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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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非典型”文革經曆
劉祖平（624）
前言
本文是讀我的朋友忻鼎亮《我在“一打三反”的風雨中——一個文革中的大學生“思想犯”的自述》（以下簡稱 “風雨中”）一文而激發的回憶與感想。好像是時候了，應該把我們這代人關於文革的記憶留下來，以免某一天太晚，想這麽做卻做不到了。
用眾人的回憶描摹文革這一場整個中國社會的大動蕩，有點像“盲人摸象”，畢竟每個人隻接觸過它的某個局部；但這些局部可作為現在和將來的文革研究的素材，隻要都基本真實，把它們拚起來，就構成文革的全景。人們的視角、感受、記憶清晰度有所不同，這並不要緊。但至少，不要讓我們的後代被有些人刻意誤導，以為文革是毛澤東偶爾心血來潮犯的一次錯誤，社會上則由一群痞子流氓式的人組成 “紅衛兵”或“造反派”橫行霸道，本來勤勤懇懇一心為公的幹部無端受到迫害，而廣大群眾對此從一開始便反感和抵製，直到“四人幫”垮台，“撥亂反正”。事實不是這樣的。
許多人對文革的回憶有個大體相似的模式，前麵有他比較得意的階段，可能率領或參加過某個組織，造過反，稱過雄，一度轟轟烈烈，可能知道某些事件的所謂內幕，後麵是他如何受到整肅。當然也有運動開始不久就以“走資派”，“假勞模”，“反動權威”等罪名受迫害的。共同點是比較強調被動性，即使是前期的積極作為，也基本是為當時的宣傳所惑，或為形勢所裹挾，身不由己，屬於“集體的無意識”，所以雖然做過整人，抄家之類的事，應算情有可原，對自己純屬被動的挨整則痛心疾首，甚至怨恨至今難消。
從這些回憶可以看出，有條黑線貫穿於文革始終，就是 “整人”。漫漫十年，多數人往往不是在參與整人，就是在挨整。今天的年青人很難理解“整人”這個曾經每隔幾年就在中華大地上肆虐一番的怪物，好好的人突然被定為“階級敵人”或者“帽子被群眾拿在手上”的“準敵人”，失去自由，所有言論、行為、信件、筆記、草稿都遭到以“雞蛋裏挑骨頭”和“無限上綱”的方式審查，而他做人的起碼尊嚴和包括辯解在內的一切權利皆被剝奪，隻能被批判和淩辱，甚至被毒打，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認罪，同樣的壓力也施於他的親人和朋友，要求與他“劃清界限”並揭發他的“罪行”……而且這種狀態似乎永無盡期，許多被整的人因此精神崩潰，甚至自殺。“整人”對人的戕害比一般意義的“冤獄”殘酷得多。“整人”並不始於文革，它可以上溯到江西和鄂豫皖的蘇區，解放後則在所謂曆次政治運動中大行其道，中共黨外和黨內都有許許多多人被整（本文不詳述）；但是文革可謂“整人”的巔峰，不僅曆時長，受害者多，而且隨著運動的進程，像一張翻來覆去的大網，今天整你，明天整他，每次都有一大批人以新的罪名落網或再次落網。
文革剛開始時，各地黨委和工作組重施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的故技，狠整給他們提意見的或他們看不順眼的人；想不到，利用人民對“整人”的不滿，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毛澤東突然出來支持造反與“奪權”，於是第一批挨整者成為造反派的核心甚至新的當權者，也用整人的伎倆對付他們看不順眼的人和整過他們的人，包括大批連聲驚呼“不理解”、“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的各級幹部；更想不到，目的基本達到後，毛澤東掉轉槍口，因各地情勢不同，造反派們或分而治之式（先利用這派整那派，再反過來整這派）、或一網打盡式，紛紛又受到更慘痛的整肅。而且，整人的名目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比如批封資修，批反動學術權威，清算17年（從1949算起）黑幫黑線及代表人物，清查叛徒特務，清理階級隊伍，清查“516”、各地的某些發明如“內人黨”和“裏通外國”的分子，一打三反（重點是打擊稱為現行反革命的文革活躍分子），加上與高層人事異動有關的，如打倒“變色龍”、揪出“小爬蟲”，清算某某在某地的代理人，批林批孔和評法批儒，批回潮，批宋江式的投降派，批右傾翻案風，總之，不要說親身經曆那個時代的人說起來還心有餘悸，沒經過的人隻要看看這些名目，就能想象：遠至幾十年前投身抗戰或參加革命的愛國者，近到剛剛響應毛澤東號召積極參加運動的青年學生，廣及從事學問、藝術乃至平凡勞動有成就的各行各業人士，凡是表現有點突出的中國人，除了四人幫的親信之類和極少數“保護對象”以外，差不多“總有一款適合你”，落網挨整，在劫難逃。
我自己的文革經曆大致也分兩段：前期相對自由，有所作為。後期挨整，聽候發落。但我稱之為“非典型”的經曆，主要是因為：一，我做的事都是自覺的，或主動的，經過了自己的思考，希望推動形勢向我認為好的方向轉變；二，除了遊行時跟著喊喊“打倒劉少奇”之類的口號，我從未參加 “整人”，我的作為都是對挨整者的（往往不合時宜的）同情或聲援，直到後來自己也被整；三，我在文革期間的言行當然不能說都是對的，有些在今天看來甚至荒唐可笑，但我對所有言行負責，沒有什麽可向外界推卸，而且無怨無悔。這麽說有個前提，文革是毛澤東加到全國人民頭上的一場特大災難，一定程度上是文革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與整人之風盛行的必然結果，我已把它看作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現實，不當作“怨”的對象。當這場災難勢如狂風暴雨般來到我們身邊時，表現為影響國家未來命運的大動蕩，從小就崇尚“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我，不能想象自己怎麽可能不投身進去，就算因此而淋濕，而摔倒，也無可懊悔。事後回顧，自文革初期批判工作組“整人”並稱之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我一直不滿形形色色的“整人”，認為是反動路線的“借屍還魂”，如果有可能，我會和它鬥爭。可慶幸的是，正因為有這麽一點與“整人”鬥爭的意識和遲早會整到我頭上的預感，才能在挨整前注意“自我保護”，挨整時保持清醒，盡量正確應對，甚至如當年獄中的地下工作者一樣與“獄外”建立了聯係（這一點我相信很少見）。正因此，挨整後的我在精神上雖受傷但沒有重傷致殘，好比雖在戰場上受挫，仍然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有生力量”—— 我在這裏指保留了能用學到的知識做工作的機會，和我基本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
寫這篇回憶的時候，我最感欣慰的是，那種大規模（據說會定下各單位要整夠百分之幾的指標）的“整人”已經被中國人民唾棄，不可逆地走進曆史。盡管還有“因言獲罪”，盡管還會有冤假錯案，但即使刑事犯罪的嫌疑人，也要保障其為自己辯護的基本人權，不僅寫進了法律，而且深入人心。我希望，以後撰寫中國近代史的人，除了頌揚共和國“走向繁榮富強”的光榮征程，也能用些篇幅記錄建國後曆次“整人”運動造成的悲劇，包括“整人”如何在文革達到頂點，然後走向滅亡，剖析從中應汲取的教訓，評述主要領導人的功過。例如現在人們談到鄧小平，常說到的隻是他開創了改革開放的偉業；而我覺得，從他開始，確定階級鬥爭不再是中國社會的“主旋律”，即便高層有變動，也不搞“批倒批臭”，不到基層抓追隨者，直到此後幾屆中共領導逐步將“整人”摒棄，也是件了不起的功績。
該言歸正傳了。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劉祖平，1945年生於上海，1962年從南京的南師附中考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當時在北京）近代物理係，學製五年，文革開始時在四年級。仿照忻鼎亮“風雨中”的路子，先從家庭背景和文革前說起。
一、我的家庭和少年時期
我的祖父和外公為我的家庭奠定了基礎。祖父名叫劉驥，字菊村，湖北武昌人，生於1888年，是我從小最敬重也很親近的人。外公名叫周作民，江蘇淮安人，比祖父稍年長，性格較寡言而有威嚴，我對他大抵算“敬而遠之”。 祖父和外公都有資格進入“民國名人傳”。祖父是國民革命軍高級將領，曾任第二集團軍（馮玉祥部）總參謀長。外公是銀行家，創建金城銀行並任總經理，後來同時任董事長，兼任過上海“北四行”等聯營銀行，永久化工公司，民生航運公司等企業的董事長。 兩人性格相異，文武殊途，但他們的經曆卻有些共同點：都生於民族憂患最深重的年代（稍晚於蔣介石，早於毛澤東），都出身相對清貧，都從幼年起矢誌救國，都從追隨孫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起步，以不同的方式有所作為，既盡最大可能為國家出力（有時很冒險），也獲得了較高的社會地位。最後，他們都從愛國與“反蔣”過渡為中國共產黨的友人，外公還為新中國的成立做過貢獻（幫助李濟深等民主人士在“十一”前由港抵津），並終生受到中共政府的禮遇。
從他們和我其他親屬的敘述，我相信，中共用三年多時間打敗蔣介石，國民黨的幾百萬軍隊，靠的是全國人民的支持，或者說是因為蔣介石徹底失掉了民心。解放後，祖父先後任職湖北、江蘇省政府參事，一直對國家的建設成就、積弊治理、國際地位提高持讚頌態度，是真誠的。外公率先實現銀行公私合營，又留下遺願，1955年病逝後將遺產全部捐獻給國家（如將許多收藏捐給故宮博物院）而不留給子女，也是真誠的。
父親名叫劉宅仁，是祖父的獨生子，無兄弟姐妹，中學畢業後赴德留學，抗戰期間回國，主要在高校任教，因為第一次求職的關係成為海港工程學著名教授，1952年從上海同濟到南京華東水利學院（河海大學）。母親名叫周芳遠，有兄弟姐妹各一人，以前幫外公打理社會交際（因為外婆文化低），解放後才（主要憑借自學）先後在中學和大學教外語，先教俄語，後改教英語，到退休仍是中級職稱。 我們家兄妹五人，大哥相貌俊秀，但不太自信，二哥才思敏捷，四弟倔強而自立，最小的妹妹最受寵，有點嬌氣。他們四人的名字分別是桓、偉、弘、芳（弟妹不用祖字排行），似乎都比我的“平”字更“高大上”。我從小在家地位不高，第三個男孩，從小笨手笨腳（學不會正確地用筷子，用毛筆，跳繩，踢毽子，什麽球都玩不好），與別的孩子鬧矛盾永遠被父母批評（如果與弟妹——大的不知道讓小的！如果與哥哥，盡管動手吃了虧——都是大的，一個也不懂事！），但書櫃裏有幾乎無窮多的書，這種環境使我在家盡量多看書，少做其他活動，一般沉默寡言；但在學校，因看書多而似乎博古通今的我很受同學歡迎，麵對人群高談闊論，獲得喝彩是我的一大樂趣。這促成了我“能內向，也能外向”的雙重性格，我自己頗為欣賞並有意加強，形容為“喜歡熱鬧，享受孤獨”。當然，考上科大後，我在家的地位有所改觀，閑談中父母常會說，“小三的話蠻有道理”。
我也有青春叛逆期，加上學校教育鼓勵我這種“出身不好”的人擺脫家庭影響，當學生時我頗不以父母的意見為然，常有意反其道而行，比如他們一向出言謹慎，怕沾政治的邊，我卻非常關心政治時事，好發議論。但是，多年後愕然醒悟，父母親才是對我性格影響最大，常使我有意無意在模仿的人。父親和他的朋友圈都是留過洋的知識分子，當時算為數甚少的精英，他們真心相信自己學到的科學知識並以此為報國之途，對有迷信封建色彩的種種陳規陋習堅決不認同。隻要不合道理，越有人說這是風俗，是習慣成自然，越說明不隨波逐流，進而改變之是他們的責任。父親一生做事認真細致，不論事大小，力求每一件都做得科學合理，寫書或譯書每個字都用得準確精當，至於對自己有無好處，旁人如何評價，他不很在意。母親最令我敬佩的是她永遠平等待人的態度，不管什麽情況，她總是滿麵春風，不卑不亢，在真誠尊重他人，處處為他人著想的同時散發著她自己的尊嚴和教養。
與在家裏相比，我在學校的地位有些怪異。小學和初中渾渾噩噩，高中開始，我才逐漸有感覺。一方麵，我學習成績優秀（也是到高中才意識到），積極參加集體活動，同學關係極好，而且要求進步，早就交了加入共青團的申請書；另一方麵，偏偏入不了團。老師大多對我的印象不錯，但團幹部不喜歡我，其中原因我後來才懂。一般人靠攏組織，匯報思想時姿態很低，總是好些事想不通，很苦悶，渴求幫助，團幹稍加點撥，於是茅塞頓開；我卻從不需要誰指點迷津，所談的問題我都知道答案，往往還引經據典，言之成理，雖與流行觀點或上級意誌不完全一致，也不準備輕易改變看法（其中包括當時未完全公開的中蘇論戰，祖父視力不好，我為他讀《參考消息》，所以比那些團幹多了解些背景情況）。事後回想，我那些看法其實談不上正確，有些也“左”得很荒謬，但是總要講出點道理來，不肯人雲亦雲，不肯當“馴服工具”。對我講的道理，團幹既不願接受，又反駁不動，別扭之餘，結論是我“驕傲”，居然沒有思想問題，讓他們無法幫助。我各方麵越努力做，甚至做得越好，越證明我驕傲。“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當時算個毛病，不是什麽大事，但他們認為正是驕傲的根源。偏偏還有些同學信服我的道理，高三時的團支書曾因此說，我們班最大的問題是“對劉某某的個人崇拜”。這種情況從高中延續到大學，我一直遊離在團組織之外，直到全年級50多人隻剩下兩三個人沒入團。經過思考，大三時，我曾對校文工團一位積極開朗，但也入不了團的朋友說過：世上與我有關的事無非兩類，第一類取決於我的努力；第二類由他人決定，比如入團。我隻想集中精力做好第一類，並相信人生的意義全在其中，我可以活得快樂充實，有尊嚴，有價值。第二類嘛，隨它去了，該有的，會有的。
以上種種因素，鑄成我的性格，大概也決定了我的人生，包括文革中和其後的遭遇。 曾想過這種性格用什麽話描述。小時聽大人說，有種孩子當大人訓斥時並不反駁，但基本不聽，我行我素，稱為“蔫強”，似較接近（我頭頂有兩個“旋”，常有人說這表明我很“強”）。青年時酷愛讀書，所幸封、資、修還都不禁，我都喜歡，尤愛論語，孟子，古文觀止等古籍，很欣賞孔二先生所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我的性格有對這種“隻求內心滿意，不求他人理解”的境界的向往。文革中批判電影《早春二月》，說蕭澗秋是“追求道德自我完善” 的個人主義者，我不理解也不喜歡蕭先生拒絕陶嵐女士愛情的行為，卻不反感這個稱謂，好像可以用來說我。最後一種說法有個故事。本來，受父親影響，我們兄妹從小都不信甚至鄙視占卜算卦，求神問佛、風水看相之類；但1958年我一個人到武漢看望病重的祖母，祖父的朋友帶我到漢陽歸元寺玩，說那裏求簽很靈，慫恿我去求一根，我大步上前，既沒有像別人那樣下跪磕頭或合十施禮，也沒有先叨念一下有何疑難向佛請教，便抽了根簽。簽是“上上吉”，有四句詩，後兩句是“青白黑黃君自覺，何勞問我決融通”。這兩句說的似乎就是後來的我。一切事該不該做，全靠自己判斷，服從良心呼喚，無論神佛，長輩，老師，上級還是眾人議論，一概事先不問，事後也不在意反響如何，覺得對，就做了。“至於成敗利鈍”，連諸葛亮都說“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我怎麽能預料。好在這個簽說，盡管持“何勞問佛”的態度，佛並不計較，結果將基本“融通”，放心吧。這當然是個笑話，嗬嗬。
二、參加四清運動
我一直慶幸，在文革前參加過一年四清，否則我的命運大概將截然不同。 1965年暑假，大三結束，我們624（近代物理係62級）學生先把宿舍從玉泉路搬到中關村（靠近藍旗營）的一個小院，然後到北京市順義縣馬坊公社，成為市委領導下的四清工作隊隊員，我被分配到大胡營村第一生產隊。
