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憶中國科大的“三駕馬車”

第112期 | 顧問 775

1985年前後，我是校長辦公室的秘書。那年春天，利用幾天的假期，我和校長辦公室的另一位秘書去武漢等地，走訪和考察華中地區的多所高校，參觀科學院係統的一些研究機構。期間，特別見證了當時的武漢大學和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如火如荼的高校改革，令我們備受鼓舞。劉道玉、朱九思兩位傑出教育家、改革的先行者倡導的教育理念，如縷縷春風使我們耳目一新。

視以往僵化教育模式為腐朽，在立誌變革的激情推動下，回校後我們給新一屆校領導提交了一份既匯報考察情況，又提出某些建議的報告，不僅呼籲科大進行教育改革，而且闡述了改革的框架。在實施方案中，我們提出實行“民主辦學” 暨 “教授治校”（減少行政成本），其中“民主辦學”如何實施以及具體操作上的責權相授，是改革方案的精華。我們提出了是誰的責任誰來擔綱的觀點，提出設立“三長製”（即在原有的教務長、總務長兩長基礎上再添加秘書長製衡）是方案的亮點。在校辦主任薑丹的運作下，我們這份近萬言的報告首先得到管帷炎校長的肯定，但因第一副校長方勵之教授出國未歸，此事暫時擱置。


1980年方勵之教授給科大學生講課

呼籲能否有效？首先要看其他校領導的態度。在科大，人人都知道“三駕馬車”【注】一說，管帷炎校長、方勵之副校長和龔昇副校長三人，理念相同，行動協調一致，凡事隻要“三駕馬車”認可即成。記得半年前的新一屆領導班子第一次見麵會上，在談到“辦什麽樣的大學”時，方副校長做即興回答：“大學應該成為思想中心”。因此，我並不擔心方副校長會對我的報告提出異議。他還說過：辦大學首先要區分教育和訓練這兩個概念。訓練的目的隻是教會學生運用某種技能，即成為有一技之長的專家；而教育的目的則是創造條件讓學生發展成為全麵的人，形成自己的知識、追求、能力和個性，即成為嚴格意義上的獨立知識分子。與校長們朝夕相處，我能推測到他們的態度。果然在校務會上，在主政的“三駕馬車”的推動下，王玉民副校長也附和，“民主辦學”模式順利通過。緊接著召開了第一屆教代會，正式批準並確立科技大學的辦學思想（模式），為“民主辦學”！

管帷炎校長

當年的教代會上，氣氛相當熾烈。工會主席馬興孝教授（兼教代會召集人）的發言頗具經典，他稱：教代會是科大“集大成者”；從廣西剛剛到科大外教入職的Mr. Hu (胡副教授）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舞步上台獻言，稱“燃燒的火焰”凸起“科大的春天”……在這種團結、活潑的氛圍下，各項改革群策群力、一路綠燈地開展了起來。

龔昇副校長

那段時期，科大教授們的心活了，火了，自由了。放飛自我是科大人普遍的心聲，也是引領學校走向新台階的助燃劑，更是科大教改和科技創新的奠基石。那個時候，整個科大人往一處走，心往一處想，生機勃勃，氣息相通。若教授和學生仍有脾氣（意見），大家可以直接“潑”向校長們，最起碼可以預約校長當麵溝通或一起“吃工作餐”掰扯掰扯。

馬興孝教授

正如後來《人民日報》記者在采訪手記中寫的：“我不敢說科大完全沒有非民主的現象，但在科大，不論國事、家事，有意見者都可以大聲地說，甚至可以‘吵’，有討論辯論，但沒有人敢壓製。這還與科大是在‘反右’之後建立的、人際關係少遭一次‘小報告’摧殘有關。在科大上課，沒有命令條文式的教學大綱，教師可以展現自己的特長。這裏學術報告很多，講者不用審稿，聽者自由選擇。有學識、有能力的人，在這裏是受尊重的。”

隻有理念是不夠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需要伯樂和氛圍。為此，學校建立了一係列的製度並予以實踐，甚至具體到細節，例如：

（1）嚴格黨政分開，各級黨組織不得介入教學和研究等有關事務的決策；
（2）經費分配、教職聘任、人員升遷等由教授、學者等組成的各種委員會決定；
（3）教職工代表會和學生代表會有權評議和監督校政，評價、批評係事、校事，甚至黨事和國事；
（4）取消學生政治輔導員製度，取消對學術報告會的政治審查；
（5）提出專業課與選修課之分，學生自由選擇專業與改專業理念，給人才培養創造更大空間；
（6）在學製、課程設置上，率先提出“四三三”直通，即本科四年、碩士三年、博士三年（此項學製改革因國家教委認為“超出清華的舉措”，未予批準而夭折）；

