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 在充滿荊棘的道路上艱難前行

【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在充滿荊棘的道路上艱難前行 
王裕群（5806） 

在大躍進的聲浪中，中國科技大學應運而生。這所大學僅經過五個月的籌備，於1958年9月就正式開學了，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1958年8月，我收到科大錄取通知書，要求北京同學於9月2日到玉泉路20號報到，比一般同學提前半個月。 

被錄取的北京同學大約一百多人，從9月2號報到後，開始整理校園和準備迎接新同學的各項工作。最主要的任務也是最繁重的勞動——修建大操場。那時校園的北側是長滿齊胸野草的荒地。我們首先要鏟除這些雜草，然後翻整土地，最後碾壓成平整的操場。我們從早到晚不停勞動，中午冒著火熱的太陽，拔草、鋤草，很多同學的手磨起血泡，有的傷痕累累。在最後平整操場的時候，大家徒手用肩膀拉大石碾，或用木夯砸實，一麵使勁一麵高唱打夯號子，場麵十分壯觀。那時正值大躍進的風潮驟起，同學們幹勁十足，比賽之聲此起彼伏，休息時則歌聲不斷。
 
僅僅半個月功夫，麵積寬闊的大操場修建完工，有四百米跑道加足球場，以及四個籃球場和其他活動場地。待到大批外地同學到達，這個大操場已經可以舉行全校大會和進行各項體育活動。他們不知道，這是來自北京的同學們辛勤勞動的成果。
 
此後，我們又幫助整理宿舍和教室，分批到火車站迎接來自四麵八方的新同學，儼然是學校的主人。 

這是我們北京同學對學校最初的貢獻。 

當年貫徹階級路線，進科大的同學均是經過政審合格的。58屆學生來自農村貧困家庭的學生為數不少。許多同學是赤腳或穿草鞋、僅穿褡褳短褲、帶一張涼席就來學校。這些同學享受到國家給予的助學金，天涼之後，學校發放了解放軍退役的黃色棉衣棉褲。所以，凡在首都大學生集會或遊行的時候，科大的隊伍一看便知，我們學校學生是最儉樸的。 

9月20日開學典禮在政治學院大禮堂舉行。此情況有官方記載，不必多言。
 
各係的編製是半軍事化的，我們的作風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係行政主任均由各部隊選派優秀校級軍官擔任。一係主任李友林是長征老紅軍，我係主任劉宏來自海軍。係為連級編製，有連長和指導員。早晨6時吹號起床，集合跑步喊口號；吃飯列隊去食堂，途中高唱革命歌曲；晚上連長訓話，指出各種應當注意改正的問題；按時就寢。
 
開學不久，有一次去中關村參加全科學院大會。全校同學排成長陣，自帶食堂發的幹糧，步行30餘裏，僅中途在萬壽寺小歇一會。到中關村大操場（此地現在已經成為北四環的道路）席地而坐，聽張勁夫書記講話。下午照樣步行返回玉泉路校園。 

開學後，並未立即上課，而是為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開展 “紅專大辯論”。我係的教室位於教二樓，同學們每天進行關於“是否能夠紅專並進”的辯論，又開展自我檢查和大批判，到處貼滿大字報。
 
當年，學校認真地貫徹“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方針，每年約有近一個月參加農村勞動，並在校內外開展科研活動。
 
1958年10月中旬，全體同學赴密雲農村勞動。我們親曆了大豐收的喜悅，也見到許多白薯、花生被撂在地裏沒有 “顆粒回倉”，感到十分可惜。我班有的同學晚上到地裏撿花生回來烤著吃，不知被何人舉報，第二天晚訓時，被帶隊的吳儂政委公開批評。 

1959年秋天，又去密雲參加密雲水庫的植樹勞動約一個月。首都各個大學學生齊聚密雲水庫邊，展開勞動競賽。行軍中互相問候和挑戰，一派熱火朝天景象。 

我們每天往返上山，步行即花三個小時多。爬上高高的山頂，在陡峭的山坡上掄起鎬頭清除石塊和雜草，挖成固定尺寸、平整的“水平條”“魚鱗坑”（皆為種樹的規範規格），中午就在山上吃送來的饅頭和鹹菜。我係最高紀錄是由王乃富同學創下，一天挖21個水平條，有一天中午他竟吃下21 個（一兩多一個）饅頭，得個外號“大呼拉”。我也一天能刨出八九個水平條，最多一次吃下七個饅頭。我是團總支宣傳委員，帶領大家唱歌，說快板，號召大家邊勞動邊注意好人好事，休息時寫報導；宣傳員用大喇叭筒念宣傳稿，喊著口號鼓舞勞動熱情。如今，密雲水庫的周邊山坡，長滿高大的樹木，森林密布，那是我們這些首都大學生勞動的成果。
 