許多人談到當年的支農勞動、上山下鄉、向貧下中農學習等十分不屑，斥之為浪費青春。四清運動的內涵或許不怎麽樣，但對於我這樣一直住在城市、隻進出家門和校門的學生，這卻是我接觸普通而樸實的中國農民、了解真實的中國社會細胞的第一個機會。這一年我學了很多，成熟了很多。比如說（這和本文主題關係不大），大胡營一隊有三位農民被我看作讓我受益一生的老師，盡管他們各有各的缺點，幾乎都是文盲：一位是工作方法機智、有古大將風範、既能應付上級、也頗受群眾擁護的生產隊長，我後來負點責任時，有難處常想起他；一位是小時被炸傷、右手隻有一根半手指頭卻凡事自立要強、年年冬天出工修水庫必當勞動模範、小家庭很幸福的殘疾青年，是我勵誌的榜樣；第三位是我的房東李大爺，一個鰥居的木匠，日子過得滋潤，愛喝兩盅，樂於助人，村裏大事小情愛幫著張羅，半夜下雨了，他總最先跑到場上去遮蓋糧食，工作隊有意培養他入黨，要我跟他談談。他說，“我一把年紀了，兒子不在一起住，沒人要我養活，人一輩子圖什麽？人過留名，雁過留聲，隻要我蹬腿以後，有一天，有一件事，有一個人說，要是老李頭還在，這事他準給大夥辦了，我這輩子就不算白活”。他入黨的事後來沒有下文，但我常在各種境遇下想起他這番話。回到正題吧。搞過四清的人幾乎都有這樣的體會：動員農民憶苦思甜，一定要小心引導，否則農民憶苦時很容易把話題拐到60年以後的挨餓和58年的幹部作風粗暴、強迫命令上。先以為這是因為農民政治素質低，當笑話傳說。後來從也參加四清的親屬、中學同學、同學的同學那裏不斷聽到，類似的故事竟遍布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我忽然意識到這並不可笑。這是場全國性的災難。憶苦者往往明確說，這場災難比過去的天災、地主老財剝削壓迫更厲害。更糟的是，除了沒文化的農民，誰都不這麽說。從農民口裏，我聽到58年大躍進深耕、密植、高產田、煉鋼鐵、吃食堂不要錢是怎樣的鬧劇，聽到農民對公社化後“一平二調”有多麽反感，也知道了“三年自然災害”是個彌天大謊。總之，我知道了報紙、廣播、政治課講的不全是真的，為了安全，作為有知識有文化的人，有些真話不能說。
四清期間，全國開展學習好縣委書記焦裕祿，我們奉命給農民讀報，引導學習。讀到一半，有的大嬸大叔哭了。他們說，我們縣崔書記（或縣長？名叫崔旭東？）就是焦書記這樣的人，他自己打過長工，了解我們農民，和我們可貼心了。在場的人相互補充，都抹眼淚。說下去我才知道，因為不讚成58年的胡鬧作法，這位崔書記59年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職了。從科大同學處聽說，這樣的場景在全順義縣各村都有發生。這位能在離職六年後讓全縣農民為他落淚的幹部贏得我極大的敬仰。大躍進和隨之的反右傾在我心裏的顏色完全改變，從此我對彭德懷元帥和所有“右傾分子” 懷有好感。
生活賜給我一個更深入地了解農村的機會。上級忽然下令，每個村必須寫一部圍繞土改、合作化、公社化直到四清的“村史”，否則運動不能“驗收”。部分是因為在該如何民主選舉生產隊幹部的問題上與工作隊負責人有過爭論（這事不細說了），我奉命退出日常工作，專門寫村史。因此我獲得特權，可隨意“采訪”任何村民，特別是當年的土改或合作化的積極分子。有些此時作為“四不清幹部”、正遭受打擊的“階下囚”有機會大談“當年勇”，他們和我聊了很多。從解放前算起，至少對大胡營村，我基本看清了近二十年來曆史發展的脈絡：土改確實為共產黨贏得了農民對解放戰爭的支持，雖然很多違反政策的劣行令人難以接受；早期的互助組與初級社基本貫徹自願原則，與不入組入社的人相比，也確實表現了優越性；從很快轉為高級社並突然宣布入社的土地牲畜不再分紅（似為首次嚴重失信於農民）開始，上級意誌越來越強，農民積極性急轉直下；公社化則根本談不上農民擁護。那些曾經的功臣說起互助組和初級社時眉飛色舞，講到後來則搖頭歎息，有人坦承曾在強迫命令成風時毒打群眾致傷致殘，但又訴說處於上級壓力之下，實屬不得已。我從不打斷被采訪者。我相信這些口述曆史基本真實，而且這個真實是不難發現的。我想起，小時候學過黨中央某決議，說要用十五年時間完成農業合作化、公私合營等社會主義改造，後來卻隻用兩三年就完成了；人們曾驚歎工作推進神速，似乎共產主義已近在眼前。當然，也想起了毛澤東對“小腳女人”式幹部的批評和對人民公社的讚揚。那時的我不可能懷疑毛澤東的偉大，隻是隱約覺得這裏似乎有些下情未能上達。我知道這個村史不好交差，要在不說假話和不惹麻煩之間找平衡。好在後來四清被文革打斷，這個任務不了了之。
感謝四清給我了解中國真實國情的機會，給我一把判斷是非的客觀標尺。等到文革中敘述毛澤東與劉少奇（及彭德懷等人）“兩條路線鬥爭史”的材料拋灑得鋪天蓋地時，我不會再信那些把毛的主張如大躍進、人民公社之類吹得天花亂墜的鬼話。另一件要感謝四清的是它也給了我一個機會，從幕布後麵看看“整人”的戲法是怎麽回事，當它那可怕的魔爪向我伸來時，我不至於驚慌失措，俯首就擒。
工作隊有責任調查“四不清幹部”的經濟問題和一些人的曆史問題。有經驗的幹部教我們這些學生怎麽審訊“犯人”，無非幾招：一是“詐”（你的問題我們已經掌握了，現在就看你的態度…），二是“挑撥”（某某已經交代了，還揭發你…），三是“攻心”（要是從嚴，你的妻兒會…），目的就一個，誘迫被整對象爭取“坦白從寬”。說穿了，要是被審者這幾招都不吃，整他的人弄不到新材料，往往黔驢技窮。
當時馬坊公社的工作隊由三群人組成，科大學生之外，還有音樂出版社和北京市東城區委的幹部。出版社的知識分子比較文弱，在大胡營的頭是位社級領導，在延安魯藝工作過的老革命，據說因為思想比較“右”屢屢挨整，有位剛進社的大學畢業生和我們很好，說過這位老幹部被整的故事。這從另一側麵告訴我，假如挨整，書生氣、秀才遇見兵是不行的。東城區的人政策水平不高，道德底線很低，整人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常常說得吐沫橫飛。教會我怎麽對付“整人”，主要歸功於他們。記得他們的頭在跟我爭論該如何安排選舉時，大叫：你懂不懂，民主不過是一種手段！潛台詞分明是，騙騙人就可以了，不是真做的。我有時想，浮誇吹牛、欺上壓下、強迫命令等之所以成風，大約與這樣的幹部人數很多有關。
四清還在進行，文革的風已吹起來了。批判鄧拓的《燕山夜話》和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還有上海姚文元批吳晗的《海瑞罷官》，陸續見於報端，可能因為彭真的幹預，也登過被批判者檢討、解釋的文字。類似的批判見得多了，當時我沒太當回事。但在感情上，我不大喜歡氣勢洶洶“打棍子”的文章，對被批判者（貌似幾位比較有學問、有修養的領導幹部）並無惡感。 1966年6月1日風雲突變，主要媒體高分貝播發聶元梓大字報和人民日報社論，點燃了人們心中為革命衝鋒陷陣的火焰，把整個國家帶進一場特大災難的深淵。很快聽說，北京城裏，特別各高校，全亂了。 焦躁地等到6月中旬某一天，我們告別大胡營村牽手依依的村民和灑淚漣漣的青年，回到玉泉路科大校本部，暫住在教學大樓五層的教室裏。
三、我在文革中的活動
這些活動以我成為挨整對象結束。在批我的會上，一位同學說：“毛主席教導我們，無產階級要用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你劉某某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就是想用你的世界觀改造世界！” 這種上綱的話不用辯解。我低著頭，麵無表情，心裏說：小子，你說對了。 剛從四清前線回來時，科大已麵貌大變。中科院以與 “彭真黑幫”有關係為名停了校黨委書記劉達的職，派出以院秘書長、前任校黨委書記鬱文為首的工作組進校掌權。我們連忙去看大字報，批劉達的有一些，似乎不痛不癢，反而是對工作組表達不滿的比較尖銳。 劉達到科大任職時間不長，比鬱文短得多。對於學生，劉達做的事主要是教育改革，雖然不少舉措在我們四清時才實施，我們聽說過，如試行“學分製”，允許學生自主選課、單科升級，很多人包括我有好感。文化大革命顯然不該隻整彭真或與他共過事的人的問題。我們馬上想起關於四清工作隊的一個文件，其中說在某地任過職的人要“回避”，不回該地去當工作隊員。被大學生都應積極參加運動的號召驅動，稍作交流，意見統一，於是一張大字報貼了出去，聲稱鬱文不宜擔任駐科大工作組組長，我班團支書領銜，我和很多人簽了名。這張大字報其實沒產生什麽影響。
科大學生對工作組的反感與懷疑日漸上升，6 月下旬，也剛結束四清回校的626（無線電係62級）學生組織了反工作組的遊行。幾天後風向陡變，在李雪峰擔任書記的北京新市委領導下，工作組發起反擊，許多人被“抓遊魚”，在各係被批判，被鬥爭，我們第一次親眼看到什麽叫整人的群眾運動。昨天還在一起聊天說笑的同學，轉眼失去自由，成為 “反革命”，變成批鬥的箭靶子。有人跳樓致殘。恐怖籠罩著科大和北京市所有高校。
在那張大字報上簽了名的人都受到壓力。幾乎所有人立刻轉變立場，承認“客觀上幫助了階級敵人”（既然不是主觀上，似無大礙），深表悔恨，大概誰也沒料到，當初並非領頭人的我卻是例外。我無意收回觀點。因為工作組要組織同學“幫助”我，我寫了個書麵意見讓轉交工作組，大意是：我並沒說鬱文有問題或工作組有錯誤，隻認為他應該回避； “回避”寫在黨的文件裏，是一條原則，並不是說應回避的人在原單位必有問題；如果中科院黨組認為鬱文不必回避，我服從工作組的領導，參加運動，但保留個人意見。因為被問到如何看待正進行的批鬥活動，我回答：被批判者中，物理係賈誌斌是教員，情況恐較複雜；那些學生，特別是我認識的634（我們係63級）王國政和626一些同學，盡管觀點有錯誤，應該不是反革命。意見交上去，沒人再來找我，大概在工作組看來 624 的大字報本是小 case，不值得大動幹戈，或者我說的話符合組織原則，沒有明顯的辮子好抓。
恐怖氣氛還是有的，有些人與我保持距離。後來知道，工作組要給群眾劃分“左中右”，624共50多學生，管我們的人比較慈悲，隻有二人算“右”（5%的比例？），我占其一。看文化大革命竟變成以整學生為主的運動，我十分不滿，對被整的人很同情，但就個人來說，大概因為從來就不是領導眼中的“左派”或紅人，我安之若素，並沒覺得受到迫害或者這將嚴重影響前途。那時有“三過主義”一說，“業務過得硬，政治過得去，生活過得好”，與我對未來的希冀大體相符，在這樣的問題上保留點不同的聲音，不受領導待見，好像並沒越過“政治過得去”的底線。想不到的是，這種狀態隻維持了一個月左右。 7 月底，先是聽人傳說中央文革小組在北大的講話，然後中央領導突然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高校學生代表（我班有 “左派”同學參加），工作組撤走了，整學生的活動戛然而止。隨後，毛澤東《炮打司令部》，“造反有理”和“鎮壓學生運動沒有好下場”，中央《十六條》，運動以出人意外的方式突然轉身並加大馬力，更大的動蕩席卷全國。
科大沒人管了，曾經的“遊魚”組成造反派，和聲稱要專心批鬥劉達的“籌委會”對立，其他人一盤散沙。我不大關心校內運動，因為找到了更值得做的事。 我們成立了“北京市大專院校批判李雪峰聯絡站”，為首的是我的同班同學紀世瀛，他善於看準時機、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政治才能得到展現。四清中斷後，他曾聯絡若幹高校的一些人共同批判舊市委在四清中的作為，此時正好轉身，將矛頭指向新市委及其派往各校的工作組，批判整學生的惡行。這時，北京各高校黨委靠邊，工作組撤離，一批自稱造反派的組織群雄競起，有的人數眾多；共有二三十所高校的組織參加我們的聯絡站，其中表現積極的有北大、政法學院、人大、北京工大等。聯絡站的主要業績是組織了兩次李雪峰本人到場的全市性批判會，一次在8月下旬，北京展覽館劇場，場內滿座（各組織分票），應該有幾千人；第二次大概在9月份，北京工人體育場，據說超過十萬人。
那一個多月我很興奮，有時很忙，第一次批判會前曾因會議準備工作徹夜未眠。科大隻有十幾人參加聯絡站工作，沒有組織的名號和聲勢，不客氣地說，卻牢牢掌握著聯絡站的領導權，靠的是我們的思想素養，團結不同人群與嚴密組織的能力，還有勤奮的工作。雖然後來的事實表明，我們的努力在文革的瘋狂浪潮中幾乎沒留下痕跡，但當時的我曾付出極大的熱情，希望把工作組整人的罪惡路線徹底批倒，學生整學生的慘景不再重演。另一方麵，那時的運動猶如野馬脫韁，無法無天的體罰、虐待、人格汙辱像傳染病一樣流行，我們的努力的另一個側重點是提倡理性，強調政策。兩次組織批判會都與北京市委（此時由劉建勳等人負責）有協調，比如由我另一位同學張建通與市公交公司一起安排大量與會人員的車輛交通，李雪峰的安全交接更是重中之重。每次批判會，李雪峰都在主席台側前方（與主席團的坐席稍分開）專設的小桌後就座，備有紙筆、熱水瓶和水杯，讓他聽批判和控訴，願意的話可以記錄；進出會場時，有十多名強壯的小夥子保證沒有一根手指頭觸碰到他。
周恩來總理注意到有這麽一個聯絡站，曾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來看望，並表示嘉許。另一個注意到我們的人物是正紅極一時的大左派聶元梓，曾邀我們去北大夜談，我也去了。聶暗示她背後有來頭，希望我們關心中央上層鬥爭，擴大批判麵，特別把矛頭指向當時尚未被點名的鄧小平。事後討論，我們不信任聶，覺得她是想利用我們，沒有再聯係。
這段工作對我的思想很有影響。我享受到積極有為的價值感。更多地了解一些可說是沾滿血淚的事實，我對整人路線更加憎恨。記得看過一張小報，好像說的是西安某大學，一位品學兼優的女生被工作組整成反革命，過去似眾星捧月一樣待她的人突然都惡臉相向，穢言相加，她從高樓躍下，香消玉殞。小報的一段話觸動了我：假如曾聽到一句同情的話語，看到一個溫暖的眼神，她或許還有生的願望。我後來常想起這段話。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引發了全國大串連。北京的學生往外走，各高校幾乎走空，到處擁擠著外地來京的學生。《紅旗》 10月初發社論，工作組整人路線被定名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運動打擊的重點，代表人物顯然不是區區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批李不再吸引人了，留在北京已無事可做。我對掛著“首都紅衛兵”的名號跑到全國各地“炮轟”、 “火燒”省市委的做法興趣不高，不是“紅五類”出身，我當不了紅衛兵，如此自稱有冒充之嫌，何況那時各地已轟得差不多了。10月，響應中央“步行串連”的號召，我們五個科大學生曆時60天，行程2000多華裏，背著行李，從北京一步步走到延安。我珍視這次鍛煉體能和毅力、飽覽祖國河山、接觸普通民眾的機會。途中，我們拜訪了耿長鎖、王玉坤、陳永貴等農民勞動模範，看望了劉胡蘭烈士的繼母、當時正受紅衛兵衝擊的胡文秀和她們全家；在向管理者充分說明我們對文化古跡的崇敬保護之情後，獲準瞻仰了因怕遭受衝擊而封門的晉祠；還到處聽老鄉講革命故事，比如在窯洞的炕頭上講青化砭伏擊戰，講老鄉對從陝北出去的許多幹部如習仲勳後來的遭遇的惋惜與同情。當然這些與我在文革中的其他活動沒有關聯。
中央又號召“回校鬧革命”。67年1月，我坐火車回到北京，仍滿懷積極投身文革運動的雄心。科大形勢再次大變，以賈誌斌為首的“東方紅公社”（以下簡稱東社）聲稱已經奪權。工作組時期未見有何表現的幾個人自稱是我班的造反派，正批判政治輔導員，批判團幹部。我不屑於其所為，無意與他們為伍。
一件轟動消息是科大“雄師”戰鬥隊給中央文革貼了大字報。詳情可見忻鼎亮寫的《中國科大的雄師和井岡山》（以下簡稱“雄師和…”），我剛回校時好像還看到過這張大字報。第一感覺是略有同感，中央文革到處支持炮轟火燒、卻容不得別人批評半句的“手電筒”主義明顯不合邏輯，更不合我們對“大民主”、“放手發動群眾”的理想式解讀，江青不時的撒潑與順嘴胡說尤其離譜；但那個時間點，炮打中央文革的聲音大多來自曾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行不法、惡跡昭彰而此時隻稍受懲戒的“聯動紅衛兵”，雄師大字報要求“正確對待”他們，這令我不喜歡。當時沒覺得此事與我有多大關係。
若幹天後，雄師被抓。共抓5人：周平、馮正永、朱棟培（文革時改名朱軍）、江明德（文革時改名江曉東）、黃曉光。“雄師和…”對此有描述。我印象中，此事的性質屬於東社扭送，可能是應東社強烈要求，公安部門派了警車來，不是公安部門主動要到科大來抓人；另外，江、黃二人與雄師並無關係，不過是各自暴露過某種“反動觀點”，被東社的“鎮反組”報材料時捎帶上的。幾人中，朱、馮與我同係而且熟識，朱本是60級學長，因學習特別好，曾來我班介紹學習經驗，此時已是教員，馮是64級學弟，所在的小班與我們班有過聯誼活動；周、馮、朱在運動前期都有過造反的“功績”。我理解和同情他們為什麽想“勸說（不應該叫炮打）中央文革”，對學生挨整的事以這樣的方式變本加厲，尤其東社向昔日戰友背後捅刀子的行為深感憤怒。這個時候，我覺得該做點什麽了。