破冰的做法常被人津津樂道、讚譽，甚至是效仿；失誤了也不以成敗論英雄，而是作為成長的階梯，不再繼續犯錯的警示。就這樣，科大不斷成長，呈現出Mr. Hu心中的“科大的春天”。栩栩如生、如約而至的願景，也將老校長郭沫若生前所希望看到的“科學的春天”在他的校園裏姹紫嫣紅。科大的“民主辦學”理念和隨後進行的一係列改革，猶如一石掀起了千層浪，引起全國上下的普遍關注。人們翹首以待，預祝科大改革能取得驚天的影響和實實在在的進展。

科大不僅招生全國狀元第一（幾乎囊括了一半的全國狀元）；畢業時考取研究生和出國深造率也是全國第一；教師的人均論文產出率全國第二（僅次於北大），進入了全國首次“十所國家超重點大學”。第二年（1986年）的春天，國家為了加強對外宣傳中國改革的成效，選擇了十五個各行各業的典型，由當時最具有權威和影響力的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拍成記錄片，供對外使領館使用。作為高校的唯一的候選者，科大當之無愧地走進國際視野，在全國高校中獨領風騷。

這年夏天，一篇反映曾一直依托科大“成功辦學”的大學——合肥聯合大學的文章引起了方副校長的注意。這篇文章的失實之處在於“隻摘桃子、不問來曆”，把科大對該校的無償的貢獻（教師、實驗室、教室、後勤服務等）視而不見，一筆勾銷，合肥聯合大學成了“無中生有”。作為被全國人民普遍認可的《人民日報》並沒有實事求是，而是有意或無意誤導，甚至偏袒，所謂“聯大隻用普通大學五分之一的經費培養出了質量與普通大學相近的人才”的計算法，簡直是大躍進式的計算，即把十畝地上的產量算到了一畝地上。

於是，一份落款為中科院學部委員（現稱院士）的來信落在《人民日報》總編的桌上。8月中旬的一天，我陪同方勵之校長被請到《人民日報》的總編室。時任副總編輯保育鈞（後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采訪部主任（女）和高級記者兼社科院新聞學院副教授王武錄先生等三人，就此事與我們進行了溝通、諒解並結緣。

保、方倆人先從百年巨變談起：1898年光緒皇帝草擬了京師大學堂（北大的前身，方勵之的母校）的章程，規定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並用、觀其會通”的辦學方針；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嚴複提出了“兼收並蓄、廣納眾流、以期成大”的辦學方針；繼任的蔡元培校長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允許和鼓勵不同學派發展的辦學思想。自蔡元培之後，百年探索，可歌可泣；偶有浪花，也難成氣候。中國的教育成也歸人，毀也歸人，一百年反反複複，鮮有突破……

交談中，保育均突然對麵前的方勵之甚至整個科大人產生了興趣，隨著交談的深入，保育均沉默了，科大的嚐試無異於“於無聲處聽驚雷”——這是一個係統的破冰者和建設者。石破天驚，壯哉科大，壯哉科大人！在他眼裏，大學老師要麽學識五鬥不識煙火，要麽彬彬有禮膽小怕事，況且，作為報社幾十年跌爬滾打的老記者，他閱人無數，怎麽也看不出眼前這位學者竟有駭世脫俗的高論。方勵之的即興答辯，眉宇間那種把千軍萬馬囊括帳下的氣勢，不經意中“靜若處子、動若脫兔”的談吐，毫無掩蓋地逸出的那種令人耳目一新的鮮活張力。方勵之如竹筒倒豆子般的快人快語，坦蕩幹脆，令那些複雜混沌如黑洞的問題，在他通透的三言兩語、言簡意賅中簡單化；方勵之談笑間驟然而來的那種別有洞天之意境，令人大有相識恨晚之覺。既讓人折服又勾起進一步探寶的心，心癢難熬。或許真有“達芬奇密碼”？

保育均決意要破解一下。最後確定仍由原作者王武錄先生“臨危受命”赴合肥全麵了解科大——算是解鈴還是係鈴人吧：這樣既可直接化解幹戈，又可譜寫教改新篇。

亞利桑那大學物理係方勵之教授辦公室內的黑板上麵寫著：“But fire burned beneath the ashes”

那年秋天，《人民日報》的王記者如約來到科大采訪。作為學校的代表我全程陪同他“做作業”。9月中旬，前後十天，上至在職的或退休的校領導、教授、普通教員，下至青年學生、後勤工人、甚至掃地的臨時工，近百人從各個角度給記者講述了一個他們眼中不一樣的學校。學校的點滴，大家如數家珍，道出一個波瀾起伏、令人遐思的科大成長片段，勾勒出一組麵貌全新的、科大人人自己辦校的畫麵。

采訪方副校長最為戲劇性。9月，由於方副校長要出國一個月，他提前在北京接受了采訪。采訪中，方副校長自始至終笑聲爽朗，對科大人民主辦校作了最佳詮釋。方副校長妙語連珠：

