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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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義是自由主義的必要補充
——讀劉軍寧《保守主義》
小野村夫
【導言】自由主義、激進主義、保守主義是現當代的三大政治思潮。按劉軍寧先生的說法，前兩大思潮早為國人所熟悉，唯保守主義在中國長期缺席，保守主義正式進入中國是1990年代開始的。劉軍寧先生的《保守主義》大概是中國大陸係統介紹西方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的開山之作。《保守主義》2014年11月初版，2020年8月第9次印刷，之所以今天才讀，並不是因為以前沒聽說過“保守主義”這個名詞，而主要是因為以伯克為代表的英國保守主義思想是1990年代初引進中國，這個時間點很敏感，以至於我甫一聽聞，便從直覺認為，這是當時風行十年的自由主義思想挫敗，在政治思想上的一種反映，是與“告別革命”論一樣，是一種妥協，甚至是與官方意識形態的一種遙相呼應。所以興味索然。
讀了《保守主義》一書，方知這種意識，是對保守主義的極大誤解。
- 什麽是保守主義。
同其他各種“主義”一樣，保守主義，在表麵上也是五花八門，有文化上的保守主義，政治上、經濟上的保守主義，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東方（日本）的保守主義，左翼保守主義、激進保守主義。
劉軍寧先生認為，保守主義隻有一種：保守自由傳統的保守主義，即伯克式的保守主義，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保守主義，過去我們一直認為是自由主義學者或思想家的休謨、洛克、亞當斯密、孟德斯鳩、托克維爾、哈耶克、弗裏德曼，都被劉軍寧歸為保守主義陣營。
- 何謂“自由”？保守主義主張哪種“自由”？
概括起來說，自由無非以下三大類：
- 按效用劃分：精神、思想、行為不受約束的自主狀態。這種自由觀念，古代就有，如孔子的“從心所欲，不逾矩”，莊子的“逍遙遊”。
- 按權利劃分：自由是一種選擇的權力。強調生命權、財產權、表達權（新聞自由）免受恐懼的權力，如羅斯福說的“四大自由”，這是近代以來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共同堅守的觀念和價值。
- 按態度劃分：消極的自由和積極的自由，這是英國當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柏林的觀點。所謂“消極的自由”，即免受外部約束的自由，所謂“積極的自由”，指手段上得到充分保障的自由。
- 保守主義的原則和信條:
1. 超驗性的道德秩序。
保守主義強調道德秩序，這種道德秩序來自於自然法，來自於上帝，來自基督教信仰，神聖的信仰是保守主義的底色。
2. 社會連續性的原則。
保守主義認為，人類社會不是機器，是人類社會靈魂的共同體。自由和秩序都是社會經驗的產物，任何變革隻能是漸進而審慎的變革。
3. 傳統的原則。
傳統是人類曆史經驗的累積，包含了先輩的智慧，因此尊重傳統，在傳統中尋找智慧，比空洞的理論、抽象的思維和憑空的冥想，對解決社會問題，來得更加重要。
4. 審慎的原則。
保守主義認為，人的知識不僅有限，而且容易出錯，因此審慎是政治家的必備素質和主要美德。任何政治行為都必須顧及長遠的後果，而不是民眾一時的痛快。
5. 多樣性的原則。
保守主義強調，整齊劃一的社會性總是違背人性的社會，強求一律將使社會發展失去動力，沒有多樣性，自由就失去了基礎，一切文化和社會生活終會陷入貧困、萎縮。
6. 不完善的原則。
保守主義認為，人的本性是有缺陷的，不是完美的。由不完美的人，“設計”、“創造”出一個完美的“人間天堂”，是不可能實現的，人間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可能是天堂，對“人間天堂”的向往、追求、設計、構造、衝動和奮鬥，其結果隻能是“烏托邦”的幻想，往往後果是造成人間地獄。
- 保守主義對“人性”的看法。
1. 人性是不變的。
保守主義認為，人性是由普通的人類特征、社會上不變的特征和曆史恒常的特征組成的。是與生俱有的，且永恒不變的（即是上帝賦予的）。
2. 人性是不完善的，而且是不可完善的。不完善的人，隻能造就不完善的製度。
3、人性既不是善的，又不是惡的，而是同時具有潛在的善與惡的傾向。人既不是一心利他的，也不是一味自私的，既沒有天生的罪惡，也沒有天生的美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 保守主義對理性和科學的認知。
保守主義認為，理性是有限的。理性隻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理性屬於與動物有著許多共之處的那一種生命的存在。人既是作為理性之軀的存在，又是作為血肉之軀的存在。要把人的理性從其與自然生命的有機相關性的天然衝動中分離出來是做不到的，因為這種衝動，和理性一樣，都是大自然賦予的。理性作為人的稟賦，其目的是去成就、導引情欲，而不是讓情欲去服從理性，更不是讓理性去阻礙、消滅情欲。
同時，人類理性常常成為作惡的高級工具，人類作惡的能力與人類理性能力成正比。人類理性是惡的一個主要來源。
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和人類曆史實際經驗表明：理性並不能使人免除偏見，盲從理性倒反而加劇偏見。
所以作為凡人，任何人都不具備變人間為天堂的絕對的理性能力，而且任何人都不應處於他人的理性能力的絕對支配之下。
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科學也一樣。科學解決不了人生觀問題。科學與人生觀無關。人生觀隻能來源於傳統、習俗、文化、經驗和生活中的智慧（這樣說來，在保守主義看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大討論，完全是出於對理性和科學的認知錯誤造成的，簡直毫無意義）。
- 保守主義對政府、領袖和政治、經濟製度的認知。
保守主義對人的本性和理性的認知，自然形成了它對政府、領袖和製度的認知。保守主義主張有限政府。
保守主義認為，最佳的政府應該是最適合人的本性的政府，要能夠壓製人性中最壞的可能，調動、鼓勵人性中最好的東西。隻有有限的政府，才是有效的政府。所有保守主義者都認為，社會權力是一種零和遊戲。政府拿走的多一分，個人和民間手裏剩下的就少一分。因此保守主義主張憲政，憲政就是限政，憲政立足於雙重人性預設：對執政者，持性惡的假定，即“無賴假定”，這樣才能防止無賴者作惡；對民眾持性善的假定，所以，才要去尊重他的作為人所應有的尊嚴，去保障他們的自由、財產和權利。
保守主義的法治思想與其憲政思想緊密相聯。保守主義認為，法律是被發現的，而不是被製定的。立法機關的職責是發現而不是創造法律。法律作為道德的載體，意味著權力意誌不能任意產生道德法則。道德在法律之上，法律及立法者的意誌在道德之下。保守主義強調，傳統是法律的重要源泉。止惡多於揚善。法治是對純粹民主的中和、對多數派權力的限製，以確保民主不至於淪為專製。保守主義反對對個人的命運進行外在的幹預、設計和控製。法治有助於個人的自治與自我實現，選擇生活方式，確定個人的奮鬥目標。
法治要求分權製衡、違憲審查製度和強有力的人權保障機製。法治保障權利平等，不保障結果平等，否則必然侵犯人權，否則既加劇經濟不平等，更造成政治不平等，最終導致結果平等和權利平等的雙重失落。
