩則被實際的功利淹沒了。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衝突和權力再分配，那些早期領頭者，少數人被社會地位和權力所腐蝕成了運動的新貴，多數人和新權力集團發生衝突，成了運動的犧牲品。經過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運動，學生造反派的骨幹們幾乎很少有人幸免，成了文革中受害最廣的一個群體。直至文革結束後，對“三種人”的反複清查，文革初期的造反骨幹能免於整肅的基本沒有了。數十年過後，這批才能超於常人的群體在政界上層已經絕跡，少數人在科研領域或是商場中憑著自己的才智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自身價值，大多數境遇悲慘，個別的連基本生活和基本人權都得不到保障。經曆了這樣的人生坎坷，當年對黨的真誠熱愛自然不複存在，多數把政治視作畏途，被迫苟活於世，少數繼續關心國事者中，現政權擁躉寥寥，有向往民主政治者，希望中國順應世界潮流，也有沉迷於文革不能自拔，成了新一代的“毛粉”。縱觀文革，我認為對社會發展有積極意義的僅是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初的群眾起來“炮打司令部”這一階段。雖不能說這是民主運動的雛形，但老百姓以獨立公開發表政治見解的形式，維護自身的利益，向不受監督的官員們挑戰，是應當肯定的。盡管其中多有偏頗和弊端，至少能容忍這樣大規模地公開發表政治異見是建國以來第一次，也是對官僚特權一次巨大的衝擊，將官場的弊病和劣跡公示於眾，使群眾開始認識到專製製度的危害性，無疑是促進社會改革的衝擊波。另外，這一運動過程還反映了一定的民意，官僚體製的積弊已經造成相當程度的民怨，以至於不少群眾甘冒一定的政治風險加入造反派的隊伍。

（二）社會進步與不同政見

我本是一個研究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文革中誤打誤撞陷入了政治圈，曆經磨難，終於又回到了我原來力學專業，從事人體力學研究。人生的這一波折，我沒有後悔，反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到科學與民主的相通。“賽先生”和“德先生”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界恒定的精神追求，它既是讀書人固有的理念，也是社會進步永恒的思想動力。科學和民主的靈魂就是創新，創新來自於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所以，獨立思維是現代社會的精神支柱。在自然科學領域，現代世界各國政府都鼓勵創新，像哥白尼時期那樣的慘劇基本沒有了，但在政治、社會變革領域，專製政體的存在，獨立創新思想就不很暢通，當政者為了自己階層的利益往往會運用公權來迫害獨立思想者，“反右”運動如此，“一打三反”運動也如此，直到“六·四運動”，類似的情景依然持續著。

其實，對政治體製和社會結構的研究應當和研究自然科學一樣，必定有其最佳模式，最優途徑，目標函數應是全體國民的最大利益。事實上，各國政府都在研究，因為牽涉到利益的再調整和再分配，當政者就不願意正視客觀現實，讓各種不同政見進行深入討論和實踐試行。世界上把有獨立見解與政府意見不同的稱為不同政見者，不少政府對這類人相當厭煩，千方百計企圖迫使他們閉嘴，當年的蘇聯及東歐諸國皆是如此。一個國家隻允許一種聲音，這與世界進步的民主潮流非常不相容，壓製不同政見，迫害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的結果隻能是加劇社會衝突。反之，寬容他們，參考他們的政見能合理調整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和需求，推動民主政治，促進社會和諧。一個工程係統，如果沒有負反饋，係統一定會崩潰的，社會問題也同樣，一個國家沒有不同政見（主要是反麵意見）同樣不能長治久安，早晚會有動亂，這不是“境外敵對勢力”製造出來的，而是係統本身存在問題。我認為，對不同政見者的容忍度是當政者的自信力和民主意願的反映，所以，不同政見者的存在，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必然產物，對社會進步利多弊少。有人擔心他們的存在和發聲會影響政權的權威性，可能造成政權不穩，甚至被顛覆，這完全是專製體製下的思維模式。首先，如果一個政權被批評就會垮，那麽這個政權非常脆弱，一定不代表人民。再者，不同政見者的基本特征就是非暴力非團夥性的獨立知識分子，他們隻有和平、理性的抗爭，根本不存在對政權的實質性威脅。他們大多來自知識界，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知識；能公開表示不同政見，就表明評判精神和道義擔當，並非追求物質利益和權力；能對社會問題提出獨立見解，則表明熱衷公共事務有奉獻精神。如果，這樣的知識精英都不能容忍，很難讓人相信當政者是真心為了國家強盛和社會進步。

其實，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古來有之，他們始終是曆代專製君王的眼中釘，接二連三遭到迫害和整肅，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啟了整治異己知識分子的序幕。雖然唐代詩人章碣明確提醒：“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指出了讀書人不會搞顛覆，但仍然減輕不了獨裁者對來自文人反向言論的憎惡和打擊。在宋代，文人的處境相對最好，因為宋太祖有遺詔，對進諫向君王提意見的文人一律不殺，這樣就形成了“清流派”的文人階層，以議朝政批評當政者為榮，所以，宋朝雖然軍力衰弱，但科技文化則是曆朝中最繁榮的朝代之一，這與開放言路容忍不同政見有很大的關係。到了民國時期，世界上已經曆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博愛、平等、自由已成了基本人權的內容，形成了知識階層的共識。共產黨就是以批評執政的國民黨踐踏民主作為號召民眾的武器，延安的《新華日報》始終以倡導民主為主調。毛澤東在七大閉幕式上講話明確提到：“當前世界的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隻是一股逆流。”執政後，他們似乎忘記了自己當年的宣傳，對意識形態領域的不同意見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專政的手段進行鎮壓，反胡風如此，反右也是如此，文革中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更是如此，規模一次比一次大，整肅的人也一次比一次多，結果反對意見不但沒有消除，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傷害了大量的正直且有社會責任感和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分子，社會上阿諛之風陡長，奉承拍馬的小人和唯唯諾諾的平庸之輩接二連三地被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對國家的興旺和文化的繁榮產生了相當的負麵影響。在現代社會中，不同政見的存在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現象，它是社會的調節係統，有利於執政者不斷地改善社會管理，推動時代進步。反之，如果對意識形態領域的不同政見采用專政手段壓製，必定會使社會畸形，產生內在的不穩定，最終導致崩潰。事實上，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態度是考量執政者是否真心推行民主政治的標尺，專製政體應該到了被徹底淘汰的時候了。

