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第60期 | 鍾達航796
【編者按】
八十年代頭幾年雖然開始了改革開放,但經濟上仍然有強烈的計劃經濟,即短缺經濟的特征,什麽都短缺,什麽都要票。當時的科大學生雖不至於餓肚子,但沒吃飽是常有的現象。吃在當時仍然是一個令人關注的大問題。
那個時候最高的助學金是每月17.5元的飯菜票,加4元零花錢。每人每天的飯菜票不足6毛錢,副食品少的可憐,因此學生對食堂的菜價和份量非常敏感。本文記錄的六食堂罷餐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作者鍾達航以切身的經曆生動地重現了當年學生對吃的感受和重視,現在的科大學生可能難以體會。
多年後回望這一事件,雖然許多起因和爭執的細節在今天看來都是不足為道,但有兩點值得指出。其一:學生自我意識的逐漸覺醒,開始用非激烈的手段表達訴求,主動參與到學校的管理中去。其二:科大領導層對這一事件采取了相當寬容的態度,無高壓報複手段對待罷餐的學生。罷餐後的六食堂也采取了不少學生的建議,例如給菜定價時對每一分錢變化都小心注意,使其更加合理。所以六食堂罷餐事件應該說有個完美的結果,學生在浩瀚的習題外學到了新的東西。
黃劍輝
科大六食堂對我來說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記憶中在科大讀書期間沒有在食堂吃過一頓飽飯,多少次走出食堂門口時,還懷疑是否已經吃過。
那個年頭家裏每月寄來20元(1979年),一份"菜梗肉片"的價格是0.1元,多少次希望在菜梗中找到肉片的行動都以失敗告終,它隻是一份有肉味的菜梗,令人安慰的是勾了芡的菜湯很下飯,如此一來導致飯量大增,埋下了日後罷餐的隱患。
在家裏時記得每月一位居民的糧票是32市斤,到科大後有37斤糧票,可見當時國家培養個大學生真不容易,下了血本。滿心歡喜的結果居然是每天吃不飽!大家一通計算加推理之後認定是六食堂打飯師傅的那把勺有問題。當時的規定是一勺四兩,師傅打起飯來總是要把鼓起來的那部分削平了,當然也允許削得不太平的。規則我們還是要遵守,隻好發揮創新精神與師傅們鬥智鬥勇,於是打飯標準就成了一次打五兩,不管那一勺削得如何都必須再添一勺,這個策略明顯有效果。一幫十五六歲正在發育的男孩一頓吃飽要一斤以上六兩米飯加上三個二兩的饅頭,來自湖南嶽陽幸福公社幸福大隊幸福小隊的徐毅同學輕鬆吃完,不帶停頓地,臉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師傅們或許發現了我們的策略,感覺第一勺削得更狠了,第二勺的份量似乎也有減少,不過也有可能是我們餓暈過後的幻覺。
總之,這種長期饑餓感終於釀成一次罷餐行動。那應該是在1983年的6月,合肥的夏天氣溫高濕度大,飯菜沒有冰箱保存第二天就會發餿。這是一次有組織有預謀有領導的群體行動,組織者是各班的生活委員,這可是一幫平日裏任勞任怨、心思縝密、表現優秀的好同學,絕對不是我等紈絝子弟。同寢室的卞白泉同學就是我班的生活委員,一天傍晚通知大家明天中午起不要到六食堂打飯,大家一致同意,可見罷餐是符合民意的。
第二天中午,吃飯時間到了,往常第四節跳課衝鋒去打飯的人流沒有進入六食堂,大家先在旁邊的二食堂和四食堂打飯,再拿回到六食堂吃,同時勸阻不明就裏的同學去其它食堂。再看六食堂的師傅們紛紛從窗口伸出腦袋,一臉迷惑,那副呆萌的樣子讓我們很有勝利者的得意,充滿了喜悅的心情,第二天大家就更自覺地執行罷餐規定,還說六食堂的飯菜是昨天剩的,肯定發餿了。至於罷餐的訴求,如何與食堂和校方溝通和談判,我等小兵不了解,要問白泉同學等組織策劃者了。
罷餐行動大概進行了三天,好像是得到了令人滿意的答複,於是一切恢複原樣,六食堂那後麵幾天的打飯份量明顯多了。不久暑假到了,我在回杭州的路上經過上海和嘉興的姑媽家,還是照例一個人吃掉了一大碗“肉夾蛋”,到今天表姐們對此還記憶猶新。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我們把不滿發泄在六食堂打飯師傅的“抖勺”功夫上或許有點孩子氣,在此深表歉意,隻能怪我們太能吃了。最後要點讚當年的科大領導,沒有追查“主犯”和“從犯”,而是要求六食堂的師傅們手下留情,我們也見好就收,避免了事態的擴大。科大六食堂給我造成的後遺症是到今天吃飯時還是一派風卷殘雲,狼吞虎咽的架勢。每次都忍不住吃多了,又要去跑步消食,實在是種折磨。
記憶有些模糊了,當年年少輕狂,在科大的環境下用六食堂試驗了一下自下而上的民意表達,也算是一次小小的成功。
謹以此回憶紀念我們79級入校40周年和改革開放40周年,期待79級的老同學們今年重聚科大六食堂。共舉杯,再出發!
文圖編輯:劉揚,陶李,黃劍輝
排版編輯:許讚華,俞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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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飯票看起來還真親切,有一種穿越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