1960年秋，仍然是赴牛欄山公社勞動。這時目睹食堂製普及，糧食欠收，農民勞動積極性受到傷害。每天夜晚評工分，鬧得矛盾重重，疲憊不堪。我們被要求下工要帶回野菜，吃的是野菜稀糊糊，許多男同學已經饑餓難忍。但領導仍然讓大家吃“憶苦飯”，也就是那難以下咽的糠菜團。
 
1961年夏，在衙門口公社勞動，因為飲食不潔，百分之八十的同學得了急性痢疾。有的同學耽誤了治療，轉為慢性痢疾，常年未愈。
 
在校期間，全校同學積極投入大躍進的運動中，白天上課，晚上煉鋼。在校門內外，建起座座小高爐。為了尋找小高爐建材，我與黨小組長高森曾漫步大街小巷，看有無適合當耐火磚的材料，發現東西交民巷的鋪地磚材質上乘，終未敢造次。我又從國家計委行政處借得一台幾十公斤重的鼓風機，自己肩扛乘公共汽車加徒步帶回學校。這台打了借條的鼓風機後來去向不明，我也未能如約歸還。大家把能夠拆除和找到的鐵器當原料，煤塊木柴當燃料，雖然爐火熊熊，可是爐溫上不去，煉出來的鐵渣當成“鋼”上報，經常有鑼鼓喧天的報喜隊伍宣告“放衛星”。 

同時，還進行“科研大躍進”，我們曾到處試用“超聲波”發現奇跡，也徹夜不眠搞科研項目，比如我曾參加“蒸餾法用白薯製酒精”，自行“設計製作電子管放大器”， “無線尋呼器”，“電流互感器”等。雷蓉同學的父親時任外貿部部長，通過她請求外貿部支援，為我們從香港采購了不少電子器材，各種電子管及元器件。所用資金也全部在部裏報銷了。
 
此外，還有“文藝大躍進”，要求人人晚自習前後大唱革命歌曲，寫革命詩歌。凡全校集合大會，會前各係互相拉歌，歌聲此伏彼起。體育也要躍進，晨起和傍晚跑步幾千米，我係目標是“跑到井岡山”。大家年輕，有使不完的幹勁，以瘋狂的熱情，擁護黨的三麵紅旗。 

有的宿舍辦起名目繁多的“公社”，實行共產主義，東西不分你我，一切共用。
 
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我們的課業學習緊張進行。科大的學科安排完全配合研製“兩彈一星”，教學方針是：“全院辦校，所係結合，理工結合”，課程要求“重、緊、深，少而精”，目標是“向科學進軍，攻克科技尖端！”各係的業務主任均由各所所長兼任，來校講課的全是各所的資深頂級科學家。當時中科院的技術骨幹多為從歐美歸國的專家教授，他們帶回來西方最先進的學術成果和觀念，所以從一開始，科大的教學方式就區別於其他院校，不是沿襲蘇式教育體係，而是師從歐美。這是我們科大無可比擬的優勢，專家教授們以他們的真才實學、嚴謹治學、簡明扼要、既見樹木又見森林、由薄到厚由厚到薄、平等開放的治學精神、理念熏陶著我們，為科大樹立起傳承至今的學風。 

我係“自動化係”編為六係。業務主任是陸元九教授，專業委員會主任是屠善澄先生和楊家墀先生。我們係由於是理工並進的專業，功課“重緊深”名列前茅。例如，數學和物理課持續三年，製圖、機械設計、電工等課程也一樣不拉。數理化基礎課程也是由高級研究員們來講課，比如，教微積分的是秦元勳教授，物理中的聲學是馬大猷先生，化學是胡先生，等等。 

此時，大躍進幹擾教學，大家各種活動占用學習時間，功課太累了！所以當時北京流傳順口溜：“窮清華，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在這樣的情況下，難怪有的同學上課打瞌睡，有的跟不上進度，聽不懂。但即使是速成中學來的老大哥們也鍥而不舍地拚命努力，同學間開展“一幫一，一對紅”，互學互教，共克難關！
 
