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2.23
華新民(625)
李佩於2017 年1 月12 日與世長辭。她是我五十多年前的老師,她的去世讓我想起了她百年人生中的很多往事【1】。其中,有一些疑問長存我的心頭。那就是她是怎麽度過文革中那些歲月的?尤其是,怎麽會受到“隔離審查”的?李佩在郭永懷遇難時到底在哪裏?現在關於李佩的許多報道,常常用虛構的故事隱去了她受到隔離審查的經曆,從而完全回避這個問題。就連官方大報《光明日報》在2015 年11 月26 日發表的《李佩:創新者永遠年輕》一文中也說:“郭永懷犧牲時,李佩正在外地工作,聞訊連夜乘火車回京。”接著還說:“得知失事消息後,她沒掉一滴眼淚。李佩的外甥女袁和回憶當時的情形:‘姨媽一言未發,就站在陽台,久久望向遠方……’”【2】。
這段故事似乎有見證人,還有感人的情景,不由人不信。查其作者,名叫“柯學源”,顯然是“科學院”的諧音,給人以代表科學院的權威印象。幸虧,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研究員談慶明先生在致王丹紅的郵件中指出了“柯學源”先生的謬誤:“郭永懷犧牲時,李先生是在科大的‘牛棚’裏受審查,不是在外地工作,也沒有聞訊回京。科大的軍代表不敢把實情告訴李先生,而讓李先生回家去,由力學所的軍代表去告訴她。”【3】郭先生因飛機失事殉職,發生在1968 年12 月5 日,當時筆者還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北京玉泉路的校園裏,可以確切地說,在文革運動的前期,即1970 年科大搬遷到安徽之前,李佩就在學校參加文革運動,沒有到外地工作。談先生的辨偽同本人的記憶是一致的,也同我問過的許多當年在科大的師生的記憶相符。
實際上,王丹紅早在十多年前的經過李佩本人審閱的文章中已經明明白白寫了:“1968年12 月4 日,李佩在單位接到出差已經兩個多月的郭永懷的電話,告知他明天就將回到北京。12 月5 日,李佩在家中等待丈夫的歸來,……”【4】當時李佩的單位當然就是位於北京玉泉路的中國科技大學。盡管如此,近年媒體和網絡上關於李佩的許多報道在這個問題上往往是胡編亂造或閃爍其詞,所以談先生說:“權威傳媒一再以訛傳訛,遺憾!這也對不起李佩先生呀!”【3】我想科大的師生和力學所郭先生的同事都知道李佩當時在哪裏,“柯學源”先生這樣的權威作者隻要問一問這些人就會明白,但是偏偏還要說“李佩正在外地工作,聞訊連夜乘火車回京。”。他在文末還弄巧成拙地加上了一句:“王丹紅……對本文亦有貢獻”。
被遮蔽的真相:郭永懷因何而死人們不免要問,明知是不實之辭,“柯學源”先生為什麽還要勞神費心散布呢?恐怕隻有一個解釋:如果告訴人們李佩正在北京受到隔離審查的真相,不免又會牽連出另外一個真相,那就是談慶明先生在同一封郵件裏透露的:“1968年12 月5 日,郭先生不是回京報告重要數據,因為關心數據的那些副院長在等著搭乘大飛機回京。郭先生沒有必要回京報告。郭先生急著回京的真正原因是,要了解被關在‘牛棚’裏的夫人李先生的情況。”【3】這就把郭先生之死同李先生的遭遇聯係起來了,也就是說,沒有李佩的被隔離審查,郭永懷本來是不用著急於回京的,他本來是可以同其他同事從容地坐大飛機安全回京的。李佩心中當然明白1968 年12 月5 日自己在什麽地方,也明白郭先生為什麽要坐小飛機匆忙趕回北京。這也可以解釋她為什麽曾經選擇以自殺來結束自己的生命【1】——她肯定會認為是自己的案子連累了丈夫,使他死於非命。後來雖然獲救,相信這種強烈的自責和內疚伴隨著她的後半生。這也可以解釋她為什麽堅持要把郭永懷的警衛員牟方東的骨灰和郭永懷的骨灰安放在一起,因為她認為牟方東也是受她的牽連而死的。可見,郭永懷之死同李佩在文革中受到隔離審查有極大關係。那麽,李佩為什麽會被科大隔離審查呢?為此,有必要回顧一下文革在1968 年那個時期的社會“大氣候”。
李佩為何被隔離審查?粗略地說,文革的最初兩年時間,其“主旋律”是打倒走資派,是“革命群眾”把矛頭對準各級當權派進行揭發批判鬥爭。這個時期,在高等學校裏,像李佩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不是運動的對象,他們中有些人在文革最初的一兩個月中被“橫掃”了一下,不過此後一段時間則還算平安無事。但是到了1968 年,各級革委會都已建立,文革進入了“清理階級隊伍”的階段,其“主旋律”開始變調,鬥爭的對象中加進了“叛徒”、“特務”、曆史的和現行的“反革命分子”等等,“走資派”成了一個相對靠後的罪名。具體到大學裏,運動以來一直保持低調、處於邊緣的教師中就有一些人被“揪”了出來,首當其衝的是其中年長的、地位較高的教師。