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

《科大瞬間》與您分享中國科大校友和教師校園內外真實、親切的回憶以及多視覺、多維度的人生感悟。

首頁文章列表博文目錄

個人資料

科大瞬間

給我悄悄話

博客訪問：

十字路口的一枚拓片

(2022-12-01 11:16:43) 下一個

十字路口的一枚拓片

強力771

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五月十五，成吉思汗的九世孫、西寧王速來蠻和親屬布施製作了一塊石碣，立於敦煌莫高窟內，世稱莫高窟六字真言碑。碑高75公分，寬55公分。碑文主體是以六種文字書寫的佛教六字真言，是研究佛學傳播、中西域文化交流和六種民族文字和書法的珍貴文物。碑的上端刻“莫高窟”三字，中央刻四臂觀音坐像，其上左右三方各有兩列刻文：上方第一行為梵文，第二行為藏文；右邊外側為漢文，內側為西夏文；左邊外側為回鶻文，內側為八思巴文。這六種文字都是漢字“唵嘛呢叭咪哞”的同音字。碑的兩側和下方，分別刻有功德主、官員、僧人、立碣人、石匠、尼姑之名以及立碣的時間。

莫高窟六字真言碑照片及碑文摹本（圖片來自網絡）

600年之後，1948年，南京。雖然一場天翻地覆的巨變即將到來，但剛剛結束了抗戰流亡的詩人汪銘竹不會想到，一年後，他還會攜婦將雛，再次踏上流亡之路，終身未再踏上故鄉的土地。

除了寫詩，汪先生一生酷愛書法。即使當年在逃亡路上，他也沒有忘記去當地的舊貨攤淘寶。這一回，在南京夫子廟的地攤上，他發現了一枚拓片。沒有猶豫，他買了下來。吸引他的，除了拓片本身，還有拓片的來曆。六字真言碑如今尚在，隻是敦煌石窟收歸國有後即不準再拓。拓片所牽涉到的兩位人物都是學者，但不是社會名人。拓片雖然精美，也非存世孤本，然而汪先生珍藏了一生，一年後再次流亡也沒有舍棄。汪先生於1989年去世後，汪夫人俞俊珠女士赴美依親，仍然隨身攜帶，隻是餘生未再展觀。

筆者有幸一睹這枚拓片的真顏。79年過去，拓片依然清晰，但是裝裱發脆，不能懸掛，隻能徐徐展開，拍照分享。

這張拓片是何時何人所拓？在拓片的左上角的題跋裏，向達教授有所交代。不妨抄錄如下：

元至正八年，莫高窟碣在今敦煌城東南四十裏千佛洞，上具梵、藏、漢、西夏、八思巴蒙古字及畏吾兒凡六體書，皆唵、嘛、呢、八、咪、吽六字真言之各種文字對音也。卅二年六月旅居敦煌打一墨本。奉貽

介眉先生卅二年九月十八日向達謹記

原來這就是文首所述莫高窟六字真言碑的一張原拓。向達是西北交通史和敦煌學家，戰時為西南聯大教授，1943年第二次率各方麵專家學者赴敦煌考察文化和曆史遺存，逗留逾月。當時敦煌碑碣還沒有法規約束，故先生可以“打一墨本”，作為吉祥物，帶回陪都贈送朋友。

莫高窟六字真言碑的意義自不待言，讀者不妨上網檢索。那麽這一拓本何以從受贈者手中流入了夫子廟地攤呢？雖然受贈者遊壽此時也在南京，向達先生卻未深究，但感慨不已，由人生無常，到國家危亡，悲從中來。在右上角的第二次題跋上，他寫道：

羅寄梅先生出示莫高窟六體字碑，則餘卅二年在西川以貽遊君介眉者，謂汪銘竹先生得之於夫子廟地攤上。卅二年去今曾幾何時？一物遷轉已易數手。信夫人生之無常矣！自西川以至於白門，卒複入於餘目。茫茫宇宙又何其小也。危幕燕巢，枯槐蟻聚。悲夫！悲夫！卅六年南來，倏忽逾歲，即將北歸回重違。寄梅意題數語歸之。卅七年六月廿五日，向達謹記於白門之半山園。