然後有了科大“井岡山”。這是個完全因思想一致而聚到一起的團體，625（近代力學係62級）有個7人的“紅炮班”戰鬥隊基本上集體加入，其他人是不同係不同年級的 “散兵遊勇”。除我之外，主要成員有625的陳玉龍、倪詩茂、範雪玲等，645的何毓寧，636的趙婉如，631（數學係）的肖傑，643（化學係）的陸宗偉和陳孝原等，陸是周平的同班同學和好友，但沒參加雄師，應該是不很讚同雄師貼那張大字報。“雄師和…”對井岡山也有介紹。這些人結識的詳細過程記不清了，大體上是兩三個人先談得投機，說起某係還有某人似也持這種觀點，於是有一兩人去找他，從文革開始談到當下，常常談得終日不倦，大有知音難得、相見恨晚之感。科大井岡山存在的時間雖短，我們之間的友誼延續了很長。“雄師和…”把我的名字寫在最前麵，實際上，陳玉龍無疑是井岡山的一號召集人；組織小，不存在“領導班子” 或者第二三位的排序，但我承認，我在井岡山裏很積極，也有些影響。 科大井岡山的命名有明知身陷重圍、我自巋然不動的寓意，對將受到壓力有精神準備，它沒有功利性的目的，要說宗旨，就是四個字：“不平則鳴”。成立之初，我們用大字報宣布了井岡山的主要觀點，其中最紮眼的一條是（大意）：“雄師有錯誤，但不是反革命。” 關於這一條，我跟不少主要成員說過，如遇到爭辯，可以從很多角度闡述後半句，前半句則決不展開來討論，決不正麵回答“雄師錯在哪裏”或“哪些意見是合理的”之類的挑釁性問題，以免被人家套出來你與雄師觀點類似。這對保護自己很有必要。不管他們怎麽給雄師的行為上綱，我們的罪名至多叫做“為雄師鳴冤叫屈”，定不成“暗藏的雄師分子”。在更小的範圍裏，我曾說，關於雄師錯在哪裏，各人見仁見智，心裏有數，不必討論，時間不合適、對象不合適，都是錯誤。弦外之音是，他們錯就錯在居然給肯定不接受意見的人提意見。對這一點，記得陸宗偉曾報以會心的微笑。這時候的學生已不可能像文革開始時那麽天真。正如與雄師一起被抓去的江、黃二人，各大學甚至中學都有些學生因為思想特異、被稱為觀點反動而受到殘酷打擊，甚至被捕判刑。我所在的624，同學邊賀泉在別人的大字報上加批注，勾起他幾年前向團幹部匯報的駭人的“活思想”被人透露，遭到全校批鬥，扭送公安局；同學吳庭芳66年10月寫過一張大字報，質疑運動方向是否犯了根本性的“左傾”錯誤，又收藏劉少奇的繡像和著作，受到批判並限製自由。在醞釀成立井岡山的時候，我們曾訪問也不大以東社為然的數學係總支書記呂競，他關於“延安整風”其實怎麽回事的一番話令人毛骨悚然，原來整人之風不是近期才有的現象，自我保護是做人必備的本領。
除了雄師問題，井岡山批評東社其他種種唯我獨革、踐踏民主、壓製群眾的行為，特別是對幹部、對所謂保守派的無休止的排斥，這也是“不平則鳴”。我執筆寫過一篇大字報，名為“賈誌斌綱領批判”，譏諷東社掌權者是“我革命了，不準你革命”的假洋鬼子，“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 的得誌小人。後來與東社分庭抗禮的科大“延安”中有人與我說起，曾覺得井岡山的觀點很為他們出氣。
遺憾的是，作為一個組織，井岡山沒走多遠。當時我們正與東社大字報論戰，一般群眾總覺得我們與雄師沾邊，不敢靠近，部分出自我們對群眾組織該如何行事的理想主義觀念和自以為“有理走遍天下”，我們想搞一次麵對麵的回答疑問或觀點交鋒，起名為“開門整風”。為保安全，我們在事先的內部會上相互問過，有沒有什麽辮子被人抓在手上，尤其是陳玉龍，他有點口沒遮攔，東社攻擊的矛頭似乎也針對他。回答都是沒問題。事實說明，我們太幼稚了，低估了對手“鎮反”的能力。
3月底或4月初，一間大教室，我、何毓寧、趙婉如三個人坐在講台上準備回答詢問或批評，井岡山主要成員都在，到場群眾不算少，東社頭頭之一、626 的陳思軒帶著一幫人顯然有備而來。我們剛答複了幾個很一般的問題，這幫人就對著陳玉龍發難。具體什麽事記不得了，好像是陳玉龍跟一位女生（他的女朋友？不是井岡山成員，名字不說了）說過很犯忌諱、我們也不讚同的觀點，那位女生對外擴散了，糟糕的是人家證據確鑿，陳玉龍隻好囁嚅著認罪，灰頭土臉地坐在上麵的我們措手不及，無法幫他辯解，東社很容易就控製了會場，好像還押走了陳玉龍，抄了井岡山的日常活動地點。 此後，不再有以科大井岡山為名義的言論或活動。相當一部分“井岡山人”仍頻繁交往，保持友情，什麽都談，包括文革運動。陳玉龍是個例外，雖然並未被長期關押，可能因政治壓力或愧對大家，基本沒再與我們往來。5 月，大概收集的罪證實在夠不上按“反革命罪”論處，“雄師”從公安局放回來了。我們分別組合，當天去看望了周平、馮正永、朱棟培等人，讓他們知道在科大他們不缺少同情和理解，有人為他們鳴冤叫屈。還有件小事，範雪玲用不少心血編輯了《魯迅語錄》，我們（出勞動力）幫她實現了印刷出版的願望。
今天看來，科大井岡山垮台的原因還是在內部，以思想會友聽來美好，組織力太脆弱了，純屬“秀才造反”；何況那時候思想越活躍，危險越大，好像聚一群人走鋼絲，走的人多了，難免有人摔下去。有一點我不同意“雄師和…”，井岡山大多數主要成員後來並沒被整肅，陳玉龍被弄成“反動學生”和我挨整與井岡山沒有直接關係。它實現了我們向被整的人表達同情的初衷，付出的代價不大，畢竟“雄師不是反革命”這個看似有風險的觀點後來根本構不成罪名。要是願付這點代價的人都沒有，世界一定變得更壞。
文革在繼續。東社的短視政策自食其果，4 月下旬，由幾位有造反光榮史的人率領，反對東社的各種人組成“延安公社”（延社），科大從一家獨大變為兩派對立。在外地，隨著軍隊“支左”，對群眾組織有打有拉，兩派爭鬥成了各省市和許多部門的運動的通用模式。北京高校最有勢力的幾個造反派組織之間也矛盾不斷，天、地兩大派逐漸成形。
既然還能活動，能講話，我沒打算袖手旁觀。在科大有件值得做的事：保劉達。前文提到，運動初期劉達就被中科院“拋”出來，但他文革前推行的教育改革似在科大頗得人心，尤其得好學生與好教師之心。而讓我開始真心欽佩和想進一步了解劉達的，是工作組剛撤走時，“籌委會”組織的劉達批鬥會。麵對主持者喝問，“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你在家這些天都幹了什麽？”劉達不慌不忙掏出一個小日記本，每天幾點到幾點，讀毛選哪篇文章、報紙哪個社論，逐條道來；無奈的主持者打斷他，宣布禁閉劉達並“勒令勞改，打掃廁所”，話音剛落，劉達一步搶上前來，靠近話筒，大聲說道：“讓我勞動可以，但把勞動作為懲罰人的手段是錯誤的！”那種“士可殺不可辱”的氣概令我肅然起敬。
此後我更關心劉達，兩種信息使我對他的好感有增無已。其一是劉達在禁閉勞改期間寫的“思想匯報”，它經過有些 “看守”之手，在同學中當笑話流傳。他毫無卑躬屈膝之媚態，而是結合具體事例，談自己深入基層、參加打掃廁所勞動的“收獲”，比如一樓廁所總是最髒，越往上越幹淨，他建議設計樓房時應該底層的廁所最大，高層可以減小。“虎倒不失威”，他保留著做人的尊嚴。其二是一些人去黑龍江“外調”後寫的大字報，揭發劉達 1959 年在該省任職時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我對“三年自然災害”和“反右傾” 的看法已如前述，劉達當年怒斥“大煉鋼鐵”、“浮誇風” 的生動語言極有個性，引起我強烈的共鳴和敬佩。我一直喜歡韓愈的話，得謗者“名亦隨之”，認為符合辯證法，這些批判材料在我身上產生的效果是個例證。
1967年春，正無事可做時，有人（肖傑？）建議去衛生所樓上看看仍關在那裏的劉達，幾個井岡山的人和他連聊了幾晚上。我們對劉達的了解越來越多，關係從彼此略有戒心到友好親近，對他的敬愛之情與日俱增。此時，《紅旗》社論已有“解放幹部”的說法，校園裏出現了呼籲解放劉達的大字報，為表明立場，這樣的大字報都有點刺眼地稱劉達為 “劉達同誌”；我們參加了這個行列，記得我寫的一張大字報署名為“歡喜漫天雪”。同時，我們開始積極串聯這些“劉達的同誌”，626的張臘狗等人就是那時結交的朋友。願意站出來保劉達的人心很齊。一番策劃後，大約67年 6 月，“幹部問題聯絡站”正式登場。“雄師和…”說，雄師和井岡山代表了科大的一小段“背離文革主旋律”、“不應被忘記”的曆史，我認為幹聯站也是。正如後來批幹聯站的人所言，它所說的幹部問題其實隻有一個中心任務：聯絡所有誌同道合者，保劉達。而且這個“保”不是“革命小將解放犯錯誤、被罷官的幹部，讓他們工作”，不是一種施舍或利用，在其核心成員心目中，劉達是所有幹部的楷模，也是自己願一生效法的榜樣。後來幹聯站受到很大壓力時我說過一番話，可能是有代表性的：“劉達不是一般可保可不保的幹部。為了保他，付什麽代價都值。即使你我今後別無所成，有幸認識這樣的人，曾在這場風浪中與他站在一起，我們這一輩子不算白過。”正當“造反有理”的時候，沒聽說別的高校有這種以鐵杆保某位幹部為宗旨的組織。科大之所以有幹聯站，當然有劉達的人格魅力因素，也反映了組織者追求真理、不圖功利的品格。當時科大東延兩社對立，幹聯站從成立之初就明確不與任何一派掛鉤，固然因為想保劉達的人兩派都有，更因為不願淪為某一派爭權奪利的工具。客觀上，幹聯站的普通學生裏曾反對過工作組、抵製過“籌委會”的人偏多，他們大多屬於東社，這為後來延社猛攻劉達的種種“問題”，並力圖將幹聯站抹上東社色彩埋下了伏筆。其實，東社主要頭目如賈誌斌從來沒表態保劉達，他的親信一直將幹聯站視為異類；這與延社頭目決定對劉達死攻不舍一樣，都是出於“策略”的考慮，而這種考慮正是我鄙視他們的地方。
幹聯站的一號召集人是張臘狗，井岡山的趙婉如、陸宗偉等是“班子”成員並發揮了重要作用。我積極參加了幹聯站策劃過程，包括最早的與各戰鬥隊分別接洽，參加聯席籌備會，以及對王震的一次訪問。劉達與王震的友誼始於在晉北的抗戰，因為性格相投，曆久彌堅，那年“五一”毛澤東上天安門，據傳講了一句話：“王大胡子是好同誌”，使王震剛剛擺脫了農口造反派組織的圍攻，我們帶了一張劉達寫的條子，到王震在麟閣路的家去拜訪他，受到誠摯的歡迎。王震對劉達的評價，還有他談及劉達的“右傾錯誤”時痛斥黑龍江、河南等地“大躍進”諸多惡跡的快人快語，更堅定了我們保劉達的信心。但是，在幹聯站正式成立後，我基本沒有參加它的運作，原因主要是：這邊的事已經有人做了，而在校外，更具體地說在北京大學，我又發現了值得努力去做的事。
我們的宿舍在四清前已搬到中關村，在玉泉路的教學樓裏隻是棲身之地。科大井岡山垮台後，我有時回中關村，以那裏為據點，到北京各高校看大字報，了解文革動態。我最常去的是北大，因為離我住處近，消息比較多，又有些當年一起批判李雪峰的戰友可拜訪。我很快就覺得，北大的運動落入了令人難以容忍的境地。
北大最特殊之處是那裏有毛澤東“欽定”的大左派聶元梓，黨委靠邊後，以聶為首的“新北大公社”掌權，一手遮天。聶一方麵自稱秉承（其實是她揣測）毛澤東的旨意，變本加厲地整老知識分子、特別是堪稱學界泰鬥的一批文科老教授；另一方麵，與社會上的“反逆流”、“抓反革命” 相呼應，在北大搞了以所謂“三忠於四無限”為名的校內整治運動，大整思想比較解放的師生，甚至凡是曾批評聶或其親信的人，都扣上“否定毛主席親自樹立的紅旗”的帽子，嚴加打擊。整人的規模與力度比去年的工作組更有過之，被整成反革命的多名師生含恨自殺，有人向我講過一位女生自覺走投無路，服農藥自盡的悲慘故事。而聶依仗與中央文革小組有“通天”的關係，有恃無恐，將自殺者一律斥為“自絕於人民”追加撻伐。如果讓這樣的惡婆橫行，天理何在？這時的北大校園裏，雖然多數人敢怒而不敢言，還是有五個相互獨立的小組織發出不同的聲音，人們按反聶的言詞激烈程度排序，依次稱為“團零飄井紅”：“北大團派”（從新北大公社分離出來的“造反團”）和“零派”（又稱“北京公社”）比較溫和，人數稍多；另三個都隻有一個戰鬥隊的規模，“紅旗飄”由原先的紅衛兵組織蛻變而來，內部團結，較敢說話，有戰鬥力；“井岡山”和“東方紅”則思想稍有些“離經叛道”，一般群眾不太敢接近。通過一位批李雪峰的戰友介紹，我認識了紅旗飄的頭頭牛輝林、牛泰升和骨幹成員屈長江等人，感覺很談得來，對牛輝林尤其有好感，認為他敢做敢當，頭腦清楚且不走極端，有組織能力，演說特有煽動性，我稱之為有“領袖氣質”。與“零派”一些人我也有過接觸。我希望北大的這些派別能聯合起來，共同反聶，而挑頭者似非紅旗飄莫屬。有這想法的人顯然不止我一個，既然聶元梓掌權的北大是“天派”堅固堡壘之一，各高校“地派”組織有些人員在北大鼓動遊說反聶，我在紅旗飄的活動場所結識了他們中的一些人，與我交往最多最深的是地質學院“東方紅”作戰部的頭頭鄭文卿（後來，正是他跟我講了他們一群“小將”如何奉中央文革小組之命到四川押解彭德懷元帥回京，卻與他們的總頭頭朱成昭一樣，都變成保彭分子的故事，使我對彭元帥的人格魅力更崇敬備至）。從此，我以盡力在北大幫助組成反聶陣線為己任，常與牛輝林等人一起分析北大校內外的形勢，探討鬥爭或聯合或爭取群眾的策略，有時談得太晚，就在北大學生宿舍休息。牛輝林對我也很信任，這個階段具體討論過什麽事和我說過什麽意見記不清了，但我覺得有點“知遇”的味道，紅旗飄的人告訴我牛曾對他們說，“老劉歲數不大，閱曆卻很深”。
與此差不多同時，我開始關心軍事院校、軍隊文藝團體的造反派，不過投入的精力少得多。這些造反派與自稱“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組織對立，後者得到空軍吳法憲、海軍李作鵬等（時稱“李王張”）、總後勤部邱會作等領導幹部及機關的支持；5月13日，在多個地方造反派組織的聲援下，軍內造反派衝擊了“無革派”組織的一場演出，不料，若幹天後林彪卻親自出席觀看了同樣的演出，於是這些造反派被稱為“衝派”，慘遭打壓。經鄭文卿介紹，我多次拜訪軍事測繪學院某衝派組織，有過幾次長談（後來為保安全，我把有關聯係方式、來往記錄都銷毀了，故早已忘記接觸較多者的姓名）。當時軍隊各總部首長中，總參楊成武和總政肖華的態度似較公允，對衝派的言詞較緩和，衝派對他們抱有期望，軍測是總參下屬院校，受到的壓力稍輕，眼下似尚無危險。但他們告訴我，空軍、海軍、總後各單位整人的情況慘烈得多，許多人作為反革命被批鬥，自殺事件時有發生；民憤最大的是總後邱會作，此人有與高衙內類似的毛病，文革前曾因非禮下屬醫院的多名護士被舉報，“作風問題”有案可查，文革開始後便受到醫院、軍醫大的造反派衝擊，不得不藏匿起來，在“5.13事件”後乘機反攻倒算，當初揭發、批判他的人，甚至曾遭他非禮的受害者，皆被扣以“攻擊汙蔑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的罪名，含冤挨整，生不如死。聽得我義憤填膺。但是，對這些軍內造反派的朋友，除了建議他們在“低潮”時期適當收縮，注意保護自己之外，我出不了什麽好主意。這些活動的一個重要影響是，我對林彪的印象逐漸變壞，用我當時的話說，這個人似乎“過分重視幹部與他曆史上的部屬關係”。
科大東社屬於地派，應該是通過鄭文卿的推介，東社作戰部的人主動找我，我和他們建立了一種微妙的關係。一方麵，作戰部的部長陶榮甲、副部長何埜熙、“北京站”站長陳應天和我接觸甚多，成為朋友，我常參加他們的會議，貌似該部的一名骨幹成員；另一方麵，我從未參加東社或其任何基層組織，對東社及賈誌斌等人仍有很負麵的看法。我相信有些人的說法，賈的“鎮反組”還在搜集我的“黑材料”。
我藐視賈及其親信這種滲透到骨子裏的整人習性，頗為不與他們為伍卻能影響東社的“外交政策”自傲，並由此發展出長期左右我的一套觀念：保持獨立性，不參加任何組織，永遠不要讓別人替我做決定或者表態，我為而且隻為自己的言論和行為負責。
但是，挨整的可能性必須重視。特別是，我奔走於科大、北大，有時還到軍測、地院，常麵對一群未必都很熟悉的人縱論古今，分析點評，雖然“言多有失”，但這正是我自認為能發揮作用的強項，如何自我保護，我有過認真思考。說來有點幽默，我總結的“八字方針”取自《毛澤東選集》，所謂軍人戰術要領不外兩條，“隱蔽身體，發揚火力”，據毛的解釋，不努力做第二條是右傾逃跑，做不好第一條是左傾冒險。身為戰士，正在戰鬥，不可不牢記隱蔽身體是發揚火力的前提。以為真理在手，“舍得一身剮”，不管對象場合，咣咣地把觀點和盤托出，無異於端著槍跳出戰壕，看似雄壯，早讓人家一槍撂倒了。其實這八個字在科大井岡山已有雛形，我主張大講雄師不是反革命，屬於發揚火力範疇；不討論雄師觀點的對與錯，是隱蔽身體的要義。此後進一步發展，比如有些話隻意會不言傳，點到、窗戶紙不點破即止，你有了這個印象，但這句話我沒說；在人較多（人越多，將來越容易有人被迫交代揭發，也越容易坐實罪名）的場合，可以談得神采飛揚，但不得意忘形，決不透露最“尖端”的觀點或不為一般人所知的事情。同樣為了隱蔽身體，我可以和別人詳細討論各種具體問題該怎麽講，怎麽才既有效又安全，但文革中我從不對人說起這八個字，以免在挨整時被當作狡猾的對手重點整治，或者被人說成是對抗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某種程度上，我在文革中雖然受傷，還能保存元氣，全身而退，與這段思考有很大關係。
