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 為了生物係的發展

【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 建校60周年慶

為了生物係的發展

壽天德（5912）

出國不僅是為了提高業務

1980春節剛過，我就飛往美國芝加哥的西北大學，開始了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公派赴美訪問學者的曆程。

在旅途上，作為生物係第二個公派出國的學者，我為自己定出了三個目標：一、努力學習，做好科研工作；二、利用好難得的語言環境，力爭英語過關；三、了解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科研、教學和組織情況，以供我們科大借鑒。在兩年零兩個月的西北大學生物醫學工程中心的進修過程中，我的行動始終圍繞著這三個目標。

我不像有些訪問學者那樣，為節省開支而租房群居在一起，反而刻意單獨租美國家庭租房居住，硬逼自己必須用英語生活；因為我所在的Enroth-Cugell教授實驗室裏沒有華人，隻能夠用英語交流，也大大地有利於提高我的英語水平。此外，我還積極參加芝加哥的美中人民友好協會的活動，甚至擔任過該團體組織的專為美國人舉辦的漢語學習班的義務教師，既增加了了解美國社會的知識又練習了英語表達能力。

有了語言能力的提高，就大大增強了我的科研工作和了解美國大學和社會各方麵的能力。

圖1 在美國西北大學進修視覺研究時攝於實驗室，1981

1982年5月，我結束了在美國西北大學兩年的進修工作回國。次年，擔任係副主任。1984年，科學院授命管惟炎擔任新任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方勵之任第一副校長。他們認為生命科學極其重要，科大生物係很弱（當時，沒有教授，隻有4個副教授），亟需加強；而原任領導年邁不得力，需要調整加強。他們決定任命我當時還隻是一個講師的人擔任科大生物係的常務副主任（主任缺）。

我雖然對當行政領導沒有多少興趣，但看到生物學亟需改變的現狀，想到“與其差勁的人做領導，還不如我來負責”，便很快表示願意承擔此重任。按校領導的要求，我隨即就提名係裏第一位出國進修回來的女講師施蘊渝擔任副主任，組成了一個最精幹的係級行政領導班子。由於理念相同，很多過去係裏開會討論半天，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事情，我們往往在上班路上或電話中一商量，就很快決定下來加以落實了，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會議。

將願景變成現實的努力

我剛開始擔任生物係負責人時，雖然還沒有一個具體的計劃，但心中卻有一個願景，即通過長期的努力，將這個係建成國內一流的、充滿活力的、有競爭力的生物係。

因此，在我的心目中，這個係必須是係風正派的，有利於年輕教師成長的，對一切有發展前途的人才開放大門的，絕不容許論資排輩；同時，這個係必須對外高度開放，積極進行國際、國內的學術交流的。為此，工作中，我必須出自公心，以身作則，將係的發展放在個人發展之上，乃至犧牲個人利益也在所不顧。我堅信，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我們這個較弱的生物係一定會建設成為國內一流的、國際有影響的生物係。

剛上任時，係裏的日常事務和學校召開的會議極為繁忙，弄得我整個白天都耗費在行政工作上了。當時，一個係的工作，大到教學、科研、提職、經費分配、分房子，小到人員矛盾、家庭糾紛、學生管理……統統要係主任來管。這種現狀必須改變！我在係黨政領導班子會上明確要求：每個幹部都必須負起責來，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隻有出現自己不能夠解決的問題，才拿到會上討論；實在不好解決的難事、要得罪人的事就由我和書記來親自解決。我對係裏的教學、科研幹事（秘書）說，你們大膽地幹，隻要符合學校和係裏規定的事情，你們完全有權決定，不必請示我，遇到難辦的事情由我來解決。

圖2 向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諾貝爾獎得主R.Marcus教授介紹科大的視覺研究工作
約1995年於合肥

追謠到底反對“窩裏鬥”

生物係裏，女同胞較多，其中，也有個別饒舌、愛挑撥之人，矛盾也就比較多。在全係大會上，我就多次宣布：本係對每個人的要求是做好本份工作，也就是，努力去做對教學和科研有利的事情，有本事的，到本專業的學術同行中顯示去，絕不許“窩裏鬥”，搞內耗；同事之間，不許造謠、傳謠，更不許無事生非。

實際工作中，一旦查出一些無中生有的謠傳時，我就親自追查到底，弄個水落石出為止。有些年長的教師之間長期沉積有矛盾，原科大的和外校調入科大的老師間也有矛盾。對此，我們也不回避，而是實事求是地調查清楚後，采取公平合理的方法加以解決，為了係的發展，不怕得罪某些人。

