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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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瞬間】特刊 |《方勵之》專輯
今年是李淑嫻和我結婚的第五十年。有同輩友人祝賀金婚。實在說，用貴金屬來形容婚姻，多少有點透著俗氣。這是來自西方的習俗，也是西方的俗文化。為什麽不用花來命名？百合之婚，蘭花之婚，野菊之婚……那怕是狗尾巴草花之婚，也富有生氣。
二十年前，1991，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參加一晚會，主題是慶賀J&N.B.夫婦結婚二十五周年。各路賓客熙熙攘攘，各色大小氣球漂浮在大廳裏，上麵寫著“just married”。還真有一點新婚的氣氛。普林斯頓大學物理係教授J.T.，借機發表高論。他說，這種party，隻有在我們這一代常有，上一代人少有；下一代人可能更不會常有（此公生於1941年，“我們這一代”應指二戰前後出生的一代，即如今的金婚和亞金婚一代）。他的理由是：上一代人平均壽命短，夫婦倆都能活到結婚30年的不多，都能活到結婚50年的更是稀有事件了；至於下一代人，平均壽命沒問題，但能有百分之幾的夫婦在二十，三十年裏不生婚變?
言下之意，“我們這一代”的愛情觀，已經徹底過時了。
李和我，最喜歡的愛情歌曲，是愛沙尼亞（？）盲人演唱家的“心兒在歌唱”，在海邊，心上人依偎著，
像春天泉水在流淌， 是你的話在我心中回響。
像最甜美的夢， 夢見你給了我 春花和陽光。
我心頭多歡暢， 我把愛情歌唱。
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
波浪嘩嘩響， 活潑又明亮，
愛情像春光， 闖進了我心房。
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
對墮入情網者，一句“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帶來的美感，是不可替代的。愛情是一種美，一種永駐心間的美。
1961年10月6日，在北大物理大樓二樓的一間教室裏，李和我舉行婚禮。婚禮不是西式的，因找不到出租婚紗和洋禮服的店鋪；婚禮也不是中式的，因買不到金雙喜大紅燭；婚禮更不是當時流行的“革命”式，其核心節目是把西式的交換戒指變成互贈毛選一卷。戒指是愛情和婚姻的信物，以毛選作者充任婚姻的信物，不免太惡心了。
我們沒有開喜宴請客，因為沒有那麽多的糧票，油票和糖票。為了應付場麵，我們隻買了兩樣不要票的東西，高價糖（價錢高於要票糖十倍以上），和一堆又小又澀的梨。老人曾叮囑我們，在婚禮上切忌吃梨（離）。果然，我們婚後的第一個25年（1961-1986）確是聚少（8年）離多（17年）。第二個25年（1986-2011），情況好轉。一個忌諱的有效期是25年，和通緝令一樣。
無吃無喝的婚禮，更像一場質詢會。質詢的重點是李和我的愛情史。李和我從相識，到相知，到相戀，再到結婚，前後經曆了九年（1952-1961）。可講的故事確是不少。
大學四年，1952-1956，青春年少，朝霞滿天，李17 – 21 歲，我 16 – 20 歲，沒有“少年維特之煩惱”。1952年入校時，北大當局讓上海地區的新生8月入校報到，而北京地區新生要等到10月之後才準予報到，因為宿舍尚未完全蓋好。當我們北京男四中眾弟兄一行來到北大報到時，都被先來的上海新生們管理。從上海來的李，手上持有一份名單，她的任務是核查名單上的每一個人的住地。一輪下來，她沒有找到方某的下落。原來，李拿著的名單裏，我的名字被誤寫成方麗芝，她隻到女生住地去找。後來，李終於在男新生暫住地（大體育館）查到了我。問：“你是方勵之嗎？”答：“在下正是，有何吩咐？”。李和我，就如此相識。
