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我遭遇的“反標事件”

我遭遇的“反標事件”

謝文梁(6566)

1966 年開啟的文革運動，是“觸及靈魂的大革命”，也 觸及到了我的靈魂。至少在運動初期，我也跟多數同學一樣， 主觀上是想緊跟形勢，做個積極分子的。工作組進來以後， 我們 656 年級也要成立“文革小組”，每班推選一個人，我 被選中成為“年級文革小組”的成員。

按理說，作為年級文革小組成員，在旁人眼裏可算是工作組的“親信”了吧，不料到七月二十日左右，內部傳達了原華北局第一書記、時任北京市委代理書記的李雪峰對工作組的一個講話，把當時高校形勢說成了五七年反右時的形勢，使我感受到了政治氣氛的嚴峻。緊接著又發生一件事情，工作組召集我們年級文革小組的人開會，不知他們用什麽辦法，竟然已經排出了一個名單，把每個班的全班人員都排出了左中右，會上就這個名單征求我們的意見。我們班是個相對溫和的集體，雖然包括我在內，同學們也在議論工作組，有些事情也同外邊大字報所表達的意見那樣，認為工作組做得不妥，但總歸隻是議論一下，沒有感覺到什麽出格的言行和事情。但名單上，我們班竟然有一個列為了“右派”，一個列為了“中右”。我那時的心目中，認為右派分子是十惡不赦的壞人，想不到這兩個同學居然也是“右派分子”或接近“右派”了，吃驚之餘，我在會上盡管並未反對，但對他們兩人有沒有那麽“壞”，多少表示了一點不理解。

七月底，毛回到北京，批評了劉鄧派工作組的事，隨後， 工作組就撤走了，再不久，左中右名單被公開出來，我獲知， 我的名字從“中左”變成了“中右”。我自問自己沒有任何 “反工作組”的言行，想不到憑我的表情就從中左變到了中右，真是第一次切實感受到了政治運動中言行的風險。好在工作組已經撤走，“中右”帽子已經過時了。

這以後，看到過“破四舊”的瘋狂，看到過到處停產的蕭條，看到過許多“大人物”被遊鬥的場景，看到過“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搞笑。如果說，這些還不關乎我的直接切身利害的話，那麽，下麵說到的事情是我終生的記憶。

12 月中旬，我跟本年級幾個同學步行串聯去了延安回來， 學校裏空蕩蕩的，我與班上的徐明貴討論學校形勢，一致認為劉達好像沒有什麽問題，並決定要去找劉達談談，問問他在晉察冀時跟彭真到底是什麽關係。經過連續幾天的竟日長談，又在劉達指點下訪問了他的老戰友王震同誌(時任農墾部部長、文革後任國家副主席)、鍾子雲同誌(時任煤炭工業部部長)，從此詳細了解了劉達的身世和革命經曆。我們確信劉達是好幹部，但隨後學校形成兩派，導致對幹部的解放成為完全不可能的事(詳見拙作:《聽劉達談往事——五十年前的訪談》)。

1968年，高校武鬥蜂起，科大雖未發生大規模械鬥，卻也磨刀霍霍，兩派之間視如寇仇。我所尊敬並共同參與“保劉達”活動的學校黨辦主任李俠，僅僅因為提到過認識江青， 說江青抱過她的小孩，就突然被捕。在這樣的政治空氣下， 我完全不想參與學校的運動，選擇了回老家紹興。而回紹興 的結果，並未找到避風港，反而受到更大的打擊——我親曆了父親被抓起來的那一幕。當時，父親在稅務局工作，每天清晨上山打太極拳。一起打拳的有本單位的一位名叫章嚴的同事，是馬來西亞歸僑。章嚴在文革運動中並不積極，不過 因為歸僑身份，免不了被指責為“裏通外國”分子，終於他忍受不了此類子虛烏有的打擊迫害，上吊自殺了。而他一旦自殺，我父親就被抓起來，要他交待與章嚴共同搞“反革命 集團”的罪行。當然，那次回紹興的經曆還遠不止這些，我的親戚上輩，也都沒有躲過被鬥被關的命運，他們中有共產黨的幹部，也有基層企業的領導，也有曾經被尊為上賓的民 主人士，被遊街的遊街、被批鬥的批鬥，名目不一樣，被鬥都一樣，總之是一片風聲鶴唳之中。

