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第53期 | 華新民 625
【編者按】
曾經有那麽一個年代,同一個係同一個年級的同學,同時畢業離校,畢業文憑卻產生了多種不同的版本。發證的年份跨度達三十年,簽發文憑的校長跨度達幾任。本文作者的講述,為那個“艱辛探索”年代裏的科大曆史作了一個小小的注腳。
我的一張"假"文憑
華新民 625
1968年7月是我們625(近代力學係62級)畢業的正式日期。所謂正式日期,就是從這個月開始算國家正式工作人員,領國家規定的工資,今年是我們畢業50周年(本文寫於2018年,編者注)。
有的人會說:且慢,科大當時是五年製學校,62級應該在1967年畢業,怎麽1968年才畢業呢?問這個問題的人想必沒有經曆過文革,他們不知道,1966年爆發的文革,使得大學不僅停止了招生,也停止了畢業——66屆以下的在校學生都被留在了學校,充當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闖將”。於是,本來應該在1966年夏天畢業的66屆同學被推遲了一年多,到1967年8月中央發出《關於一九六六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問題的通知》,66屆學生才陸續離校走上工作崗位。
1968年6月,中央發出《關於一九六七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的通知》,我們67屆據此文件在1968年7月畢業,在校時間實際為六年。68屆同學則於1968年12月畢業,延遲了半年。
625的同學65年9月開始到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66年6月草草結束四清被召回學校,投入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直到1968年下半年陸續離校。六年在校時間的後三年裏沒有接觸過書本和學業,當然談不上畢業考試或論文答辯,所以我們不僅推遲畢業一年,也沒有舉行畢業典禮。由於文革中派性造成的分裂,加上有部分同學畢業時被隔離審查或留校“待分配”,同學們也沒有在一起照過一張畢業合影。按當時的說法,我們是“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培養出來的殘次品,政府費了一番心思和努力才好不容易把我們推銷給了各個部門和省市,大部分同學要先到軍隊或地方的農場“接受工農兵再教育”,比如我本人就分配到雲南省西雙版納州的猛海解放軍農場。
那時學校由進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主持,這些宣傳隊的成員有來自解放軍的,稱為軍宣隊;有來自工廠的,稱為工宣隊。軍宣隊、工宣隊決定每個畢業生的分配去向,宣布之後就發給每個準予畢業的同學一張相當於介紹信的派遣證,沒有發給正式的畢業證書或文憑,記得當時軍宣隊的領導說:“你們是否算合格的畢業生,要等你們經過再教育之後由工農兵說了算。”
當時也有的學校是發了畢業證書的,比如我認識的一位北大同年級同學,就有“首都工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北京大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簽發的畢業證書,蓋有宣傳隊指揮部的大印。證書印有“最高指示: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畢業證書正文中最有實質意義的一句話是“學生×××……現已畢業,走向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的戰鬥崗位。”
我們科大62級的學生後來還是拿到了畢業證書,但那是畢業後五年由學校補發的。1973年,學校向我們62級的畢業生寄送了遲到的畢業證書。我的畢業證書是這樣寫的:
學生華新民係江蘇無錫人,於一九六二年九月入本校近代力學係航空發動機熱物理專業,一九六八年七月學習期滿,準予畢業。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革命委員會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補發。(蓋有革委會公章)
與北大在1968年的發的畢業證書相比,科大的證書除了有“革命委員會”的落款,已無“工農兵”、“戰鬥崗位”之類的革命辭藻,反映了1973年的政治氛圍已經跟五年前不同,或許也反映了科大搬到合肥後已遠離政治中心。證書中所說的入學和離校時間,都是實事求是的。但是其中提到的專業,跟我毫無關係。我們力學係的學生,要到三年級的下學期才分專業,我在三年級上學期尚未結束的時候即被學校調離力學係到“英語專修班”全職學習英語,準備畢業後留校充任英語教師,所以我沒有進過力學係的任何專業,也沒有跟同學一起下鄉四清。隻是後來文革爆發,到畢業時學校命運尚在未定之天,校方讓我回到力學係參加分配,我就隨便在“航空發動機熱物理”和“爆炸力學”兩個專業之間挑了前者算是自己的專業,雖然從未上過該專業的課程,它卻伴我一生。每當說到自己的大學學曆時都要重複一遍上麵這段話來澄清文憑裏的不實之辭。