1967 年這個夏天我很忙，有時睡得很少，而心情很好，精力充沛。有一次與科大井岡山的朋友交談時我說過，我對科大東、延之間（其主要頭頭是一丘之貉），或北京天、地之間（我曾譏為“惜蒯富王賓，略輸文采，聶婆譚婦，稍過風騷”）兩派糾纏的多數話題皆無興趣，認為沒多大的是非，派性而已，隻有三個願望，並願為之奮鬥：在科大，解放劉達；在北京高校，清算聶元梓的罪行；在軍內，使邱會作之流受到應有的懲罰。那段不長的時間，雖然看來很難，我這三個願望似乎都在向前推進。
科大，幹聯站步入正軌，保劉活動頗有聲勢，不僅許多學生熱情高漲，敢於肯定劉達來校後政績的中層幹部也不乏其人，紮實的調查取證等工作正在展開。許多人相信，因為劉達從未被敵人抓捕，不可能是（當時正抓得天昏地暗、雞飛狗跳的）“叛徒”、“特務”，沒有致命傷，他的解放和恢複職務隻是時間問題。
北大的形勢更好。“團零飄井紅”聯合如願實現，反聶師生中彌漫著興奮的情緒。新組織定名“北大井岡山”。在籌備會上，我見過兩位值得敬佩的人。一位是北大副校長、老科學家周培源先生，他對聶迫害師生的惡行憤慨已久，此時欣然允諾出任井岡山的一把手，說明聶已到“天怒人怨” 的地步。可惜的是，據說周總理出麵勸周先生，為了更好地保護他，他不宜參加群眾組織，周先生不久後退出了井岡山的活動；而且直到文革後，周先生的傳記等各種褒揚文字都有意略掉這一段，因為官方可能覺得與造反派有勾連不光彩，其實這正表現了周先生為人最可貴的品德：嫉惡如仇、不畏強暴的正義感和舍我其誰的社會責任感。另一位是有傳奇色彩的哲學係青年教師郭羅基，他曾是聶元梓反陸平時堅定的同誌，後來批評聶而被打壓，索性站出來，以他極具鼓動力與啟發性的演說成為反聶師生崇拜的心靈導師。我印象中他不屬於任何小組織，是位真正的獨立戰士，在“隱蔽身體” 和“發揚火力”兩方麵都堪稱楷模。從這時直到80年代末，他努力推動國人思想解放和社會走向公平進步，影響很大，從陸平到聶元梓、孫蓬一，後來的遲群、謝靜宜，再到鄧力群等人都想整或整過他，但他穿越多重槍林彈雨，至多掛點小彩，戰士雄姿依然挺拔，從沒被整倒。
8月下旬，北大井岡山正式成立。大操場上搭起主席台，周培源的講話慷慨激昂，牛輝林（這時是二把手，今天的話叫 CEO）的講話則振奮人心，挖苦“老佛爺”（那時放映批判影片《清宮秘史》，聶元梓因作風類似片中的慈禧而得此綽號）的話犀利詼諧，各小組織頭頭的表態鬥誌盎然，台下的聽眾一掃昔日重壓下萬馬齊喑的陰霾，喜笑顏開，歡呼不斷；地派各大組織皆有熱情洋溢的賀辭，連與聶同屬天派的清華井岡山（曾是挨整學生的蒯大富據說一直不以聶為然）也寫來賀信；文藝團體各組織送來了精彩的節目，包括胡鬆華的獨唱。我坐在主席台後排聽大會發言，後來坐在草地上欣賞演出，同時一直與身旁的紅旗飄戰友低聲交談，沉浸在人生有為的價值感中。那是我在文革中最難忘的一天。
放眼全國，那段時間裏，各地支左、軍管的軍方與造反派組織的矛盾加劇，7.20武漢事件更把中央文革小組牽扯進去，可能像去年炮轟地方黨委一樣“揪出軍內一小撮”的說法不脛而走。三軍衝派對再把造反的矛頭指向無革派的那幾個後台暗抱希望。
但形勢變化的方向和速度都出人意料。就在 8 月下旬，
肖力（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李訥）貼出攻擊解放軍報社負責人趙易亞的大字報，想不到的是，這股邪火突然燒向總政的肖華。這導致又一個科大獨有、別校均無的事件：“東方紅” 作戰部的“保肖聲明”。
聲明似由陳應天起草，經陶榮甲、何埜熙與我修改定稿，宣稱：肖華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不應該被打倒。發聲明的動機，感情占第一位，肖在軍內兩派問題上的表態總比吳、李、邱等的調門低幾階，是為衝派落實政策的希望所在，而他作詞的《長征組歌》是許多同輩人最愛唱的歌曲（北大井岡山的人演出過，“紅旗飄”是組歌的第一句歌詞）；理性方麵，則認為肖以“紅小鬼”出身著稱，與被打倒的黨內軍內大人物並無特殊關係，運動前期毛澤東似很信任他，周總理帶著感情保他的話流傳甚廣，我還有個分析，軍隊裏隻由關係鐵板一塊的一夥人掌權是治國的大忌，毛不會不清楚，所以肖應該打不倒；不過也有功利甚至投機性的因素，希望高層很快出來保肖，東社作戰部將因獨具慧眼而聲名大振。事實上，肖華很快在三軍無革派等掀起的陣陣浪潮中淹沒，這個聲明在科大以外的反響很小。唯一可慰藉的是，聲明的自我保護很到位，全文高調正麵評價肖華，並不批評貶斥倒肖的勢力和可能的後台，所以我們發出了想發的聲音（還做了去政治學院拜訪莫文驊將軍這種有點犯忌的事），並沒在事後招來麻煩。科大一定有人曾想追查此事，卻失望地發現這個字斟句酌的聲明沒有大辮子可抓。肖華被衝擊後，我沒有再去過軍測。
同樣意外的是，中央文革小組站在台前到處亮相表態的王力、關鋒突然被打倒，曾被他們支持的群眾組織蒙頭轉向，江青卻更活躍，而她正是聶元梓聲稱的靠山。一次接見北大兩派的會上，江青當麵批評道，“牛輝林（此時已是井岡山的一把手）你並不高明”。這比她動不動說某某“是壞人” 當然好一點，但也足以對井岡山和牛本人形成巨大的壓力。這時的新北大公社已承受住井岡山剛成立時的震撼，憑借聶頭頂的左派光環和手中掌控的資源站穩了腳跟，多數職工和不少一貫聽話的學生還在它的旗下，於是乘勢猛烈進攻，井岡山雖然寫手們的鬥誌和筆鋒依然強勁，時而發動反擊，但基本以防禦為主，在校園內處於守勢。與以前相比，好處主要是已非幾個人孤軍奮鬥，對手不可能為所欲為，暫無人身安全之虞。客觀形勢如此，扳倒老佛爺的前景畢竟渺茫，記得井岡山有過一篇大文章起名為“總為浮雲能蔽日，我喚東風掃長天”，借用李白詩的前七個字充分表達了骨幹成員的某種悲憤和無奈。牛輝林等曾與我談起，他們設想的最好結果是堅持到實現“大聯合”（此提法開始在報刊中出現），作為兩家聯合者中的一家，似應能為全體成員的政治安全提供保障。
科大校內的形勢也詭譎莫測。延社視劉達問題為東社的軟肋，他們能量很大，調動種種關係，搞來了楊成武、戚本禹（這兩人後來被打倒）、康生等人對劉達不利的定調表態。保劉最積極的中層幹部李俠，因為多年前曾閑談她參加革命初期的經曆遭延社幹部卑鄙的揭發，以“攻擊江青”的罪名被正式逮捕。幹聯站也在壓力下苦苦堅持。
折騰一番之後，到1967年深秋，除了偶爾還去北大，我又回到基本無事可做的狀態。這是讀書和思考的時候。我讀了幾篇馬克思、列寧的著作，更多的時間用於讀史書，差不多通讀了《資治通鑒》，記得是西單有家舊書店低價處理“四舊書籍”，倪詩茂與我合買了《通鑒》，全套，線裝，有胡三省的注，當時如獲至寶。讀通鑒的目的，我本來就對史學、特別中國史有興趣，讀古知今，可以增加閱曆，也是好的談資；更主要的是總聽說毛澤東最愛讀史書，尤其常讀通鑒，想由此窺測他那既要人民“緊跟”、又讓人民難以預料的 “偉大戰略部署”究竟玄機何在。思考的對象主要是文革整個過程，上溯到運動的起因和建國以來的政治鬥爭。這些使我對很多問題有了更深的認識。與我有思想交流或切磋的，主要是倪詩茂等井岡山的朋友和（通過倪介紹認識的）忻鼎亮等“齊衛東”戰鬥隊的朋友（參見“風雨中”）。對於基調逐漸從“你不講理，我更不講理”向全麵武鬥過渡的現實的運動，我基本上置身事外，隨它去吧。順便說，68年春節前後，我在（四清及）文革中唯一的一次回到在南京的家，看望飽受運動衝擊（但有些大磨難還在後麵）的父母親，意外地為八十高齡而肺病忽然惡化的祖父送終，還應倪詩茂之邀去上海住了一些天。值得一說的是，在南京我和許多中學同學過年期間一起去逐個看望慰問從前的老師，特別是文革初期曾慘遭中學“紅衛兵”毒打和淩辱、這時還算“有政治問題”的幾位老教師，這在那個時期並不多見，從老師們喜出望外、滿含熱淚的眼中，我再次看到對挨整者的同情與尊重有多麽可貴。
這段時間，我的行徑像一個“逍遙派”，但我沒忘記我做過的事。有一點我很清醒，66 年的《十六條》有個伏筆，真正有問題的學生“留待運動後期處理”。曆史知識也告訴我，人不管做了什麽，總有一天要麵對它的後果。有個例子表現了我的理念：應倪詩茂等相約，我在中關村見過“教師周進聰被打致死事件”後剛逃離科大的一名東社頭頭（名字不說了），我勸他盡快自首，記得還講了戰國時藺相如勸得罪趙王的繆賢不可逃亡燕國的故事，千萬不要幻想可以投奔他在外地結交、暫時似頗有力量的“朋友”。後來在多少有些被迫的情勢下，他到公安局自首了，事實證明那是他最好的出路。
另一個例子是我為牛輝林出的最後一個、應該也算最明智的主意。北大兩派間的攻防態勢延續到 68 年由文鬥轉為武鬥，該時段我已很少去北大，聶派向某學生宿舍樓發動突然襲擊以致武鬥擴大那天晚上，我恰好在另一幢樓裏。當晚，牛輝林問我對如何反擊的意見，我的建議是隻守不攻，實在撐不住哪怕全體逃離學校，決不主動策劃攻擊行動，決不下令死守；運動總有結束時，一切會秋後算賬，兩派群眾不是你死我活關係，你不應為任何人的死亡負責，不管他屬於新北大還是井岡山。為了強調，記得我向牛輝林講了南京的“P 派”在武鬥逐漸升溫之際突然全師撤出城區、退往挹江門外下關區的例子，這個行動避免了南京市內的大流血，贏得民眾的廣泛讚揚。後來井岡山相應決策的詳細過程我並不清楚，但他們果然把還在校的所有本派學生收縮到北大東南角的六幢樓裏，從不主動出擊，樓與樓之間和一幢樓到校門之間搭起帳篷樣的走廊，以防對方從臨近樓上瞄準下麵走的人扔石塊，直到軍宣隊進校。我也不清楚牛輝林個人後來的全部遭遇，但作為文革中有一定影響的學生領袖，雖受過整治，他是少有的未受牢獄之災、也不必受良心譴責的人。
1968年夏天，刹不住車的武鬥招來了進駐各高校的軍工宣隊，已經自由放縱兩年的學生再次受到管束，經常在中關村住的我也被召回玉泉路，參加政治學習。顯然，處理問題學生的“運動後期”已近在眼前。雖然一直注意自我保護，雖然不能說沒有僥幸心理，我“在劫難逃”的感覺很強烈，老是同情挨整者，自己挨整的時候快到了。畢竟，負麵的消息不斷傳來，我的“三個願望”這時都進入可怕的低穀：科大，不知是相信某些高級人物的斷言，還是被劉達桀驁不馴、藐視其權威的態度激怒，軍工宣隊宣布劉達是“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強迫幹聯站負責人認錯檢查（隻有張臘狗等少數人頂住）；北大，軍宣隊根本無意公平對待兩派，而是與聶派沆瀣一氣，聽到傳聞說，井岡山各級頭頭大多進了挨整的“學習班”；軍內更不必說，有副統帥林彪罩著，黃（黃永勝代替楊成武入主總參）吳李邱等人氣焰熏天。既然如此，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我的應對措施是“堅壁清野”，銷毀（撕碎，從下水道衝掉）一切與文革有關的帶字跡的紙張，如信件、文章底稿，特別是外校人員的姓名住所電話；當時最舍不得、也不好處理的是從四清回校開始記的幾本日記，詳細記錄了我每天的行蹤和見聞，包括重要消息或看到的大字報的要點，雖然為了安全，我記實而已，沒有一字寫我的感想或褒貶態度，但還是決不能讓它落在整人者手裏，成為追查線索或上綱批判幾乎無窮盡的彈藥源。借口要與下鄉插隊的表妹道別，我晚間請假（那時離校要請假，但管得不嚴）把日記帶到表哥家，囑他代為保存，不行就毀掉。可惜的是，後來我被“專政”，表哥擔心自己也被抄家，他將它們付之一炬，要是保留到現在，就有史料價值了。我仔細回想自己前一段的言行，特別是“話酣耳熱”時有沒有一時興起，說了什麽過頭話，考慮應對之策。順便說，這種時候，最不該做的是“訂攻守同盟”，值得信任的人用不著訂，不值得信任的訂了也靠不住，一旦訂立同盟這個事被供出去，不但增加你很難賴掉的罪狀，還讓人家確認你“一定是條大魚”。
該來的總會來的。1968年12月上旬的一天，4係、5係、 6 係三個係開聯合會時，工宣隊一聲令下，我被兩個人從身後抓住，雙臂反扭，以“噴氣式”的姿勢押上台，與先前揪出的專政對象站成一排。我在文革中的曆史不得不翻開新的一頁。
直到這時，我對“三願”並不後悔。我相信人是有善惡的，而誰善誰惡並不由那些自稱某司令部的人說了算；讀史讓我相信“善惡有報”，尤其相信惡人“多行不義必自斃”；我相信“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不過善者或惡者本人未必能親眼見到一切都報的“時候”。我已經不能再做任何事促進“時候”到來，但曆史規律仍在起作用，我等得到它，看得見它。
也許1968年最想不到的，是三願的結果如此“經不起” 等待： 聶元梓最先惡貫滿盈。幾年後我才聽說，似因“清理階級隊伍”中有太多的北大師生被迫自殺，聶又與高層為此派來代替原軍宣隊的遲群、謝靜宜對立，她這自認為毛澤東親手樹立的“不倒的紅旗”大約在 1970 年被毛親手砍倒，最終送進監獄，長期服刑。與此對比，絕大多數被她整過的井岡山派學生雖有身心創傷，還能畢業和工作，此後為國為民多有建樹，包括牛輝林。
林彪集團 1971 年的下場最令老百姓驚訝。隨著在溫都爾汗“葉落林凋天有眼（我後來回憶文革的一句詩）”，黃吳李邱從權力的峰頂幾乎垂直跌落，直到判刑入獄。
劉達問題反而最晚解決。科大遷到安徽，當地對這位老資格幹部似有點不知如何是好，約在1972年，據說王震到合肥做工作後，劉達解放，官複原職。此後短暫地在科大（“回爐班”是享譽至今的德政）、改革開放時期在清華大學和人大常委會，劉達為中國走向複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遺憾的是政治運動虛耗了他那麽多寶貴的年華。
三願皆實現後，雖然到舉國歡慶“四人幫”覆滅、“江翻海倒地重輝”（前一句的對句）還有四五年，我挨整的階段基本結束了。
四、我在文革中的“尖端”思想
學生在文革中挨整雖與行動有關，但大多如“風雨中”所寫，屬於“思想犯”，因為他們有些言論被人抓住辮子，說成“惡毒攻擊”或“思想反動”。那時，對毛澤東、江青、林彪的某些“不敬”議論(例如“江青有小資產階級情調”) 和喊口號口誤、寫大字報筆誤是多發病，而“毛澤東思想能否一分為二”、“是否讚成(馬克思說的)‘懷疑一切’”，是讓人回答時稍有不慎便掉下去的常見陷阱。犯忌諱的觀點常被稱為“尖端”思想，突出表明其與眾不同和充滿危險。所以，在回憶挨整過程之前，有必要先把我的尖端思想梳理一下。
文革前，我像所有中國青年一樣對毛澤東極為崇拜，對他的英明偉大堅信不疑，學習毛的著作像學功課一樣認真，希望也能比多數人學得更好。我熟讀《毛選》一到四卷，有些重要文章做過心得筆記，深入思考過如何用書中的哲理指導自己的生活和學習，毛的《詩詞》及後來常用的《語錄》更滾瓜爛熟。有點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學習心得讓我在文革中更不容易輕信毛絕對正確，在挨整時又成為幫我加強防衛、抵禦攻擊的武器。
那麽，文革以前，毛澤東有沒有什麽話讓我覺得不理解，或不舒服呢？回答是有。 四卷毛選，隻有一處我難以接受，那是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引用了朱熹(我一直不喜歡這個主張“存天理，滅人欲”的人)的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反動派之所以被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推翻，問題不在其人而在其道，怎麽能推翻其人，卻沿用其道呢？何況就算“治其人”，怎麽會還用反動派迫害革命者的罪惡之道呢？中共不是一直講優待俘虜、改造罪犯做得多麽好嗎？那時我覺得這僅是引用朱熹的話（畢竟不是毛自己的話）不當，後來才感到，這句暗藏血腥味的話與建國後殘酷的整人運動聯係緊密，隻要指某人為敵人，“治其人之道”便多麽凶狠歹毒都無所顧忌，換言之，這句話不僅使無數挨整者死於非命或傷痕累累，也澆滅了許多參與整人者尚存的天良，將他們引入不歸的歧途。
有一個當時覺得很小的疑點。文革前發表的《九評》論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條件，引用了毛澤東的話，“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為了再現那時的情境，我特意抄錄全文，請問讀者，讀了這段話有何感覺？有毛病嗎？這段話在邏輯學上屬於列舉“不完備”，它漏掉了一種人，“反對過自己而實踐證明其正確”的人。為什麽毛澤東沒提也要團結這種人？因為這種人非常容易團結，所以不必提了？這個疑問那時隻在腦子裏閃了一下，後來卻久久不忘，直到多年後我找到答案。到下文再細說吧。