這樣長期堅持下來，係裏風氣就大有改變。

不拘一格舉人才

高等院校中，論資排輩之風是影響年輕人才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中國，個人的職稱與他的薪酬、住房、福利等切身利益緊密相關。因此，職稱評定中，我們係在保證教師的基本素質的前提下，堅持一碗水端平，一律以科研和教學的業績為標準來決定晉升與否。生物係第一次評定晉升正教授時，大家提名一位原係主任作為候選人後，作為講師的我，卻提出將一位剛從美國進修回來的、比我年輕五歲的講師，也作為教授候選人，越級晉升上報學校，由校外同行評審專家說了算。結果，這位年輕教師被破格批準為科大生物係的第一位教授（後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認知科學學會理事長），而那位老主任卻落第了！這件事大大鼓舞了年輕教師們努力工作、發展生物係的士氣。生物係裏，也有個別教授水平不高，可架子不小；不僅不培養自己手下的年輕教師，反而對他們橫加壓製、打擊。為此，我們站在公平、正義的立場上，堅決維護年輕教師的合法權益，對這樣的教授進行了必要的、有理有節的批評教育。

我們的“生產自救”

在芝加哥進修時，我曾給當時係領導寫信提出，如果要把生物係辦好，必須送出15―20個教師到發達國家的大學學習進修才有可能，因為，他們回來後將形成一個新的群體，從根本上改變生物係的現狀。

現在，我當權了，就要盡力去實現它。好在當年科大的政策規定很明智：隻要外方能夠提供足夠的資助，教師安排好教學工作後，鼓勵出國進修1―2年提高業務水平。實際上，這相當於用外國的錢來實行了我們科大中的“學術年假”。那時候，國內教師的待遇極低，可以說是生活在接近貧困線水平。我要求係裏老師們盡力將手頭的教學工作安排好，騰出部分老師輪流到國外去合作交流、進修，這樣既提高了教師們的業務水平，又使他們經濟上得到改善，我曾對穀超豪校長說：“李鵬不給我們加工資，我們就‘生產自救’”。這個做法深得老師們的歡迎，結果多年來我係約有三分之二的老師獲得了一次和多次出國進修提高的機會，大大地增強了我係學術和教學水平，也改善了他們的家庭生活。

同時，我們在不拘一格吸收外來人才方麵，也取得很好的成績，他們的到來使得我們生物係充滿了活力，在係內得到和科大畢業留校的教師完全一視同仁的待遇，心情十分舒暢。

要發展就不能怕得罪人

對係的發展有利的事情，往往會影響到少數人的利益，

要得罪某些人。我覺得，當係主任，就要為係的發展做出最大努力，勇於擔當責任。因此，為了係的發展，我不怕碰釘子，不怕得罪人。

我深知，生物係要發展必須要有一個寬鬆的學術環境，讓教師們感到在本係工作有前途有奔頭。但是，在這個係裏，也有個別特殊人物以及曆史形成的難辦的事情，群眾意見很大，卻長期得不到解決。為了切實保障生物係的健康發展，逐步創建一個安定團結和生動活躍的局麵，我覺得，要發展就不能怕得罪人，因此，我就積極主動地去做這類麻煩的工作，並取得了成效。

圖3 與中國科技大學1995屆生物係畢業生合影（合肥，1995）

人才是國家的

要辦好生物係，關鍵是要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師資隊伍。對於這方麵的工作，我在科大任係負責人的12年中，花費了很大的精力。

一方麵，我大力推進將現有師資送到歐美發達國家進修和合作研究，提高學術和教學水平；另一方麵，發動大家，我也親自動手，采取多種途徑，在國內外積極招聘優秀人才到科大來任教——盡管，科大地處合肥市，地域上沒有競爭力，但它是當時科學院唯一的直屬大學，有寬鬆和公平的學術環境，特別是生物係堅持開放的國際交流政策（如積極推行類似歐美的學術年假製度），以及流動的人事製度，因此，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對於願意來我係工作的優秀人才，我們竭盡全力為他們解決住房、配偶工作安排和子女就讀方麵的問題，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這在八十年代，都是各單位難以解決的事情，但在生物係得到了較好的解決。我就曾為我們招聘的人才，直接向校長申領到特批分配的住房。

我還親自動手擬稿，兩次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登載招聘啟事。一位我從他研究生時代就跟蹤近十年的海外學子，主動來信說，他在海外從來沒有見到過如此好的招聘啟事，並表示願意到科大生物係工作。結果，來係後不久，就成為我係生物物理教研室的主任。

我係曾招聘到一位優秀學者，並先後送到科學院和美國進修兩年後回科大工作，但他的母校複旦大學卻在動員他去複旦。為此，我親自寫信給複旦大學的談家楨先生，請他支持科大的工作。結果，複旦給予了大力支持，終止了對該人的招聘工作。可惜的是，這位很有潛力的年輕學者，在第二次出國後病故在海外。