保守主義在經濟製度上強調私有財產權，堅定主張自由市場經濟。
保守主義強調個人的自由和首創性，認為經濟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財產權是最重要的權利。沒有經濟自由，其他自由可能隨時會被剝奪；沒有財產權，其他權利都是空話。
人類文明是建立在財產權製度基礎之上的，那些想批判、否定人類文明的人，都是從批判財產權入手。靠取締財產權來消滅人間的罪惡無異於緣木求魚、複辟野蠻。
無論在曆史上還是在現實中，財產權都首先是窮人的權利。普遍的、平等的個人化的財產權與專橫的政治權力是完全對立的。承認每個人的財產權與專橫的政治權力是完全對立的。承認每個人的財產權就意味著統治者的權力要從根本上受到節製。凡是在沒有個人財產權的地方，整個國家就成為統治者所獨占的私產。
保守主義甚至認為，在某種意義上說，財產權就是生命權。因為正是通過對財產的正當占有和使用及轉讓，我們才有可能賦予我們作為人（而非奴隸或禽獸）的實質意義。生命、自由、幸福的價值最終都取決於人們能否享有受到充分保障的財產權。保守主義更進一步認為，財產是個人人格的延伸，給個人以歸屬感、安全感和獨立感。財產反映了占有者的個性和人格。一個財產社會化的社會必然是一個沒有靈魂和個性的社會。個人自治的核心是個人對其財產的獨立的排他性的支配權。人們是借助財產權獲得自由與自治而獨立的。財產權所保障的創造財富的自由是人類一切自由的前提。財產權是抵製統治權力擴張的最牢固的屏障，是市民社會和民間的政治力量賴以發育的溫床。財產權是人權、經濟活動和法律活動的核心，圍繞著財產及其權利所產生的衝突是人類事務中最基本的衝突。個人所有的財產製度則是自由的市場經濟社會中最重要的製度。
保守主義的基本經濟立場是擁護市場經濟製度。保守主義認為，自由市場是有效而公平的。市場經濟是自然而必然的，它滿足了人類渴求財富的願望，市場的法則是自然的法則。自由市場經濟是人性在經濟方麵最恰當的表達。市場經濟通過取悅人來達到目的。計劃經濟通過脅迫人來達到目的。
- 保守主義對自由與民主、平等、正義、社會、社群關係的認知。
- 自由高於民主。
保守主義認為，自由高於民主， 民主不過是自由的一個手段。托克維爾宣稱：“在思想上我傾向於民主製度，......但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阿克賴說，自由不是通向更高一級政治目標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最起碼的政治目標。哈耶克認為，不僅民主政治是個人自由的手段，而且政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經濟自由的手段。民主政府並沒有免受限製的特權。民主的核心特征是建立在政治平等之上的多數決定的原則。純粹的民主意味著按照“多數人的意誌”來統治。保守主義認為，根據“意誌”來統治必然要違反自然的法則。多數一旦擁有絕對的權力，必然變相的妨礙、抵消、乃至泯滅了自由。權力，不論為多少人所有，總是危險的。保守主義所能接受的隻能是自由的民主，而不是其他的民主，更不是純粹的民主。
- 自由與平等。
保守主義認為，既然人在天賦與能力上是不平等的，社會就會把這樣的差異體現出來。同時，沒有財富和社會地位的差異，人人將失去工作的動力。多樣性與複雜性是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而單一性和整齊劃一會窒息活力與自由。
保守既定的秩序意味著財富和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唯一真正的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和人格上的平等，以及相應的自然權力上的平等。真正的平等是公正的法律麵前的平等。
絕對化的平等理想實行起來是多麽容易導致相反的結果，導致對人民殘忍的虐待和無情的滅絕。在財富上，均窮是有害的平等，均富是一種幻想。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絕對的平等，不平等是這個世界的組成部分，是不可能鏟除的。
保守主義主張權利的平等，反對結果的平等。尤其反對用政府權力來製造平等。
- 社會正義。
保守主義對“變質的”福利國家持敵視態度。福利國家是建立在“社會正義”的基礎之上的。在保守主義看來，“社會正義”被看成是國家的職能而非民間自願的慈善，是受惠者的權利而非施惠者的一種美德，因而它敗壞了一個社會的正常道德感。導致了個人對國家的依賴，濫用了納稅人的財富，福利國家的維持靠的是充分的被創造出來的財富，而福利國家本身在侵蝕、削弱、瓦解創造財富的個人積極性和社會機製。保守主義認為，幫助窮人的最好方式，不是通過救濟讓他們舒舒服服的享受貧窮，而是鼓勵和幫助他們擺脫貧困狀態。伯克認為，慈善和福利應由私人和民間來提供，主張用民間的慈善事業來取代政府的福利計劃。民間的慈善不僅更有同情心，而且幫助窮人的辦法也更為有效。保守主義認為，正義是演化而來的，不是設計與建構而來的，由於人自身能力缺陷和品德缺陷，正義不可能全麵徹底實現。
- 自由與社群。
不同於把社會看成是由個體之沙組成的沙灘（原子化個人）的純粹的自由主義者，更不同於湮滅個人權利和自由的集體主義者。保守主義認為，民主政治建立在介於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獨立組織和社會集團的存在的基礎之上的。市民社會是民主化和民主製度的一項重要領域。市民社會是現代自由社會的基礎結構，它是由家庭、鄰裏、社區、教會以及諸如公司、行會、學社、協會、慈善機構、民間的大學和其他教育機構、俱樂部等自願性結社組成的。它們充當個人與國家之間的中介結構。它們是抵抗國家權力的堅強堡壘。市民社會是由自由人構成。它不是農業社會中的“民間社會”，也不是巴黎公社式的公民社會。市民社會的精髓是自由結社的藝術。而自由結社的前提又是自主的個人的存在，沒有市場就沒有市民，沒有結社的自由，就沒有市民社會。保守主義認為，市民社會可以用來約束政治社會。政治社會是人為設計、強加的社會，其基礎是無視個人的集體主義，集體主義是一種不把人當人看的“螺絲釘”哲學。波善爾指出，集體主義不僅不是現代的、先進的思想，而且還是一種原始的、落後的、野蠻的思想。不僅不是“大公無私”的思想，而且是對“集體的自私”的肯定。哈耶克指出，在20世紀複活的集體主義，絕不是對個人自由的超越，而是對專製主義的回歸，對極權主義的追求。集體主義的最高形式是國家主義，集體主義的道德是“封閉社會”的道德。
- 保守主義的宗教觀、家庭觀、性別觀。
- 宗教觀。
保守主義賦予自己的一個主要使命就是支持與維護宗教製度，捍衛宗教自由。保守主義雖然也強調“政教分離”，但更強調宗教在社會中的作用。沒有一個獨立於國家權力的強大的宗教，公民的自由就會變得十分脆弱，宗教縮小了公民在精神上對國家的依靠，縮小了政府的活動範圍，對社會起著巨大的穩定作用。
保守主義認為，宗教的心理功能是給信仰者一種尊嚴感、給自己的行動提供指南、給未來提供希望。
保守主義強調宗教與信仰自由的重要性。認為自由的觀念本身就來自宗教，來自對超驗價值的信仰。沒有宗教信仰，自由就失去了最深層的根基。宗教自由的存在排除了國家權力是終極權力的可能性。
現代自由文明社會中，宗教自由是憲政秩序下的第一自由。源於宗教的價值，是憲政下的憲法的價值源泉。沒有以神聖為依托的憲法，就不是神聖的憲法。宗教的自由是人的靈魂的自由，因而也是最無價的自由。正是宗教自由賦予自由本身的意義。宗教自由衍生美德。尤其有助於培育自治的美德。隻有基於自治的政治秩序才是充分自由的政治秩序。人類社會的文明程度最終是以道德而不是武力來衡量的。一個國家的未來在於其精神的根基與力量，在於信仰的力量，在於公民的自治，而不在於政府權力，及其物質的或軍事的力量。
