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岩聲
小說，隨筆，遊記，雜文
退休前的65年間，我從未當過官。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單位，我從來隻是一介布衣，打工族，每天做著別人要我做的事情，並且也沒覺得有什麽窩囊的， 因為我相信，自己不是當官的料。當然，若仔細回想，我還是有過一個帶“長”的稱號的 : 室長。那是1978年初-1982年初，四年大學期間。我住的大學宿舍，10平米，中間一走道，兩側頭尾順接，各放兩張雙層單人床。室友最多時8個（四張雙層單人床，上下全睡滿），最少時6個（空一張床，放大家的飯盒、臉盆、牙缸牙刷，各種雜物）。不知何故，剛進大學，班主任就宣布我為室長。雖然在班上，我年齡排第五，算高齡，但在我宿舍，我年齡算中等，因為有兩個室友是老高三，年長我5、6歲。那一室之內，怎麽就輪到我這樣一個年齡和學習成績都中不溜的人當室長？我至今不明白。此外，身為那個擁擠不堪，汗臭、鞋臭經常不可聞的寢室的室長，我有什麽職權？要管些什麽？我現在一點印象沒有了。有印象的，就是連飯票都不是經我手發給室友。發飯票是生活委員的事情。所以，那個所謂的室長，完全是個虛職，類似於我高中兩年當過的所謂學習委員。我之所以還記得，是因為當時睡我下鋪的同學，是我安徽老鄉，言必稱我室長，40年後的今天，微信裏，還叫我室長。
然而，生死由命，當官在天，一輩子沒當過官的我，退休後竟無端當起了比利時列日中文學校校長。無端，因為不是我要當，是時任校長的老朋友請我當。我倆雖然相識30多年，但很多年裏沒聯係。她能想起我，請我換她當校長，是因為我偶然想起她。我當時在考慮買一台意大利產的Delonghi全自動磨豆咖啡機。我知道她家用過這個牌子的咖啡機，便在我最早的電話號碼簿裏，找到她的宅電號碼，打電話過去，問她那咖啡機好用不好用？20年前，我和她，還有另外三人，開過學校創辦會，因此我也算創始人。隻是創始之後，我其實沒做過什麽。因為這些曆史原因，後來老校長開口相求，我自然難卻。而且，退休後，我也確實感到寂寞，便答應了。於是，每逢周六上課日，我便忙碌整整一天，從早上6點起床，到傍晚6、7點離開學校，12、3小時內，每一分鍾的心思，都在學校的事情上，真可謂心無旁騖。每次如此勞累一天，筋疲力盡，回到家時，心裏都有些感歎，有些欣慰：一個奔七的老人，心智和體力竟然還能承受這樣高強度的付出! 以前在工作單位，可是從未這樣勞累過。
能這麽忙的列日中文學校校長，當然就不是我當過的“室長”那種虛“長”，而是名副其實的“長”。該校現有一百多學生，二十多老師（包括代課老師）。我接手校長的兩年半裏，學校成功脫離了因新冠疫情嚴重，而麵臨散夥的險境，有序運轉了五個學期，總計300學時。自2021年9月恢複實體課以來，學生人數每學期都在增長；老師們教課都充滿熱情，認真負責；我與所有老師相處融洽和諧；學校財務收支平衡。兩年半的實踐結果說明，我還是可以當官的。這令我自己感到驚訝。前麵說過，我一直認為，我不適合當官。因為當官是要得罪人的，比如提職、漲薪而名額有限時，而我特別怕得罪人(我超級敏感，會比被得罪的人還要難受)，不管是誰，上司還是下屬，同學或同事，更不要說要我下令開坦克上街碾殺路人。
雖然我怕得罪人，但當校長的兩年多裏，我還是不得不做了幾件得罪人的事情。驅趕過一個比利時老賴。他不但上了三次課，還沒交學費，還有事沒事糾纏我們的老師，還硬要陪著他女兒在課堂裏坐，這直接違反了我校規定，便和他理論，吵將起來，吵到最後，他拉起女兒，摔門而去。這事令我心裏難過了好幾天，主要為他那無辜的女兒，次要為他。據說他是個另類藝術家，靠低保生活，不讓女兒上學，自己在家裏教她各門功課。我還是第一次聽說，現代教育製度下，竟然還有這樣的邊緣人。據說比利時教育部設有專門機構，讓私教的孩子通過特殊考試，獲得同等學曆——這是題外話。
我還和一個自稱比利時列日大學的物理博士者吵過架。他看上去有50多歲，禿頂，占用一間他沒有租約的教室辦補習班，到了我們按租約該用那教室的時段，他賴著不走，耽誤了我校學生上課。僵持20分鍾後，他終於走了，因為他的學生都早已識趣地走了。事後，我沒感到難過。可能是因為得罪人的事情，做上幾次，人就麻木不仁。而且，在其位，謀其政。身為校長，我不入地獄，誰入？總得有人當惡人，不然我們學校就會受人欺負，不是嗎？
催學生家長交學費，有時也要硬著頭皮，不怕得罪人。有兩個學生的家長，去年下學期快結束了，還沒交學費。我打電話詢問，她說，上學期交了學費，孩子沒來上幾次課，因為疫情。她的意思是，上學期的學費抵這學期的，所以她沒再交。我反複考慮後，沒同意。因為我們的實體課在開，她孩子不來上課，沒跟我們打招呼，等於曠課。這學期不交學費，也沒跟我們商量。子曰：以德報怨，何以報德 ? 如果給她減免學費，我們如何麵對其他學生家長，疫情期間，規規矩矩交了學費的？為官之道，最基本的就是一碗水端平，不然的話，何以服眾？ 以上這些，算是令我撓頭的大事，兩年半裏沒出幾件。