他們多數出身於地主資本家家庭,有“舊社會”經曆,甚至有過較高的地位,同國民黨政府的高層有或多或少的來往。這些都成了需要清理的曆史汙點,罪名常常是:“階級異己分子”“國民黨殘渣餘孽”“國民黨特務”,如果有海外經曆,那就逃不掉“外國特務”的罪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檔案館——大事記》網站有如下記載:“1968 年6 月24 日,在支左部隊領導下,校革委會作出‘關於清理階級隊伍工作的幾項規定’,學校開始‘清隊’。”【5】相信李佩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被隔離審查的。文革中有海歸經曆的人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扣上“特務”罪名是司空見慣的事,以致可以用這樣的對聯來形容:“被捕出獄是叛徒,留學歸國皆特務——基本如此”。李佩的遭遇也不算例外,還有一個同她的遭遇十分相似的例子,那就是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時的研究生羅時鈞先生,他在1950 年獲得博士學位後立即回國,被分配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任教。文革中他本人和在同校任外語教師的妻子雙雙被打成“美國特務”,他妻子在審查期間自殺身亡。假如郭永懷先生不是因為參與“兩彈一星”研製的特殊任務而受到中央最高層保護的話,和羅時鈞夫婦一樣的命運也會落到他和李佩的頭上。不過,曆史真相的探究需要有細節的實證,僅僅根據普遍的情況來推斷李佩被隔離審查的原因,顯然是有失嚴謹的。然而,嚴謹的考證需要檔案資料和當事人的回憶,我不知道李佩的文革檔案資料現在是否還保留在科學院或中國科大的檔案室裏,即使保留,也不可能公開。至於當年參與審查她的人員,多為工宣隊和軍宣隊的成員,即使今天還在世,也無從查訪。
李佩被審查的案子還有一個令許多人費解的地方。那就是,在郭永懷因公殉職後並沒有解除對李佩的隔離審查,而且審查一直延續到科大搬遷合肥以後,其間還發生了她自殺未遂的事件。要知道她這時已經是烈士家屬,據說周恩來很關注郭永懷犧牲的事,隻要周恩來說一句話,她本來是可以免除這些苦難的。從這些跡象來看,李佩的案子不像是普通的那種“有棗沒棗打三杆子”的海歸特嫌案。這些年,這個疑問一直盤旋在我的腦中,近年一個意想不到的信息給我提供了追尋的線索,得到了一點可以作為考證依據的資料。這個線索要追溯到筆者在2010 年曾經寫過的一篇題為《文革中的錢學森》的文章,刊載於網刊《記憶》上。【6】在寫此文的過程中,我閱讀了華裔作家張純如的錢學森傳記《蠶絲》一書(英文原版Thread of the Silkworm),並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該書一段文字的內容:張純如采訪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士,她的母親是錢學森的老部下,因為曆史上是江青一位仇人的朋友,在文革中被關進了牛棚,而且,她的母親看來也是一位“海歸”,所以還被當作美國間諜嫌疑受到審查。這位女士本人是下鄉知青,1971 年回到北京曾去錢學森家拜訪。當她還小的時候,蔣英見到她總是笑眯眯的。但是這次見麵卻發現錢氏夫婦對她的態度完全變了,竟然批評起她的家庭。錢學森冷冷地告訴她說,她母親的態度不好,交待問題像擠牙膏一樣,還教訓她應該回到農村去。受到這樣的冷遇,從此這位女士再也沒有同錢家來往過。當時閱讀這段文字並翻譯成中文的時候,我曾猜想這位隱名女士的母親是誰呢?會不會是就是李佩?但是我知道李佩是錢學森的老朋友,然而不能算是錢學森的“老部下”,因此不敢斷言,成為心中一直揮之不去的疑問。2015 年,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波莫納分校的科學史教授、友人王作躍看了我的文章後告訴我,他看過張純如的一些遺稿,其中有她為撰寫《蠶絲》所作的采訪筆記,我在文中所引用的那段文字,正是源於李佩的女兒郭芹對張純如的訴說。這才使我意識到自己的誤讀:張純如在書中把這位隱名的女士稱作“theprotégé’s daughter”(老部下的女兒),實際上已經泄露了郭芹的身份——錢學森的部下(protégé)郭永懷的女兒,然而因為此書隻提到此女士和她的母親,我誤以為這位“部下”所指的是她的母親,從而不敢斷定她們母女的真實身份。王作躍教授傳給我的有關筆記裏有一段郭芹跟張純如的對話:
張:你媽媽遇到麻煩了?