- 家庭觀。
保守主義極端重視家庭和家庭生活。家庭是演進而來的，不是人為製造的，因此國家無權廢除家庭。家庭是社會的基礎，在真正的天然社群中，最重要的單位是家庭。是習俗與觀念維持著社會秩序。家庭是習俗與觀念的最重要的傳承之所，正是在家庭內部，個人受到了最好的訓練和塑造，使他們成為文明的人。家庭教育是最主要的教育手段之一，家庭的價值對知識、習慣和道德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
家庭對自由及私人的空間起著重要的保護作用。為了保護個人的自由，限製政府的權力必須恢複和強化家庭的地位。任何想剝奪個人自由的政治體製必然要摧毀家庭。要使夫妻反目、父子成仇，要使家庭成員與國家的政治關係淩駕於家庭內部的親緣關係之上（這一進程，中共從其建黨開始時，就從其組織成員內部開始了；建政後推廣到全社會每一個家庭，“文革”中達到頂峰）。保守主義認為，經濟是政治上獨立的家庭，是反對極權主義的第一道防線。
同時，保守主義認為，家庭的最高價值是仁愛，而不是平等，長者有權威；幼老受照顧。
- 性別觀。
在性別問題上，保守主義主張男女平等，男女有別。保守主義認為男女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權利、自由和人格尊嚴應是完全平等的，同時也認為在男性和女性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生理和心理差別，而且這種差別必然要帶到社會、政治和經濟事物中來。這種差別不是人為製造的，因此也不應該人為地加以消滅。任何消滅這差別的企圖都是愚蠢的。這種差異構成我們生活中非常積極的一麵。正是性別的差異，才使得生活更有魅力。
在保守主義看來，承認並維護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恰恰有利於維護女性的利益，恰恰是出自對女性的性別特征的尊重。
- 保守主義對“傳統”與“變革”的態度。
保守主義強調傳統是智慧的來源，而且是大智慧的來源。傳統是千百年來人們的理性、智慧和經驗的積累，傳統是過去、現在、未來三者之間的契約。是先輩以自己積累的經驗和智慧所投下的“選票”。
保守主義把傳統看作是真理與隻是的最重要的來源。保守主義依賴於傳統與常識，遠大於依賴理性與創新。保守主義認為，僅憑理性，我們無法理解這個世界。脫離了經驗的理論和理想是十分危險的。每個社會都植根於特定的曆史傳統。傳統可以充當運用理性的指南，而不是壓製理性的工具。傳統的作用在於遏製理性的瘋狂衝動。違背常識的理論是及其危險的。係統的、完善的、建立在演繹基礎之上的理論的係統性和完善性，常常是通過忽略現實來取得的，極權主義就是滅絕傳統、依賴領袖的絕對理性的產物。
保守主義尊重傳統，還在於它堅持社會連續性的原則，相信秩序、正義和自由是漫長而痛苦的社會經驗的產物。人類社會不是機器，而是靈魂的共同體，因此，任何社會變革不能像修理機器那樣任他們做拚裝，任何變革隻能是漸進而審慎的、尊重社會連續性的變革，在保守主義看來，像打碎機器一樣打碎社會的變黑為白的烏托邦革命，無疑是奪命藥方。
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有一個共同的基礎，這就是自由的傳統。不保守這種傳統的保守主義就不是經典意義上的保守主義。以自由為準繩，有利培育和維護自由的傳統和現狀都要保守。與此不符，都不是保守的對象。一個有原則的保守主義者不應是一個保護、捍衛任何傳統的人，而隻能是捍衛傳統的人，即自由傳統的人。真正的保守拒絕傳統中一切全盤否定自由的，拒絕自由主義中一切全盤否定傳統的東西。拒絕的手段是漸進的變革。與充滿激進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法蘭西啟蒙思想視現代為未來的開端相反，保守主義和蘇格蘭啟蒙思想則認為現在是傳統所達到的最新境界。真正的保守主義強調曆史、現在及未來三位一體不可分割，強調個人注重過去、現在及未來的義務。
- 保守主義對秩序和權威的態度。
保守主義強調和尊重秩序和權威，基於其對“有序的自由”和“自發秩序”的認知。
- 有序的自由。
保守主義的自由觀是消極的自由觀，即免於政府任意幹預與介入的自由，自由本身不能與特定的結果相聯係，否則就排斥了選擇的可能，而自由的精髓正是允許人們進行選擇，並承擔相應選擇的後果。保守主義更主張“有序的自由”，有序的自由等於消極的自由加上自我約束的美德，即負責任的、審慎的自由，內部與外部相結合的自由。保守主義認為，免受政府幹預的自由是每個公民所應享受的基本自由。同時，公民必須具備與撐外部自由的內在道德素養，除非公民能夠有效控製（而不是消滅）情欲、衝動、利己心、權力欲、占有欲，否則，自由的社會就沒有道德和文化的根基。健康的自由總是要求把美德、勇氣、正確的判斷、審慎和良知結合起來。這樣的自由要求每個人對其自由意誌和自由行動承擔後果。有序的自由是“良知的統治”，是反思性的自由，不是為所欲為的自由。有序的自由，是在習俗和傳統中形成的自由。是曆史和現實中具體的自由，不是文人腦袋中抽象的自由。現實中的自由是秩序下的自由。秩序也不是壓製自由的秩序。有序的自由，當然也是法律下的自由。法律保障自由和正義，自由尊重法律。
- 自發秩序。
保守主義認為，人的存在本質上是個人主義的存在，自利是人發展最主要的驅動力。自利創造了秩序，市場體現了這一秩序。非人為設計的、自生自發構建的秩序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更為合理、更為優越、更為持久的秩序。由於理性的局限性，人類從來就沒有能力設計秩序，社會秩序是自發的，而非設計的。對自利的追求導致了協作，並不存在所謂“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一旦用政府管製來取代這種虛構的“無政府狀態”，帶來的則是實實在在的奴役。自發的秩序具有自我導向、自我糾偏的機製，是超越個人的自然進化與選擇的產物。
保守主義的自發秩序原理，也是個人自由與有限政府的原理。自由一方麵居於優先於秩序的地位，另一方麵又離不開秩序的支撐，而對秩序的任何強調，都必須服從於是否有利於自由的準繩。
- 權威與自由。
保守主義認為，權威是植根於人類行為中的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權威存在於一切社會組織之中，保守主義認為，隻有正當的權威才是權威，權威固然重要，對權威的限製同樣重要。
合法的權威是得到了多數人的認可和自願的服從的權威。這裏的權威既包括國家的強製的權力，也包括來自民間的權威。這些權威存在於家庭、宗教組織、學校、地方社區和其他的自治性和準自治性團體中。保守主義強調，政府不應是最高道德權威的化身，權力的大小與道德的高低並不一定成正比。因此，政府不能把手中的強製權力運用教化民眾的目的。教育民眾的權威應當在民間，政府無權決定教育的內容，無權決定應該給受教育者傳授什麽樣的價值觀。
保守主義認為，沒有權威和秩序，自由就不可能存活；沒有自由，權威和秩序就失去了合理性與正當性。自由高於權威，意味著權威的目的是服務於自由，是保護自由，而不是侵害自由。自由與道德權威的結合是保守主義的基本立場，所謂的道德權威指的是真理的權威，指的是不以政治權力為後盾的發現和傳播關於道德秩序的真理的權威。
以上是我對劉軍寧闡釋的伯克式的“保守主義”的概述。總而言之，保守主義有四大中心思想：有序的自由，有限的理性，無“人間天堂（理想國）”，無人能夠設計、構造通向所謂“人間天堂”的“藍圖”——保守主義就是這“兩有”、“兩無”的世界。