到1960年秋天，糧食定量已經下調幾次。我的定量從1958年的每月33斤下降到每月26斤，即使如此，我還經常節約五六斤糧票贈送給飯量大的男同學。食堂基本沒有副食供應，常常佐以下飯的東西是一勺黃醬。學校號召我們到八寶山上去采野菜，搜集樹葉做什麽“植物蛋白”以充饑。黨委書記鬱文語重心長地對同學們說：“飯已經吃不飽了，你們下課不要再去打籃球，盡量上床躺下休息！”從1960年至1962年上半年，由於基本營養的嚴重缺乏，大多數同學患 “浮腫”，對於情況嚴重的學生，發放一些“康複粉”補貼營養。每年暑假結束，要求同學們報道家鄉的“大好形勢”，有的同學如實反映農村欠收的情況以及大躍進負麵情況的，則受到嚴厲批判，扣以“給三麵紅旗抹黑”的帽子。例如我係2班萬家榮同學，家在四川萬縣，他家幾口人全部餓死，隻有一個兩歲多的小妹妹尚存。他不願開口說話，在追問下說出實情，結果遭到嚴厲批判，此後他一直精神不振。
 
1960年冬，暖氣停燒，老師伸不出手寫板書，教學效果下降。比如我係“電子學”課程期末考試，竟有約2/3的同學不及格。由於物質缺乏，發生一些小偷小摸現象，此時又搞一次“反不良傾向”運動，不少班級學生中的生活委員掌管糧票等供應券的發放而遭到懷疑和審查，我係1959級一位女同學向陽因此服劇毒氰化鉀身亡。
 
1961年下學期，我們搬到中關村，以便下所參加科研活動，並分專業。即使在十分困難的經濟形勢下，各所領導還是盡力讓我們盡早接觸科研實際。我係同學分別入所按課題小組進行科技實踐，我被分配的課題是“光學放大器的應用”。
 
1962年，嚴峻的形勢有所緩解，周總理發表了重視知識分子的講話。在大學和科研單位，糾正過左的傾向，由黨組織對受到不公正對待的知識分子進行甄別，黨的負責幹部向他們賠禮道歉。我係的黨員幹部也對如萬家榮等同學公開道歉。這時，由於以前執行政策較左的學生幹部的積極性受到挫折，他們也情緒低落。 

1963年上半年進行畢業設計。這是對我們五年學業的總結，大家非常認真努力。我的課題是“飛行器的姿態控製模擬”。此時正逢全國的學習雷鋒同誌活動蓬勃展開，我們積極響應。 

畢業前夕，進行一次嚴格的思想檢查。每人自我鑒定，再由同學們評議。主要是檢查政治立場和對曆次運動的態度。聽說個別係裏有人被定為“反動學生”。
 
周總理親自在人民大會堂對北京市的大學畢業生發表重要講話。我校同學是在宴會廳席地而坐，聆聽總理近三個小時的諄諄教導。 

畢業分配，我係約有七八個同學留校任教，我是其中之一。許多同學分配在所裏，更多同學走向三線的國防單位，許多人後來均成為業務骨幹。“科大學生有後勁”是各單位對我校畢業生的一致良好評價。劉達書記是1963年調來科大。在1963年下學期開學典禮上，他鼓勵我們留校人員“忠誠黨的教育事業”，並為我們立下“五年副教授，十年教授”的目標。 

我第一年擔任“運動物體控製”課的助教，主講老師是屠善澄教授。他剛剛於今年（2017）5月6日去世，享年93歲。他是我的恩師。他僅為1958、1959兩個年級任教，1960級的這門課就由我來講授了。我們正當年富力強，智力也處於最佳狀態，對學業的追求不遺餘力，像水綿吸收水分一樣渴望精進。同時我還擔任政治輔導員的任務，盡我所能地抓緊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又相繼帶領1959、1960級學生到寶雞、蘭州三線工廠實習。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新大學畢業生，獨立擔當的能力受到學生和組織的讚賞。
 
正在意氣風發地向科學進軍，“四清運動”終止了我們業務發展的進程，這一停就達十多年之久。我們最寶貴的青春年華被其後的“文化大革命”消耗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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