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
《科大瞬間》與您分享中國科大校友和教師校園內外真實、親切的回憶以及多視覺、多維度的人生感悟。
【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我所知道的北京“新思潮”
華新民（625）
鄭義在“紀念自由的呼喚者楊小凱”一文中，引用了楊小凱當年所寫《中國向何處去》（當年用的名字為楊曦光）中的一段話：“引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矛盾是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個矛盾的發展和尖銳化就決定了社會需要一個較徹底的變動，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實現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綱領和終極目的。”
鄭義說：“曆史已經把他的這段文字精選為文革異端思想最輝煌的經典。據小凱後來追憶，在形成這一思想的過程中，他曾經受到北京青年學生造反派的影響。但我和我的青
年同伴們不知道北京有誰寫出了《中國向何處去》這樣驚世駭俗的文章，但我們都知道：湖南出了個楊曦光！”
楊小凱在《中國向何處去？》大字報始末中說：“一九六七年……我在北京各地串聯，接觸到一些批判共產黨社會中的特權階層的‘新思潮’。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學生和北京批判血統論的中學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對共產黨當局表達的強烈不滿，來重新思考文革爆發的原因等問題。”可見，早在一九六七年，批判共產黨社會中的特權階層的“新思潮”在北京和其它地方的大、中學生中已經有不少
的支持者。楊小凱的《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可以說是這股思潮發展到“頂峰”的作品。筆者在文革開始的時候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四年級的學生，（科大當時為五年製，還
在北京西郊玉泉路的舊校址）也曾卷進過這股思潮。寫下這段經曆或許可以為文革初期異端思想的源頭作一個曆史的注腳。
大約在一九六六年九、十月的時候，經過幾個月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學校裏的同學們親眼目睹了過去視為神聖的各級黨組織、工作組一個個相繼垮台的場麵。由《紅
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的發表，一場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已經拔地而起，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這樣的大人物。麵對這樣的局麵，筆者和許多同學一樣，有一種焦
慮、困惑的心情，希望能夠理解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原因，跟上“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這時，我們讀到了一篇由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寫的大字報，標題是“法西斯黨的危險就在眼前”。這篇大字報的立論根據就是毛澤東在一九六三年的一個批示：“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那就要不了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誌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麽可怕的情景啊！”這是一段在文革前幾年的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九評”學習中，經常被人引用的語錄，不過當時隻是當作偉大領袖以蘇聯為前車之鑒對國人的告誡。北航的這篇文章則把它同毛澤東指責劉、鄧在文革初期“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聯係起來，認為劉鄧的路線，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以及工作組實施到全國各地的學校和機關，“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豈不是眼前活生生的法西斯黨？