以下是我對《保守主義》一書闡釋的“保守主義”的幾點質疑，和對劉軍寧書中觀點的商榷，以及保守主義在當下中國的作用及其未來影響的初步分析判斷。
- 對保守主義的質疑。
- 對“自由”的定義的質疑。
劉軍寧《保守主義》一書，通篇使用頻率最高的詞是“自由”，咋一看和自由主義沒什麽區別，劉軍寧認為，當代“保守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是高度相近的，或者說基本上是一回事。但是，保守主義對“自由”加了許多約束性的定語，如“有序的”、“有道德的”、“遵從法律的”、“審慎的”等等，“道德”、“法律”、“秩序”——無論是自然法還是人為法，是先天、客觀道德、秩序，還是後天、主觀道德、秩序，這些概念，都是社會性的，而“自由”首先是個人自由，因此，個人自由在現實的使用中，必然受到約束，有些約束如道德、法律、秩序，可能是必要的、合理的約束，但約束就是約束，把對自由的約束，用來定義自由本身，是有內在矛盾的，也是不符合保守主義所一直強調的“常識”的。按照“常識”，我可以給“自由”下一個最原始、最一般的定義：自由就是個人身心完全處於自主的狀態。
- 人的“本性”的不變性與傳統、習俗的自然演進的內在矛盾。
保守主義堅持人的“天性”是永恒不變的，因為人的本性來源於神性，是上帝賦予的；保守主義尊重傳統、習俗，同時又強調傳統、習俗是自然演進的。那麽問題來了，如何由不變的人性、派生、延續、承接、轉化出，可以“自然演進”的傳統、習俗？換句話說，保守主義的自然演進與達爾文的進化論區別、分野在哪裏？
- 不變的“人性”是一次性“呈現”的，還是逐步展開的？
保守主義強調人性是不變的，如果這個看法是成立的，那麽我們要接著問：這個不變的人性，是一次性呈現在我們麵前被我們完全認識，還是人性的內容本身，也是逐步展開的？即到底哪些屬於人性，也是我們逐步認識到的？
以同性戀為例，在古代，至少在西方中世紀，把同性戀看作一種“主觀的惡”，同偷盜搶劫、強奸一樣，所以有許多同性戀被用火燒死的案例；到了近代，文明開化一點，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精神疾患，用電擊、放血、灌藥的方法加以“治療”；隻是到了現當代，隨著科學的發展，人們發現同性戀有遺傳學的因素，很大一部分是由基因決定的，也就是說，逐步認識到，這不是一種“病”，而是一種“天性”，是人的天性的一部分。如果說，男歡女愛是人類有史以來公認的“天性”，那麽同性戀就是新發現的天性！當發現了“新的天性”的時候，人的正確態度，應該是即時承認它，讓它“習慣成自然”，形成新的傳統；而不能像“保守主義”慣常的做法那樣，頑固地倡導舊的“天性”，拒絕新的天性，其結果是舊的保不住，新的照樣會來。
（當然，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把同性戀以及與之相關的LGBTQ等等，變成一種政治主張、社會理想，鼓勵、煽動、誘導青少年的性傾向，企圖把本來屬於“亞文化”的現象上升到與男歡女愛的主流文化同等的地位，也是不足為訓的。因為這與人類另一個最基本的需求——人類的繁衍是相悖的。在這方麵，東方人的態度，反倒是可取的，即從“容忍”到“見怪不怪”，到“熟視無睹”，到“習以為常”，始終把它當成一種亞文化現象，當成主流文化的補充，這就夠了。）
- 保守主義是一種“常態”的主義。
保守主義隻承認“漸變”，不承認“突變”，因而隻適合常態化的社會管理、穩定、運作，對“突變”的應對無理論、無方法、無預見。而無論自然世界、人類世界、物質係統、精神係統，都是常態與非常態、漸變與突變，相互交替出現的。不可能沒突變。人類社會是連續性和跳躍性的統一，曆史是在連續性和跳躍性的交替進行中發生與展開的。
例如：拋開英國本土的統治不說，曆史上，英國對殖民地的統治，在統治之初與統治過程中，與各殖民地本土的傳統、習俗、文化、製度方麵改進、融合，有許多地方可圈可點，並不全然是負麵的；但是，凡英國撤離的地方，都留下了各種各樣的隱患和爛攤子。印度如此，中東如此，即便漁村，也莫不如此！如果不是英國人有意如此（即“主觀的惡”），那客觀上也是與英國人“保守主義”思想嚴重，對社會事務缺乏長遠規劃、設計、未雨綢繆不無關係！所以李木匠對英媒說的一句話：“你們英國人統治漁村150多年，從來沒想過要搞民主，怎麽臨走時想起來要搞民主呢？”確實打到英國人的痛點（當然，漁村至於此，主要責任不是在英國，這一點毋庸置疑）。總之，反對“突變”，拒絕“設計”，當出乎預料的“變化”來臨時，自然舉止失措，應對無方，無所適從。這是英國式“保守主義”的缺陷與命門。
- 對劉軍寧書中觀點的商榷。
- 人性是不變的，企圖消滅善惡，或者，彌平善惡是不可能的；但是，“人性”的內容是可變的、可以擴展的，給“人性”留出空間，這就是我對“保守主義”堅持的人性不變論的回應。
關於人類的“惡”的性質，大體上不外乎這三類：①人類的智慧的有限性、不完善造成的惡；②人類的好奇心造成的惡；③人類的貪婪造成的惡。以計算機“病毒”為例：“千禧年病毒”就是人類的智力的有限性、“無意”、“沒想到”導致的；90年代初--90年代末，PC機廣泛應用於世界，世界各地都出現一些十幾歲的青少年自主開發的一些“病毒”，顯示、表達自己的創造力，並最終形成了一批所謂“黑客”的群體，至少最初的那些青少年，並非因為經濟、政治或軍事的目的去製造“病毒”，他們的目的，完全是出於好奇心，出於測試自己的智商或能力，當然，最後，有的破壞了金融係統，有的破壞了軍事係統，客觀上造成了惡，這就屬於人類的好奇心產生的惡；“殺毒軟件”，和專門的“殺毒軟件”公司，至少從2000年以後，對計算機、電腦的好奇心過去之後，我認為，99%以上的電腦病毒都是那些專門的“殺毒軟件”公司製造的，製毒，然後殺毒、再製毒、再殺毒，形成永遠循環的產業鏈，這就是人類的貪婪（這本身就是一種惡）製造的“惡”。這就是一種“主觀”的惡。
由於人類的智慧的有限性造成的惡，永遠存在，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人類的好奇心造成的惡，可以通過立法控製，但是不應該被消除，因為好奇心是人類進步之源；對於貪婪製造的惡，必須通過立法嚴厲打擊、竭盡所能消除之。（比如“電腦病毒”，電腦製造商負責消除，作為他們的責任和義務，立法上禁止一切獨立的“殺毒軟件”公司存在！）
- 關於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與美國獨立戰爭一起，是現代社會開端的標誌性事件之一。法國大革命及其後頒布的《人權宣言》，高揚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為現代人類社會發展與進步，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及至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方勵之先生在致鄧的那封著名公開信中，依然將紀念“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作為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口號和旗幟。曾幾何時，隨著88事件的發生，中國民主化運動出現重大挫敗，麵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局麵，以劉再複的一篇《告別革命》的對談文章開頭，“告別革命”之風逐漸在中國大陸知識界蔓延，差不多與此同時，以英國伯克為代表的“保守主義”思潮在中國大陸悄然興起，八十年代初一批自由主義學者，搖身一變，而成為“保守主義”者，劉軍寧先生就是其中的翹楚。劉軍寧先生的《保守主義》是中國保守主義的扛鼎之作，也是迄今為止，中國保守主義少見的思想性、學術性、可讀性俱佳的著作。在《保守主義》一書中，劉軍寧先生承接伯克的思想，認定“法國大革命”是“近現代極權主義”的代表，是對“西方文明的挑戰”。並從三方麵，即第一，“法國大革命”後，法國本身經過近170年才真正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和平、穩定的國家與社會的漫長過程，以及第二，法國18世紀在人才、思想、地域、機遇各方麵條件俱佳的情況下，未能取得像英國一樣的世界地位（即成為世界的“龍頭老大”）；以及二十世紀全球極權主義的盛行和泛濫，都歸罪於“法國大革命”及其“啟蒙思想家”尤其是其代表性人物：讓·雅克·盧梭。我們先就劉軍寧的三個觀點，逐一討論：