直到大學二年級，我們還有課堂討論，可以質疑課堂內容。馬列主義課的討論，可以質疑馬列經典。在課堂裏，還保有一點點辯論自由。這可能是歐洲大學傳統在中國殘留的影響，蔡元培的辦北大的主張皆來自德國的F.洪堡“真實、公正、自由”的原則。歐洲教育重視辯論。古希臘柏拉圖學院的認識論就是，真理是依靠辯論（包括詭辯）而獲得。“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去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闡述，自由地辯論”（密爾頓）。我一直很喜歡詭辯（如芝諾佯謬）的邏輯。其中的智慧，實在不是所謂“抬杠”能相比的。在課堂討論上，我常試著以此道“標新立異”，挑戰正統立論（當年的“標新立異”，後來證明並不全錯，那是另外話題），看誰能識別詭辯的詭道。每當我發言之後，第一個站起來反駁，並甩下幾句冷言冷語者，常常就是李淑嫻。一來一往，使我們相知日深。
1954年秋，大三，北大全校評選優秀學生，必要條件之一是所有課程的考試成績都必須是5分，即所謂全A學生。北大全校共評出28個優秀學生，竟有7個在物理係三年級。全A生高度集中在物理係，並不奇怪，恩格斯（馬克思的讚助者）早說過，“物理學研究最簡單的吸引和排斥運動”。據此有人說，物理係就是簡單運動係，可簡稱簡單係。還真說對了，揭露複雜現象的簡單本質，是物理的追求。因為，“大自然是簡單的”（湯川秀樹）；“簡單是真實的標記，而美是真理的光輝”（E. Chandrasekhar）。世間萬物的至極本質，是優美，簡單和統一。
愛情的至極本質，是心靈裏的優美，純淨和專一。
李和我都在“簡單係”的那7個全A學生之中。兩條世界線纏繞在一起了。泛彼柏舟，亦泛其流，終於雙雙落入了至極的情網。一篇日記裏寫有“燕園裏，搖曳的樹叢，闌珊的燈光，幽暗裏充滿著無盡的柔情；高遠的天空，嚴肅而寂靜。群星的閃爍，好像在竊竊私語，是不是在羨慕我們？此時此刻，還有甚麽更甜美的，能超過我們的相依相戀？”
1957年，朝霞的日子結束，災難降臨。反右派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用無產階級的政治大棒，把不符合階級鬥爭原則的年輕戀人，一一生生打散。李和我也一度被打散。1957年底，李被正式劃為右派，開除黨籍，我則還沒有，按階級鬥爭定義，當時相互已屬敵對階級，非分手不可。從那以後，李和我切斷了聯係。李下鄉到京西齋堂勞動改造，我則被下放到河北省讚皇縣勞動。天各一方，隻剩“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的歌聲還不時回響於心上 ……
1959年初，幸運降臨：我終於也被開除黨籍，高興極了。按定義，我同李的階級地位一樣了。兩條世界線再度相交在一起。其實，李和我的右派罪行是同一樁案子——準備給黨中央寫一封信。北大反右的後期，是由鄧小平和彭真掌握，他們說北大右派質量高，右派帽子數量不應受（毛的）5%上限的製約，可以增加到7% 或更高。李的右派帽子就是在後期追加的。在政治上，科學院跟著北大走，我的名字也被列在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右派名單中。據聞，時任科學院秘書長的“老右派”杜潤生看到名單後說：“這個人太年輕了，哪兒夠資格當右派”。順手把我的名字從名單中劃掉。所以，我始終沒有一頂正式的右派帽子，恭列漏網右派。
反右運動過後，環視周圍的同學和朋友，所有我們知道的反右運動之前的年輕情侶，凡被階級鬥爭波及者，無一不被打散。有的人為此終生鬱鬱。沒有人認真統計過，這種事例共有多少。
李和我是幸存者。