筆者手上沒有這篇大字報的文字資料，除了標題以外，文章中的字句已經沒有記憶，上述內容隻是今天記憶中的印象。這篇大字報當時廣為流傳，對我們的影響很深，起到了打開思想閘門的作用。我們的“戰鬥小組”當時就討論，既然蘇聯那樣的法西斯黨已經在中國出現，那麽蘇聯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它的特權階層是不是也已經在中國出現了呢？這本來是人們不敢探討的問題，但那是一個“思想解放”、或者說“懷疑一切”的時期，人們的思想開始衝破牢籠，除了揭發工作組和黨的領導在“五十多天的時間內”實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外，也開始揭露高級幹部在生活上的種種特權，比如鄧小平等人在“養蜂夾道”的高幹俱樂部、高幹專用的特別供應商店等等。這些特權在文革前一般老百姓隱約有所聞，這個時候許多幹部都成了“走資派”，群眾沒有了顧慮；又享受著寫大字報的自由，高幹享受特權的事例就大量披露出來。今天中國黨政官員的貪汙腐敗同這些特權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對於我們這一代“紅旗下成長起來”的青少年來說，由於過去都是受的“正麵教育”，第一次接觸到黨和國家的“陰暗麵”，很自然就感到觸目驚心。再說，當時報刊上說蘇聯已經墮落為修正主義，所舉的不就是這一類證據嗎？什麽高薪階級啦、克裏米亞的療養院啦。記得文革前的《人民日報》為了證明日本共產黨的領導人、抗戰時期一直呆在延安的野阪參三已經墮落為修正主義分子，就刊載他每天的食譜：黃瓜多少片、雞蛋幾個等等。這種宣傳使得人們把生活上的享受和特殊化等同於“變修”。對照文革前我們對修正主義的這一類批判和當時大字報的揭發材料，我們的結論就是：中國的上層幹部已經“變修”了，已經成了一個特權階層；這些人曾經是革命者，但是革命勝利後就從人民的公仆“和平演變”成了人民的壓迫者，難怪會對人民群眾實“資產階級專政”。因此，文化大革命就是通過對幹部的批判，使中國避免走上跟蘇聯同樣的道路。具體的辦法就是革新社會主義製度，實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製度，使群眾可以批評和隨時罷免不稱職的幹部，使無產階級專政得到大大的改善。
在得到這樣的結論以後，我們都很興奮，自以為理解了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真諦，於是決定寫一份大字報同大家分享我們的“理論發現”。這篇大字報的標題叫做“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學說萬歲”。主要就是闡述我們心目中的毛主席在新時期的階級鬥爭理論，告訴大家，根據馬列主義的理論，階級是按照人們在社會上的經濟地位劃分的，解放後的十七年中階級關係發生了變動，以前地主、資本家是剝削階級，所以是革命的對象；現在壓迫和剝削人民的是特權階層，也就是幹部階層，所以“走資派”成了革命的對象。文章特別強調了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反對國民黨的革命不同，“新”時期裏有“新”的階級關係和“新”的革命對象。大字報是用我們戰鬥小組“紅炮班”的名義貼出的。大字報在校園裏貼出後，立即引起了強烈的反應。大部分的反應是“熱烈歡呼”；許多本來不相識的同學都來找我們討論，有的認為解答了他們心中的許多疑問。也有的人替我們捏一把冷汗，認為我們的大字報裏“階級關係新變動”的主張太離經叛道。當然也有不少人，尤其是那些在我們的理論中被劃為革命對象的幹部的子女，認為是“大毒草”，是“右派言論”。記得有一位叫王永民的同學介於這兩者之間，他專門找到筆者討論，表示不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但是也不同意給我們扣帽子，企圖以理說服我們。三十多年過去，現在已經記不清他的理由。用現在的語言說，他大概認為我們“政治上不正確”。當然，那時我們頭腦發熱，是聽不進他的意見的。這個王永民文革後成了“五筆字型”的漢字電腦輸入法的發明者，那又是後話了。
我們的大字報貼出以後，很快就流傳開來。有同學告訴我們，他在清華大學看到了這篇文章轉貼在那裏，後麵批滿了來自全國各地來的人各種各樣的評論（當時全國紅衛兵進京接受偉大領袖檢閱的活動正處於高潮）。也有人告訴我們，這篇文章被人誤傳為“林副主席講話”到處印發。當時我們聽了很得意，因為林彪當時常有一些與眾不同的新鮮提法。比如他說，文化大革命是“革我們革過命的命”，是“批判幹部的運動”。我們的文章被當成是他的講話，說明它很有新意，而且是符合林副主席的思想的。而林副主席是跟毛主席最緊、最理解毛澤東思想的。