對於在科大生物係工作多年的優秀學者，我的原則是：人才是國家的人才，如果有比生物係更有發展前途的單位需要某教授，而他（她）本人已決心要調離科大的話，就應該滿足其要求。強扭的瓜不甜，用行政手段卡住不放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不僅傷害其工作積極性，而且會斷送人才進一步發展的機會，最終對國家也是不利的。由我親自批準調離的生物係優秀教授就有好幾位，其中，就有兩人不久就當選為中科院或工程院的院士，而他們的奠基性工作都是在科大完成的。還有一位剛從美國著名大學回來的年輕學者，因為科大的支持力度不夠，很難開展工作。這時，科學院上海分院新建立的一個研究中心主任吳建屏來信，請求科大支援該中心的工作，並答應為他提供極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如果從科大的利益出發，是不應該同意他調離的，卻很可能因此讓他不死不活地拖上幾年，科學銳氣喪盡；但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他到科學院就會如魚得水，立刻發揮作用，對國家有更大的貢獻。於是，我毫不猶豫地批準了這個學者調離科大，到科學院上海分院工作。現在，他已經成為該研究單位的學術帶頭人。

有位在科大工作多年、兼任係副主任的青年教授，出國後逾期不歸，後在美國改行從事生物製藥工作。為此，他寫了一封沉重的道歉信給我。我回信給他說，你已經為科大做了十多年工作，在教學、科研和行政工作中做出不少貢獻；現在，你40歲出頭時，有了新的人生選擇機遇，我們可以理解你，並支持你的選擇，請不必過於自責。

培養自己的年輕人才

要發展現代生物係，培養自己的年輕人才也是一條重要途徑。科大生物係的課程設置很重，內容較深，要求較高。本科生學製五年，最後一年在係裏或科學院的實驗室裏做畢業論文。每年均有一些畢業生留校繼續攻讀研究生學位，我們能夠留下幾個年輕博士做助教。我們總是給留校生在科研、教學工作壓擔子，安排資深教授指導，並提供機會送他們到發達國家的學術機構去進修，提高業務水平。所以，這些年輕教師感到前途光明，在科大生物係大有奔頭。經過十幾年的努力，一大批學術骨幹成長起來，成為生物係發展的重要力量。

我的第一個研究生周某是少年班畢業。1982年，他考上了我國著名神經生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院海外院士馮德培先生的研究生，但不到三個月即被退回科大，理由是該生“不適合從事生理學研究”。如果，在此時，他再找不到接受他為研究生的導師的話，就將被退回農村老家。

為了這位學生的前途，剛從美國回來的我，以一個“理論物理專業”尹鴻鈞教授的名義下，招收了周為我的第一個神經生物物理專業研究生——因為，當時我們係裏，既沒有碩士研究生學位授予點，我本人僅是一個講師，也沒有資格招收研究生。

周有極為嚴重的口吃，加上精神上的打擊，在初次見麵時緊張得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十分可憐。為此，我和妻子吳萍華覺得，首先應該消除他的精神憂鬱狀態。為此，就請他經常到我們家裏吃飯，和我的孩子曉海、曉瀾玩，改善他的心理狀態。在實驗室裏，我待他如同自己的子女，悉心安排他的工作，手把手地教他如何做動物的生理手術、控製實驗動物狀態，並充分發揮他數學功底好的優點，放手讓他處理實驗數據，還讓他在我的一篇重要的國際論文上署名，他的自信心逐漸得到了明顯的提高。

在此基礎上，我逐漸對他提出越來越高的嚴格要求，經過三年的努力，周某的碩士論文獲得了科學院優秀論文獎，並留校成為我的第一個博士生。在我的培養和推薦下，周某還作為訪問學者到美國猶他大學醫學院合作研究，水平不斷提高。當我在1996年調離科大到複旦大學去任教時，他已經成長為科大生物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並負責主持我創建的科大視覺研究實驗室。在生物係，像周某一樣的年輕人才成長為教授的例子還是不少的。

愧對家庭

擔任生物係負責人的12年中，我妻子吳萍華為了支持我的工作，義無反顧地放棄了在上海優越的工作，放棄了她的事業追求，全力以赴地將整個家庭和教育孩子的重擔挑了起來。一方麵，她麵臨科大的新工作的挑戰，另一方麵，又要麵對合肥“一家四口三個戶口”的生活困難，還要支持我在神經生物學的科研和教學的業務上能夠有所作為，在係的建設上能夠做出貢獻。而我卻對家庭和子女教育方麵貢獻甚微，心中十分內疚，令我愧對家庭，遺憾終生，這也是我退休後一直努力在行動中加以補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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