所以，婚禮的高潮——當友人要求我們唱歌時，李就唱了一遍“心兒在歌唱”。注意，1961年已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時代。“紅太陽”應是心中的“正統”，怎麽還唱“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幸好，參加婚禮的人，無人向黨棍舉報。
我們的物理啟蒙老師黃昆教授也特意來參加我們的婚禮。李和我的戀愛故事，至少有一樁與黃先生有關。1960到1961年結婚前，我每個周末去找李。她當時住在北大女教工宿舍（未名湖畔的均齋）。教工宿舍一般兩個人，有時不方便談話，也影響他人。我們隻能到校園裏散步。一個周末，冬晚，雪後，氣溫零下16 C。照例，我們在未名湖周邊的幾條小路上緩緩繞行，被黃先生撞見。後來，在黃的教研室中，流傳一則“新聞”：“李淑嫻和方勵之在零下16度的氣溫中談戀愛”。不知這個紀錄是否已被打破了。
如今的金婚和亞金婚一代，當年大都沒有享受過新婚旅行或蜜月旅行。那時的婚假隻兩天。最多去香山和碧雲寺一次。
大三時，李和我倒不時於周末去香山碧雲寺一遊。當時要想去香山碧雲寺，又想不耽誤吃飯，須在半天內完成。1952秋季 – 1955春季期間，當局對大學生特別優惠，實行夥食供給製，北大大飯廳一日免費供應三餐，不要錢，不要票，不定量，但不準帶走。學校還發給每個學生一支捷克造搪瓷白飯碗，男生的飯碗口徑是15公分，女生的12公分。中飯晚飯的開始曲是“騎兵進行曲”。一聽廣播此曲，學生就會從四麵八方衝向飯廳，比騎兵還快。那個時代，極少學生有錢下飯館。從北大到香山一路，也沒有一家飯館。所以，要想去香山碧雲寺，必須在大飯廳的兩頓飯之間完成 。當然，也可以早飯多吃，午飯就免了，但早飯隻有饅頭稀飯鹹菜，至少要吃五個饅頭才夠。當年男生吃饅頭的吉尼斯記錄是一頓11個，我最高吃過9個。
如果騎自行車，兩頓飯之間來回北大-香山不成問題。李和我常選擇徒步。李是北大女子中長跑運動員，耐力極佳。半天走北大-香山一個來回，對她沒有問題。我呢，也沒有問題。在熱戀的時候，Male是絕不會在任何PK 中示弱的。
結婚旅行並非新婚者專有的權利。隻要愛情在心中，又有機會，任何時間都可以享受“just married”。
李和我第一次遇到這種機會，已是錫婚（結婚十年）了。1971年8月，林彪墜機前一個月，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那年南方天氣奇熱，許多部門不得不放假。我當時在科大磚瓦廠勞改。被專政者原本是沒有假期的。然而，製磚工人也覺得太熱，想休息，最後，軍代表不得不決定“大赦天下”，一律放假一周！李當時在北大江西鯉魚洲農場勞動，也請準了假。這是我們結婚以來，第一次享有一個共同的較長的假期。當即決定：去度蜜月或蜜周！
蜜月一詞，本來就有兩層含義：甜蜜及秘密。對我們來說，秘密更是不可或缺。我們倆個都是被無產階級專政的賤民。此行必須秘密。我們並不害怕。連年不斷的階級鬥爭，使非賤民們都失去了玩興，極少出來旅遊，更何況賤民。所以，專政者們絕不會想到一對賤民竟會有興致有膽量出來遊山玩水，盡享天然美和愛情美的交融。我們推斷，名勝之處反而是階級鬥爭最放鬆的地方。後來證明，我們的推斷100%正確。
蜜周的目標是黃山。以下是黃山旅行之後，我的追記，括號中的字是現在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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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12日旁晚，我從合肥動身，李從南昌動身，8月13日上午，我們的火車先後抵達上海。（當時沒有手機，亦無衛星電話，無法實時聯係。然而，兩人選的車次居然幾乎同時到達上海站。正應了，有情人，自有靈犀相通）。時間緊迫，不能暴露我們的身分，上海是最“革命”的城市，到處有“紅袖套”遊蕩，上海車站尤其多。我們隻相互一笑，原來我發現她一身同我一樣黑，她發現我一身也同她一樣黑。同等的勞改，同等的太陽曬，同等的黑。黑加黑到是一種很好的保護色。