- “法國大革命”具有人類曆史的開創性、徹底性、毀滅性。這是沒錯，但是，因此而認為法國的自由民主製度的建立曆170年，而歸罪於“法國大革命”則不然。雖然《保守主義》把“法國大革命”的“罪”與英國“光榮革命”的“功”相互比較印證，似乎證明了英國的傳統及其“保守主義”道路，才是人類社會唯一的正確方向和道路（這一點無疑也來源於伯克），但它在曆史事實麵前卻站不住腳。眾所周知，英國經過1668年“光榮革命”，終於使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製”完善、定型並成為世界“君主立憲”式自由、民主國家的典範，但是，這隻是結果，如果從1205年英國“大憲章”開始限製國王權力，確立提升貴族、平民的權利開始，經過了460多年，其間國王、貴族、平民的權力拉鋸戰幾經反複，不乏殘酷的鬥爭與血腥的戰爭，並非隻有和平的妥協；460年和170年，孰長孰短，一目了然。我們看曆史，不能隻看曆史的“開端”與“結果”，還要看它的過程，看整個曆史進程，這樣才有可能較為客觀和全麵。所以，劉軍寧的第一個觀點並不成立。
- 法國沒有成為繼英國之後，成為引領人類社會、科技、文明進步的“龍頭老大”，“法國大革命”導致的長期國內政治上的不穩定，可能是一個原因，但肯定不是單一的原因，至少，普魯士的崛起、德國的統一、普法戰爭是外部的原因之一。且一個國家能不能成為世界老大，有著複雜的多重的內外部原因及曆史的偶然因素，並不是法國走不走英國式的“保守主義”道路，就能定於黑白的。否則，無法解釋英國為什麽被美國取代，也無法解釋同樣是英國的海外殖民地大國，同樣長期接受並推崇英國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的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沒有成為像美國那樣，繼承英國的世界大國地位。所以，劉軍寧的第二條，也是不充分的，因而也是不具說服力的。
- “法國大革命”是近、現代極權主義的濫觴和代表，開啟了二十世紀極權主義在全球泛濫的大門，因而也要對極權主義給人類帶來的災難負總責。
這一觀點，是把人文主義、自由主義、理性主義、進步主義和激進主義乃至極權主義視為一個體係，一個係統，這既貶低了人文主義、自由主義、理性主義、進步主義，又是對極權主義的誤讀。
拋開人文、自由、理性、進步主義，對人性、人類理性的張揚，從而極大地推進了工業革命以來，近兩、三百年，人類科技、文化、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事實不說，單從極權主義來說，按照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研究權威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通過對極權主義的起源的長期、深入、細致的研究得出的結論：一、極權主義並不是“特別”的主義，也不是“特別”的社會才有的主義，而是任何社會，包括自由民主社會和專製社會，都可能產生極權主義；二、19世紀中葉（1848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帝國主義”思想、政策和擴張，要對其後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誕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帝國主義”的擴張路線和政策，正是首先起源於英國，同時為法國、德國、俄國、奧匈帝國共同奉行的路線和政策。也就是說，無論是英國還是法國，保守主義、自由主義還是激進主義，都要對極權主義的產生負有責任，在這一點上，它們是“半斤八兩”、“大哥二哥”的關係。當然，對極權主義的產生負最主要、最重要責任的思想，還是德國的政治哲學，從黑格爾到馬克思集大成的德國哲學，是極權主義的最主要、最直接的來源。
因此，企圖把盧梭歸到馬克思的一個體係，把他倆“一鍋煮”，對盧梭和其他法國啟蒙思想家來說，是不公正的，因此，劉軍寧的第三點，也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可以說，盧梭和“法國大革命”既打開了天堂之梯，也打開了地獄之門。至於各民族、各國家，最後走上什麽樣的道路，那是各國人自己的選擇。
下麵接著談談伯克對盧梭的批判。伯克在《法國大革命反思錄》一書中，對盧梭進行了猛烈的批判。概括起來說，主要集中在盧梭的三個核心思想上麵：
①天賦人權。
盧梭主張“天賦人權”，與自由一樣，人權是人的自然權利，是與生俱來的權利，伯克不這樣認為，伯克認為天賦自由，人賦人權，人權是後天的，是人為賦予的，故自由高於人權。在我看來，在這一點，這二位說得各有道理。自由是個體性的，人權既有個體性又有社會性，即每個人既有個體的人權，又有人類普遍的人權。二者並不矛盾，隻是路徑的區別。借用佛教俗語，伯克講的是“小乘”，盧梭講的是“大乘”，二人路徑不一，目標一致，可謂殊途同歸。這一點上，伯克並沒有駁倒盧梭。
②社會契約。
社會契約論，是盧梭的中心思想，“契約”論，來源於市場，來源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把契約論等價複製到政治領域，是盧梭的一大發明。社會契約論，解決了民眾與政府、權利與權力的關係問題，構成了現代民主法治的重要基礎。
伯克對這種剝離了傳統、習俗、自然形成的秩序與權威的，“憑空構建”的“社會契約”的合法性、有效性，持懷疑、否定的態度。並追問“契約”背後的精神是什麽。伯克認為是信仰，“契約”是有信仰的人一代一代傳承下來自然形成的，某一代人、某一群人，沒有足夠的理由和智慧徹底否定、撕毀以前若幹代人形成的“契約”，而斷然、生造出一個全新的“契約”。“契約”背後，有沒有信仰，我認為有！盧梭是把宗教信仰當成“枷鎖”看待的，在打破舊的製度時，同時把與舊製度千絲萬縷聯係的宗教信仰，一並拋棄了。這就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契約”的背後有信仰的支撐，這一點是伯克比盧梭高明的地方（東方，尤其中國，“契約”精神遲遲建立不起來，也從反麵證明了這一點）。
③國民公意。
盧梭特別重視的“國民公意”、“人民的意誌”在伯克看來是沒有道理的，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伯克認為，離開了法律的公正、審慎、嚴格的審判程序，以所謂“國民公意”任意剝奪私有財產、言論自由、乃至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完全不能允許的，那樣做的結果，隻能導致多數人的暴政，最後的結局是軍事統治和獨裁。伯克的這種預言式的批判，是完全到位的，也為法國自身的曆史和其後200多年世界極權主義曆史事實所證實，是完全正確的。