但是，在不到幾個月的時間內，文化革命的一係列現實很快就使我們對自己的“理論”產生了疑問。一九六六年和六七之交，中央文革掀起了一股抓人風，不僅抓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聯動，而且抓給林彪提了一點意見的農大附中學生伊林·滌西（據說伊林是列寧曾用過的化名，滌西是毛澤東青年時代用過的筆名）。我們學校的一個組織“雄師戰鬥隊”，因為貼了一張給中央文革小組提意見的大字報，也由康生直接下命令給抓了起來。在此之前，中央文革給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學生平反，主張群眾有權利向領導提意見甚至反對領導，不應受到懲罰；讓人覺得他們不同於劉鄧的路線，有一番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新氣象，因而贏得了學生的擁護。現在，同樣這個中央文革小組，對付反對它或甚至隻是提一點不同意見的人，強橫和蠻不講理比劉鄧路線有過之而無不及。接著，在“一月革命”中，上海有學生炮打張春橋，也不由分說受到了同樣的處理。哪裏還有一點“巴黎公社”
的氣味？另外，“一月革命”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被毛澤東改名為“革命委員會”。毛在八月份歡呼北大聶元梓等人大字報時，稱它為“二十世紀‘北京公社’的宣言書”；而上海真的成立公社了，他卻改口了，讓人懷疑他老人家是不是葉公好龍。與此同時中央又發布通告取締“合同工、臨時工”、以及轉業複員軍人的全國性組織，反對所謂“經濟主義黑風”。從這些舉措看來，毛主席似乎也無意解決普通工人農民的經濟利益問題。這一切，都使我們原來“革新社會主義製度，改善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日報》曾經用過的說法）的希望成為了泡影。
再往後，從當時鋪天蓋地的批判彭德懷的大字報中，我們注意到很少有揭發彭個人生活特殊化的材料；而毛澤東、中央文革和林彪要“保”的人當中，倒有像邱會作這樣生活
腐化、被群眾所不齒的“修正主義分子”。據說林副主席有指示，邱會作“偷雞摸狗”隻是小節問題。連這種“蛻化變質分子”也可以進“無產階級司令部”，讓人感到，所謂
“無產階級司令部”要“革”要“保”的人，其實是以我劃線，沒有一點“階級鬥爭”的影子。尤其是後來軍隊介入運動，同樣是軍隊的幹部，如果早幾年轉業到地方，多半就成
了“走資派”；留在軍隊裏的到地方上支左，就成了當然的革命派，但從他們的經濟地位和享受的特權來看，當然沒有什麽差別。這就開始讓人明白過來，文革整“走資派”原來
並不是林彪所說的那樣要“革我們革過命的命”，而是出於某種政治需要。什麽樣的政治需要呢？這就是發動群眾去打倒“無產階級司令部”定為是“走資派”的人：劉少奇、鄧
小平，彭羅陸楊，甚至也包括朱德、陳雲、陳毅這樣的人。在揭發他們“罪行”的大字報中，最有實質性的內容的，都是說他們“反對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從這些揭發材料中可以得到一個印象，就是，在文革發動的前幾年，黨的高級幹部中普遍存在著對毛澤東的“三麵紅旗”的不同政見。記得有一篇揭發陳雲的大字報說，他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回家鄉青浦（上海郊區）調查，回來後在中央的會議上說，農民反映“蔣介石手裏受難——吃飯。毛主席手裏幸福——吃粥。”這一類的怪話，筆者在那幾年也能從來自農村的鄉親那裏聽到，但是那時由於自己“要求進步”、都以為是落後分子的說法；現在看到陳雲這樣的高級幹部都以同情的口氣引用，可見“三麵紅旗”在黨的高層遭到的反對之強烈。聯想到文革初批判《海瑞罷官》時把海瑞同彭德懷聯係起來；又聽到了首都“三司”的司令、地質學院的朱成昭等人被受他們審問的彭德懷所說服、企圖外逃的傳說，從而開始意識到文革原來同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以及那幾年毛澤東推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有關係，而“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種種說法，隻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手裏的一張牌而已。這一認識的轉變使我們對那些因為同毛澤東持不同政見、敢於“為民請命”而受到批判的高級幹部，包括本校的黨委書記、曾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劉達，反而產生了一定的同情甚至敬意。以至到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我們畢業分配時、正是黨的九大召開前後，每個人都要在自己的“畢業鑒定”裏表態聲討“內奸、工賊、叛徒”劉少奇。我們幾個關係密切的同學就私下裏商量：劉少奇這個案子簡直是兒戲，將來遲早要翻。