在上海停留一晚，14日即去杭州。杭州雖好，又是我的老家，但不是此行的目標，也隻在姨母家停一晚。
8月15日晨，乘長途汽車從杭州去徽州。車向西行，漸漸地，進入“蜜月”旅遊的境界了。車外一派富春江的景色，安恬靜謐，山水相依，線條細膩而分明，在陽光之下，真好像杭州織錦上的縷縷繡絲，熠熠生輝。
中午時分，汽車費力地爬過翌嶺關，進入安徽省境。皖南的山，依舊蔥蔥鬱鬱，但水比浙江少，隻有一些小溪在大山的夾縫中艱難地淌過。公路已沒有柏油路麵，都是土路。鄉村更原始、更閉塞。下午一時，車在績溪縣的一個小鎮休息，旅客下車吃飯。績溪正是胡適的老家。中國的第一個“全盤西化”的倡導者，就出生在這個閉塞的山巒之中。
車到岩寺時，天已近黃昏了。所幸那時旅遊者極少，方園30公裏的黃山，一天的旅客不到30人。所以，還有車在天黑之前把我們送到山腳下的黃山賓館。一眼就看到賓館正牆上貼著鬥大字的標語“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接待處人員並未查問我們的身份，就像接待其他革命旅客一樣，接待了我們。革命旅客的住宿費一個人一天八角（隻有男女分住的大房間）。一頓飯一角五分。
黃山賓館位於山坳裏，很清幽。聽得到流水聲。一條溪水就在賓館前的澗底流過。晚飯後，我們攀緣而下，到達澗底。這裏，水聲更大了。天已全黑。嶙峋的澗石，溪流濺出的水花，隱隱可見的白龍橋，一切似都被浸沒在月光的淡淡銀輝裏。溪水很涼。空氣也很涼。車中一天的暑氣全消去了。清涼的水，也滌去了我們一天的仆仆風塵━━不，清洗了階級鬥爭的汙垢，讓愛情有一個幹淨的空間。這時隻有我們兩個人，真想在這澗底一直坐下去，任憑溪水衝刷我們的心靈，任憑淡淡的銀輝漸漸地散去……
8月16日一早6.30，我們就上路了。一小時之後，到達半山寺。從此，路更陡，山勢更形險峻，漸漸進入黃山的主體。
黃山上的石頭形狀多變而且怪異，左看是圓，右又是方，遠觀很大，近看反而又小，扁長相雜，銳鈍相間，毫無一定之規。好像所有石頭都是活的，隨心所欲地生長，沒有任何羈絆。遺憾的是，許多黃山的石景都被取了擬人或擬神的名子。有的名字不錯，有的太俗，如‘童子拜觀音’‘丞相觀棋’等等。因此，在半山寺，我們沒等老僧講完所有石景的命名，就繼續向上爬去。
應當把啟示權保留給黃山的石頭，應當把想像權保留給每一個遊人，應當把愛情的詮釋權留給每一對戀人。
隨後的兩個半小時裏，我們登上了黃山的兩個主峰，1750公尺的天都峰，1880公尺的蓮花峰。一般遊人大都要安排兩天分頭去爬上述兩峰，至少也要各用半天。我們之所以能在半天內一掃兩峰，全賴勞改給了我們充沛旺盛的體力。加之，假期短暫，不能不加快一切速度。
幸好，那天風和日麗，使我們能走完━━不，是半跑完——黃山最重要的峰和景。天都峰是黃山群峰中最陡峭的。登上天都峰所必經的一段石坡，完全沒有石階，隻在山石上鑿有一排小洞，可供半個多腳踩入，匍匐向上攀越。有的地方還要靠手拉鐵鏈助力。鯽魚背是一米多寬的山脊，兩麵臨淵，每年都有輕心的攀登者葬身其中。終於一切順利，當我們登上峰頂後，長長地舒了一口氣。（1987年我們曾再登黃山，是坐纜車，完全失去了徒手攀越的美感）。
天都峰的確是美。小小的峰頂，插向深空。像是一座小島，屹立在聚散無常的飛雲之中，任憑它們去衝撞、翻滾。在這裏，空氣變得稀薄了，風變得清冷。這裏是世俗世界的上限。芸芸眾生的愛恨情仇，都消逝了。就像“神曲”天堂篇所寫的，在天堂的最高層，上帝也不存在了，隻留有但丁和他理想的心上人——貝緹麗彩——的無盡歡悅。極目望去，才看得見山下遠遠的被陽光照得通亮的河川、土地，和充滿愛恨情仇的人間。
