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69年“疏散”到70年“一打三反”的幾個記憶片段

【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從69年“疏散”到70年“一打三反”的幾個記憶片段 
許子明（6005）

（一）疏散廣西買柚子出洋相 

1969 年底在備戰疏散的氛圍中，6係革委會顧俊廉通過 我們教研室的王祥祿（廣西人）聯係到廣西電子辦，帶領全係教職工和65級學生“疏散”到廣西柳州、南寧、桂林、梧州等地的電子係統工廠，五專業（自動化）在柳州可控矽廠， 三專業（電真空）在電子管廠，我們基礎教研室在柳州無線電廠。大家一邊組裝教學電子儀器，一邊給學生講課，有時還參加新產品研發。 
記得當時北京是穿棉衣季節，但到了廣西，到處綠油油， 一片升平景象，北京寒冷和壓抑的政治氣氛一掃而光。當地天氣炎熱，由於行李還沒到，隻好穿著寬大的棉襖罩衫，三三兩兩在街上晃來晃去看熱鬧，在一個水果攤上，第一次看到了像葫蘆大的柚子，感到很
新鮮。
“這是什麽水果？”我們問店員。
“這是廣西有名的沙田柚。很好吃啊，買個吧！”她說。 
“買個嚐嚐！”我們幾個人合計著，“多少錢？” 
“五毛錢。”那賣柚子的姑娘答道。 
五毛錢，對每月五十六元工資的我們來說還是夠貴的了，我們挑來挑去撿了一個小的讓那姑娘稱稱：“你看這個幾斤？” 
“我們是論個賣的，一個五毛啊！”那姑娘笑了。 
“啊？論個賣？——那就撿大的挑吧！”我們大家樂了，挑了個大的。 
“大的不一定裏麵的果肉也大，要挑重的選。”那個姑娘笑眯眯地教著這些北京來的大學老師。最後還是姑娘幫著挑了一個，雖然不算最大，用手一掂量果然沉甸甸的（這個經驗直到現在我買柚子都在使用）。 
柚子是買了，可如何打開？“我幫你們剝開吧！”那姑娘拿把刀子先把皮對稱劃成4瓣，接著拿一個竹片“嗖嗖”把皮剝開。 
“這皮你們要嗎？” 
“不要。”我們不知道，當地人用柚子皮做粥，去火。 後來我有機會吃過柚子皮粥，味道確實很好。從那之後，沙田柚子成了我最喜愛的水果，它酸甜中帶一點苦味，很清爽。 
離開北京“轟轟烈烈的運動”，在柳州每天都很開心， 這裏沒有“運動”，當地人很實在，很“崇拜”北京人，有些姑娘還喜歡上了我們的老師（如五專業的翟老師愛人就是在柳州可控矽廠找到的）。如果說這裏的缺點，那就是蚊子太多，雖然是冬季，還得掛蚊帳。 
據說，韋國清（廣西自治區第一書記）是6係主任何作濤的老上級，聽說我們疏散找地方，建議遷到桂林，還提供了二處房子（好像是炮兵學校）。據黃英達說，他作為科大代表還特意去廣西了解情況。但聽說科大遷到了合肥，去廣西的打算也就放棄了。 
大約3月份，我收到了科大從合肥寄來的信，讓我回去參加“校學習班”。我在文化大革命時，當過《六教紅旗兵團》的頭頭，又是校革委會委員。開始我沒有理會，“天高皇帝遠”能拖就拖，可過了些日子又一次來電話，這次口氣很強硬，說如果不按時回去可能挨批。無奈之下，隻能回去，但我不甘心就這麽離開廣西，都說“桂林山水甲天下”，就聯係了我們係在桂林半導體廠的駱世興，告訴他我路過桂林，想一起去陽朔一遊，在桂林半導體廠的老師借此機會組織了五、六個人，我們同船沿著漓江而下，遊覽陽朔，那時漓江的遊船很少，到了陽朔，旅館都空著，一晚才八毛錢，次日乘車返回，連吃帶玩加住宿，每人才花5元錢。可有的女老師為了買“的確良”，就沒舍得去玩（那時“的確良”剛興起，不要布票）。經過杭州時，暢遊了西湖。最後拖了一周才到了合肥，美好的心情從此結束。

作者在韶山毛主席故居前留影

（二）進學習班當晚就被李大隊長嗬斥

四月底到了合肥，此時，“校學習班”已經開始，我被分在三班。報到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有家的都回合肥師範學院了，記得宿舍裏隻有黃英達還坐在桌子邊寫信，我躺在二層床上層，無聊的拿出笛子吹。突然，門“噹”的一聲被踢開了，一個黑黑臉的家夥，背著手氣勢洶洶地走了進來。這時黃英達立馬站起來，點頭打招呼。我不認識他，沒理他，照舊吹笛子。見我沒理他，那家夥氣得在屋裏轉了一圈。 
“你！”突然一聲大吼，他指著我說：“你叫什麽名字？” 
“許子明”我答道。 
“別吹啦！”他命令我。 
“今天不是星期天嗎？”我反駁他。 
“你!你……”顯然，他被我的頂撞氣壞了，兩眼露出怒火，嘴一張一合，嘴角露出的銀牙閃著陰森的寒光。“你!你沒看到人家（黃英達）在寫材料嗎！”他在找借口——黃明明在寫信！ 
“好，不吹了。”我也屈服了。 
他背著手氣哼哼地轉身出去了。黃英達小聲告訴我，剛才那人是“李東林大隊長。”這時我才體會到“一打三反”的恐怖氣氛。