前文說過，參加四清使我對一係列農村政策產生了負麵看法，但當時並沒有與毛澤東個人的作用聯係起來，隻隱約覺得報刊的宣傳與實際不完全一致，大躍進並沒造福人民，雖然毛提倡實事求是，真正實事求是的人往往倒黴。
轟轟烈烈的文革開始了。很快，隨著毛澤東暢遊長江，撤工作組，支持“造反有理”，在天安門城樓上戴紅衛兵袖章，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文革進行到底，喧囂一時的整人路線被毛沒費吹灰之力就打得片甲不存，我像周圍所有人一樣精神亢奮，頭腦火熱，對似乎既高瞻遠矚又深明民意的毛敬佩得五體投地，唯恐對他的繼續革命理論理解不夠深，跟他的戰略部署跟得不夠緊。
但是，隻要腦子還在動，產生疑問是不可避免的。像“風雨中”作者一樣，我曾以為毛放手發動群眾到處“炮轟火燒” 各單位黨委的內在邏輯是“真金不怕火燒”，好的領導者歡迎批評，於是和群眾一起鬧革命；壞的壓製批評，反而暴露了。但事實如何呢？全國所有省市黨委百分之百被轟垮，能與調門高得可怕的造反群眾達成妥協的一個也沒有；自稱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中央文革小組一麵支持炮轟火燒，一麵壓製批評比誰都狠，老虎屁股摸不得。這不能不使人迷茫。多數負責幹部不管怎麽做都逃不脫被打倒，少數人則為所欲為，依然紅光罩體，刀槍不入。運動的真諦到底是什麽？
關於“懷疑一切”的爭論是文革的一個點綴。我上中學時就知道並喜歡馬克思的《自白》，那是他對女兒燕妮的二十問的回答，包括他喜愛的座右銘是“懷疑一切”；我相信這表明了馬克思獨立思考、絕不迷信、絕不盲從的科學精神，當然他不是沒有信仰，正因為經過質疑和論證，他的信仰更堅定。馬翁這句話理應得到尊重和提倡。想不到有人把“懷疑”曲解為否定，於是形成爭論，更想不到，此時官方居然公開指責懷疑一切是無政府主義反動思潮，而且連一點對馬翁原意或何種情況下不該妄用的解釋都沒有。再加上林彪大說特說“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無異於主張盲從，使我迷茫之外還有些憤懣，連馬列主義老祖宗說的也不買賬？從此，問人是否讚同這四個字成為入人以罪的陷阱。順便說，我對這一問有個“標準答案”：“我認為，馬克思說‘懷疑一切’與毛主席說‘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麽’是同樣的意思”，我不多加一字發揮，你能給我扣什麽帽子？還有件事顯得詭異。66年，隨著一群中學紅衛兵狂熱鼓噪，文革前常說的“毛主席像太陽”變成“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有時還加上‘最紅最紅’)的紅太陽”，而且喊遍寫遍、譜成歌曲唱遍了中國大地，我忽然看到一張批判某中學生 “反動言論”的傳抄大字報，他說“紅太陽是快落山的太陽”。這句話很刺眼，但平心而論，說話人本意是反對“紅太陽”的稱呼，並不是惡毒攻擊。他說的不過是個符合科學的常識。從此我忘不了他的話，稱毛為“紅太陽”似乎很像中國曆史中常見、先在民間傳說而後來應驗的“讖語”：當官方、包括毛本人允許甚至鼓勵這個稱謂到處傳揚之日，就是這輪光芒萬丈的太陽走向西山之時。它是毛澤東時代盛極而衰、行將結束的標誌。當然，這個想法我從不和別人交流，太尖端了。
運動在繼續，我的疑問在增加。毛的“偉大戰略部署” 來回反複，神秘莫測，叫人怎麽緊跟？那時對各地領導有 “是群眾運動，還是運動群眾”的責問，毛豈止是運動群眾，簡直在“耍弄群眾”，有些群眾在高層出爾反爾的表態後付出血的代價。開足馬力狂奔的運動真有一套理論指導嗎？為什麽老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官方在宣傳，因為毛以前正確，所以將永遠正確下去，所以人們不理解也要緊跟，我當然知道，這種推理在邏輯上根本不成立，更不能算理論。群眾間不斷用看似互相矛盾的主席語錄“打嘴仗”，這些“最高指示”連起碼的“自洽”都做不到，怎麽能拚成一套像樣的理論？
為了幫人理解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吧，不少長篇大字報論述毛發動文革的起因——遠因從毛在廬山反彭德懷的右傾說起，到七千人大會的“翻案風”和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近因從《海瑞罷官》和三家村說起，到《二月提綱》和彭真說“真理麵前人人平等”。更大的問題來了。如果我秉持自己的良心，相信四清時了解的事實，毛澤東在這些事件中的觀點真對人民有利嗎？是我更願意接受的嗎？被毛反對、打倒的真是壞人(順便說，我表姐請的阿姨曾在鄧拓家服務，她對我說，自殺的鄧先生是大好人)嗎？毛在 66 年是不是已決心打倒劉少奇？是不是隻是因為當他故意離開北京時，劉少奇派的工作組並沒有像劉和王光美在桃園四清時那樣折騰當權的小幹部，卻操起從反右以來最得心應手的“整人”凶器向學生開刀，他才高調反對“整人”？他真的喜歡“大民主”嗎？
67年秋到68年春，帶著這些疑問，我一麵學馬列、讀史，一麵思考。體會很多，這裏隻說比較尖端的。在一本《馬恩列斯論中國革命》裏讀到列寧評論辛亥革命，讚揚之外，他說要警惕中國將像 19 世紀末的俄國一樣產生許多“民粹主義者”，比如孫中山就是。我發現，列寧對民粹主義特征的分析幾乎可算為毛澤東畫像，特別是崇尚自然經濟、抵製社會分工的那一段，與毛的“五七指示”簡直絲絲入扣。看來，毛滿腦子典型的農民意識，在馬列主義二號掌門人麵前連入門考試都通不過。不再對毛迷信，我結合實際回想毛的著作，越來越覺得，至少對文革運動來說，有兩篇的危害特別大。
一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全文對法外暴力的極度讚頌和紅極一時的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運動中武鬥、打砸搶等數不清的禍亂之源。和平時期，即使搞運動，絕不縱容目無法紀本該是政府最低限度的責任。毛卻是先放縱，後收拾。每當說到所謂過火行為，他輕鬆表態，
“大方向是好的”，“群眾會自己逐漸提高認識”，而當他說這話時許多受害者已遍體鱗傷、家破人亡，加害者則以後將被懲治。就算回到該文發表的1927年初，湖南農運如火如荼，毛作為中共中央委員去考察，固然他可以稱讚“好得很”，但明明看到不少(他說有 15%)“不良分子”掌了農會的權，聽到“踏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去滾一滾”等越軌行為，他不指出農運有哪些問題(就算是支流問題)，該如何妥善解決，卻大說什麽“矯枉必須過正”，能叫稱職嗎？國共還在合作北伐，“好些革命軍軍官家裏的年尊老太爺”(他的話) 卻被農運衝擊，他這個考察對革命發展的全局起了什麽作用？二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章名字有迷惑性，誰看見都很放心，相信自己肯定是人民一員，有什麽事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一切好說。但是，“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違背法律公平性原則，實質上是主張未審判先定性和法律因人而異，是一把帶毒的殺人暗器，是整人之道橫行多年的理論基礎。不管你是誰，一旦說成是敵我矛盾，就“隻準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連辯解申述或別人幫你說句話的機會都沒有，哪怕你比竇娥還冤，哪怕你曾為革命身經百戰，哪怕你曾與中共風雨同舟，連共和國主席都可從“人民”中踢出去，何況是你？許多人自認屬於人民，相信挨整者是少數用心歹毒的敵人，跟著喊整人口號唯恐不積極，當厄運落到自己頭上才明白，這種“必殺技”放之任何人而皆準。為什麽有些人自殺？盡管一時的皮肉痛苦和尊嚴掃地確實難以承受，我認為，真正逼使自殺者邁出那一步的是意識到已被定為敵我矛盾對象，他的後半生將是做不完的噩夢。該文出台與反右同步，直到文革，它的“兩類矛盾區分法”造成了多少冤案？
其實，毛澤東不是理論家，建國後重於控製政治鬥爭，沒有係統的理論研究，他愛讀書不假，平時隻愛讀史書和別的古籍，不讀哲學或經濟學著作，也不讀馬列，想引用馬列語錄要手下的“秀才”去找以撐門麵，發表文章要“秀才” 把關以免出錯。要理解毛，與其琢磨他未必存在的“思想體係”，不如結合讀史與現實，分析他的行事風格。毛最愛讀《資治通鑒》和《漢書》，最感興趣的是帝王治國之術(不是儒家講的治國之道)，最欣賞的一類人物是秦始皇、隋煬帝、武則天這樣的暴君型帝王和曹操這樣的奸雄型權臣(《紅樓夢》的王熙鳳也算)，而對中國史書推崇的唐太宗等願納諫的明君、魏征等愛進諫的賢相、杜甫等憂國憂民的文人和各朝代有過的仁政從無讚揚之辭。一位自稱依靠人民反暴政、鬧革命起家的共產黨領袖，愛讀史無可厚非，這種偏愛算正常合理嗎？
他欣賞的這類人有何共性？很顯然，獨裁，比一般帝王將相更獨裁。這類人愛聽的奉承是“天縱英明”、“聖衷獨斷”，愛炫的把戲是將莫測其高深的群臣玩於股掌之上。自從對毛的個人崇拜確定了他一人至高無上的地位後，特別是 “退居二線”後，毛超脫出繁忙的日常工作，喜歡以“你們誰都想不到”的方式發出左右政局的指令，往往不惜推翻中央集體原來的決定，卻必定得到集體裏多數成員立刻的響應。
這完全背離集體領導應遵循的原則。從突然加快社會主義改造並痛罵按原計劃辦事的幹部為“小腳女人”起，大躍進，人民公社，好不容易靠著別人從三年困難中緩過來之後(不顧八大決議)重提大講階級鬥爭，直到發動文革並在運動中不斷呼風喚雨，這成為他的癖好。毛提出並要求立即照辦的主意一定是獨出心裁的，別人越吃驚他越得意，你們不理解不要緊，慢慢理解吧，要是別人先提出來，他就不提了，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他關於59年反右傾的一段話（大意）是很好的例子：“上廬山本來想反左的，彭德懷跳出來攻擊我們，隻好反右了……”這是什麽邏輯？如果從國家和人民利益出發，反左是因為“左”給工作造成損失，必須糾正，有人積極反左，不是很好嗎？毛的邏輯不是這樣，你“跳出來”，反左喊得那麽響，我要是也反左，不是跟著你跑，變成你領導黨了嗎？我偏反右！打你個措手不及。如此反右傾之後，毛的領導地位是更鞏固了，下麵呢？左風更厲害，一大批好幹部被整，老百姓陷入災難，有多少人餓死至今沒做過統計，毛計算得失時不需要這個數字。這是專製帝王權臣的邏輯，不是共產黨人應有的邏輯。無怪乎毛從不認為“從諫如流” 是君主的優點，而“為民請命”幾乎可看作臣子的死罪。
這類人的性格特征呢？《三國演義》有很好的概括：“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為引入這兩句話，羅貫中講了個曹操殺呂伯奢的故事，請注意，殺呂不是因為呂負了曹(那叫報複心太強)，而僅因為曹認為呂有負曹的可能性。故事是為塑造人物性格而編的，所以有人為曹操叫屈，但這種性格並非虛構，性格的典型性是文學作品成功的要素，讀者相信有這種性格的人確實存在，例如奸雄和暴君。中華曆史悠久，卓越人物眾多，毛偏偏隻欣賞這類人，他自己如何行事就不足為奇了。且不說毛確實有負於字麵意義上的“天下人”——那麽擁護他、熱愛他，卻被他帶進饑荒苦海、推下動亂深淵的全國平民百姓，畢竟他平日並不接觸民眾；隻看他如何對待一起出生入死幾十年的高幹戰友吧，從建國到文革，多少人莫名其妙地被打倒甚至整死，他“負人”總那麽輕鬆隨意、心安理得，而且他很清楚這些人並不“負我”，挨整者檢討時訴說多年來如何忠於他，他已經聽慣甚至聽膩了，他打倒他們隻是為了不留下類似呂伯奢“負我”的機會。彭德懷、張聞天 59 年反左，劉少奇等人 62 年批評浮誇風、共產風，都沒把責任推給毛，反而盡力維護毛，並沒減輕毛打倒他們的決心，因為毛視他們為潛在的威脅：有一天你們改口，說責任是我的，或者我死後“鞭屍”，怎麽辦？幹脆先除掉你們。再如在毛身邊服務多年，按中央決議、為準確完整記錄保存毛的講話而在中南海安裝錄音設備(毛稱為竊聽器)的楊尚昆，打倒楊不是因為此舉已有“負我”的結果，而是有“負我”的可能。還有些人連這都談不上，打倒他們隻是毛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如爭取盟友林彪而付出的一點犧牲，如羅瑞卿（毛自己說，羅為了保護他，總陪著他下江河遊泳）和楊成武。對於毛，“我負天下人”真的不算什麽事。
有些宣傳說，毛是很寬宏大量的。看對誰。回到前文毛關於接班人應該團結別人的話，看出問題了嗎？在“反對過自己”的人當中，毛要團結的是“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他做得很到位，對左傾路線當家人王明、李立三，毛提名他們為中央委員，對曾跟著張國燾反他的紅四方麵軍將領，對被俘的國民黨軍將帥，毛都可海納百川，既往不咎，可以想見，提起這些人“反對過自己”，是毛很愉快的時刻。但是，如果反對過毛，而實踐證明其正確呢？這種可能性不能說沒有吧？毛絕不團結，甚至不能容忍這樣的人。他們的存在就是對毛“一貫正確”的神話的挑戰。這方麵毛不像曹操，倒像曹孟德最看不起的袁紹。記得力勸袁不要伐曹而被下獄的田豐嗎？袁在官渡慘敗，證明田的反對意見有理，田豐告訴來賀喜的獄吏，要是袁紹取勝他還有活路，前方兵敗正是他的死期。彭德懷的命運也是如此。假如59年反右傾之後糧食連獲豐收，證明大躍進那一套胡搞並無大過，毛會寬容地將他這位直率的湘潭老鄉訓誡一番，不要對自己擅長的打仗以外的事亂發議論，然後從輕發落。然而事實與此相反， “吹”出來的高產糧不能填飽人民的肚子，億萬民眾陷入史上未聞前例的“人造”大饑荒，彭元帥的死期就不遠了。再舉一例，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有兩位前線總指揮對毛的戰略指令有不同意見，東北的林彪和華東的粟裕。毛下令出奇兵襲取錦州，林彪不願冒這個險，猶豫再三後打了，大獲全勝，事實說明林的顧慮多餘，或者說林不如毛膽子大；林彪此後在黨內的升遷不受影響。毛下令率精兵南下“跳”過長江，粟裕覺得無必要，組織淮海戰役，也大獲全勝，將國民黨軍精銳皆殲於江北，事實說明粟在這件事上棋高一著；建國後，粟裕令全軍將士大跌眼鏡地沒當上元帥，而且幾次被指為軍內錯誤路線的代表而受批判，後半生基本閑置。毛澤東團結什麽人、不團結什麽人是很分明的。
有些宣傳說，毛願意傾聽批評意見。看批評什麽。一般的批評，針對的是他不太了解的、別人負責的或者他確信自己做得對的事，尤其出自小老百姓，毛平易近人，虛懷若穀，很有領袖風度。有一類事例外：毛一手促成(可能曾力排眾議)、自己又感覺八成做錯了的事，絕不許別人批評，尤其出自黨內高級幹部或黨外有影響的人士。這和上一條是一致的。
韓非子說，君主像龍，喉下有“逆鱗”不能碰，碰了就會被殺。這類事就是毛的逆鱗，一被碰到，他就神經緊繃，反應激烈，關鍵是他已意識到這事做得有問題，將來可能不好向曆史交代，但眼下保住領導地位要緊。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是他的逆鱗，彭德懷59年在廬山碰了；62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和一大批奉命暢所欲言的各級幹部又碰了。66年以後呢？顯然，文革成為毛一生最大的逆鱗。68年，毛忽然發出 “最新最高指示”，說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叫人有點不明所以：整個國家卷進文革裏折騰兩年多了，其他一切幾乎停擺，還說這幹嘛？這段話提醒我，毛不得不麵對運動造成的巨大損失(盡管報刊可以不說)，想到後人可能對文革的質疑，他心虛了。他寫這麽幾句話，勢必寫進黨的各種決議，作為對未來的批評的預防，給自己壯膽。但這給不了他安全感。他的餘生將在自己死後別人可能批評、否定文革的擔心和懷疑中度過。