綜上比較，伯克對盧梭的批判，總體上是深刻的、不少方麵是正確的，不容辯駁的；與保守主義的祖師爺伯克比較而言，劉軍寧在《保守主義》中的引申、推理，至少在以上三個方麵，經我一駁，不能成立。
- 對胡適與中國自由主義的誤讀。
劉軍寧先生在轉向保守主義以前，是當代中國中、青年一代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他對胡適的認識，表明他對胡適這個中國早期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和先輩研究不深，認識不到位。
劉軍寧把胡適看作是“反傳統的自由主義者”，因而也是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把胡適劃入與早期陳獨秀是同一類的人物。
胡適是不是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可以從三個方麵加以厘清：①胡適處於什麽樣的時代？②胡適反對的是什麽樣的傳統？③胡適主張什麽樣的主義？
①胡適所處的時代是清末民初，政治課題（改良或革命）、路徑課題（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已經完成，（至少表麵上已經完成），剩下的就是一個“社會課題”了。社會課題，首當其衝，當然是思想文化課題。道德、倫理、家庭、族群、社團······各種課題應運而生，目不暇接。而建立中國傳統社會大廈之基的，無疑是儒家思想文化為中心的傳統文化，“打倒孔家店”成為時代要求，“孔家店”裏的那些壇壇罐罐，已經腐朽不堪，不把它砸個稀巴爛，何以建立新道德、新倫理、新的家庭與族群關係、新的社團與社會組織，以實現民國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除舊布新，有所激進，是胡適所處時代的特征。
②胡適反傳統的突破口，是改革中國的語言文字，語言文字是思想文化的載體，胡適一出手，就抓住了舊傳統的命門。也觸發了新傳統的脈搏。
但是胡適的主張，從一開始就不是暴風驟雨式的，從他1917年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寄給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上現代語言文學改革的開山之作的題目就可以看出來，那篇文章的題目是《文學改良芻議》，“改良”、“芻議”，這與保守主義一貫強調的“漸進”、“審慎”的原則多麽相似啊！
白話文學，雖遠至元、明，至清大盛，而自胡適大力倡導，群起效尤，終至推到文言文，而成就現代漢語語言文學之不可逆之境。一百年以後的今天，若責其功過，我認為還是功大於過。設想一下，如果我們今天的語言文學仍然還是“之乎者也亦焉哉”，那日常表達、科學文獻、國際交流，方方麵麵，更難融入現代文明、國際社會。當然，現代漢語寫作，如果對傳統文學、文言中的典故、俗語、成語、詩詞，應用自如，如吳歡先生所倡導的“雅言”，保留和蘊含中國語言固有的優美和習慣多陽春白雪，能錦上添花，就更完美了；至於當代漢語語言與文學裏露出粗俗、暴虐、貪乏、昏昏然而不知所雲之趨勢，如“中國加油、武漢加油”與“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之差異，那是數十年來“就是好！就是好！”的黨文化種下的惡果，已與胡適無關！
③劉軍寧對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主張的解讀也是一種誤解，胡適提出這一主張的前提和背景，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共產主義，以及歐洲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思潮，蜂擁而入，各種改造社會、建設國家的宏偉“藍圖”、“構想”、“方案”層出不窮，雲波浪湧之時，胡適竭力反對、從不附和，那些“空想的”、“偉大的”、“生動的”、“無限美好的”社會藍圖，他自己一生堅守的“實驗主義”，主張從中國社會業已存在的、錯綜複雜的各種各樣的具體“問題”著手，一點一滴尋求中國人可以接受的改良方案，不承認有“包攬一切的”、“一次性解決的”、“完美無缺的”“藍圖”與“計劃”，不主張“動員社會一切力量”為一個“空想的”或“既定的”目標而奮鬥，尤其不主張為實現這些“目標”而犧牲個人的自由。既“不要被孔子、老子牽著鼻子走”，也“不要被馬克思、列寧牽著鼻子走”，用自己的腦袋思考發現或遇到的問題，尋找自己的答案，這就是胡適的主張。這些主張不正是和劉軍寧先生闡釋的“保守主義”並行不悖，某些方麵甚至如出一轍嗎？所以，因為胡適“反傳統”而視其為“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是不對的，考察胡適一生的行事，也是不確的。
借用西方的語匯，胡適應該是一個溫和的自由主義者，若用中國固有的語匯，胡適是一個帶有“中庸”氣味的自由主義者或更貼切。
誠如劉軍寧先生所言，胡適本人恰恰談論的全是“主義”，並沒有談過什麽“問題”。他並沒有在哪個社會政治問題上有過深入的研究。但是，我們別忘了，首先受胡適的直接影響，他的那些學生，如傅斯年、羅家倫就研究了不少“問題”，做出了不少實績；同時，我認為，那些與胡適同時代，雖然與胡適在政治思想、社會理念、學術觀點上相差甚遠，大相徑庭者，如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梅光迪及其他《學衡》諸公，都是不滿於、不讚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潮，而或深入農村，致力於“鄉村建設”，或深入市井，致力於“平民教育”，或重拾經典，“整理國故”——從正、反、側不同的方麵“多研究些問題”去了，這不能不歸功於胡風所激。至於胡適本人，“但開風氣不為師”，這本身就是他一生的格言。
談到胡適，就不能不談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西方有些學者，因新文化運動，彰顯了西方“人文主義”精神，並大量翻譯介紹了文藝複興時期的作品。稱“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文藝複興運動”，更有甚者，稱胡適為“中國文藝複興運動”之父；也有些學者，因“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並張揚“法國啟蒙運動”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和個性的解放思想，稱其為“中國的啟蒙運動”。我認為，這兩種看法，都有其道理，但都不確切。首先，西方“文藝複興運動”，是以複興“古希臘”科學、思想、文化、藝術為旗號的，如果說康有為《孔子改製考》、《大同書》，是打著恢複孔子“原典”精神，有點“文藝複興”的味道的話，以“打到孔家店”為己任的“新文化運動”，並沒有想恢複中國傳統文化裏麵的什麽東西。其次，“啟蒙運動”亦不妥。眾所周知，以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等思想家發起的“啟蒙運動”引導、開創了“法國大革命”；而中國的啟蒙運動，是從康有為、梁啟超、郭嵩燾、鄭觀應、譚嗣同、鄒容、章太炎，直到孫中山，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已經成功，中華民國已成立，“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袁世凱帝製自為、不得人心，迅速崩塌之後，“新文化運動”啟蒙誰？啟蒙什麽呢？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哪有“革命”成功之後的思想、運動，還被稱為“啟蒙”的？那不是放“馬後炮”嗎？