“大學裏都是受過教育的人，誰比誰強多少，你說呢？” “讓別人自己去自由選擇、翻筋鬥，比你自以為是去指導要自洽。” “這樣做會不會顯不出領導者的高明甚至權威？” “隻要你不做‘萬事通’，你會節省40%的工作量”。“ 對我來說，80%的工作屬於是非選擇題，一分鍾的事；15%的題需要考慮，也就是十分鍾；剩下不到5%的問題需要仔細考慮，與物理不一樣的是，沒有標準答案。比如分配經費，一年一度，科大的經費是人均高出一頭的，但也不夠不斷增大的各種需求，那幾天比較艱難，因為你不能找出各方滿意的‘奇異解’來。不斷地計算、爭吵、遊說、交易。踏破門檻，互不相讓，最後是妥協（大笑）。”“我的職責是管理全校的科研和經費，我是第一副校長，管的事就更多，管不在的時候，要代理一切。” “最難的事？吃飯！舊習陋俗，中國特色（大笑），無論什麽客人（中外）來，主人都必須請吃飯。問題是明文規定（大學校長做主賓或作陪），想跳槽？沒門！久而久之，陪吃陪喝變成了一種負擔……” “中國有句成語‘大智若愚’，其含義之一可能就是：真正的智者都會裝傻的，我的風格裝也不像（笑），我也不屑（於此）。因此，廣義上我隻會做事不會當官，哈哈哈哈……”

記者事後感歎：“科大此行，別具一格”。我當時詞窮，思忖半響無語。其實應即興回贈：“科大此舉，霽天仰止”。

燕草啣泥知何處？情到人間草木知；滿園春色關不住，民主辦學出牆來！

10月上旬，5篇署名“鹿舫”的探究教育改革新思路並配有編者點評的“民主辦學在科大”的專訪在《人民日報》連載，振聾發聵，一時間洛陽紙貴，轟動全國。

"校政公開"——《人民日報》連載《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之一

作為對“民主辦學在科大”的呼應，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書記處書記、副總理的萬裏帶領國務院一行人，於當年（1986年）11月30日專程來合肥取經，此乃後話。

1987年11月科大人定製歡迎方勵之教授返校的特大蛋糕

1987年11月方勵之副校長最後一次回到他在科大的家裏

【後記】1987年1月底我送管校長離開合肥的瞬間，他眯起凸出的雙眼對我說：“你要的答案恐怕要留給曆史了。” “還有，哪有我剛下車伊始你就給我下馬威的？！”說完，他用寬厚的手掌拍了拍我棉衣上的塵灰。我嘿嘿傻笑，心想，恐怕他當時立馬撤我的職的心思都有。他提到的下馬威也就是第一次師生見麵會上，管校長剛剛演講完，我就迫不及待地追問，校長的辦學理念是什麽？過去科大一直秉承的“全院辦學、所係結合”的路子，在學校下放合肥後已名存實亡，那個“又紅又專，理實交融”旋即又成鐵律，沒有校長主動去逾越。筆者之前是“孩子王”，不喜歡一成不變的束縛，希望聽到新校長的辦學之道。管校長沒有馬上回答，表示要時間去驗證……物換星移，恍然如夢。自己畫的圈，還得自己去圓。質本潔來還潔去，夠癡的。如今當年不畏征途的“三駕馬車”均已駕鶴西遊，但他們秉承的教育理念卻活在科大人的心目中，新鮮，生動。他們對科大和對我國教育事業的奉獻，永遠刻印在曆史的豐碑上。人們不會忘記這段曆史，更不會忘記書寫曆史的人們。
此文是對逝者的追念！

【注】“三駕馬車”是當年管帷炎、方勵之、龔昇三人共治的俗稱。關於三人關係，龔昇副校長有一次這麽釋道：管是中樞是心髒；方是腦袋是思想；他們倆是帥，是中流砥柱；自己是幹具體工作的。是軀幹是四肢，負責行動，無條件地執行和配合。倘若出錯，也是自己工作沒有做到位。三位一體成就了三位校長惺惺相惜的一段佳話。

【編後語】關於管、方、龔“三駕馬車”，網上有一段校友的感人文字，特附上以饗讀者。並向原作者鳴謝：1986年底發生學潮，上麵要處理科大，我們的一位老師找校長辦事，正好在門外聽到管、方和龔三位校長在商量。龔校長說：這次事件，由科大選舉引發，我是選舉組織者，應由我負責。管校長說：不，我是校長，應由我負責。方老師說：不行，中央要處理，實際上是針對我的，應由我負責。三人都爭著要承擔責任。十幾年後，聽到他們談話的這位老師，講到此事，仍然感歎不已，說他們三人不僅學問好，品格上也真有風範！並說他們三人在學校時，隻要誰一出場，就給人感覺份量很重，全場肅然生敬。

編輯：菁衛, 許讚華
校對：黃劍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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