由於下麵要講的原因,我的手上已經沒有這本畢業證書,下麵照片所示的是我們625同學劉德生保存的1973年收到的畢業證書。看得出來,“學習期滿”的年份一九六八是事先印好的,可見這是專門為1968年畢業的67、68兩屆學生印製的。我的證書除了姓名和專業不同以外,其它都是一樣的。
至於當初學校為何在1973年做出給離校多年的學生補發畢業證書的決定?我們無從知道。不過今天回顧四、五十年前的那一段曆史的演變,或許可以這樣說:1971年9月13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林彪出逃機毀人亡的事件,此後的一段時間極左路線的推行有所收斂,文革進入了一個後來被稱為“右傾回潮”的階段,這個階段到1974年初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告終。就在這大約兩年時間的“窗口”期,1966年被打倒的校黨委書記劉達得到了“解放”並官複原職。劉達在恢複職務之後,做了一件至今被校友們稱道的事情,這就是開辦“回爐班”,把一部分學曆殘缺的64、65級學生召回學校進修深造,使他們成為日後科大青年教師中的重要力量。補發畢業證書發生在同一時期,看來也不是偶然的,這件事至少得到了劉達的批準,很有可能就是他想起了我們這些草草離校的62、63級學生而提議的。他肯定記得,當年堅持認為劉達是好幹部、為解放劉達奔走的師生中,這兩個年級的同學是主力,很多同學為此在畢業分配時受到了不公正的處理。
不過我現在手上已經沒有了1973年補發的文憑。1981年我通過李政道先生主持的CUSPEA考試前往美國留學,出國前夕,學校大概覺得革命委員會簽發的畢業證書拿到國際上去“中國特色”太濃重了,甚至可能得不到承認,於是讓我把1973年補發的畢業證書交上去,換了一張如下的畢業文憑:
今日細看這本文憑,有一點可以確定:這是一本文革以前的畢業生用剩的空白文憑,上麵已經蓋有郭校長的印章,而郭老已於三年前仙逝。這份畢業文憑是怎麽炮製出來的?從手寫的字體上看,是我本人的筆跡,但不是我自己隨意填寫的,而是學校有關人員告訴我如何填寫,目的是讓外國人看了之後覺得這是一個正常的學生,畢業於一所有正常教學秩序的、由一位著名學者擔任校長的學校。然而如上文所說,我和同學們在科大的期間恰恰是一個極為不正常的時期,所以短短幾十個字就有若幹造假的破綻,如當時力學係並無“工程熱物理”這個專業,尤其是文憑說我“學習五年。按教學計劃完成全部學業”,而實際上我在學校待了六年多,至少有兩年是參加文化大革命,這顯然不能算是在教學計劃之內。為了與“學習五年”一致,又編造了一個假的發證的日期:1967年7月20日。可以說,這是一份假的真文憑。說它假,因為它不反映我在科大的真實經曆,說它真,因為確實是科大官方蓋了鋼印的文書,不是地攤上買來的。三十幾年來我攜帶著這本畢業文憑,直到今天,在國外似乎隻用過一次,就是到聖迭戈加州大學的研究生院報到時遞進去文憑和成績單的英譯文本,也許因為我們這批學生是通過了李政道先生主持的考試的,美國的學校並沒有對我的大學文憑給予特別的審視,幾年之後,獲得了更高的學位,就沒有人要求看我的大學文憑了。
今天我們625的不少同學仍保留著1973年由科大校革委會簽發的畢業證書。也有一些同學因為出國學習訪問或定居求職的需要,或者覺得革委會的證書含金量不如由校長簽署的文憑,向學校要求更換了新的文憑,但是文革前剩餘的空白文憑已經告罄,他們更換後的文憑大多是後來重新印製的,下圖就是625的同學郭長銘在1989年換發後的畢業文憑,可以看出,同我出國時得到的版本稍有不同,不再列出所學專業,這大概是一種同國際接軌的做法,因為國外的文憑一般不會注明係以下的專業。當然,不再有郭沬若的印章了,而是由換證當時的校長蓋章,發證時間也用了真實的日期並如實注明了“換發”二字。然而,“學習五年。按教學計劃完成全部學業”的說法,仍屬不實之辭。沒有辦法,這是學校給所有畢業生印製的文憑,總不能為我們這幾屆特殊時期的畢業生印製另外版本的文憑吧?再說,本來就不能指望簡短的文憑把我們這些同學形形色色的曲折經曆一一反映出來。
同一個係同一個年級的同學,同時畢業離校,畢業文憑卻有三種不同的版本。發證的年份則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的1967年、曆經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跨度達三十年。簽發文憑的有郭沬若、革命委員會、嚴濟慈、穀超豪、湯洪高.....等。值此畢業五十周年之際,立此存照,為科大在那“艱辛探索”年代裏的曆史作一個小小的注腳。
【致謝:劉德生和郭長銘同學提供了他們保存的畢業文憑的照片,許多625的同學以及其他年級、其他學校的友人提供了他們畢業時的經曆和資料,在此謹致謝忱。】
2018年10月
文圖編輯:劉揚, 陶李, 黃劍輝
排版編輯:許讚華, 俞霄
《科大瞬間》編委會
許讚華 803|陶李 8112
劉揚 815|黃劍輝 815
滕春暉 8111|餘明強 9115
陳風雷 786|沈濤 822
Jay Sun 8364|吳鈞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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