郭:是的。說來話長,我媽媽年輕的時候有一些朋友,其中有一個當了郵電部長。他是得到周恩來總理保護的。但是江青恨他——江青把很多她恨的人送進了監獄。我不清楚他是否還活著,但是知道他姓朱。我媽媽當時被蒙在鼓裏,但錢夫人卻教訓我,我覺得無法理解,我以為她們是好朋友啊!他們為什麽要告訴我這些事?他們是很忠誠的共產黨員。文革以後,我媽媽和錢家竟又成了好朋友。
綜合上麵張純如在書中公開透露的郭芹訪談以及這段沒有公開過的筆記,我有以下幾點解讀:
1、李佩是因為受到郵電部長朱學範案子的牽連而被隔離審查的,相比起來,“海歸特嫌”並不是主要原因。沒有中國大陸生活經驗的張純如不懂中國政治審查中“社會關係”的含義,所以在文中籠統地理解成是“朋友”。
2、錢學森夫婦知道朱學範是江青仇恨的人,他們大概也聽說了李佩曆史上確有“複雜”的社會關係,因此相信李佩案的嚴重性,從而在郭芹麵前批評李佩“態度不好,交待問題像擠牙膏一樣”。加上錢學森本人因為在1970 年廬山會議上的發言遇到了麻煩,1971年正是他在政治上處於低穀,因而特別謹慎小心的時期。【6】
3、李佩案的上述內情和性質是錢學森夫婦通過某種渠道得知的。他們將其告訴郭芹,是希望她心裏有底,跟母親劃清界限,目的是為了幫助亡友郭永懷的女兒,讓她遠離迫害。有理由相信,在郭永懷殉職後,他們出於關心,曾經向有關方麵詢問過能否解除對李佩審查——畢竟,李佩是烈士家屬——而有關方麵向他們透露了李佩的案情,使得他們知難而退。
4、郭芹無法接受錢氏夫婦在自己麵前如此嚴厲地說母親的壞話,誤解了他們的良苦用心,以為是對她自己的冷淡。她對於文革後母親同錢氏夫婦重歸於好似乎也無法理解。說明郭芹的天真,對中國政治風浪中的人情世故缺乏認識。
以上解讀和推測得到了中國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影集《佩瑜懷瑾·紈質蕙心——李佩先生的世紀生涯》的印證。這本影集是2016 年10 月,即李佩逝世前三個月出版的。它的編委都是郭永懷和李佩生前的同事或學生,他們筆下的李佩的經曆——尤其是文革十年的經曆——比那些權威媒體和“柯學源”先生要準確得多。總結起來,有以下幾點:
1,影集實事求是地記述了李佩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經曆。主編鄭哲敏院士在序中說:“‘文化大革命’中,她因莫須有的罪名受到隔離審查,遭受人身和精神上的莫大侮辱
和折磨,時間有6 年多。”【7】該書第86 頁記載了李佩在科大的文革期間所遭遇的劫難:隨著運動的發展,被審查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盡管郭永懷因為承擔著核試驗和重大國防科研的任務而受到特殊保護,但李佩還是沒能幸免。1968 年,全國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李佩因為新中國成立前在中國勞動協會的工作及美國留學的經曆而被誣陷為“特務”,受到單位造反派的迫害,被送到勞改隊接受審查、勞動。【7】這裏顯示了李佩之所以受到審查,大環境是由於“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開展,首要原因是“新中國成立前在中國勞動協會的工作”。而“中國勞動協會”正是在朱學範領導下的工會組織。據王丹紅向李佩本人了解,李佩在1941 年大學畢業後直到1947 年初赴美留學,一直在中國勞動協會工作,其間朱學範是該協會理事長,1945 年,李佩曾隨朱學範率領的代表團出國參加過世界工聯的會議。【8】而朱學範在文革中是郵電部的“朱學範、穀春帆特務集團”案的主犯。查網絡上的秦城監獄記錄,朱學範是在1968年8 月23日被秦城監獄收押的,這個時間大體上同李佩在科大受到隔離審查的時間相符。所以錢學森夫婦對郭芹說李佩的麻煩源於她跟朱學範曆史上的關係,不是他們的猜想,而很可能是來自高層的權威信息。
2、影集也如實透露了郭永懷之死跟李佩受到審查之間的關係:10 月3 日郭永懷離京去青海基地。(86 頁)……郭永懷離開北京後一直擔心李佩的處境。1968 年12 月5 日,試驗準備工作完成後,郭永懷乘飛機返京。當飛機到達北京機場400 米上空時,突然失事。(88 頁)【7】可見,郭永懷是在試驗準備工作完成後,而不是跟其他領導人那樣等試驗完成後再回北京,並不是如“柯學源”所說的那樣,是為了“回北京報告一組重要試驗數據”【2】。而是因為李佩的處境讓他牽掛,希望早日回到北京對李佩有所幫助。