毛澤東發指示時喜歡講個曆史故事，這是他的古為今用，而且是他的特權，沒人敢仿效。故事常用封建君臣關係類比他與高級幹部的黨內同誌關係，令人不禁搖頭。讀《通鑒》，最震撼我的是初唐的一段曆史。武則天剛接觸最高權力時，遭到朝中多數高官和李唐貴族的反對；她搞了一場廣泛鼓勵草民檢舉百官違法行為的“群眾運動”，到處設檢舉箱，派專人收舉報信並護送告密者進京，給予賞賜封官，然後重用幾個後來以“酷吏”聞名的低級官員如周興、來俊臣，授權他們嚴查舉報的問題；酷吏們以嚴刑逼供為手段，審查百發百中，一時權傾天下，一大批官員以“謀反罪”或殺或貶，剩下的人人自危；等武則天的權力地位已經鞏固，她找了幾個理由將人們痛恨的酷吏逐個清除，於是朝野一片感恩戴德聲……我至今難忘讀到這段史實時先是驚愕，繼而恍然的感覺。毛澤東不會不熟悉以武則天為主角的這個故事，雖然他不給別人講。當官階不高的中央文革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打誰誰倒、捧誰誰紅，似乎法力無邊之時，他們大概想不到，自己的狼狽倒台不過是時間問題。
總之，到68年夏秋之際，我覺得自己似乎終於看清了毛澤東這個人。此後，隻要毛又做出某種出人意外的舉動，我大體能猜到他想幹什麽，比如奇怪的人事任命(九大的葉劍英、李德生等，十大的王洪文，此後的鄧小平，再後的華國鋒)都反映毛對已在位的某些人的不信任或失望，以最高指示幹預政治運動走向(如“林彪不是極左，而是極右”)大多是毛保住“文革成果”的最後掙紮式的努力，當然也有些話很荒唐，不合邏輯，如“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隻表現毛似已喪失了對他哪些話該當“指示”發表的控製力，或毛的腦力正在衰竭……總的趨勢是他越來越感到人心已難挽回，誰都不可相信，自己大限將近，力不從心。這種情況延續到
1976年。這些內容對於本文是題外話，提一下而已，不討論。
對毛澤東的負麵看法是尖端的尖端。雖然與朋友們時常切磋，我曾經提醒他們別把高層的用意與運動的結局想得太好，但前文這些話是不能明說的；我講過許多《通鑒》裏的故事，也有些借古喻今，贏得不少喝彩，但武則天與酷吏的故事決不能講。這些可不像大家都傳、聽完就忘的流言，假如我說了，聽者一定記住，而且記得是我說的。當時形勢下，暴露這麽尖端的觀點等於“找死”。68年，我慶幸自己覺醒較早，沒有找死。
另一個頂級尖端是我越來越痛恨整個文革運動。理由不必說了。68年，人們已厭煩完全不說理的“大批判”、赤裸裸的武鬥和各種文革亂象，“逍遙派”越來越多。運動翻來覆去，太多的人被直接或間接傷害，以我們 624 的 50 多學生為例，三分之二的人因“政治條件變差”(這一般表明學生有近親屬在運動中挨整)不能到科研單位工作，隻能“待分配”(我當然也是)。於是，民眾曾因派性鬥爭而極度分裂的思想走向新的統一，對文革有切膚之痛的反感在無聲或指桑罵槐的抱怨聲中萌芽生長。軍工宣隊進科大後，為配合政治教育，校園裏掛起好多大喇叭，滾動播放一些極無聊的文章，老重複一段話：走資派妄想複辟萬惡的舊社會，假如沒有文革，人民將“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聽著廣播，我心中縈繞的聲音卻是：人民一定不會讓“萬惡的文化大革命” 重演，那才叫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文章播完，大喇叭接著放歌頌“紅太陽”的歌曲。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
五、我挨整的經過
回過頭來，從我被揪出來那一天說起。幾天前我本來得到了“預警”，曾發起批判李雪峰聯絡站的同班同學紀世瀛不久前在科大發起組織“促進大聯合聯絡站”，很快成為東延兩社之後的第三大群眾組織及軍工宣隊的依靠對象，在食堂吃飯時我聽見紀在鄰桌說，“咱們班要出大事了，有人的問題比吳庭芳（參見前文）還嚴重，”我聞聲望去，發現紀也瞟了我一眼。這叫做給我“通風報信”，是有風險的。我在這之後再次檢查了自己的“堅壁清野”是否徹底。但真到那天，一個有點可笑的偶然因素讓我猝不及防，工宣隊在大會上聲色俱厲地宣稱有個學生思想反動，他的父親還是國民黨軍的上校，正在想這肯定與我無關，今天又躲過去了，沒想到“啪”的一聲，我已被架著胳膊押上台去，心裏還在納悶。後來才從家裏知道，說父親曾服務於軍界是“烏龍”材料，華東水利學院整他時搞錯了。
被揪出來之後，宿舍裏有文字的東西全被抄走（這倒不怕），人則關進科大“群眾專政隊”，4、5、6三個係的專政隊在教學主樓西側地下室，有學生（專政隊員）日夜值班看守。到了指定的床位，放下鋪蓋，稍微收拾一下，該靜下心來好好想一想了。
當定下“隱蔽身體，發揚火力”的八字方針時，我已把在文革中的一切活動定義為戰鬥。挨整也是戰鬥，或叫戰鬥的繼續，當然以隱蔽身體為主，首先思想上不能投降。整人者雖然不能稱為敵人，但他們都戴著有色而扭曲的眼鏡，必將錯誤地看待和利用我說的一切，我有正當理由不向他們老實交代或檢舉揭發，不必有理虧的壓力或負罪感。
這時候，圍繞這場戰鬥，我認真地想了些問題，如：
1，戰鬥的意義：前文說過，我不後悔文革中、特別是67 年以來所做的事，我相信“善惡有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我應付挨整的戰鬥並不影響“時候”何時到來，僅僅影響我將以什麽身份看到那“時候”，或者說在等待它時我能做什麽。由於家庭出身，反正已是待分配，做科研不必想了，戰鬥是為了做普通勞動者的權利。
2，爭取目標：四清的經驗，運動後期處理人的問題有個 “寬嚴大會”，大多數“從寬”，極少數“從嚴”。我要爭取列入可從寬的多數，不必是“最寬”的那一兩個，因為他們交代得太多，先把自己放在砧板上，再祈望人家不砍下來，而且對“認罪態度”要求苛刻，恐怕我難以承受；關鍵是不當從嚴的典型，不要硬頂，不要為維護自己的觀點跟人家辯論，不要逞一時之勇，這不是表現我辯才高超或信仰堅定的場合。
3，最不利情況：人家把科大井岡山和我的“三願”聯係起來，同情雄師，幹聯站保劉達，北大反聶元梓和支持被聶整的人，東社作戰部保肖華和同情衝派，不難給我扣上“一貫對抗無產階級專政”的罪名，甚至認定我和幾個朋友是科大的“黑風源”。
4，有利條件：我在運動中基本是“自由戰士”，行蹤飄忽，全麵了解我的人為數極少
在科大從沒參加派性爭鬥，沒整過人，沒有仇恨。
5，當務之急：弄清他們已掌握我的什麽問題，哪方麵的，到何程度？
至於總的應對策略，首先是調動全部智力，保持清醒。從小聽慣了別人說我“聰明”，這是考驗真聰明還是假聰明的時候，而聰明的高境界是讓對手低估自己，自己卻絲毫不懈怠。態度要誠懇，似有些懼怕，表示很想老實交代，但有些事記不準確，怕說岔了不好。批判我的話要細聽，抓住他們不得不暴露的信息，但注意眼神別“忽然一亮”，讓人家窺見我的心機；遇調查者“詐”我時不妨口氣較僵硬地表示真想不起什麽來，誘使他放出些“彈藥”，或看出他無彈可發，我稱為“火力偵察”。適度交代問題是從寬的必要條件，問題“性質”要有分寸，事實細節可含糊，用空話“上綱”，檢討盡量沉痛。涉及他人，隻說盡人皆知的事，如公開的活動、貼出的大字報等，決不靠檢舉私下談話“立功”，哪怕人家再三說“他都交代了，還揭發了你…”，也隻回以“他可能記得我說了什麽，我真不記得他怎麽說的”，交叉揭發是整人者最希望看到的，這種揭發隻會使他們對你的興趣更高，施加的壓力更大。真該感謝四清時那些北京東城區的幹部，他們告訴我整人都有什麽招數，使我能預作防範，戰鬥中多少能“知己知彼”，一個基本推理是，假如他們掌握的材料已足以（而且證人證言很充分）給你定案，他們不會再花時間跟你磨牙。另有三條我常提醒自己注意的總則，是從某圍棋《棋經》上看來的（逍遙無事那階段我學習下圍棋，可惜沒學好，但特別喜歡這段話）：“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亂。”應對人生各種考驗包括挨整，與弈棋相似，這十五字棋經很有用，第一別輕易挑起或迎擊並無勝算的交戰，第二如果交戰，別因誤算而失利，第三就算一時失利，更不要心慌意亂，導致一敗塗地。
該說到我怎麽建立對外聯係了。觀察了兩三天，我發現有機可乘：機會因素一，似因冬季水管受凍（那年頭煤產量不高，暖氣不足），教學主樓的廁所隻能小解，大解必須到別的樓，看守一般帶我們去10號樓一層公廁解決，而且他的任務隻是防止我們逃跑，站在廁所門外等候就行了。因素二，和因曆史問題、裏通外國問題被審查的幹部教師不同，我算有“惡毒攻擊”問題的現行犯，嚴格規定看守不準看我寫的交代材料，以免中了反動觀點的毒（據說無藥可解，所以看守們沒人敢違紀），我在紙上寫什麽完全沒人管，寫幾行就塗掉、團起來扔了也沒人管，而且紙張總數並無控製。因素三，一般每天有半天讓我們“勞動改造”，到服務樓鍋爐房大煤堆去“倒煤”，幾個看守管一群人，大白天不太怕專政對象跑了，若要上廁所，自己到附近11號或10號樓一層去，及時回來即可。因素一和二使我能想出並詳細寫下“聯係計劃”，因素三讓我能把計劃送出去，交給最值得我信賴的朋友、堪稱生死之交的倪詩茂。機緣湊巧的是，忘了因為什麽，他那時住在11號樓一層某辦公室。我推開門，把一張紙交給正一人在室、滿臉愕然的詩茂，一言不發，轉身便走。橋搭好了。從這天起，每隔一天（約定，如有突發的必要，也可提前一天）晚上8點左右，詩茂和我在10號樓一層公廁相會。他先去，我按時到來（人出恭時間基本固定不是毛病），看守在門外，我打開小隔離間的門，見有人，再開隔壁的門並進去（這也不是毛病），蹲下來，確信無危險之後，從隔板下方與他交換一張紙（即使看守進了廁所，也看不到），我問些問題，他告訴我（上次我問以後）他了解的情況，看完立即撕碎，從下水道衝走，然後一般我先離開。
這樣聯係了兩次，我就得到了最想收到的消息。我的問題在科大是“個案”，科大井岡山的以及幹聯站的、東社作戰部的、齊衛東的朋友無一人受牽連而也被專政，也沒人向他們調查我的問題。前麵說的“最不利情況”沒有發生。事情限於北大井岡山，看來紅旗飄的朋友受到的壓力太大，有人被“攻破”了，可能廣泛告發以圖“將功折罪”，可能把我說成某些觀點的源頭，想稍減輕自己的罪責。總之，戰鬥的情勢相對單純。那時，專政對象也在學生食堂用餐，由看守監督著，和普通學生一起排隊，這天我看到機會，稍調整一下步伐，正好排在許小昆（655學生，齊衛東的核心成員）身後，一麵跟著打飯的隊伍緩緩移動，一麵輕聲哼著樣板戲《紅燈記》裏李玉和的著名唱段：“王連舉他和我單線聯係，因此上不怕他亂咬亂攀”，這兩句連唱兩遍。我“出來”後詢問，許說他聽懂了我傳遞的信息。最終我知道，我的罪名是“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
具體說是“攻擊”林彪和江青，基本源於1967年7到10月與北大井岡山的若幹人一起分析運動形勢時我的言論，幸運的是沒有涉及關於毛澤東的尖端思想，我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到底誰揭發了我。關於林彪，最有惡意的話是“林彪拉幫結派，打擊異己”，其實這麽直白的話我肯定沒說過，我隻是根據軍史知識講述林與不同幹部曾有或沒有的上下級關係，至多暗示這種關係很重要，所以這話是聽者的意會而已，麻煩在於如此意會的恐不止一兩人；我的辯解是這非我原話，也非我原意，我隻是試圖理解林副統帥的意圖，猜測軍內運動的走向，因為自己的世界觀沒改造好，理解出現偏差，造成惡劣影響。關於江青的話是“江青也不高明”，場合是江當麵批牛輝林“不高明”後一群人的議論，有人（我？）說牛“你也別委屈，你是不太高明，王力、關鋒出事你就沒預見到嘛”，有人接著說“那江青還是文革小組副組長呢，她就預見到了？”話趕話，所謂江青也不高明成了一個推論；辯解是這番議論確實有，記不清這句話我是否說過，檢討重點是對江的階級感情不深。總之，這兩條主要罪名，我估計對手掌握的證據較“硬”，我都沒“抗拒”，而是“有條件認罪”，希望有利於從寬。同樣為了從寬，在專案組要求下，我寫了不少材料交代與北大的人還議論過哪些事件，我都說了什麽，雖然我注意分寸，當時應不犯大忌，事後覺得這有點不智，過於軟弱，可能給將來埋下禍端。
有些事是不能承認或哪怕含糊接受的，那隻好“戰”了，並力爭“不敗”。一例是，北大的大好形勢轉入“低潮”時我們多人同去郊遊，我曾借辛棄疾的詞《摸魚兒》抒發深感失落的心情：“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當時頗得共鳴。關鍵是詞中有“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專案組荒唐地指責這是影射江青。我堅稱，下半闋中詞人自擬為宮中怨婦，“玉環飛燕”代指與作者相似、曾經榮光而風頭不再的人，當然不是女性；我向北大井岡山諸人引述此詞，相當於我們以辛棄疾自比，“玉環飛燕”及詞中其他人、事不必皆有對現實生活的影射，即使有，影射的也是與井岡山相似的群眾組織人物；假如當時聽我誦讀此詞的真有人認為我是指江青（他們如此強調），隻說明該人“望文生義”，其古典詩詞素養太差。爭辯當時無結果，我始終不認罪，並注意到對方（很多是624同學）除了個別人在胡攪蠻纏，多數已露出索然無味的表情。後來此罪狀不再提起，這一戰我勝了。
另一戰例更有意思。似為查實牛輝林的罪狀，有北大人員在場，專案組說我們在王力關鋒倒台後議論時政，牛（或別人）曾說“自古伴君如伴虎”。略加思考，我回答說，這話有，但話題不對。那天說到北大將來必走向大聯合，有人說可能聶元梓任北大革委會主任，牛輝林當副主任，牛說，我才不幹呢，由此才生出“伴君如伴虎，牛若伴聶，恐無好下場”的議論。這話有攻擊毛澤東的嫌疑，本是枚重磅炸彈，將“君”指向聶元梓，等於拆掉了它的引信。北大的人由期待到失望，大為不滿，硬說“君”就是指中央高層，我也堅持，議論主題是為牛輝林的將來籌劃，他與高層有何關係。科大專案人員不很重視此事，似在旁觀。到最後，按慣例要我簽字，北大的一人竟怫然說，這證詞還簽它幹嘛！我在心中暗笑。
這次在科大被專政不是意外，其時間之短卻很意外，隻有約15天。12月20日左右，有中央文件下達，中心內容是大學生分配，麵向工廠、農村、基層、邊疆的“四個麵向” 似即來自該文件，對犯錯誤的學生，文件有“擴大教育麵，縮小打擊麵”一類的話。專政隊開會傳達文件的前一天晚上，詩茂已把這個好消息傳遞給我，我當晚即將已寫而尚未上交的交代材料毀掉，等待形勢變化。果然，會上突然宣布為大多數被專政的學生“落實政策”，畢業班的參加分配，命令包括我的幾個“態度較好、認識深刻”的人作為“從寬典型”，在隨後召開的師生大會上發言。大會後我們就被“解放”，624 開了個批判我和歡迎我“改過自新”的會，我算回到本班同學中間了。政治運動帶來的波折給我一個感知同學情誼冷暖的機會。在因待分配尚未離校的 30 多位 624 同學中，我永遠銘記姚誌元、鄭乃萱在我歸來後與我毫無芥蒂的友情，永遠感謝紀世瀛和據說曾為我向工宣隊說情的有些人給過我的幫助；因派性摩擦引發對立情緒，那時已無法照一張全體同學離校前的紀念照，感謝東社戰鬥隊的頭頭，通知我與東社同學一起到天安門廣場合影留念。不過坦率地說，有以後在東北挨整的經曆對比，整體而言，作為小知識分子的中國大學生這方麵比普通工人農民差多了。
與科大井岡山、齊衛東等曾並肩探求真理的朋友“劫後餘生”型的會麵百感交集，十分溫馨。我們都很清醒，危險並未過去，會麵是低調的，雖不算“地下活動”，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許多話不可明言。例如，與齊衛東會麵時來為我 “壓驚”的人較多，有些我並不熟悉，有人說曾看到我站在被專政者的隊伍裏，低著頭向前走，麵容抑鬱，好像很服帖的樣子，我並沒說他的印象正是我希望得到的效果，隻笑了笑，說了兩句話，二十個字：“人在矮簷下，豈可不低頭”，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詩茂在危急時刻義無反顧，挺身救我，有中華文化最可貴的古俠士之風，令我確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之感。我們有默契，建立聯係的事不宜外泄，將成為兩人之間終生的秘密，不但當時如此（因為我被禁閉期間詩茂曾向何毓寧打聽一些情況，毓寧猜想他有某一渠道可轉告我，我們都堅決否認），而且此後保持多年，甚至校慶時校友聚會，仍完全不提此事，不久前我才第一次向忻鼎亮披露這個“獄內外聯係”的詳情。我想，如果本文還不說，不僅埋沒了摯友之義舉，對中國政治改革的進步也表現得太沒信心了。