但是畢業鑒定裏不表這個態軍宣隊和工宣隊是不讓過關的。所以表態要抽象，盡量避免點他的名，以免將來在自己的檔案裏留下“攻擊劉少奇”的口實。可見那時我們的“立場”已經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再回到一九六七年初，我們的“戰鬥組”因為抗議中央文革隨便抓人而被本校掌權的造反派宣布為反動組織，連帶我們的那篇鼓吹“新思潮”的大字報也同伊林·滌西“給林彪同誌的一封公開信”聯係起來，被宣布為大毒草。而原來傾向較保守的一派組織，幹部子女較多，也因為那篇大字報而把我們視為“階級異己分子”。因此我們被兩派打入了“另冊”。在受到抄家和一段時間的批判之後，我們就成了等待“運動後期處理”的右派（“十六條”中說：真正的右派份子要放到運動的後期處理）。被剝奪了參加運動的資格、遊離於兩派之外。塞翁失馬，給我們帶來了兩條沒有預料到的好處。第一，早早退出運動，成了被迫的“逍遙派”，減少了在以後犯錯誤、做壞事的機會。諸如到全國各地去支援造反派、參加當地的武鬥、參加圍困中南海的“揪劉火線”、進入專案組參加對本校幹部和師生的迫害，等等，都沒有我們的份。第二，有機會靜下來讀了一些書，進行反思。我們本是理工科的學生，對政治書的興趣隻限於對付政治課的考試。文革把大家的政治熱情調動起來了，又有了這幾個月的遭遇，就“帶著問題”閱讀了不少有關的書籍。讀了之後才發覺，我們在自己那篇大字報裏的“新思潮、新發現”，其實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爭論的老問題了。蘇聯的托洛茨基早在二十年代反對斯大林“一國首先建成社會主義”的理由之一，就是認為共產黨人掌握了國家機器，不可避免要腐化變質，因此提出“不斷革命”的理論。南斯拉夫的執政黨“南共聯盟”的僅次於鐵托的第二號人物德熱拉斯，在他的《新階級》一書裏，指出社會主義國家裏自稱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統治階層，實際上是一個有著自身利益的集團，是一個新的階級。因此，我們雖然不再認為毛澤東是為了反對“特權階層”而發動文革；但他能利用這個口號來動員群眾，在全國掀起大規模的奪權、以至武鬥來實現他的政治目的，這個事實本身說明中國和其他被他（毛澤東）指責為“修正主義”的國家一樣，確實存在著新形態的階級和階級鬥爭。
作為對我們那篇“毒草”大字報的懲罰，畢業分配時我和同班的倪詩茂同學（現居美國芝加哥）作為起草和定稿的“主要責任者”，被軍、工宣隊定為“待分配”、在學校裏
多留了半年時間接受審查。然後，我被“發配”雲南西雙版納農場，是全校那屆學生中唯一分配到這個邊遠省份的人。到了雲南以後，還是擺脫不了這張大字報的陰影。一九七一
年，我已經在昆明鋼鐵廠當燒鍋爐的工人，省裏開始了“深挖五一六”的清查運動。廠裏自然把北京來的大學生作為重點。而本人因為有這麽一個“曆史問題”，車間裏把它透露
給積極分子，動員接近我的人貼我的大字報。我也同靠得住的朋友作好了“後事”的安排：如果被“隔離審查”，請他替我通知家人。沒有想到竟然是林副主席“救”了我——原來雲南的運動比內地要延後半拍；其它省份清查運動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雲南則剛剛開始。就在車間裏開始出現針對我的大字報時，他“老人家”（林）連同家人在蒙古從天上掉到了荒沙裏，中國的政治格局發生了一次大地震，清查運動就此無疾而終。可憐林彪他堂堂共和國的元帥，幾年前全國人民都敬祝他身體“永遠健康”，要以“以鮮血和生命誓死保衛”他；當他在“九一三”那月黑風高的夜晚，在蒙古荒漠的上空走投無路的時候，億萬人民完全蒙卻在鼓裏。即使知道了，也沒有人會實踐當年的誓言去保衛他。倒是他和他的家人“以鮮血和生命”讓許多流落在小角落裏的我這樣的人得以苟全性命於亂世。雖然逃過一劫，這段經曆一直使我心中餘悸猶存，直到一九八0 年，本人在合肥的中國科大考上了李政道先生的留美物理研究生計劃（ＣＵＳＰＥＡ），心裏還在忐忑不安：不知道出國政審會不會把我的這段老賬翻出來？
這一切，如今都成了幾十年前的往事。而我們的那張“新思潮”大字報，由於我們自己不久基本上放棄了其中的觀點；又因為受到了批判、怕被當作保存“變天賬”，竟然也沒有保留下文字上的記錄。也許在自己的檔案裏，從關於它的審查記載和自己的檢討中，可以找到原文中的一些字句。如果當局同意，本人樂意公開個人檔案，為史家提供一份原
始資料。現在隻能同倪詩茂等老同學一起憑記憶作以上粗疏的回憶。從中可以看到以下幾點：