（三）知識和知識分子的社會價值

文革最大的危害是知識和知識分子的貶值。“知識就是力量”是顛覆不破的永恒真理，人類的文明和社會的進步都是在知識不斷的更新中實施的，知識分子永遠是促進社會文明和進步的核心動力。

當年馬克思研究社會發展問題時，指出與最先進的生產方式相聯係的階級是引導社會進步的群體，並根據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的分析，得出產業工人階級是推動社會進步主力軍的結論。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知識分子的隊伍不斷壯大，已經取代了工人階級，理所當然地成了與最先進的生產形式相聯係的階層（近期在網上流傳的普利漢諾夫的封存遺囑也談到了這一點）。所以，縱觀世界各國，凡是重視知識，重用知識分子的國家，生產發展、社會繁榮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反之，都將會出現各種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引起各種形式的政局動蕩。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那時對知識分子還是足夠重視的。從經濟地位看，按1955年工資製定標準，教授收入比司局長略高，副教授比處長略高，講師、工程師比科長略高。從社會地位看，知識分子普遍受到尊重，對國家大事（特別是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麵的事）也有一些話語權。隨著以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開展，知識分子們常常成為受整肅的主體，反複被提醒要“夾著尾巴做人”，要“認真接受改造”，其整體社會地位急劇下降，文革期間降到最低點，與“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並列為“臭老九”，讀書無用幾乎要變成了讀書有罪，科技文化事業受到了巨大的摧殘。當然，隨之而來的就是社會動蕩，百姓受難。十年浩劫過後，確實引來了一段可稱之為“知識分子的春天”的日子，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引領下，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的社會風氣驟盛，考大學、考研究生改變命運為廣大年輕知識分子提供了一條不用屈辱地乞求權貴並切實可行之路，隨後，恢複了知識分子職稱評定，確定了技術職稱的工資級別，教授工資介於行政正局和副局之間，能享受高幹的醫療保障，工程師的工資略高於正科，雖然這比建國初期的地位略有下降，但對“臭老九們”來說已經是相當滿意了，知識分子心情舒暢，大多數人都感到報國有門。

隨著權力的經濟杠杆作用日益增大，知識的社會價值不可避免地急劇下降。在後改革開放時代，權力和金錢成了社會權重最大的兩個要素，隨之而來的則是知識貶值、道德滑坡、誠信缺失、腐敗盛起、貧富差距懸殊、政府公信力下降、老百姓怨氣上升，經濟的連續增長掩蓋不了這些社會弊病的繁殖，也沒有使人民實際體會到真正的和諧和幸福，知識界又陷入了新的彷徨。不平則鳴，曆代如此，現代化的網絡成了我國知識分子公開、和平、理性地表述不同政見的唯一場所，雖經常被一些劣跡斑斑的貪官汙吏們誣蔑為“受西方敵對勢力操縱”，但呼籲民主，呼籲整體改革的聲音始終不斷。因為自由地發表個人意見已是普世公認的基本人權，也是知識分子最看重的自身權利，對它的容忍度是檢驗一個政府是否真正推行民主政體的一個重要標準。既然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那麽知識分子就應該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他們的境遇也應當是和諧發展的衡量標尺。近年來，知識分子待遇與行政官員相比，相形見拙，以上海為例，1993年開始將教授級的醫療高幹待遇取消了（曾許諾以後恢複，至今未見任何兌現跡象），如今普通教授的實際收入隻能相當於公務員中的科級，對公眾事務的話語權更是微乎其微，知識和知識分子沒有體現其應有的社會價值，產生的負麵後果遲早會顯現出來的。

回顧自己的一生，內心最自我欣賞的是自己的獨立思考、喜歡直言的秉性。年少時就是這樣，愉快、順利地渡過了學生時光；文革時過度爆發，以致慘遭整肅；劫後依然如故，坎坎坷坷地走完了從業生涯；風燭殘年還要這樣，把一些本不應該示人的回憶見著於世，給自己的晚年添煩。此時，不禁想起《屈原·涉江》中的名言：“餘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本性難移也罷，生不逢時也罷，我總是想把自己該說的話全部說完，為人生不留遺憾。

來源：網刊《文革博物館通訊》811—817期，2015年2月2月16日—4月6日

《科大瞬間》文學城編輯部
許讚華 803 | 陶李 8112
劉揚 815 | 黃劍輝 815
滕春暉 8111 | 陳錦雄812 | 餘明強 9115
陳風雷 786 | 沈濤 822 | Jay Sun 836
 吳鈞 856 | 喬皛白 1501 | 王9015 | 林菁 8616

投稿郵箱：[e-mail]
公眾微信號：USTCMomen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