戰鬥的結局是我如願得到中國科技大學正常畢業生的身份。這時分配方案已定，我自然沒什麽可討價還價（有的同學的去處比我更偏僻和艱苦，說是政治不可靠的人不宜分往邊疆或民族地區），按照要求，於年底前匆忙離京。行前工宣隊對我說，整我的“材料不入檔案”；我覺得所說屬實
（材料留在科大），不排除有不良評語，至少寫得不算嚇人。
先到縣組織部報到再由該部派遣，1969年元旦前，我正式分配到吉林省梨樹縣農機修造廠，該廠生產農機配件，有 200 多工人，廠址在該縣通火車（梨樹不通）且工廠較多的郭家店鎮。此後約一年半，我難得地“平安無事”，從吉凶未卜的低穀走出，新地方新單位的好多方麵令我喜出望外，周圍都是開朗豪爽、眼界相對開闊、對外地人尤其熱情友好的東北人，工作中可學習的知識無窮多，讓我既有興趣，也有慢慢豐滿羽翼、施展才能的機會…如果用四個字形容那一年半我在農機廠的感覺，那便是：“如魚得水”，何況是一條曾在幹涸的溝渠裏掙紮的魚。
又一次挨整隨著 70 年的“一打三反”運動（參見“風雨中”）到來，沒有預警；後來又隨全國“清查516”加碼，一度陣勢不小。其時間跨度比科大那一次長得多，但強度、危險性和給我的精神壓力小得多。有意思的是，我與“整人” 路線打交道從同情被整者開始，即使冒風險，也要送出我的同情；到我在郭家店挨整結束，我在這個塞北小鎮收獲了無法計數、非常暖人心田的同情和愛護。這算一種“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吧。
1970年，我突然又被“群眾專政”，還是失去自由，這次叫做“進學習班”。周圍的人驚訝，我心裏有數，“老毛病” 又犯了。從“提審”知道，此時已遷往安徽的中科大來過人或調查函，我的“問題”已驚動當地，在這個說縣革委會主任或武裝部長幾句重話就可能有大麻煩的小縣裏，涉及林彪、江青的案情太嚇人了；還知道，齊衛東已被“攻破”，有人揭發了我“出來”後與他們會麵時說的“矮簷”、“青山” 那兩句話。我的回應是：我在文革中確實犯了錯誤，經過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麵旗子舉得越高越好）的教育和落實政策，問題已有結論，準予按時分配，材料不入檔案，對我的要求是在實踐中認真改造思想，與過去的錯誤決裂，我正是這麽做的。對我的說法，提審者似無可辯駁。至於齊衛東出事，詳情無從得知，但我並不緊張，在科大與他們的交流不算深入，我最尖端的思想沒向他們透露，他們在上海到底做過什麽及內部的最尖端觀點我也不知道，而那兩句話雖然讓整人者聽著感覺不爽，怎麽上綱也算不了多大的事；反過來，這說明我當時的謹慎，尤其是秘密聯係沒有外泄，是明智的。提審後，那些人不再找我，除了和另幾個 “學習班學員”關在一起、每天參加些打雜型的勞動之外，沒有加壓措施；而我的未婚妻、科大井岡山的戰友趙婉如從黑龍江調動到梨樹縣來的事（疑因不同部門間溝通不暢）並沒因我被關而中止，還在她調來（到郭家店鎮澱粉廠上班）後允許她和我見麵，當然，少不了有人在場監視。
正在我覺得這次挨整似乎虎頭蛇尾時，情況變了。縣裏派了工作組來抓農機廠的運動，由縣工業局、糧食局的兩位一把手分別任正副組長，很快向我宣布，我的案子是縣委直接抓的全縣第一要案，自然是本廠工作重點；要求我老老實實重新交代問題，不得隱瞞。我實在不解，這麽折騰我幹嘛？這時真後悔上次交代材料寫得太多，都寫過哪些事、我自己原話是什麽，記不清了。稍推托幾句，無效，又想兩次的交代即使有幾處對不上茬，總有理由可說，沒什麽大不了，為這點麻煩不值得“抗拒”，便不爭了。回到“牢房”，很無奈又窩火地花了幾天時間，憑回憶大致再寫一遍，為充篇幅，空話更多，用現在的話叫“灌水”，記得每寫一頁，必用一句毛澤東語錄和一段堂而皇之的論述引領下文，真正的“問題”多少有所淡化和減輕。寫完，交上去了。然後大張旗鼓地開過對我的兩次廠內批判會。第一次會前，廠區的大喇叭在造聲勢，氣氛有些緊張，學習班的看守的頭、一位老黨員後來告訴我，他曾叮囑別的看守，萬一有
“憤怒的群眾”衝上來動手動腳，一定要保護我別被打傷。開會了，我低頭站在台上，領導講話，幾個事先準備的發言，口徑都是斥責我“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卻無具體內容，顯然還是因為不敢觸犯“反動言論不可擴散”的禁令，或者說我又沾了這條禁令的光，聽眾沒有受到刺激，不會有多大的反響。稍微冷場一會兒，忽然有人找到新話題，帶頭揭發我來廠後“偽裝進步”，於是不少人跟上，舉出許多事實，集中揭發我、或不如說表揚我如何“偽裝工作積極”和 “偽裝團結群眾”，比如有人說我經常延遲下班，有人補充道還不止此，某次因為什麽我曾連續工作24小時。也許有的人隻是為發言而發言，但我從過去關係好的有些師傅此刻的眼神知道，他們是故意乘此機會為我說好話，希望我將受的處罰或許減輕一點。會場的氣氛變了。
第二次批判會基本上整個變成這種變相評功擺好會，發言的人更多，與我很熟或不太熟的都有，似乎若知道我某個優點或得到過我某種幫助（比如我回南方探親時為他在北京、南京代買過東西），一定該在這個會上說一下。會後，工作組的態度也有微妙變化。一天晚上，工業局李吉昌局長（一位頗有威望的老幹部）到牢房來，我正在寫希望維持工宣隊原處理意見的申訴信，一麵抽著兩毛錢一盒的“蝶花”牌香煙。他問了問旁邊的人，確認我的工資（每月53.5元，那時對單身的人不算少）照發以後，扳著臉對我說：“少抽點煙，實在要抽，買好一點的，別舍不得花錢！”
批判會不再開了，慢慢地又讓我參加打雜型勞動，仍無自由，看管越來越鬆。71年夏，放出學習班，回原車間工作（車間主任要求的，我是生產線上一道關鍵工序的高產紀錄保持者），但向我宣布一條紀律，不得擅自離開本縣。我要求審查結論，答曰梨樹縣做不了，正與科大聯係。同年約11 月 9.13 林彪事件向下傳達（我與趙婉如曾買一瓶紅葡萄酒慶祝）後，實際已無人管我。直到劉達在合肥複職，72 年，科大派黨辦幹部、以前的645學生司有和到東北為多名仍因運動中的“問題”被糾纏的畢業生解困，到梨樹縣時幫組織部門做了一份官方和我都能接受的結論。我的挨整經曆方告正式了結。
一位參加專案的人後來對我說，他佩服我“早就看出林彪有問題”，並告訴我兩件事：一，我在科大的所有材料，被梨樹縣派去取的人在歸途稀裏糊塗弄丟了（原來如此！），所以目前我的材料隻剩剛寫的、並無旁證的這套“孤本”；二，當初重視我的案子，是因為有個神秘人（自稱是科大的？）參加過北京鋼鐵學院張建旗等“正版516小集團”活動，至今無下落，曾疑是我，所以案件為“中央督辦”，經初步查證，已排除。對第二點，尤其那人後來找到沒有，到底是誰，我一直很好奇。說實在話，此人在文革中活動的風格與我真有些相似，他長得大概也有幾分像我，不過我確實從沒去過鋼院，更絕不可能參加“516”炮打周總理的惡行，我早已視總理為中國政壇理性尚存的象征和未來走回正軌的希望。
總體上，郭家店永遠是我美好的記憶，我看到了國人善良寬厚的一麵。說來慚愧，與這段挨整不無關係，在郭家店的幾年，隻要我有難處開口求人，總得到格外熱情、毫不講條件的幫助，有時還加上一句：“那時候我想幫你的忙也幫不上，這件事就交給我好了，你放心，”我一直享有廠裏極好的人緣和局、廠領導的好感。1980 年前後，張賢亮原創、謝晉執導的電影《牧馬人》感動全國，朱時茂飾演的男主角劃成右派後到荒涼的大西北牧場勞改，周圍樸實的民眾給了他刻骨銘心的溫暖。電影引起我強烈的共鳴。在那個東北的小工廠裏，久經滄桑的師傅也好，涉世未深的徒工（我被禁閉時，有兩位“楞頭青”型小夥子先後偷偷對我說，願幫我給“趙姐”“送信”，我當然都謝絕了）也好，把我的遭遇看作“好人落難”，給我那麽多同情和愛護，有的語言都和《牧馬人》的台詞相似。我對生活在基層的中國老百姓懷有感恩之心。多位也是剛分配來廠的大學生與我的友誼則有 “同是天涯淪落人”和“相知貴知心”的味道，同樣令人感動和難忘。回顧在東北挨整的經曆，當然還應感謝我的前妻趙婉如，
她在最困難的時候來到我身邊。我們 1972 年 3 月結婚，73 年春節夫妻同享受縣工業局（因為我婚前申請探家未被批準，在李局長許諾並安排下）“還給我們”的探親假到南方，順路到合肥看望了劉達同誌。雖然在多年後產生分歧，我們兩人終於各奔前程，我對她始終抱有最善意的祝願。
卸下政治包袱，作為一名大學畢業生，我在郭家店剩下的日子平凡、愉快，也懷有希望。因為落實相關政策成為技術員，隨著工廠產品升級、規模擴大曾幾次出差學習，後來被派到另一個廠負責技術改造，多少算受到“重用”，雖然格局不大，雖然當年科技強國的抱負和“有心報國，無力回天”的遺憾還在心底深處燃燒。舊習難改，我們仍然密切關注政局的動態，雖然扭轉“極左”傾向的期望一次次被毛澤東頑固地以“繼續批右”的濁水澆滅，我們看到了令人鼓舞的積極趨勢——全國人民，地無分南北，人無分階層，對文革那一套的厭倦與反感在一次次反複中走向一致，在 76 年清明“天安門事件”和隨後對鎮壓的抵製中公開表現出來。盡管出言仍須謹慎，盡管可能隻是萍水相逢，對時局看法相似的人到處都是，與文革中曾屬於哪派無關。擋在這洪流前麵的，隻有毛澤東和國人皆曰可殺的那“一小撮”，而毛在林彪事件的強烈精神打擊（畢竟，這是他在黨內占領導地位後唯一的一次，整倒對手後才得知他親自封的這位“親密戰友”真的在算計他）後健康迅速惡化、呈“日薄西山”之老態已是遮掩不了的秘密。中國在等待的，隻是在他身後，出現一位或幾位真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這句古訓的人物，即使毛澤東挑選他們走上高層時曾費盡心機。
毛澤東離世和四人幫垮台改變了無數人生活的軌跡。 1977年12月，與我來到東北相同的季節，我們調回科大。我很快就投入了籌建我國第一個國家實驗室——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的科研工作，要充實自己，又要以世界水平為目標奮鬥攻關，一個字：忙。“殘夢十冬未忍拋，請纓誰料許今朝”（我的兩句詩），忙得不可開交，忙得心情舒暢。
我記不準徹底平反、清理檔案是哪年，也記不準清出來的東西上寫了些什麽。與正在忙的事相比，過去那點挫折和傷痛，不重要了。
六、小結和一些思考
對文革經曆的小結，應該放在對迄今為止一生的全麵小結，乃至對整個中國這六七十年的發展史的回顧的大框架下。
還是應該以本文第一章，我的前輩和他們那一兩代人曾為之心係魂牽、咬牙苦鬥的夢想為起點，看過來。
不要說百年前，五十年前、三十年前也沒幾個人能想到，中國的和平崛起今天能走到這樣的程度。中國人離實現民族複興的夢想從來沒有如此接近，走過的路並不平坦。如魯迅先生所說，“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曆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隻是一小塊…”人民為國家繁榮富強付出了重大慘痛的犧牲，包括文革的磨難。
我喜歡用“生逢鴻變世”形容我們成長的時代，鴻變是巨大的正麵變化，不說“亂世”，也不簡單地說是“盛世”。因為鴻變，我們在變化前吃過後人吃不到的苦，變化後更體會到後人不易感受的甜，這是一種幸運。更幸運的是，我們不是鴻變的旁觀者或單純的受益者。假如在夢中見到逝去多年的前輩，或麵對天真爛漫的孩童，他們問，中國發生鴻變的這些年，你在幹什麽？我能坦然地說，在我的崗位上，盡綿薄之力，我做了點有意義的事。為了這個回答，有過的坎坷和艱辛，都是值得的。我在前言裏說的“無怨無悔”，是我到退休年齡時對生命曆程的小結的一個側麵，當然涵蓋了文革十年，包括挨整前後。
文革是我們風華正茂的大學時期忽然麵臨的史無前例的大災難。沒人知道它將把國家引向何方，每個人必須自行選擇該做什麽。雖然受到“家庭出身不好”的嚴酷限製，凡事務必謹慎，我的選擇讓自己無怨無悔，可以用這十個字小結：“曾盡匹夫責，不負少年時”。
再談幾點讀“風雨中”和回憶文革之後的思考吧。
1. 我們當學生時，接受了許多政治教條的灌輸；現在常看到，許多很討厭教條的人，卻難改換由灌輸而成的習慣思維方式。一個例子是看是否符合馬克思或什麽人在某經典裏說的話來判斷觀點的正確性，或發動批評，比如“風雨中” 作者通過《矛盾論》和《實踐論》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批判。參加四清給我的一大收獲是，判斷某人或他的思想是否偉大，是否值得緊跟，不能隻看文字，隻考究他的話是否符合某種教義，要看實踐效果，看億萬普通老百姓的感受遭遇。順便說，我一直覺得“兩論”並不是毛的行文風格，所以相信一種說法，它們是別人（艾思奇，可能還有張聞天？）撰寫的哲學課講義，毛隻是講課時使用過，後來經胡喬木在文字上把關和潤色，收入《毛選》以加重毛思想的理論份量。
2. 第二個例子是總覺得“改良不如革命”，若對一些現象不滿，則其根子是什麽什麽，非有個“革命”性變動不可，做別的努力都是“改良主義”，修修補補，不解決問題。大謬。社會的進步都是在改良中取得的，也許緩慢，但是堅實，與人的觀念同步前進，才是真的進步，不會因“城頭變幻大王旗”倒退。有時阻力太大，實在改不成，隻好革命，這是革命的意義；革完了，能改了，還是要逐步改。革命不僅產生破壞，死人，還有後遺症（如加深了人群中的裂痕，產生了一批“功臣”），而且社會與民眾觀念其實還在原地，不可逆轉的進步尚未發生。回顧中國近代史，若非滿清貴族昏聵到極點，改良主義、君主立憲未必不可行；曾想輔佐清皇室或袁世凱或黎元洪或蔣介石治國的人士，不都是壞人。今天的中國走在基本正確的道路上。與文革結束時相比，偉大成就不僅表現於國力、GDP、經濟基礎和居民物質消費水平的提高，還有教育普及、法治、人權和民眾的許多觀念的進步，這些成就來自近四十年的改良。
3. 維護國家穩定是改良的最重要的條件。內外因素決定，兩黨製、國家領導人自由競選、直接選舉等等不適合於今天的中國，那是致亂取敗之道。 所謂內部因素，主要指中國人習慣的思想認同和道德取向，講忠義，而不講人人應獨立思考、“擇善而從”；講抗爭，而不講“承認這次失敗，下次再來”；還有家族、地域等因素的影響。一旦直選，不論誰贏誰輸，必定兩派對立，無止無休，從“無理攪三分”到不惜動武，最壞便是內戰。文革中這一幕曾頻頻上演，台灣亦有此病的痕跡。觀念當然可以改進，但需要時間，要從基層農村街道選舉做起，慢慢培養民主習慣。就算回憶文革應汲取的一條教訓吧，僅看內部因素，輕率直選猶如放猛獸出籠，後果難以預料。 所謂外部因素，主要指外國必定幹涉，所用招數已屢見不鮮，花錢扶植反對派（盡管在其本國，競選者接受外國資金絕對非法），沒事造事（不隻是“找事”，包括用狙擊手製造流血），顏色革命，西方媒體拉偏架，輿論一邊倒，其他製裁、恫嚇、許諾援助（一般不兌現）等手段跟進，直到當事國內亂，他們坐收漁利。期望外國勢力如君子般行事是不現實的，以美國為例，總有些政客對中國走向富強懷有永恒的戒心與敵意，一旦碰上不如意的事，第一反應是把矛頭指向中國。他們相信的邏輯是，你居然發展比我還快，那… 要麽你如曇花一現，將很快崩潰，要麽你的辦法邪惡（破壞環境、揮霍資源，剝奪人權，或造成人民生活困苦），要麽你一定偷了我的技術機密（所以這類案子層出不窮）…他們決不肯承認中國人的聰明和勤勞，中國治國之道有可供學習的長處。每當我們國力稍有增強，他們就說你“打破平衡” 了，讓他們不安心，不舒服，好像中國任人宰割殺掠、“豺狼來了”也沒有“獵槍”的年代他們曾覺得很平衡，很舒服。對曾經的對手，就算完全接受他們的政治製度，如南斯拉夫和俄羅斯，他們仍不會拿你當“自己人”，必搞亂你、削弱你、圍堵你、分裂你、把你整趴下而後快，認為符合他們的國家利益。僅看外部因素，輕率直選叫做“太阿之劍，以柄授人”。俄國人有夠強的定力，目前為止抗住了，中國行嗎？有人說民主程度總歸高一點好，有點像當年毛式思維推進農業改造，“一大二公”，公有製成分總歸高一點好。不顧客觀實際，隻用一把尺度量，算一種新的教條主義吧。
4. “少談點主義，多研究些問題”，胡適先生的至理名言，值得對現狀不滿的仁兄們借鑒。研究問題是社會願意接受的最大公約數，解決問題是標誌社會實際進步的刻度。涉及主義，“不爭論”有時是上策。要是鄧小平等爭論清楚特區姓社還是姓資再決策，到他去世大概還沒爭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鄧務實精神的旗幟，“與時俱進” 這口號也有大智慧，兩種提法的功能都是避免爭論，為“研究問題”鬆綁。請設想，同樣的話題，如果以“某某主義或思想已經過時”開篇，沒等你講完就吵起來了，但“與時俱進”，至少可以講下去。我第一次聽到這四個字，就覺得它有與“替天行道”異曲同工之妙，不過換個說法，卻成功地減小了人們條件反射型的反對聲。 同理，若有人提出要批判毛的“區分兩類矛盾”論，必定爭論不休，曠日無功；但近年的法製建設，具體問題逐個解決，陳年冤假錯案獲昭雪，嫌疑人和律師的權利得保障，已達到很好的效果和人民的認可，還在繼續前進。先辯清理論、後研究實際問題的思路至少有些不智，不對嗎？又如，若你覺得西方或某國解決某問題的辦法好，值得學，具體介紹它就是了，確實好有可能采用。假如先戴個“全盤某化” 的大帽子，不是挑爭論嗎？ 為了不爭論，有時輿論自由要付點代價。你說，人家也說，就是爭論了。當然，這種限製應該隻針對“談主義”，“研究問題”是無禁區的，每個人有表達意見的自由。