一、楊小凱在《中國向何處去》一文中表達的“異端思想”最早在一九六六年秋天出現於北京。在我們的大字報“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學說萬歲”之前，已經有“法西斯黨的危險就在眼前；稍後有伊林·滌西的“給林彪同誌的一封公開信”，它走得比我們更遠，提出了“十七年來，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陳舊，極需創造出一個適合中國曆史特點的、世界上從來沒有的國家機器。”“官吏機器正在徹底完蛋，代表‘中國’的東方公社的光芒已經露射東方地平線了。”再往後，在一九六七年春，又有中學生激進派的“四三派宣言”，其中同樣提到了“特權人物”“像各個曆史時期一樣與廣大勞動人民構成了今天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文化革命就是這種主要的階級矛盾”的爆發。在大學裏，六七年的夏天，清華大學的周泉纓在“四一四思潮必勝”的大字報中批判對立派的“大翻個理論”，主張“階級關係不變論”，可見在蒯大富為首的“團派”中主張“階級關係新變化”的大有人在。隻是經過六六年冬、六七年春季的鎮壓，這樣的主張已經不能在北京公開宣揚；有這樣主張的人，不論是否相信毛澤東和中央文革仍然支持造特權階層的反，都知道阻力太大，這種事隻能做，不能說。
二、北京出現的這種“新思潮”很快就消退下去了，其原因一方麵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鐵腕鎮壓，另一方麵同北京運動的特點有關。特點之一是，北京運動走在全國的前麵，中央的鬥爭很快就暴露在群眾前麵。人們較早認識到文革的政治背景、就會如同我在前邊所述那樣，較早對毛澤東的那一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失去了興趣。在後來的幾年裏，毛澤東一會兒說，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鼓動造反派鬥爭“走資派”；一會兒又說，文化大革命的鬥爭，是過去同國民黨長期鬥爭的繼續，給保守派鎮壓“地富反壞右”提供根據。他在臨終前不久又重提什麽“官僚主義者階級”同勞動人民的對立，已經不能引起人們的反響。到了一九七年，當年那些追隨他“造反有理”的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上呼喊“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花了十年的時間完成了這樣的認識變化，宣告了毛澤東文革的失敗。北京運動的第二個特點是，它基本上是學生和機關職員的運動，工人運動的性質很弱，運動初期出現的“異端思潮”多屬缺乏社會經曆的學生們根據文革前學到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尤其是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批判從邏輯上推演出來的。比如，與我們的大字報差不多同時，北京大學有人寫了一張題為“造三個大反”的大字報，也鼓吹“階級關係新變動”。他們的邏輯是：毛主席說社會主義社
會將長期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總不能老是鬥爭地主、資本家吧？他們死了以後鬥爭誰呢？如果說鬥爭他們的子女，那不成了“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
的血統論了嗎？所以社會主義社會裏的階級和階級鬥爭，要從社會本身的經濟關係、而不是從曆史裏去找。這一類的“理論”，雖然不乏敏銳的直覺和觀察，確能夠引起一時的
轟動；但缺乏“群眾基礎”，在政治壓力麵前很快煙消雲散。
三、如果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本文開頭那一段所述的楊小凱的《中國向何處去》的中心思想。不難看得出來，它同上麵所述的北京的“新思潮”是一脈相承的。《中國向何處去》
是一九六八年初問世的，那時北京的群眾已經經曆了“奪權”、“二月逆流”，“武漢九二0”以及“王關戚倒台”等一係列事件，即使還沒有對毛澤東失去幻想、也已經懂得
了政治鬥爭的詭譎和險惡，不會再天真地公開主張“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周泉纓則早在六七年的夏季已經看破了天機：毛澤東在打倒了他的
政敵之後，就會收起他的鬥爭“走資派”這張民意牌，還是要讓幹部重新出來，實現“河歸舊道十七年”。與北京的造反組織不同，湖南“湘江風雷”這樣的外省造反派多是學生、工人和其它社會力量的聯合體；其中不乏在社會底層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不滿分子。正是在這些人當中，“階級關係新變化”的理論找到了真正的群眾。他們即使在一開始、或者在後來知道毛澤東並不真心要推翻特權階級，仍然特別堅持這樣的理論。