汪銘竹先生購得這枚拓片後，托好友羅寄梅將拓片奉還向達教授。而向達按羅先生的建議，記下這段故事後又將拓片歸還了汪先生。此後不久，向達即北上回歸北大，迎接新時代的到來。

這張拓片的兩次題跋涉及了四位學者：向達、遊壽、羅寄梅和汪銘竹。向達的書法，傳統功底深厚。未見過羅寄梅先生的書法，但遊、汪二位都是書法高人，尤以遊壽先生的書法成就遠超諸人，晚年更成為名聞遐邇的著名書法家。他們的人生軌跡，因為一枚拓片產生了交集。四位學者如今都已駕鶴西去，漸漸地淡出了世人的視野。他們的人生在此前後都經曆了什麽呢？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和筆者一起來了解一下這四位學者。

（一）向達（1900-1966）

網上關於向達的學術成就介紹較多，比如他曾任館長的北大圖書館，是這樣介紹的：

向達(1900-1966)，字覺明、覺民，筆名覺明居士。土家族。湖南漵浦人。著名的曆史學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學專家。1924年畢業於東南大學曆史係。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1934年到北京大學任講師。1935年起，先後在英國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德國柏林和法國巴黎的博物館、圖書館中，對流到國外的我國珍貴的敦煌莫高窟史料進行收集和研究，為研究祖國的文化遺產作出了貢獻。1938年回國，在浙江大學任教。1939年起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西域史專任導師，兼任西南聯大曆史係教授。抗日戰爭勝利後，任曆史係教授，後兼管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曆任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兼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校務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學部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向達教授畢生治學嚴謹，對中西交通史、少數民族史、特別是對敦煌學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主要著作有《中西交通史》《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敦煌藝術概論》等。https://www.lib.pku.edu.cn/portal/cn/bggk/bgjs/lishiyange/xiangda

北大圖書館牆上的向達浮雕

除了他在1957年後的際遇隻字未提，他的敦煌學研究中一段極其重要的經曆也未提及。抗戰期間，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向達出任團長，於1942年春到達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和萬佛峽。1943年，向達作為西北科學考察團曆史考古組組長，再赴河西。除對敦煌地區諸石窟留下了重要記述外，還寫成了多篇有關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麵的論文。正是因為他的大聲疾呼和不懈努力，1944年，敦煌千佛洞被收歸國有，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

從百度資料看，從1949到1957年，向達延續著旺盛的研究勢頭，發表和出版了有關中西交通、南海交通、敦煌學方麵論文和著作多種。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向達被劃為“右派”，解除一切職務，一級教授降為二級教授；1959年摘去“右派”的帽子；1958年-1960年主持《中外交通史籍叢刊》；1964年南下廣州中山大學會晤陳寅恪，並發表《敦煌學六十年》的講演；1966年遭受嚴重迫害和淩辱，病重缺醫，於11月24日不幸逝世，1980年獲得平反昭雪。

（二）遊介眉（1906-1994）

六字真言拓片的第二位主人遊壽，字介眉、戒微，福建霞浦人。遊先生的學術成就涉及考古、古文字、古音韻學、詩詞和書法，曾與林徽因、冰心、廬隱等被譽為“閩東四才女”。她的書法與蕭嫻並稱“南蕭北遊”。但她沒有林徽因的美貌和蕭嫻的名氣，很少進入大眾的視野。網上可查到的資料不多，同樣，她在新時代的經曆也是語焉不詳。

遊壽於1928年考入中央大學，與曾昭燏（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長，1964年於南京靈穀寺跳塔自盡）一起師事國學大師胡小石（1888-1962）長達十幾年，研習先秦文化、古文字、古音韻、古器物、考古學和書法，成為胡先生最得意的兩名女弟子。1943年，遊壽進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因不服傅斯年的苛刻管製，憤而出走重慶。她是最後一個進入李莊史語所這一國家學術重鎮，也是第一個因不聽話而被開除的年輕學者。遊壽獲贈這張拓片，是1943年去李莊前後。那麽遊壽又因何放棄了這一拓片呢？這恐怕會成為一個永久的迷。