下午一時，我們又趕到了第三個主峰━━光明頂，到達北海賓館，這是黃山的海拔最高的賓館。當夜就住在北海賓館。
第二天淩晨起床看日出。此後，開始下山，就是歸程了。
下山的當晚住在屯溪。第二天一早乘汽車北去蕪湖。蕪湖是安徽最繁華的城市，但它給我們唯一的記得住的印象是，在這裏賣的麵條裏的肉都是臭的。李和我當夜再從蕪湖乘火車趕到南京。到南京時，已很晚了，我們就在南京車站大廳裏過了一夜，盡管沒有床，沒有枕，還有車站旁玄武湖裏滋生的蚊蟲的騷擾。但還是睡得很香。六天的緊張遊程，已使身體疲憊不堪。
8月19日上午到安徽明光（嘉山），這是李的老家，也是我們的旅程的終點，“蜜月”（“蜜周”）就此結束。我們在此分手，各自回北大和科大繼續去當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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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1971年還沒有好相機，膠片也都是過期的，加之動蕩的年代，留存下來的首次結婚旅行的圖像記錄很少。圖1勉強可以彌補這一點。依稀可以看出1971年的痕跡。
圖1：李淑嫻在一製高點，遠望“猴子”，“猴子”則在“觀海”（1971年8月16日，方勵之攝）。
後來，李和我還有過類似的結婚旅行。
十九世紀，也許包括二十世紀，新婚燕爾者最向往的蜜月旅行的目的地，是亞得裏亞海邊的威尼斯，一座浪漫的，夢幻的，詩般的水城。1983年，我們結婚的第22年（接近銀婚了），也有了這樣的機會。
1983年，威尼斯的遊人還不多，懶鴿子也少，相比於黃山遊，太悠閑了。我們在聖馬可廣場逗留期間，也沒有看到成雙成對的蜜月旅行者。我們可能是那幾個小時裏整個聖馬可廣場上唯一的一組雙人行，加之李的服裝顏色較為明亮。被一些遊人誤認為我們是一對新婚旅行者。熱心來幫我們照相。為新人照相，可分享好運。一張不夠，哢嚓，再加一張（圖2）。殊不知，當時我們的兒子已經上大學了。
圖2：1983年10月8日，李和我在威尼斯聖馬可廣場 。
遲來的威尼斯“蜜月”遊，雖然一樣地心情舒暢，還是夾雜著一絲的惆悵。詩人徐誌摩曾為威尼斯寫有：
我靈魂的弦琴，
感受了無形的衝動，
怔忡，惺鬆，
悄悄地吟弄，
一支紅朵蠟的新曲，
出咽的香濃
但這微妙的心琴喲，
有誰領略，
有誰能聽！
紅朵蠟（Gondola）船夫的歌，使詩人倍感神傷，因為他剛剛丟失了“誰領略，誰能聽”中的“誰”。我們丟失的，則是最好的年華，歲月，和時光 —— 被奪走的年華，被奪走的歲月，被奪走的時光。
五十年的婚後歲月，就是一次漫長的結婚旅行。所到之處並不隻有浪漫，隻有微妙的弦琴，隻有“波浪嘩嘩響，活潑又明亮”，更多的時候是在十八層或九層的地獄，和七層的煉獄裏艱難跋涉（中式的地獄有十八層，無煉獄。洋式地獄，按但丁的模型，是九層，外加七層煉獄）。中式地獄裏的景象，同但丁在“神曲”裏所寫的洋地獄和煉獄幾乎一樣，隻要把“神曲”裏的“神棍”等詞匯轉換成“黨棍”等，就夠了。
但丁在地獄和煉獄裏跋涉時，總得到貝緹麗彩有形或無形的關照。一樣，在人生的旅途中，有險阻，有頹唐，有失望。無論何時，隻要“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的歌聲在心中泛起，就會有一種溫暖感，依托感，一種純淨，專一，甜蜜的感恩美感，那就是永駐心間的愛情美。
這種愛情觀，已經徹底過時了。
方勵之 2011年，Tuc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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