3、影集還記錄了對李佩的審查一直持續了8 年之久:即使在郭永懷遇難後,她的處境沒有得到改善,在隔離審查中跟著學校搬遷。該書第92 頁記載,1975 年,當時的中科院科研組長鬱文到合肥等離子體研究所視察,所長邱勵儉(曾是郭永懷的學術助手)前一天把李佩接到所裏,安排李同鬱文一起吃飯,據李佩回憶:“鬱文看見我很吃驚,問我為什麽還在合肥。當他得知我在科大受審查還沒有結論後,馬上說‘這不對頭,你該回北京去,我這次回北京之後就和李昌匯報一下,把你調回北京。’”【7】但是,當年掀起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使得主持科學院工作的胡耀邦和李昌都失去了權力,李佩的案子又拖延下來。直到1976 年秋,她才離開合肥回到北京。需要指出的美中不足之處是,影集86頁文中所說的李佩受到“造反派的迫害”,並不符合事實。1968 年7 月末,毛澤東派出“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大學製止武鬥,全國從此進入了“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時期,運動前期叱吒風雲的造反派退出舞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檔案館——大事記》網站有如下記載:
“1968 年8 月9 日,解放軍駐京部隊毛澤東思想宣傳隊200 多人、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150 人進駐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領導學校‘鬥、批、改’。8 月20 日,第二批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150 人進駐學校。”“8 月23日,……經過工宣隊、軍宣隊做工作,本校兩大派群眾組織延安公社、東方紅公社於是日相繼宣布解散。”【5】所以,到1968 年8 月下旬,科大跟全國所有的上層建築單位一樣,權力已經掌握在進駐學校的工人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手裏,革委會中即使還有一些造反派代表,也要聽命於軍宣隊和工宣隊。科大此後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就是在北京和安徽的軍宣隊、工宣隊先後領導下進行的,李佩的施害者是誰?不言而喻。朱學範是什麽人?那麽朱學範是什麽人呢?現在的年輕人中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年輕時在上海郵政局工作,在那裏開始從事工人運動。那個時候筆者的外祖父恰好也在上海郵政局當郵差,記得我母親和姨媽有一次議論到朱學範時說,一向本份的外祖父稱其為“小偷亂”——上海話裏指那種不安分守己、辦事不牢靠、喜歡添亂的年輕人。互聯網上查到的資料顯示,朱學範從郵政局的工人運動起家,後來在郵務工會、上海市總工會、中國勞動協會等工會組織裏擔任領導職務。這些工會組織都是國民政府承認的合法組織,他本人也是國民黨員,多次代表國民政府和中國的勞工組織出席國際會議,被選為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正式理事,做到世界工聯副主席。朱學範在抗戰勝利後的國共鬥爭中,站到了反蔣陣營一邊,參加創建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這使他成為重要的統戰對象,在1949 年後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任郵電部長,而且安然度過了一係列政治運動。直到文革中的1967 年8 月,郵電部實行軍管,他才被停止了部長職務。