思來想去，我認為，雖然“新文化運動”包含了西方“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的許多思想、創造、和實踐，但是，稱其為“中國的文藝複興運動”或“中國的啟蒙運動”都是不準確的，它就是為推到、替代中國傳統的舊文化，創建、推行中國現代的新文化為目的的“新文化運動”。
關於“啟蒙”，有人認為，“新文化運動”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走向了低潮，甚至認為作為“啟蒙運動”的“新文化運動”失敗了，李澤厚先生在其《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一書中，肯定了這種說法，並給出了一個解釋，那就是“救亡壓倒啟蒙”說。
我一直有一個疑惑，“救亡”是行動，“啟蒙”是思想，思想怎麽會被行動“壓倒”呢？直到讀了餘英時先生的著作《重尋胡適曆程》，才恍然大悟、豁然開朗。原來並不是什麽“救亡壓倒啟蒙”，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中國思想界急遽左轉，馬克思主義狂飆突進，中共早期理論家，如陳望道、翟秋白、陳伯達、艾思奇等人，提出“新啟蒙”，把“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與“救亡圖存”、“民族解放”，雜糅一起，塞進“啟蒙”思想之中，借以利用民族危機，蠱惑民眾，奪取政權。“救亡”不過是一句口號、敲門磚而已。
餘英時先生的那篇文章，論證詳實、條理清晰、令人信服。
孫中山先生和中國國民黨，從來就沒有聽信什麽“新啟蒙”這一套意識形態說辭。雖然，孫中山晚年思想左傾化，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為實現民國一統，飲鴆止渴，被迫“聯俄聯共”，但是，他至死都是一個民族民主主義者，他留下的遺囑：“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平等待我”，這說明他堅守的是法國啟蒙思想家的“啟蒙”思想，隻是到中共這裏，才改成了“聯合世界上被壓迫民族”共同奮鬥，把世界上民族分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是“階級鬥爭”思想！曆史證明，中共倡導的所謂“新啟蒙”，根本不是“啟蒙”，而是“通向奴役之路”。
遺憾的是，“救亡壓倒啟蒙”這一錯誤說法，在中國大陸，風行凡 “四十年”，幾成為中國思想界的定見，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思想界人雲亦雲、不思進取的可悲之處。
- 保守主義在當下中國的作用和在未來中國可能的地位與影響。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尤其是清末民初，西學東漸，西方各種哲學、社會思潮風起雲湧、紛至遝來。至“五四”運動達到高潮。但伯克式的“保守主義”一直缺席。除了時人求變心理，視“保守主義”與“保守派”為同義語外，中國長期缺乏自由的傳統，保守主義確實英雄無用武之地。即便在民國黃金十年（1927-1937），也是內憂外患，各種“匪”割據，保守主義也無法在此縫隙中生長。此後戰火連天，終至極權主義統治中國。極權主義統治之下，一切其他主義（如“自由主義”）都失去了生存的空間，“保守主義”也不可能產生和存活。在極權主義鬆動的十年（1979-1989）之後，90年代初，保守主義才正式登上中國思想舞台，其來有自。但是，即使如此，“保守主義”運勢不佳，在還沒有在中國大陸生根的時候，又趕上極權主義回潮，主流意識形態與政治、哲學大踏步後退，直至有與“文革”二次接軌的趨勢。故而伯克式的“保守主義”在中國當下幾無所事事，無能為力。且中國現在的“左”與“右”，與西方現實政治的“左”與“右”之爭，在我們這裏根本不存在，許多命題看似相似，實質上似是而非。這也是伯克式的“保守主義”在中國當下的尷尬之處。以下聊舉數端以明之：
1、有序的自由。
中國缺乏基本的自由，沒有言論自由，更沒有結社、出版、遊行、示威、罷工、罷課的自由，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人人生活在恐懼之中。沒有遷徙的自由，“戶籍製度”依然存在，甚至沒有“免於匱乏的自由”，“6億人每月收入隻有1000元”。總之，連“無序”的自由都沒有，更匡論保守主義堅守的“有序”的自由。
2、有限的理性。
沒有理性，於上者是“拍腦袋決定”的唯意誌論者；於下者是“屁股決定腦袋”的唯長官意誌論者；在野者是一群粗鄙、戾氣、狂熱、昏亂的暴民、愚民，對任何社會事務，公共話題，講不出三句話，就開罵，從不習慣於分析、說理，邏輯推理，“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更早就蕩然無存。國人最缺乏的就是“理性”，也就無從進一步要求更高一階的“有限的理性”。
3、權利平等，還是結果平等。
官與民，公與私，城與鄉——在市場準入方麵，差異極大，所以不存在“權利平等”；兩極分化，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基尼係數越來越高，也不存在“結果平等”。所以討論“權利的平等”還是“結果的平等”，也失去了著力點。
4、政府、稅收、福利。
①政府。
毫無疑問是“大政府”，但是這裏的“大”與西方的“大”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概念。首先，權力和責任完全不對等。無限權力，微小責任。在教育、醫療、養老、救災、公共衛生事件等一係列關係國計民生的公共事務上，均可看出，與西方“大政府”大責任完全不同，這裏是權力高度集中，責任推給社會。
其次，這裏的“政府”的內含與西方的、以及絕大多數現代政府不一樣的地方，我們的“政府”指“黨和政府”，政府的財政、稅收，大部分被黨的係統（如組織、宣傳、紀檢等等）拿走了，拿走的這一部分，沒有一丁點是“服務”於納稅人或普通公民，而恰恰是用來管製、鎮壓、奴役公民，即使小部分留給政府的，也比西方的“大政府”要大得多。而政府的財政絕大多數也並沒有公開、透明地用在公共事務上，而是用在養人頭、吃喝、揮霍浪費與貪汙腐敗上了。
②稅收。
自“改開”以來，中國的稅種連年增加，如今已是多如牛毛，中國的企業稅是世界最重的；同時，中國的“稅收”與西方的“稅收”也不是對等的概念。因為除了法律上規定的各種大大小小的“稅收”以外，還有各級地方政府、執法部門、準政府組織的五花八門的“稅費”，中國的企業和個人所交的“稅收”，實際上包括可以統計的、公開的“稅”和隱藏的、不公開也無法統計的“費”，所以中國的稅收等於稅費。
③福利。
中國沒有相對穩定的、統一的、平等一致的社會福利係統，體製內外、部門之間、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福利相差極大，平均下來，最低福利者，是人口一半以上。總之，中國是一個“大政府”、“高稅收”，“低福利”的國家。
- 經濟製度與財富結構。
①經濟製度。