遊壽的書法師從胡小石，位列中國近代100位書畫名家。遊壽先生去世後，時任書法家協會主席沈鵬有詩讚曰：南有蕭嫻北有遊，書無南北各千秋。九霄王母書翰會，席上嘉賓並蒂榴。

遊壽晚年書法（圖片選自網絡）

（三）羅寄梅（1902-1987）

將汪銘竹購得的拓片帶給向達，並建議題記後奉還的羅寄梅，湖南長沙人，時任中央通訊社攝影部主任。羅寄梅是完整拍攝敦煌壁畫的第一人。1943年4月，羅寄梅偕夫人劉先（1920-）追隨張大千來到敦煌。從此與敦煌，也與張大千結下了半世友誼。羅寄梅夫婦克服了種種今人難以想象的困難（比如膠卷匱乏和生活條件艱苦），根據張大千對石窟的編號，以非凡的毅力拍攝了莫高窟的309個洞窟，榆林窟的29個洞窟的全部壁畫，獲得了近3000張敦煌壁畫照片。羅寄梅夫婦與張大千、傅抱石、李可染、淩淑華、黃苗子、沈從文、吳作人等中國近代文化名人往來密切，交誼深厚。幾乎所有張大千在榆林窟時期的活動照片，均為羅寄梅拍攝。向達與羅寄梅是同日到達敦煌的。他們之間的友誼也是緣起敦煌。

羅寄梅、劉先夫婦與張大千在加州（圖片來自網絡）

1968年，普林斯頓大學購得羅寄梅在敦煌石窟拍攝的全部照片底片，現存於普林斯頓大學藝術與考古學係。普林斯頓大學唐氏東亞藝術研究中心曆時十餘年，悉心編輯整理出版了名為《觀象敦煌：羅氏檔案中的莫高與榆林石窟照片》的專輯。羅寄梅的敦煌照片對修複和保存敦煌壁畫等文物有著無可替代的參考價值。

（四）汪銘竹（1906-1989）

徐悲鴻女弟子孫多慈繪汪銘竹像

六字真言拓片最後歸屬汪銘竹先生。先生名鴻（宏）勳，字銘竹，以字行，又字竹久，江蘇南京人，1931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哲學係，與孫望、程千帆、沈紫曼（沈祖棻）、李白風、滕剛等人組織文學團體“土星筆會”，並編輯出版小型詩刊《詩帆》。其間寫了不少新詩，載於《詩帆》及其它報刊上。1937年南京淪陷前，舉家逃亡，在長沙與常任俠、孫望、徐仲年等人組織中國詩藝社，並編輯出版《中國詩藝》雜誌和叢書。1940年8月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詩集《自畫像》，列入徐仲年主編的“中國詩藝社叢書”。1941年6月與常任俠、徐仲年等人在重慶複刊《中國詩藝》。1944年10月由重慶詩文學社出版詩集《紀德與蝶》，列入邱曉崧等主編的“詩文學叢書”。1945年抗戰勝利後，曾與孫望、林詠泉等人組織成立詩星火社，並編輯出版過詩刊。

得到這張六字真言拓片後不久，汪先生一家再次踏上流亡之路。與羅寄梅夫婦相仿，拋家棄產，汪銘竹、俞俊珠夫婦始終攜帶著這枚敦煌拓片。到達台灣後，汪先生大隱於市，閉門鑽研書法，不再寫詩。1970年，他將自己多年研究碑拓的成果，以工整的小楷，寫進一本手寫影印專著《校碑隨筆》。他的兩位好友，著名書法家，同時於書法理論造詣很深的莊嚴（1899-1980）和台靜農（1903-1990）分別為這本精裝本著作題寫了封套和封麵，足見他們對這一學術成就的高度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