一年後,他被宣布為“反革命分子”、“特務集團頭子”,投進秦城監獄,直到文革結束、“四人幫”被抓捕後才獲得平反。朱學範在文革中遭到衝擊是什麽原因,我們不清楚。是不是像錢學森夫婦對郭芹說的那樣,是因為江青恨他,很難確證。了解郵電係統、郵電學院文革的人或許能夠對此問題作出更確切的回答。從表麵上看,江青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從事演藝事業,與朱學範成為上海工會組織和幫會勢力的頭麵人物,兩者時間上正好重合。我們知道,江青對於所有知道她那一段曆史的人都心存忌恨,所以錢學森夫婦的話大概是有來頭的。如果這真是朱學範案的深層原因,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麽周恩來沒有出麵替受到朱學範案牽連的李佩開脫——文革中凡是背後有江青主導的案件,周恩來都會保持距離,哪怕他自己的兄弟和養女孫維世身陷囹圄也沒有出手相救。李佩為什麽在成為烈士家屬後還不能解脫,而且還要隨著學校南遷繼續接受隔離審查?為什麽她的案子久拖不下結論,到後來竟然無人過問?這些令人費解的問題由此可以得到部分解釋。當然,朱學範被捕入獄即便有江青介入的深層原因,也是不會明說的,表麵上一定是拿他在民國時期的經曆說事,而他的這段曆史確實有許多很容易抓的把柄。他當年領導的工會組織,並不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倒是與黑社會有很多關係,在共產黨掌權後,這類工會通常都結束或取締了。尤其是在1927 年國共分裂後,共產黨員遭到國民黨的捕殺,朱學範卻在1928 年投入了國民黨的懷抱,並且投靠到杜月笙的門下,成為上海灘青幫中的重要角色。據他自己在《上海工人運動與幫會二三事》一文中回憶,每當發生工人罷工、勞資糾紛中難以處理的問題時,時任上海市總工會主席的他就會去請杜月笙出麵調解。這樣的曆史問題到了文革的“清理階級隊伍”階段,是很現成的反革命罪名。毛澤東在1968 年春季發表了關於文革的新的提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朱學範這樣經曆的人成為革命群眾同“國民黨反動派”鬥爭的靶子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朱學範成為國民黨特務集團頭子進了秦城,殃及當過他助手的李佩。李佩被隔離審查,牽動了遠在核試驗基地的郭永懷。郭永懷急於回京替妻子解脫,不幸因飛機失事遇難。一位世界一流的中國科學家的非正常死亡,發生在文革“主旋律”變調的時期。理解了其中的關係,不免讓人感歎:“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文革沒有迫害郭永懷,郭永懷卻因文革而死。
【1】 華新民,《哀悼李佩老師——我的個人記憶》,《華夏文摘》網,2017 年2 月8 日。(已收入本文集第7 章)
【2】 柯學源,《李佩:創新者永遠年輕》,《光明日報》,2015 年11 月26 日
【3】 王丹紅,《48 年前“兩彈一星元勳”飛機失事前後》,《知識分子》微信公眾號,2016 年1 月24 日
【4】 王丹紅,《李佩:在平淡中傳奇》,《科學時報》,2003 年4 月8 日
【5】《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檔案館——大事記》,網址http://arch.ustc.edu.cn/memorabilia.htm
【6】 華新民,《文革中的錢學森》,網刊《記憶》第43 期,2010 年2 月27 日
【7】 《佩瑜懷瑾·紈質蕙心——李佩先生的世紀生涯》,鄭哲敏主編,中國科技大學出版社,2016 年10 月
【8】 王丹紅:《李佩的青春之歌:家事國事天下事》,《知識分子》 微信公眾號,2016 年3 月8 日
文章來源:《知識分子》微信公眾號,2017 年2 月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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