5. 對於中國近年的多位領導人，雖然都可以批評甚至指責，我基本持讚賞態度，就大局觀之，做到這一步，不容易。這些人入選其位，我為國家慶幸。 從鄧小平說起。經過文革“橫掃”式的大麵積惡整和反複，那麽多老資格的中共高幹或死或臭或元氣大傷，雖“幾起幾落”而保存下來並且威望最高、能統率全局的一人，恰恰是既有眼光、也有魄力實行改革開放的鄧小平，不能不說有相當大的偶然性，或者說是中國人的幸運。要不是鄧，恐怕連“恢複高考”這道小題目都得拖泥帶水地做兩三年，別的就不必說了。鄧有他的大功勞，也有他不可推卸的責任，將受到曆史和後人的評判。傳聞 73 年鄧剛獲準重新工作時毛澤東曾對他說，“現在對你三七開（指‘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這不錯了，我將來能不能三七開還不一定。”這話也許是編的，但我覺得像毛說話的風格和他當時的心態，而且真有點“一語泄露天機”、多年後應驗的味道。 順便說個看法。一講到鄧小平，很多人會輕佻地提起他曾向毛保證“永不翻案”，似乎是他的權宜之計，或幹脆說是騙術。這錯看他了。鄧的不翻案有明確的界定，指他在67 年向中央寫的檢討，鄧承認文革初派工作組搞運動是錯誤的，還涉及以前有幾件事沒向毛匯報或執行毛的指示不力，我們見過傳抄件。他以後沒有翻案。任何情況下，包括他一言九鼎時，鄧小平從來沒說“我是在壓力下違心做的檢查”，沒說派工作組不是錯誤。但是，承認我錯了，並不自動表明你撤掉我的職之後做什麽都對，不認可你正確不是翻案。事實上，毛後來下決心批鄧、罷鄧，正是因為鄧雖在政治局會議上被反複催逼，仍堅持不肯說那幾年文革搞得“就是好”，降格到承認“成績是主要的”也行，還是不說，隻用他呆在江西，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來搪塞。為此鄧不惜再次被打倒，也不惜在華國鋒當政時推遲再出山，表明鄧的原則性。在這個問題上，鄧是無愧的。
穿過重重險境而保存下來的還有朱鎔基。朱主管經濟幾年，中國經濟步入穩定高速發展的正軌，擺脫了原先忽熱忽冷的“打擺子”模式（熱則百業亢進，通貨膨脹嚇死人，冷則到處下馬，一片蕭條，似源於鄧係和陳雲係兩派經濟觀點的拉鋸戰）。傳說朱年青時幾次因言論太“右”險遭不測（看他的才氣和性格，似可信），都被“愛才”的領導保護下來，不然他哪有為國家“闖地雷陣”的機會。這是中國人民之福。朱的一些具體舉措（如某項目暫緩上馬）今天會有人批評，但他“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宏觀把控絕對是正確和必要的。朱鎔基經濟政策成功當然離不開江澤民的信任和支持，江在政治上樹起“與時俱進”實行改革的旗幟，抵擋住和化解了來自內部的很大的阻力，雖然有些化解之道有後遺症，比如讓許多高幹子弟下海經商，其中很多人利用“雙軌製”等政策漏洞大肆漁利。胡錦濤、溫家寶比我們“老五屆”大學生稍年長，很多方麵與我們相似，可以想見，他們文革前都曾品學兼優，壯誌淩雲，文革中從力圖緊跟到迷茫和無奈，然後到最基層，與普通百姓朝夕相處，同時力爭有所作為。假如76年“天安門事件”前後遇見他們，相信有許多共同語言。文革結束後，他們都是最熱情的改革家胡耀邦看中並帶出來的政壇新人。無怪乎他們執政的十年，除了經濟維持高增長外，胡、溫的領導風格穩健、包容、親民，在“非典”猖獗、汶川地震等嚴峻考驗來臨時敢迎難而上，並不失時機地強調（作為對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的補充），發展必須有科學性。他們還及時清除了薄熙來這個言論行事帶有“聯動紅衛兵”色彩、對國家政治走向形成潛在威脅的病變細胞。
現任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比我們年青，學業遭文革打斷，以下鄉知青的身份開始自己的人生。我認識不少這個年齡段的知青朋友。與胡、溫相似，習、李得到了後世極難得的深入接觸社會底層，並在前路茫茫時不甘沉淪、脫穎而出的機會（這可不是所謂內定提拔、下放鍛煉）。更難得的是習近平的“紅與黑”雙重家庭出身，幼年時，父親就橫遭不公正的對待，他沒有機會染上某些高幹子弟的流行病，卻在逆境錘煉和人民的嗬護下繼承了父親的品格，而且不管打掉多少大貪巨腐，他對中共的感情無人可以置疑。他最終走上今天的位置，因素當然很多，但我不能不慶幸，類似背景和經曆的人以後不會再有了。 有人說，不管選了誰，中國的領導人選拔製度不好。從另一個角度說，不管設計了多好的製度，未必能保證選拔得人。在美國生活過，我知道一心隻想多得選票的執政者行事未必合理，正如一心隻為高收視率而製作的電視節目未必好看，更未必是精品。
為了完整，行文至此，為中共建國後“第一代”最重要、也最容易引發爭議的兩位領導人毛和周再說幾句話，盡管我的看法前文差不多表達過了。我不嚐試做所謂科學的全麵評價，不分析客觀因素，而偏重（我相信的）主觀層麵。
我同意一種說法，假如毛澤東在上世紀 50 年代前半期退休或辭世，他應是中華民族彪炳千秋的大偉人。可惜不是這樣。57年反右，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再加59年反右傾和隨後的大饑荒，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多少有些在前為因、在後為果，三場大災難嚴重毀傷了我們民族的根基和精英，直接受害者至少數以百萬計。若還硬把對毛澤東的評價抬到天上，無疑在撕裂民族的感情；對已發生的事實加以掩蓋或粉飾，效果隻能是適得其反。有人強調認識上存在許多客觀限製因素，或者毛不該算唯一責任人，我隻想說兩點：一， 1949 年以前，關於建國和施政的設想，毛說過許多很正確、很好聽的話，有些還寫在《共同綱領》裏，有的反映在黨的文件裏，假如這些話得到稍有點真誠的尊重，三場大災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減輕或避免。毛的“不斷革命論”就是不斷撕破臉皮、推翻承諾、將不讚成這麽做的昔日戰友斥為“資產階級代言人”或“走資派”嚴加打擊的理論。期待一個人說過的話“算話”，哪怕是不太情願的表麵上的維持，不該算過分的要求。二，特別對後兩場災難，三年饑荒和十年浩劫，如前文所述，毛是知道自己的主張的惡果的，並且為此惴惴不安；他卻堅持不改，對曾勸誡他或敢說幾句真話的黨內同誌加重打擊，使國家在災難中越陷越深，這種情況下，一大批附和他的論調、幫他掩蓋真相的人是他製造出來的，不能減輕他的責任。這不能稱為“好心辦壞事”，客觀效果與他的主觀動機有內在聯係。毛澤東主席有他的曆史功績，但是人品有嚴重瑕疵，他對不起曾對他“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的億萬中國人民。
與此對比，我們這一代人對周恩來有深厚的敬愛之情。本文也不展開來討論，隻針對性地說兩點。一，有人說周對毛是“愚忠”，是封建道德，這種貼標簽式的批評完全不顧周多年的革命生涯，純屬想當然。周有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曆：他進入中共高層、參與軍事調度指揮比毛早得多，在戰役戰術層麵，周總是盡其所能做到最好，但苦於找不到正確的戰略方向，從南昌起義到與李立三、王明博古、共產國際或其委派的專家共事，逃不脫屢戰屢敗；遵義會議，毛參加軍委三人領導小組以後，情況根本性改觀，不僅當時跳出險境，而且從勝利走向勝利。文革初期，我在中科院親耳聽到過周的講話，與林彪等人動不動自吹“一貫緊跟、一貫正確”不同，周說自己犯過“追隨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後來幸虧“毛主席撥正航向，挽救了中國革命”，態度坦率真誠，令人感動。以周的智慧，他深知自己長於具體部署、細節籌劃而弱於戰略決策，所以從那時以後，盡管有過疑惑，有過委屈，他在大方向上唯毛的馬首是瞻，相信這有利於他熱愛並決心為之獻身的事業。這是種“思維定勢”，或可批評為 “迷信”，但與封建文人對“主公”的依附不是一回事。二，有人說，1967年初，當漸漸覺察到文革運動有點“不大對勁” 的時候，周有多項選擇：與幾位老帥一起直言抗爭，或拂袖而去，或稱病不出，或消極怠工……也許不至於使自己的名字與那場浩劫聯係得如此緊密，比如被指派為某些“專案組” 的組長。平心而論，這些選項都有合理性，但周最終選的是忍辱負重，是不與毛在大問題上正麵衝突，是積極發揮作用，是盡最大可能減小運動的破壞性。不管當初他經曆了什麽樣的思想鬥爭，我隻能說，對他本人，這個選項最艱辛，最勞累，有最多的危險，他的壽命因此縮短；而對我們民族，這個選項是最有利的，不僅當時國民經濟沒有崩潰，民生領域沒有形成嚴重的“次生災害”，而且撥亂反正之後，各行各業要起飛，還有雖薄弱但基本配套的基礎，還有雖受打擊但大部保留的人才（有的沒能保住）。1976年清明節，中國人民用史詩般的集體英雄行為表達了對周總理所做選擇的感恩，同時點燃了國家鳳凰涅槃的希望。周恩來總理的形象和天安門廣場上那令人熱血沸騰的一幕，將永遠存活在我們民族的記憶中。
說來有些怪，文革時期，批評當局和最高領導人有生命危險，如本文所述，我是個勇敢但知道自我保護的尖銳批評者；此後直到九十年代初，我也常發出這種批評，伴以該如何治國的種種意見，有點像一名“持不同政見者”；今天，當這種批評很安全、甚至頗“時尚”的時候，我卻變得很少附和別人的批評，往往還為當局辯護。也許是有點“既得利益”，也許是暮氣隨年齡增長，我自己認為，第一是因為宏觀上滿意國家這些年的施政成就，綜合國力不必說了，說人民生活吧，記得我80年代出國時，得到許多外國友人多少夾雜著同情的善待，既感謝也慚愧，誰能想到，現在這麽多普通中國人在國外竟以“購買力超強”出名（與他們比，我不算“有錢人”）；第二是因為一直想做事，也在單位負過點責，我知道把計劃的好事做成做好，很不容易的。極言之，假如三十年前真把國家權力交給“持不同政見者”，他們做不到這樣。這當然不是說今天的中國萬事大吉，問題、毛病、讓人不滿意或有待改進的事多得很。就說中國人出國吧，錢是有了，關於文明素質的爆料卻常令人赧顏，確實好多工作該做，然而說到底，這與來自戰亂國家、在外國“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難民不是一個類型的問題。還有人覺得維護國家穩定不重要嗎？
記得59年反右傾剛開始時，報刊曾登載（後來聽說是康生組織的）大塊文章，指責彭德懷元帥不是革命家，而是“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好像一戴上這頂帽子，彭元帥幾十年金戈鐵馬、衛國安民的百戰功勳就可以一筆勾銷了。還是中學生的我總覺得心裏有個疙瘩，就算是“同路人”吧，曾經同舟共濟，同越激流險灘，甚至曾奮不顧身，力挽狂瀾，有什麽不好嗎？當你擴大革命陣營、呼籲加強團結的時候，打算過勝利後把“同路人”清除掉嗎？這頂帽子當然是對革命家彭元帥的誣蔑，但這個詞一直留在我心裏，而且不是貶義。在我看來，許多我畢生敬重和友愛的人（包括我的祖父和外公），若不是共產黨員，就是或最終是中共的同路人。回顧過往，文革之後我個人並不信仰共產主義，但做成並引以自豪的事一定程度上都是中共的事業的一部分，也算和中共在同一條路上走到今天，或者用身居寶島台灣的自由戰士李敖先生的成語新解，這些年來我基本上“休戚與共”—— “休戚”仍指喜悅和憂愁，“共”變為名詞，“與”則解為
“和…一樣”。這條路很寬，也很長，文革是我們身後曾走過的一段低暗的旅程，2021年和2049年兩個“一百年夢想”實現的日子是前麵高處依稀可見的兩座裏程碑。
1976年底，我在郭家店寫過一首長詩，寫閱讀範文瀾先生《中國通史簡編》和回味文革十年動蕩的感想，或者說在文革終於落幕之際，麵對浩瀚的曆史，記下一個愛讀史書的理工科學生的心聲。本文的題目是文革經曆，就用那首詩中的幾段收束全篇吧：
“…憶昔曾過黃河岸，水下千崖天地顫。壯氣噴薄似當年，群雄躍馬各爭先。…
群雄燦燦今安在？風卷濁流聲澎湃。群雄事業青史中，群雄名姓青史外。…
休言善惡必有報。英雄遭遇或可悲。嚐為國家籌百策，一身未辨幾安危。奔波奮戰何所有？肯效諸公擁輕肥！… 休言善惡能無報！千秋愛憎盡是誰？東洲爭道神京美，
英雄功業口皆碑。精神永在高何擬？萬古淩霄振羽飛。豈如狗苟蠅營者，慘淡鑽爬賴鼓吹，有朝葉落疾風掃，滿天仇恨自栽培！…
古來二事君勿疑，青史民心不可欺。民心恰似火山漿，
默默之時任主張，一旦洪流憤然起，地裂天傾誰敢當。民口一如黃河濤，疏之漸平堵愈高，君不見決堤狂嘯日，巨石亦作鵝毛飄。… 寄言後世著書者，千古文章在今朝。雄詞俊筆托君手，
奇誌豐功見我曹。青史敢向前賢比，江山留與後人驕。水流千裏歸大海，一江雪浪樂滔滔！”
2016 年 9 月，於合肥
來源：網刊《文革博物館通訊》883—885期，
2016年10月24日—11月7日
關於“小結和一些思考”的作者自注：
本節(和全文一起)於 2016 年成稿，說的都是我的心裏話，我相信有道理。但是，到今天，我懷疑了：這一節的很多內容，站得住腳嗎？
為什麽懷疑？因為兩年來事情的發展，與我的樂觀估計 (良好願望？)不一樣。比如，我曾以為，對文化大革命及其發動者的唾棄是全國人民從苦難中獲得、不可能輕易忘卻的共識；沒想到，那些已非“粉飾文革”四字所能概括(甚至稱文革為“艱辛探索”！)的荒唐論調在線上線下大放厥詞，竟頗有市場，還得到明顯的縱容！又比如，我欣賞改良主義，無非希望改革沿著正確的方向逐步推行，為了穩定，慢一點不要緊；沒想到，講了多少年的政治改革的目標現在不提了，不是慢，而是停滯，甚至倒退。對言論自由、信息流通的箝製沒有隨著改革逐漸放鬆，反而越收越緊！連批判文革的帖子都刪掉！想過重寫這一節。不大好寫。原來寫的是多年的積澱，
新的想法不夠成熟，何況事態還在發展，我不敢說完全看清楚了。幹脆刪掉？也不必吧。寫回憶，是為了記錄史實。我這樣的一類人，2016年有過那樣的思考，抱著“休戚與共” 的願望，是真實的。將來研究本世紀各種思潮演變的曆史，這可算一個參考點。所以，決定一字不改，保持曆史真實，但加上這段“自注”，表明現在的態度。
這兩年與“新時代”對應的發展變化頭緒繁多，該怎麽看？剛好趕上馬克思誕生200周年，紀念可謂隆重至極。一般，我不喜歡把馬翁說的話當經典引用，好像句句都對，畢竟他說話都有特定背景而時代在變遷，假如他活到現在，作為科學家，他大概不會老用說過的話“以不變應萬變”。但在這個當口，一邊翻閱記述文革的回憶文字，一邊看著社會大舞台上那些既新鮮熱鬧又似曾相識的表演，我不禁想起馬克思的名言：“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都會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笑劇”。他說的對嗎？
央視一套正在播一個我聽來頗乏味的新節目，換台前我留意了一下節目的名稱，叫做：“馬克思是對的”。
——劉祖平，2018 年 5 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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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宅仁(1915～1986)，男，教授，湖北武漢人。
1938年畢業於德國柏林工業大學。曾任重慶中山大學、重慶大學、上海光華大學、上海同濟大學教授，華東水利學院水港係主任。
畢生從事港口及航道結構工程方麵的教學工作。著有《渠工學》、《港口工程學》。參加編著《水工程辭典》、《辭海》、《大百科全書》等。譯有《海港工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