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慌不忙
我的麥田
沿著鐵軌，遇見歐洲 （21）
慕尼黑 （中）內心震撼，飄落空中的白玫瑰
《遇見歐洲 （20）- 慕尼黑（上）視覺衝擊，跨越八個世紀的魅力》
曆史的沉重在於，即便像慕尼黑這樣擁有深厚建築藝術與文化底蘊的城市，也無法擺脫德國現代史上一段令人發指的黑暗篇章。納粹黨（即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正是在此成立並發展壯大。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發動 “啤酒館政變”，企圖推翻巴伐利亞州政府，進而奪取德國政權。雖然政變最終失敗，但卻讓他聲名鵲起，為日後掌權埋下了伏筆。
下圖是統帥堂（Feldherrnhalle），路德維希一世於1841-1844年下令建造的紀念堂，用以表彰巴伐利亞軍隊的光輝戰績。三拱式廊柱模仿佛羅倫薩傭兵涼廊，采用莊重的多立克柱式和威嚴的青銅獅子雕像，展現王國的軍威與榮耀。
在1923年的 “啤酒館政變”中，納粹黨徒在此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造成多人死傷。
（網圖）
1933年納粹掌權後，統帥堂被希特勒奉為 “納粹聖地”，設立紀念碑，並強令行人經過時必須人人行納粹禮，以示效忠。慕尼黑也隨之成為納粹的大本營，全國總部設在布林納街45號的“褐宮”（Braunes Haus），1945年該大樓被盟軍炸毀。
朋友們知道嗎？出生於奧地利的希特勒曾是一個落榜藝術生，年輕時曾兩次報考維也納美術學院（1907年和1908年），均因“繪畫天分不足”被拒。此後他滯留維也納，靠賣畫謀生，一度生活困頓。1913年為逃避奧匈帝國兵役，他移居德國慕尼黑，繼續以賣畫為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假如當年美院錄取了他，也許曆史會被改寫：藝術界或許會多一個癲狂的畫家，而全世界可能少一個戰爭狂人。希特勒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使600萬猶太人慘遭屠殺，4000多萬人死於戰火，這無疑是人類曆史上最瘋狂的自我毀滅。這到底是曆史的偶然還是曆史的必然？
有個冷笑話：“為什麽二戰後會出現那麽多讓人看不懂得藝術？因為二戰後，美術學院再也不敢亂拒收學生了。”
希特勒的畫作，大家覺得水平如何？
（慕尼黑市政廳 by 希特勒，網圖）
1938年9月29日，英法德意四國首腦在當年慕尼黑的元首行館，簽署了國際外交史上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協定》，正式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割讓給德國，當時的英國首相張伯倫和法國總理達拉第為避免戰爭選擇妥協，希望通過讓步示好滿足希特勒的擴張野心，換取“和平”，捷克代表竟未被邀請參與談判。
從左至右：張伯倫，達拉弟，希特勒，墨索裏尼和西亞諾（意大利外交部長），網圖
（原第三帝國元首行館，現慕尼黑藝術戲劇學院教學樓， 網圖）
希特勒在協定之後簽署《共同宣言》：承諾這是他“在歐洲的最後一次領土要求”。張伯倫誤以為避免了戰爭，“帶回來一代人的和平“。
然而希特勒很快撕毀協議，於1939年3月吞並整個捷克斯洛伐克，幾個月之後閃擊波蘭，隨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
綏靖政策不僅未能阻止戰爭，反而助長了納粹的侵略野心，給世界帶來更大的災難。《慕尼黑協定》被丘吉爾斥之為"以恥辱換來的虛假和平"，“是西方民主國家向法西斯武力威脅的徹底投降”。這一事件成為國際外交史上深刻的曆史教訓。遺憾的是，曆史的警鍾似乎總是被世人遺忘。
然而，即使在極權暴政的黑暗之中，也總會有人點燃良知的微光 -- “白玫瑰”小組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束。
2003年，德國評選“德國曆史上十大傑出人物”，與愛因斯坦、巴赫、歌德、馬克思等赫赫有名的偉人並列入榜的，還有一對年輕的兄妹 --漢斯·朔爾（Hans Scholl）和索菲·朔爾（Sophie Scholl）。他們是榜單中最年輕的入選者，犧牲時年僅24歲和22歲，索菲更是其中唯一的女性。為何兄妹倆能贏得如此崇高的聲譽？因為他們象征著黑暗時代中閃耀的那束微光 -- 德國家喻戶曉的“白玫瑰”小組。他們的名字，早已成為德國良知與勇氣的象征。
朔爾兄妹曾是熱忱的納粹青年團成員，但隨著對猶太人大規模迫害的目睹，以及對納粹意識形態的深刻反思，他們強烈地感覺到，納粹的種族滅絕政策與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認同背道而馳，兩人徹底轉變立場。
（網圖，左邊是朔爾兄妹）
1942年，漢斯在慕尼黑大學發起成立"白玫瑰"小組，成員包括了慕尼黑大學中的許多學生及教授，如哲學係教授科特·胡貝爾（Kurt Huber）等。在大學裏學習生物和哲學的索菲在同年5月也加入該小組。