因為他們沒有退路，“河歸舊道十七年”對他們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意味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作為這種社會力量的代言人，楊小凱在“《中國向何處去》大字報始末”一文中說：“我主張重新組織政黨萌芽式的馬列主義小組，獨立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調查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用新的理論來解釋文化革命中爆發的社會衝突。我認為官方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兩條路線鬥爭’的理論已不能解釋文革中市民階層與共產黨幹部的激烈衝突。”這就把發源於北京的“新思潮”發展到了極致。馬克思說：“理論隻要徹底，就能掌握群眾”。楊小凱的理論在北京、上海以外的各省造反派中影響特別巨大，原因就在這裏。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他也受到了中央和湖南省當局的所有政治派別的一致圍剿和嚴厲懲罰。
四、楊小凱在文革後到海外寫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對社會主義製度的突破”（《知識份子》，１９８６）一文中說，“一九五九年毛澤東經濟路線的徹底失敗是文革爆發的直
接曆史原因。這一年的經濟災難是世界經濟史上極罕見。”“一九六一年，劉少奇、陶鑄、周恩來這些在一九五九年積極支持毛澤東路線的人，都一致向右轉，支持彭德懷
的觀點。……毛澤東對此懷恨在心，開始籌劃反撲；從強調階級鬥爭、階級路線的八屆十中全會，到社教運動，接著又是全國學習解放軍運動、革命化運動、培養革命接班人、突
出政治等一係列運動，毛澤東企圖扭轉局勢的急切心情使他顯得越來越沒有理智。……到了文革前夕，毛澤東理虧和羞怒的心情發展到不能自控的狀態。他於一九六五年注意到
‘三家村’對其路線的諷刺和挖苦，而且難於忍受。從他後來‘炮打司令部’的第一張大字報中可以看出，他當時的心理已完全失去了平衡。”這段話說明，經過牢獄的磨難，他
對文革爆發的原因也得出了與原先完全不同的結論。但筆者以為，這並不否定他要從中國社會衝突中尋找文革原因的努力。這是兩種不同的原因：一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一
是文化革命中各派政治力量衝突背後的社會原因。這就涉及到“一個文革論”和“兩個文革論”之間的爭論。大體來說，“兩個文革論”者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有他自己的原因，就是打倒上層領導中的政敵；而群眾參加文革則有他們自己的原因，就是向特權階層爭取政治和經濟上的平等。兩者各懷“鬼胎”，互相利用∶毛打民意牌利用群眾中爭取平等的要求來實現自己打倒政敵的目的，群眾則利用毛的威望和一部分言論來同當權派鬥爭、爭取自己的平等權利。“一個文革論”者則認為，毛主席“同人民心連心”，沒有自己的動機，發動文革就是為了打倒黨內的資產階級，實現反修防修的理想。可以看出，爭論的雙方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大家都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內是存在特權階級和普通群眾之間的衝突的。分歧點隻在於毛澤東是否有個人的動機，攻之者說有，是為“兩個文革論”者；辯之者說無，是為“一個文革論”者。“兩個文革論”具體來說就是認為毛的動機是要維護他的已經被證明失敗的“三麵紅旗”的路線，清洗反對他這條路線的同僚。從筆者自己的經曆以及朱成昭、楊小凱、王希哲、鄭義等人士的遭遇來看，在文革開始時，大家都是“一個文革論”者；但是隨著運動發展，或先或後都變成了“兩個文革論”者。到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可以說“一個文革論”者已經所剩無幾。據近來有文章透露，毛澤東在聽了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匯報後，也承認“人心不在我們這邊”。一場開始時萬眾一心的運動，為什麽會到頭來變得這樣眾叛親離？
這是值得文革研究者深入探討的問題。希望本文能為這樣的探討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2004 年8 月18 日
來源：網刊《文革博物館通訊》227 期，2004 年8 月23 日
《科大瞬間》文學城編輯部
許讚華 803 | 陶李 8112
劉揚 815 | 黃劍輝 815
滕春暉 8111 | 陳錦雄812 | 餘明強 9115
陳風雷 786 | 沈濤 822 | Jay Sun 836
吳鈞 856 | 王? 9015
投稿郵箱：kedashunjian@163.com
公眾微信號：USTCMoment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