 （三）李大隊長導演“批鬥會”尷尬收場 

第二天，負責我們班的工宣隊王師傅找我談話，告訴我 “老許，你是依靠對象，要主動地參加批判。”我沒想到，竟然是“依靠對象”！但也高興不起來。上午，說要批判方樹堯（六係 58 級）。李東林把兩手交叉在胸前，咬著牙，巡視著每個人，坐在邊上督陣。 
王師傅問：“方樹堯，你那天排隊吃飯，和沈蓮官（65 級學生）說了什麽？” 
方樹堯如實說了過程。 
“你這是什麽意思？老實交代！”有幾個學員也裝模作樣“批評”了幾句。接著就沒有人說話，冷場了。 
坐在一邊的李大隊長一下子跳了起來，指著方樹堯喊： “你，滾出去！” 
方樹堯臉也嚇白了，溜溜地出去。 
這時李大隊長指著我們班上的學員開始訓話：“你，你，還有你！這是批判嗎？要站起來，衝到他對麵，點著他鼻子才行！” 
我們麵麵相覷，不知所措。在北京我們什麽陣勢沒見過？現在才知道安徽原來比北京還牛！ 
“重新來！讓他進來，重新批鬥！” 
方樹堯是我們的同事、“戰友”，他是58級，又是我們學長，沒怨沒仇如何恨起來？正在我左右為難之時，突然聽到“哇”一聲，孫貞壽（65級）大哭起來，邊哭邊說，“我做不到！” 
這場李大隊長想導演的批鬥會就這樣尷尬收場。

（四）李恒昌進“學習班”當晚懸梁自盡 

校學習班地點在合肥工學院，參加校學習班的人是文革的兩派頭頭和有“問題”的幹部及學生。文化大革命中我沒有什麽可以“上綱上線”的，所以被定為“依靠對象”。可李恒昌（原校保衛處幹部）就不同了，他當時任校“文攻武衛”隊大隊長，很紅，可不知誰舉報他說過林彪後腦勺的包是“反骨”，隊長被撤，還被送到了“學習班”，突然的打擊讓這個東北漢子絕望到底，他在學習班教室的門框子上懸梁自盡。 
這件事對我們震動太大了！一大早在廁所（那個廁所沒有隔斷）解手時，戰紀科（原校政治幹部）就議論道：“看來壓力太大了！”，大家也認為這“一打三反”的搞法有點“過分”。這些議論，不知被誰“及時”報告了工宣隊，李大隊長立即要求“學習班全體緊急集合”。大家剛剛坐定，李東林背著手，用凶狠的目光來回掃視大家，會場靜悄悄的，猜不透李東林又要發什麽飆，就在這時他目光落在後排的戰紀科身上。 
“戰紀科！站起來！”這突來一聲大吼把大家嚇了一跳，戰紀科戰戰兢兢地站了起來。 
“戰紀科，你今天早上在廁所說什麽啦？” 
戰紀科想了想，小聲說：“我說他（李恒昌）可能壓力太大了。” 
“胡說！”李東林立刻打斷戰紀科的話，接著說：“他反林副主席，是反革命！他自殺就是對抗‘一打三反’!他死了活該！他是死有餘辜！” 
“學習班”後勤組的劉家華過後告訴我，吊在門上的李恒昌是司有和抱下來的，在等待法醫來之前，李東林讓劉家華一個人看著。她當時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孩，從來沒有見過屍體，看到躺在地上的李恒昌瞪著眼，脖子右邊一道被繩子勒的紫色痕跡，嚇得全身直發抖。李東林安排劉家華遣返李恒昌愛人和兩個可憐的孩子回東北原籍，他們在落實政策後都回了科大，這是後話。 