他們以傳單與塗鴉形式揭露納粹暴行、呼籲民眾反抗獨裁，但第六份傳單成為他們的"絕唱"。1943年2月18日，在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發表“總體戰”演講的同一天，漢斯與索菲在慕尼黑大學的中庭拋撒傳單時被發現並遭逮捕，其他的活動成員很快也全都被抓。麵對蓋世太保的審訊，朔爾兄妹表現得異常勇敢，兩人都試圖把所有責任攬到自己身上。最後包括朔爾兄妹在內的小組成員有六人先後因叛國罪被處死。
據獄友回憶，索菲·朔爾在行刑前曾說到：“多麽美好陽光明媚的一天，而我卻必須離去……如果我們的行動能喚醒成千上萬的人，我的死又算得了什麽？”
英雄去世後，他們散發的第六份傳單的副本被輾轉帶到英國，被命名為《慕尼黑學生宣言》，在同年由盟軍空投至德國各地，成為納粹統治下德國境內最有影響力的抵抗聲音之一。
如今，慕尼黑大學主樓前的“朔爾兄妹廣場”與對麵的“胡貝爾廣場”（為紀念被納粹殺害的哲學係教授科特·胡貝爾Kurt Huber，也是白玫瑰小組領導成員之一），以及主樓內的“白玫瑰紀念館“，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參觀者。德國幾乎每座大城市都有以他們命名的學校、街道或廣場。
2006年柏林電影節上映了德國電影《希望與反抗》（Sophie Scholl-Die letzten Tage），再現了索菲和哥哥被捕之後短短幾天內的被審判與被處決的過程。導演馬克·羅特蒙德坦言：“當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內的成千上萬的德國人，麵對納粹暴行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我希望對這種現象進行剖析。” 這份思考，也是當今每一個人都無法回避的：當暴行發生時，我為何是沉默的大多數？
在希特勒高度集權統治下，德國社會集體陷入沉默，個人言論受到極端壓製。朔爾兄妹和“白玫瑰”小組的成員，既非英雄也非超人，他們隻是普通的大學生和老師，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他們之所以能夠冒著生命危險，在這種集體沉默中挺身而出，隻因為未泯的良知 --對受難者的同情、對戰爭的厭惡，以及對自由的信仰。索菲被捕後說：“我害怕，但我並不屈服”，這份良知，最終轉化為堅定的反抗信念，在最黑暗的時代，迸發出非凡的勇氣，閃耀出震撼人心的光芒。
許多年後，在遙遠的東方大地上，也有一批年輕人在寒風中舉起一張張A4白紙。紙上沒有一個字，卻承載了無法言說的一切。白紙在沉默的人潮裏微微顫動，如同多年前的白玫瑰飄落在灰暗的街道上 –纖弱輕盈，卻足以打破凝固窒息的空氣。曆史更迭，時代各異，但在壓迫與恐懼的陰影下，總會有人以脆弱的身軀，守護自由的信念。
201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慕尼黑在原“褐宮”遺址上建立了“納粹曆史文獻中心”（NS-Dokumentationszentrum München）。開館時，當時的德國文化部長莫妮卡·格魯特斯在開幕式上表示：“清理納粹的過去，紀念被納粹迫害致死的人，並且讓我們的後代清醒地記住曆史，這對於德國來說，現在和將來都是一個永久的道德義務。”
（網圖）
慕尼黑城區裏的人是真多呀，市中心的瑪麗亞廣場上，本地人和遊客摩肩接踵，步行街更是熙熙攘攘，和國內的廟會有一拚。有位女士看我們仨在自拍，笑容可掬地主動提出給我們拍家庭照。剛從瑞士到德國，警惕心有些放鬆，可當我看到龍兒把手機遞給這位熱心女士的那一瞬間，心裏還是“咯噔”了一下：不會是騙子吧？瞬間全身繃緊，目光盯著她，完全顧不上擺姿勢了，笑容也僵在臉上。像一顆隨時要發射出去的子彈，準備衝上去追人。
她拍得很認真，連拍了好幾張，終於把手機還回來，我們趕緊連聲道謝。她一走，我就對龍兒說：“嚇死我了！”龍兒不厚道地笑了：“我本來不打算讓她拍的，看你沒反對，我也放鬆警惕了，不過我做好了隨時追出去的準備。” 我翻個白眼：“人這麽多，她真跑了你追個寂寞，要是有同夥接應，手機早飛沒影了。”
艾瑪，這防範之心不在線，後怕重重。現在想想，如此猜疑路人的好心，非常不應該，但沒有警惕性也是萬萬不可的。
十二月是聖誕季，慕尼黑也是各處都能見到聖誕集市，氣氛濃鬱，熱熱鬧鬧。活潑的巴伐利亞人臉上總是洋溢著笑容，寒風中人人拿一杯熱紅酒吃著炸薯片。俺不羨慕酒，一個勁盯著他們手中各式各樣的漂亮聖誕杯，可惜路途遙遠，沒辦法買一些帶回家。
（待續）
有學者稱，美國外交政策的成功往往取決於總統能否承受“任何與敵對勢力談判的決定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綏靖指控”。那些敢於挑戰“慕尼黑暴政”教條的總統，往往在政策上有所突破；而將“慕尼
黑”奉為外交原則的總統，則常常把國家帶入“最持久的悲劇”。
照相的段子記得麥子說過，哈哈哈，確實挺讓人擔心的。最後一張片片，很有聖誕的氛圍，好溫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