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戲大師程硯秋多次遇見過我，但他不認識我。我見到大師的次數，同大師遇見我的次數一樣多，對等。所以，不是由於看他的戲。若是看戲，台下看得見台上的，而台上一般看不見台下的，不對等。我在北京數十年，從來沒有買票進戲園子看京戲，因為聽不懂。京戲的“京”字容易誤導，以為它是基於北京及其周邊的方言的戲曲。其實，京戲是南腔北調的大雜交，再加上唱腔抑揚婉轉，結果，我對京戲唱段中的吐詞咬字的分辯率，最多達到50%。
按北京話，看戲不叫看戲，而叫聽戲。聽比看更重要。所以，聽覺分辨率低者，就無緣欣賞京戲了。當然，並非所有生長於北京的人均如此，我這類應屬於少數。在小學同學中間，大概不超過49 %吧。不論聽不聽戲，在北京（1945年之前，1949年之後）或北平（1945-1949年），四大名旦之一程硯秋，無人不知。
1945年8月暑期，抗戰剛勝利，我的小學五年級已結束，成績又是甲等第末，乙等第一。當時，每學期末要在學校門口張榜公布學生名單，以成績優劣為序，我的名字總是緊貼一條線，該線以右者為甲等，以左為乙等或乙等以下。
開學後即將升入六年級。就到小學最高班了，很得意。那時我九歲。九歲可不是一個值得得意的年齡。社會上（至少在北京），有一種傳統的年齡和性別歧視。
俗語雲：“七歲八歲討人嫌，到了九歲饒一年”。
其意是，七，八，九歲的男性小兒是最討厭的，少招惹他們。現在想想，七，八，九歲時的“榮辱觀”（借用此詞）是有點“反常”。如果一項不軌行為能惹得大人討厭，或挨罵，不但不會感到灰溜溜，反而有一種成功感。瞧！我有能耐吧，我能惹大人開罵了。所以，不軌行為常是蓄意的，目的就是要得到挨罵時的快感。
當時我家住在西四北報子胡同25號。我上的小學是“北平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簡稱師範附小）。校址在報子胡同14號。現今的網頁上說，該校已改名為西四北四條小學。而且說，該校前身為八旗子弟小學之一“正紅旗官學”，建於1883年。在我上學時，還看得見的“官學”痕跡是，高小隻有男生。不收女生。即使貴為滿清遺族格格，也不收。
報子胡同裏，單號路南，雙號路北。14號就在25號的斜對門，出我家門向右斜走約二十公尺就到學校了。
大師程硯秋住在報子胡同18號。也是斜對門，出我家門向左斜走約二十公尺就是18號。程家的黑門總是緊閉的。隻當大師的鋥光瓦亮的專用人力車進出時，黑門才大開。那種人力車，是北平當時的豪華車，相當於今天的寶馬、奔馳。
小學裏的“討人嫌”和“饒一年”們，經常在師範附小門口附近（也就是我家門口附近）瘋玩兒，消磨多餘的能量。所以，常與大師不期而遇。大師對我們從無任何表情。在大師的眼裏，我們不存在，就如眼睛沒有聚焦。我們也沒有看到程氏與周圍的鄰居和師範附小的老師或校長有交往。
嘿嘿，“行為不軌”的下一個目標有了。程家的黑門上有個電鈴，是為訪客用的。當時有電鈴的人家不多。有一位“討人嫌”建議，我們去摁程家的電鈴。摁後，快速跑回25號門後，觀其反應。第一次，程氏的傭人出來開門，沒有看到訪客，以為是偶然事件，沒說話，回去了。我們沒有成功——沒有聽到罵聲。