（五）閆寶根跳樓，工宣隊見死不救 

“學習班”開班一個多月，就遷到合肥師範學院的教學大樓四層。閆寶根是二係學生，進“學習班”的罪名是“反搬遷”。據說，有次李東林去他們宿舍，他站在床上一邊鼓掌，一邊笑著大喊：“歡迎李大隊長！”。李東林不是傻子， “好小子，給我鼓倒掌，這不是明明是在挖苦我嗎？”立刻把閆寶根揪進了“學習班”，派專門人看管。期間有人舉報，閆寶根說過毛主席的老家韶山“依山傍水，風水好”，其意思不就是說，毛主席所以當了國家領導人是靠了“風水”嗎？這麽大的“罪名”讓閆寶根對前途失去了希望。麵對分配，他說，“大不了帶著我女朋友（同學）回家種地”。就是這個願望，工宣隊也不讓實現，使出了文革中慣用伎倆——找他女朋友談話，對她施壓，讓她提出分手。這招讓閆寶根徹底地失去了生的希望，在一天中午午覺時，趁看守人不注意， 突然翻窗從四樓跳下。 
“跳樓啦！”正午睡中，突然聽到有人在走廊裏喊。我們爬起來跑到窗邊往下看，外麵靜悄悄地，沒有任何人，於是我又回到床上。 
剛躺下，就聽到窗外喊“哎呀，我的媽呀！救救我吧!” 這時，我又回到窗前往樓下一看，原來他跳下時正好先落在窗下一輛舊轎車上，又彈到地上，開始他暈過去，過了一會兒蘇醒過來。隻見他從地底上坐起來，用手一摸臉，鮮血把他本來發白的臉一下子抹成了紅臉。看到這恐怖場麵，我難受得幾乎要吐出來，立馬回到床上躺下。後來有人把他送到九七醫院，據說工宣隊不讓醫生搶救，閆寶根就大呼“醫生老爺救救我吧！”到了下午他喊聲漸弱，五點左右喊聲沒了， 生命戛然而止。 
這是我在“學習班”第二次見到的自殺情景。 

（六）女生宿舍丟表，我被強迫寫證明 

一天中午，沈蓮官從樓梯對麵女宿舍出來和我一起下樓去吃飯。她說：“倒黴，昨晚一宿沒睡好！” 
“什麽事？” 
“我們宿舍劉×的手表丟了，工宣隊挨個搜查，鬧騰一晚上。” 
吃完飯回到班上，我把此事當新聞隨便一說：“聽沈蓮官說女宿舍有人手表丟了。”班長曹×（馬列教研室）立刻向工宣隊做了匯報。下午一起床，曹通知我“到學習班辦公室一趟”。 
一進門，麻子臉孔師傅就問：“聽說沈蓮官向你說了什麽？” 
“是的。她說她沒睡好，有人丟了手表。” 
“她為什麽向你說？” 
“我哪知道！” 
“這說明她心裏有鬼。” 
“不知道。” 
“那好吧，你如實寫個證明材料。” 
“這有什麽可寫的？” 
我心裏想：“這不是舉報人家嗎？”覺得這樣做對不起沈蓮官。但孔麻子把紙筆都推到我麵前，看來是不寫不成。 我想了想提筆寫：“奉工宣隊之命，……”，沒想到，這下惹出更大麻煩。孔麻子一看到這句“奉工宣隊之命”，立馬不高興，“你們大學老師文化水平高啊！什麽‘奉工宣隊之命’，這不是有情緒嗎！” 
回到班裏不久，開會回來的工宣隊王師傅告訴我，剛才石政委開會點名說你對“工軍宣隊”有抵觸情緒，要求好好反省寫個檢查。無奈，我隻好狠狠自我批評，寫了一個違心的檢查交上去才算過關。 
這簡直就是‘白色恐怖’，恨不得“學習班”早結束，趕快離開學校。

 （七）“一打三反”的反思 

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開始在全國掀起一場政治運動，這場運動的內容是“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和反對鋪張浪費”，就是所謂的“一打三反運動”。安徽工軍宣傳隊借“一打三反”之機，對科大廣大師生殘酷打壓迫害，製造“白色恐怖”，在不到半年時間裏，造成十八名師生被逼自殺，他們的這些行徑令人發指，人類曆史上也隻有法西斯分子可以與之並舉。 
1976年，隨著“四人幫”的倒台，那些狐假虎威、橫行霸道的所謂的“工宣隊”頭頭背後的冰山轟然倒塌，臭名昭著的李大隊長——李東林，也威風不再。但科大人是理性與文明的，大家雖然痛恨他，但科大人沒有象他“批鬥”別人 一樣批鬥他，隻是在學校禮堂了開一個會，記得他在台上耷拉著腦袋，沒有了往日的趾高氣揚，再也不敢說“誰不鬥，就鬥誰”了。據說李東林死於肝癌，不知道他在生命的終點時，有沒有反思與後悔過自己的所作所為。 
在“一打三反”中，因為有人“舉報”，有些師生受到批判和鬥爭，甚至迫害致死，在我看來，那些“舉報人”很卑鄙，但我更憎恨那些“工宣隊”——如李某某之流，這些惡棍對科大的無辜師生進行了殘酷的迫害。所有這一切，如果沒有當時的“政治大環境”，那些“舉報人”和“工軍宣傳隊”又能怎能興風作浪，耀武揚威？所以，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應該慶幸以那個“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終於一去不複返了。 
在科大建校六十周年即將來臨之際，我們回憶那些不堪回首的歲月，目的是讓以後的科大師生知道，在科大光輝的六十年曆程中還有一些不為人知的“黑暗”——盡管很短，但很痛，這種痛是刻骨銘心的，我們不能忘卻。 

[後記：為了響應《情係科大六十周年》群的號召，寫了上麵幾個回憶片段。畢竟時間太久，時間、地點和情節都記得不太準確，如有不當或錯誤，請告知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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