1969年初，我們班一位名叫賈樹國的同學突然出走，幾 天之後才在崇文區的一個環衛站的草垛裏被找到。原來他的家庭出身是富農，但他填寫個人檔案一直登記中農。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此事就越來越成為賈樹國的心病。“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以後，工宣隊舉辦了一個“教工學習班”。 因為相對於學生隊伍來說，教工隊伍的家庭成分當然是比較複雜的，所以安排了少數學生“摻沙子”，參加這個學習班， 賈樹國是被選中的我班兩個學生之一。在學習班上，針對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師，工宣隊師傅言辭激烈地要求他們老實交待。跟 656 學生們關係較親密但出身於地主的張作生， 就是重點被點名的老師。曆史的誤會就是如此，賈樹國因 “出身好”被選中參加教工學習班，卻因為隱瞞真實出身， 身臨其境，“心病”發作，所謂杯弓蛇影、坐立不安，在“學 習班”開張的第二天，就慌慌張張逃出科大。兩天後雖回來一次，卻無法也不敢解釋出逃因由。於是再次離校出走，他不知該遊蕩到什麽地方為好。轉來轉去，轉到晚上，冬夜難熬，直至找到這個環衛站的草垛，趕快躲了進去。

工宣隊師傅和我們班的同學忙碌了幾天找不到他，結果 、得知賈樹國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出走，不論是同情他也好， 看不起他也好，總的情況，是惻隱之心占了主流。他被接回學校之後，大家爭相護理和安慰他，有人幫他打飯，有人幫他洗腳，我也幫他洗過一次腳。賈樹國後來在學校搬遷安徽以後，因為此次出走留下的案底，於“一打三反”運動中再次受到隔離審查，並在淮南再次出走，於 1970年4月24日晚臥軌自殺。此是後話，這裏不細說。

此時的文革運動已經進入了第三年，三年來的樁樁件件， 我對文革運動變得越來越不理解，越來越抵觸，這種思想觀點越來越溢於言表，終於在1969年秋，我沒有能控製自己的 心緒，有了一次徹底的暴露。

一天晚上，我去王培紅同學的宿舍找他理發(當時班上都是同學之間互相理發)，等候之際，信手拿著毛筆在報紙上亂寫，一個姓陳的同學講笑話，講完以後，眾人皆笑，說: “真是天大的笑話”。此後，我理完發睡覺，一夜無語。不料次日早上，有人在走廊上喊:“謝文梁寫了反動標語”。 我聞聲跑去一看，果然見到我寫在報紙上的毛筆字“天大的笑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我心裏明白，自己對於文革運動中這樣大規模地整人， 早已是看不慣又不敢說，不料今日竟然言由心生，落下了把柄。

我的問題明擺著要比賈樹國嚴重，當然跟賈樹國一樣， 也免不了需要做檢討，包括工宣隊師傅和周邊同學在內，也沒有人敢於公開為我辯護。我想起了66年底劉達跟我談到59年反右傾運動的體會所說的話。他親口告訴我，被批判時帽子可以扣得很大，事實不能隨便承認，否則後患無窮。我牢記他的教誨，說反標事件“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我很痛心”，但我一口咬定那是筆誤。我真是很慶幸，“人之初， 心本善”，也許是大家都跟我一樣，已經厭惡了沒完沒了地整人，也許是賈樹國一事的後續影響和惻隱之心，也許是大家從來沒見我做過什麽壞事，沒整過什麽人。總之，感覺不到對我的“階級仇恨”，檢討之後沒人發言說我不深刻，沒人繼續深究。對我的處罰，亦僅限於不能參加學跳“忠字舞”。我明白，風吹過，水麵自然成紋，風過後，水麵恢複平靜。班上的同學實際上是以“放水”的形式保護了我。對文革的態度問題，一直被認為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在這個問題麵前，我的同學們選擇了維護良心。

1970年7月，我們終於迎來了畢業分配。在畢業前的鑒定期間，也有個別同學又把“反標”問題翻了出來意圖追究， 遭到一致抵製，最後，鑒定意見中含糊其辭地寫上:“由於階級鬥爭覺悟不高，犯有一般性缺點錯誤”，終於不了了之。

來源: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