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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民族學研究往事與雜想——民院曆史係初創十年

(2020-06-29 20:11:00) 下一個

民院曆史係初創十年

 

1956年成立的曆史係,可謂民族學院皇冠上的明珠,大師薈萃。

但在係主任的任命上,卻遇到了難題。

當時有兩個熱門候選人。

林耀華,社會學家。

傅樂煥,曆史學家。

林耀華資曆比傅樂煥老很多,是和費孝通齊名的吳門學士。

傅樂煥50年才拿到博士學位回國,但在遼史方麵建樹頗多,後來被稱為遼史三大家之一。

按理說,應該讓資格老的林耀華上。

但他不是曆史學家。

在社會學被取消後,民族學院曆史係收留了很多社會學家,特別是從燕京大學來的吳門子弟。

對收留這些“落難”的社會學家,曆史學家們沒有異議。

但一個曆史係讓社會學家當係主任,似乎不妥。

如果讓資曆淺的傅樂煥上,又怕難以服眾,並使得林耀華心生芥蒂。

於是黨組織決定,請翁獨健出山。

翁獨健是蒙元史大家,正牌曆史學家,曾任燕京大學校長,深得我黨信任,無論是學術資曆還是政治資本都比林耀華還強。

他擔任係主任,無懈可擊,無人異議。

但他那時的正職是北京市教育局局長。

於是組織安排他兼任民族學院曆史係係主任。

他主動不領工資,無償提供服務。

但畢竟公務繁忙,一周隻能來一次。

他需要一個代表他的秘書。

因為姥爺和翁獨健的特殊關係(兩人同鄉,翁是姥爺進燕京大學的推薦人),姥爺被翁獨健選中,作為係主任秘書代表自己全權行使係主任的權力。

林耀華、傅樂煥被任命為副係主任,主管具體教學科研事宜。

再加上係總支書記,曆史係的管理架構確定。

姥爺談到翁獨健,說他(解放後)不寫東西。

“所以為什麽翁獨健很少寫文章?翁獨健就不寫東西,寫下來以後就白紙黑字,變成別人批鬥你的證據了。他這個人鬼得很,這在那個時候是可以理解的!”

翁獨健作為一個曆史學家,他的主要學術著作,如《新元史、蒙兀兒史記愛薛傳訂誤》、《斡脫雜考》、《蒙古時代的法典編纂》、《元典章譯語集釋》,都是在四十年代寫的。

解放後,他編而不作。

他是很多書的編委,比如《蒙古族簡史》、《中國曆史小叢書》和《辭海》民族分冊。

他也是很多翻譯工作的組織者,比如《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蘇聯曆史綱要》中有關蒙古部分(改題為《蒙古統治時期的俄國史略》)。

但他不寫自己的文章了。

在別人眼裏,他是現政權的紅人,是少有的獲得我黨信任的燕京大學舊人。

但他分寸拿捏得準,編而不作,時刻小心,到文革之前,一直風平浪靜。

也許因為他對我黨的理解比他人更深刻?

另外一個黨的紅人,就缺乏他的睿智,結果摔了一個大跟頭。

這個人是費孝通。

 

民族識別工作在五十年代末基本結束。

這項工程結束後,民族學院曆史係迎頭撞上反右運動。

一批大師級人物,包括吳文藻、潘光旦等,被劃為右派,紛紛落馬。

民族學院的右派中,最有名的要算費孝通。

因為他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發表在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報》上,叫《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

這篇文章當時影響極大!

被稱為右派向我黨進攻的第一炮。

本來費孝通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口號的感召之下,寫這篇文章的。

2月中旬他就把文章寫好了。但文章究竟發與不發,他實際上也在審時度勢,百般揣度上意。他也不是傻白甜。

從2月中旬到下旬,從不同渠道傳來各種自相矛盾的信息,一會兒說上麵要“收”,一會兒說上麵要“放”,搞得他舉棋不定,文章也一改再改,甚至做好了撤稿準備。

一直到2月27日晚上,他的老師潘光旦參加了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聽了毛澤東作的《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潘光旦聽完了,當夜就興衝衝地來找費孝通,告訴他毛主席是主張“放”的。

費孝通聽了,才最終將文章放了出去。

師生兩人萬萬沒有想到,三個月後,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

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磨刀霍霍向豬羊。

潘光旦和費孝通都被劃為右派。

其中費孝通被劃為右派,震驚了所有人。

因為在被劃為右派之前,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曾經 “紅得發紫”。

他是高級知識分子接受新社會改造的積極分子。

是我黨豎立的標兵。

但這個標兵有點得意忘形,居然跳出來給黨提意見。

這就怨不得黨用他來祭旗了。

人生之大起大落,莫過於此。

當時毛澤東說右派比例估計有5%。

於是各單位的黨委都按照5%的比例來分配右派。

民族學院黨委書記蘇克勤就是這一政策的精確執行者。

一大批名教授被劃為右派。

 

統計數字,是真能害死人的。

直到現在的美國,統計數字都是一個助紂為虐的工具。

或者以政治正確為理由,不讓提。

或者任意曲解,以煽動仇恨。

 

當了右派之後,這些大師們自然不能再進行正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了,中央給他們分配了新的任務。

中國和很多國家都有邊界糾紛。

比如中印邊境的麥克馬洪線問題,

中央就把這些大師組織起來,讓他們研究中國古代文獻和外國文獻,從中找出這些爭議地區自古屬於中國的證據。

於是這些大師成了黨領導下的禦用搜索工具,為國際政治爭端的輿論戰提供理論支持。

這些大師被剝奪了思想,僅僅保留作為工具的價值。

 

反右之後,大家就開始挨餓。

清史大家王鍾翰,直到老年還對饑餓有記憶:“早上二兩,中午三兩,晚上一兩。哎呦… … ”

剛重新有飽飯吃,63年又開始四清。

然後66年就到了文革。

這就是民族學院曆史係的第一個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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