再接再厲，等傭人回去後，我們再去摁電鈴。再快速跑回。程氏的傭人又出來開門，又沒有看到任何人。這一回，他明白了，一定是這一帶的“討人嫌”和“饒一年”團夥幹的。程氏傭人看不見我們，就站在18號門外，對著當街破口大罵（所以，北京人一般不稱罵人，而稱為罵街，罵大街等等）。我們都藏在25號門後，聽得見罵聲，享受著聽罵的快感。我們也可以從大門門縫向外窺視，欣賞罵街者的臉色變化，有趣，禁不住地竊笑。如此往複數次，都很成功。
再後，又不行了，既便摁了鈴，也沒有人出來開門罵街，因為程氏門房猜到，又是這一夥“討人嫌”搗亂。
為了迫使程家人出來開門，我出了一個主意。當時北平在修馬路，報子胡同口上就有修路用的瀝青。瀝青有黏性，導電，但變形十分慢。我們找了一塊比電鈴略大的瀝青，照準程氏大門上的電鈴猛力糊去。這樣，電鈴就一直在被摁狀態，鈴聲不止。果然，有人出來開門了。一看又沒人，但電鈴還在響。再一看，電鈴上黑乎乎的一片瀝青，愣了，不知所措，竟然不敢動，也忘了罵街。其實，隻要把糊上的瀝青扒掉就行了。程家的傭人也許怕有電，他們可能沒有機會聽過小學的常識課。
小學老師早就給我們講過預防觸電的常識：“電燈的電壓是220伏，不能用手摸，有觸電危險；家用電鈴在20伏以下，沒有觸電危險等等”。當時並不懂電壓，伏和歐姆定律的真諦。但記住了電鈴的電對人是安全的。我有一本“少年電器製作法”（中國科學社，民國27年出版），也講電鈴的製作。
程家傭人一定會稟報程大師：“電鈴騷擾事件”是鄰居中的“討人嫌”和“饒一年”一夥幹的。程氏卻一直沒有到周圍鄰居和師範附小追究此事。還隻是當他的豪華人力車進出時，我們才能看見他。大師程對我們依舊沒有任何表情，水晶體依舊沒有聚焦好，在他的眼裏我們依舊不存在。
程氏沒有追究“騷擾事件”，原因之一也許是，京戲名伶，那怕是有錢的大師，在老派北京人（如正紅旗或其後裔）的眼裏，社會地位並不高，甚或很低。這些老派北京人常講，“朝廷召徽班（京劇前身之一）入京，那是來給萬歲爺解悶兒的，在宮裏演戲，是太監的活兒。”其意就如時下的“正紅旗及其後裔”， 視專用於解悶兒幫閑兒的“文化人”“吹鼓手”為其包衣吧。
大師不追究，我們也就不騷擾了。大盜亦有道，何況小兒騷擾乎。
夏天過後，“討人嫌”和“饒一年”團夥自動解散。除了上課，我的剩餘能量也漸漸地轉移到安裝礦石收音機上（後來進步到真空管收音機）。礦石機的安裝調試很費時，有時弄到很晚，父母及兄妹們都睡了，我一人在靜夜裏奮鬥。一當礦石機在靜夜裏突然發出聲音，興奮至極，其快感，比挨罵大有不同。
礦石機隻能收到一個台——國民政府的北平廣播電台。該台除了少量時間播報新聞外，大部分時間是放送上海百代公司的京戲唱片，夜間尤其如此。所以，每次礦石機收到訊號，十有七八是程硯秋等大師們的京戲。
作為玩收音機的一個副產品，我聽過不少西皮二黃，甚至還說得出各大師們的招牌劇目，如程大師的拿手戲是“鎖麟囊”，著名唱段的頭兩句好像是“春秋亭外風雨暴，何處悲聲破寂寥……”但因注意力始終是在收音機的裝——調——修——拆——再裝——再…，不記得是西皮東皮風雨暴，還是大黃二黃破寂寥。所以，至今真正能聽懂的京劇唱段中的咬字吐詞，依舊停留在50%的水平上。半吊子之謂也。
供辛卯除夕一笑。
方勵之 2012.1.22，Tuc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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