當校長令我忙碌的，除了經常要找老師代課，還有許多雞毛蒜皮事，例如幫老師們複印、打印，放學後把打印機，三個投影儀搬到樓上櫃子裏放好，收拾有六張球台的乒乓球廳。此外，我還教一個學生二胡，還帶著一個班，教中文程度最好的幾個孩子寫作文，給他們講中國曆史，從四萬年前智人離開非洲談起，假期裏帶他們出遊，看北京猿人，一戰中國勞工墓。 可以說，退休後當列日中文學校校長，讓我發現了我還是有一點兒當官的潛質的，和我以前對自己的成見不同。當然，這裏的官必須要加個定語：列日中文學校校長這種“官”。換做其它的官，例如國內單位裏的科長、處長、局長，我肯定還是不適合，即使到了65歲。因為列日中文學校校長，與世人趨之若鶩的官相比，有相同點—— 要考慮相同的問題 : 何事需做？何人能做？但特別是，還有兩個不同點：做事多於下屬，升官不發財。
先說相同點。到了校長的位置，我沒有分身術，不可能同時教十多個班的課，包攬所有需要做的事情，必須依靠別人也就是老師們做事。因此我必須轉變一輩子當打工族形成的思維定勢，遇事不能先想我自己去做，而是先想到別人，誰可以上？就像韓信奉承劉邦那樣 ， “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若把學生看作韓信說的兵，把老師看作將，當校長的工作，就是要善於將老師，發揮老師的特長，而避免事必親躬，否則不但會累死自己，還會把事情搞得一團糟。
再說不同點，升官不發財。列日中文學校是非盈利組織，工作人員包括我，都是義工，其年收入，按比利時法律規定，不得超過1473歐元/人。按一學年上課十個月計算，平均也就是約150歐元/月。這點錢，隻夠一家3、4口人，到中餐館吃上一頓中等檔次的飯。那麽，能不能私下裏給老師們多發點兒錢呢？不能。因為收入就那麽多，付了課時費和房租，買些必要的文具，就沒錢了。列日中文學校是個真正的清水衙門，所以適合當校長者，須不愛財，須有些公益心。試想，如果當校長的，但凡為學校做一點兒事，就從財務支取相應報酬，那學校隻能破產。
當然，不是所有的海外中文學校都像列日中文學校這樣寒酸。我聽說，在德國和西班牙，有的中文學校擁有自己的教學樓，與老師們簽的是工作合同，按月發工資，繳納所得稅。我希望，有一天，列日中文學校也能達到這個境界，從而有穩定的師資隊伍。但怎樣達到？我不知道。在比利時，中小學生的中文教育，沒有納入政府資助的教育體係，因此23年來，列日中文學校主要靠學費維持，一直在溫飽生存線上掙紮，沒有自己的固定資產。所幸的是，一方麵，多數老師把中文教育當作一個神聖的事業，非常敬業，不在乎報酬微薄，另一方麵，列日地區華人的生育率保持在人口正常更替水平，我認識的華人家庭一般都有2、3個孩子，個別的有4個孩子，從而保證了生源。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列日中文學校一定能存在下去。
當列日中文學校校長以來，每逢周六上課日，我都觀察到老師們教中文的認真和敬業，家長們送孩子來學中文的執著和耐心。我經常為此感動，想其中的原因。我從未觀察到，聽說過，其它語種有這個現象，例如越南語（在比利時的越南人不比華人少）、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列日有沒有越南語學校？土耳其語學校 ? 阿拉伯語學校？我沒聽說過。為什麽隻有中文有專門的學校？為什麽我認識的所有華人都認為孩子應該識漢字？是為了使用嗎？列日中文學校開辦23年來，總數上千的孩子曾來校學習，其中有幾個孩子，17、8歲“畢業”離開學校之後，能夠用所學漢字，獲得什麽實際用處的？特別是用來掙飯吃的？不能說完全沒有，但絕對是鳳毛麟角。這類似於學音樂：一千個孩子學音樂，其中後來能當飯吃的不會超過千分之一。絕大多數孩子學音樂，最終不過是得一些音樂素養而已。不僅這些華二代、華三代孩子們，就以我這個改革開放後出國的華一代為例，在國外工作和生活的40多年裏，我在中國學習和使用了27年的中文，何曾給我帶來過值得一提的收入？或什麽世俗的好處？那我為什麽也堅持認為，也希望，孩子會中文 ?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中文所承載的悠久文化，老子孔子、唐詩宋詞、李白杜甫、周瑜孔明、晁蓋宋江、孫悟空林黛玉、絲綢之路、萬裏長城、二泉映月、賽馬聽鬆、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孔乙己、阿Q正傳、黃金時代、潘先生在難中 ……一定是老師和家長們都認為，這個文化值得傳承下去，孩子們能從其中吸取一些營養，西方文化裏所沒有的。我想，這也就是海外中文學校能夠辦下去的最根本的動力。
以下圖片展示列日中文學校2023年6月10日學年結束典禮的部分活動
注 : 部分學生缺席
我們學校一個老師，以前是我們學校的學生，最近談了她親身經曆，喜歡-不喜歡-又因喜歡而來教中文。“又因喜歡”，是她自己做了媽媽後，忽然想跟她媽媽親近，才發現她不懂她媽媽關心的問題，於是又拿起了中文，看中文視頻，曆史頻道。她的經曆，啟發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