改開以來，由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逐步取代了原有的計劃經濟，90年代以來實行了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形成了權貴資本主義，本世紀以來權貴資本主義向壟斷化發展，終於走向了向國家資本主義過渡的階段。
但是，當代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同於曆史上德、意、日，或任何其他國家資本主義，它在政治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是極左的政治製度與極右的經濟製度的奇特組合，極左與極右，形成了一個“閉環”，產生了斯大林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奇特的混合體，是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新型態的極權主義。
②財富結構。
由這種奇特的政治經濟製度，導致中國當下奇特的財富結構。這種結構既不同於傳統專製極權製度的“金字塔型”結構；也不同於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所謂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橄欖型”結構，而是一種雙曲線結構，形成一個倒置的高腳杯，我把它稱之為“高腳杯經濟”。
由全國總人口不到1%的頂層壟斷權貴核心，此即為“頂層”。輻射形成約占5%的權貴利益集團，此即為“高層”。由5%的權貴利益集團輻射約占20%的精英集團，此即為“上層”。剩下是民營中小企業主、各種獨立的專業技術人士構成的群體，此即“中產階級”的主體，總人數不超過10%，剩下65%是由下層（約25%）和底層（約40%）構成。在當前的政治經濟製度下，“中產階級”受到各種打壓，處於高度不穩定狀態。他們就像掛在“高腳杯”邊上的水滴一樣，上升的通道極窄，下滑到下層的可能性卻很大；至於下層和底層，基本沒有希望，分別在溫飽線和死亡線上掙紮。
所以，在中國國內，雖然經濟學家成為學術界越來越龐大的群體，但是，無論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保守主義經濟學家，新老凱恩斯主義者、新老自由市場派學者，新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們對中國經濟的預測、診斷、指導、規劃，都不成功，希波克拉底和扁鵲再世，華佗重生，中西醫家會診，都治不好中國的病。
所以，與西方的“小政府”、“低稅收”、“低福利”的“右”的“保守主義”的（或如美國共和黨）的主張，以及“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的“左”的“自由主義”的或民主社會主義的（或如美國民主黨）的主張，都八字不沾邊，什麽都不是。所以，中國的“左”與“右”，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在這方麵的爭論，也沒有實質性的意義。
這麽說，並非否定伯克式的“保守主義”在中國存在的價值或意義，保守主義在當下中國，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麵的作用，或可為之處：
- 厘清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中的“自由”的成分，保守主義主張自由是人的天性，任何民族、國家都或多或少地有自己的自由傳統，中國曆史悠久，文化繁複，哪些傳統屬於自由的成分，需要認真、審慎、細致、縝密地加以厘清。在這一點上，保守主義和“現代新儒家”，倒是可以進行某種程度上的交流和對接，因為“新儒家”關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問題，與保守主義尋求傳統中自由成分，存相通之處。
- 改革開放，極權主義鬆動後，逐步恢複的民間社會，如何鞏固、創發、轉型為保守主義強調的“市民社會”。
- 與之相應，如何堅守、鞏固，國民雖然少量缺普遍存在的私有財產權及相關權利。
在自由傳統稀缺，民主思想淡然的中國，在未來極權主義崩塌，民主轉型的過程中，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製度的設計，公民與市民社會的建設，無疑是“自由主義”的壇場，“保護主義”作為自由主義的補充，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
未來數十年中國的思想脈絡，隱約可以看到以下光譜：占主流的應該是激進的自由主義，其次是進步或溫和的自由主義，再次是劉軍寧所說的嚴格意義上的保守主義（伯克式的保守主義）或哈耶克所說的“古典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或極端保守派，都將被邊緣化，極權主義，是被批判、被鏟除的對象。
總之，大力地張揚自由主義，積極地吸收保守主義，不懈地警惕激進主義，徹底地擯棄極權主義，是未來幾代中國知識人、思想者的時代與曆史使命。
公曆2021年1月18日
這麽大的一個題目，用這麽簡短的文字來討論，已經是非常精簡了。如果還嫌長，我們是否該想想在互聯網時代，我們的閱讀習慣是否出了問題？
所以，現在看來，區分社會理念的的第一層不應該是自由主義vs保守主義vs激進主義。
第一層區分應該是，有宗教信仰vs沒宗教信仰。在此基礎上，才有方法上的差別，快點？慢點？激進？保守。
有宗教信仰的人看來，這個物質世界、地球，既不是起點，也不是終點。
在這裏，隻是一個過渡階段，人人既不可能起點一樣，不可能、也不必終點一樣。
如果承認人有六道輪回和解脫，或承認有上帝、天堂，地獄，永生，那麽人生觀和那些唯物主義者的人生觀就不可能一樣。
有了真實的世界觀、人生觀，才能有基於人生觀的價值觀。（當然，真實的世界觀也不容易獲得，所以大部分人靠信仰，比如信耶穌，佛陀，或馬克思。）到底那個更可靠？看人的智慧和運氣了。我個人當然信仰耶穌、佛。
唯物主義者，如果深究，就是虛無主義者。人死燈滅，想那麽多幹啥？再用理性包裝，最後都是過把癮就死。沒有努力方向。也不會尊重別人的認真。
唯物主義者，如果也渴望永生（而這種渴望似乎難以避免）一定會演變為集體主義者，因為個人已經消失，所以那種永生的渴望必須靠寄生在別人心裏才能實現，所以他們要搞一個可以讓自己寄生的東西，那就是--“集體”。
2. 替天行道，農民起義。老天爺不行了，我們來代管，我想的肯定就是天意。
3. 逆天行道，大躍進，老天爺的苗長得太慢，我們去拔一下，拔苗助長也是好心。
4. 命天行道。為天地立心。在他從娘肚子裏出來前，天地就是沒心的。
嗬嗬，列了幾種信仰。
信仰根植在社團、國家的人心，對文化、政治、經濟法律、生活生活，都影響深刻。
回味中國被推崇的“為天地立心”的說法，感覺激進憤青，會說鏗鏘排比句，就被當成思想家了。
按說，基本也要問問，你知不知道天是什麽，地是什麽，人是什麽，人到底有沒有靈魂，死後死前如何？不知天地人的究竟，憑什麽“為天地立心”？這不是妄人嗎？
從這點上說，孔子說50知天命，或許還是有內涵的。那些不知天命的人，如何就能為天地立心了？況且，這些人真知道天地無心嗎？理學後來變成淺薄狂人的樂園，還被後人奉為楷模。
反觀美國的憲法，還是有一份對天地的敬畏的。不至於是狂人治國，雖然現在也有被扭曲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