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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兩次滅亡，都是因為要追求 “統一大業。結果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
有宋一代幾乎在所有方麵達到了古代中國的頂峰。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雖然宋之前有大唐盛世，宋之後有清初的康乾盛世。但這些盛世都隻是以皇權力量的強大和疆域的遼闊著稱。而論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全方麵的發展，唯有宋朝獨樹一幟。當時的人均收入和政府財政收入之高，前後諸王朝都無法與之比肩。可以說，19世紀末之前的各代王朝裏，宋朝人民享受著最富足的生活。宋朝的手工業製品，如瓷器、漆器等的高超製作工藝，甚至至今都無法超過。國外史學界盛讚宋代為中國的文藝複興和經濟革命時代，“已經走到了現代世界的門口”。
宋代之所以是曆史上最好的朝代，除了宋代的皇帝們比較開明、寬容，文官體製效率比較高等內原因之外，良好的外部環境也是必要條件。在中國曆史上，宋朝是極罕見的沒有統一全境，而是與列國長期並存的王朝。與列國先後達成的各項和約，保障了列國之間的長期和平和自由貿易。
以著名的澶淵之盟為例 。在屢次互相征戰不果之後，宋遼兩國達成了澶淵之盟。盟約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宋遼為兄弟之國，遼聖宗年幼，稱宋真宗為兄，後世仍以齒論。
二、宋遼以白溝河為界（遼放棄遂城及涿、瀛、莫三州），雙方撤兵；此後凡有越界盜賊逃犯，彼此不得停匿；兩朝沿邊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創築城隍。
三、宋每年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至雄州交割。
雙方於邊境設置榷場，開展互市貿易。
澶淵之盟結束了宋遼之間長達二十五年的戰爭，保障了宋朝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和平與繁榮，據說這是中國曆代中最長的和平時期。“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發長者），不識幹戈”。同時宋朝也節省了巨額戰爭開支，歲幣（30萬）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費用（3000萬）百分之一，或宋朝每年財政支出的0.2 - 0.7%, 避免了重兵長年戍邊的造成的過量徭役和朝廷賦稅壓力，以極少的代價換取了戰爭所難以獲取的效果。
在難得的和平富足的環境中，老百姓應當都會感到幸福，但皇帝（還有士大夫們）並不開心。皇帝作為天子，統一天下是他的天然職責。作為“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 的燕雲十六州，如今還在遼國的占據之下，這讓他們寢食難安。他們覺得有負於祖先和使命。他們做夢也想收到燕雲十六州，完成統一大業。此外，“兄弟之國”也意味著兩個皇帝並存，領有天下的 ”天子“正統觀念被打破。這對皇帝來說也是難以接受的奇恥大辱。但他們知道自己不是遼的對手，於是就費了百般周折，聯係上遼國背後的金國，背約合擊遼國。持續了一百多年的難得和平局麵就這樣被輕率打誰知金國和宋滅了遼之後，金國乘勢打敗了宋朝。結果是宋朝自己挑起了這場戰爭，死人無數，又丟了兩個皇帝和半壁江山。
宋不得不在退居江南之後，與金朝簽下了和約：宋向金稱臣，金冊宋康王趙構為皇帝；劃定疆界，東以淮河中流為界，西以大散關（陝西寶雞西南）為界，以南屬宋，以北屬金；宋每年向金納貢銀、絹各25萬兩、匹。在新的和約中，原來與老對手的兄弟平等關係變成了向新對手稱臣當兒皇帝，歲幣成了歲貢，數量更是倍增。鬧騰了半天，丟了江山又丟了人。
南宋的地盤雖然縮水了許多，但有賴於江南的物產豐富和商業發達，南宋的經濟、科技、文化等各方麵在北宋基礎上繼續發展，甚至超過了北宋。但同時皇帝們收複失地、報仇雪恨的欲望更甚於北宋皇帝。可惜南宋雖然富足，但軍力遠不如對手。尤其在偏安江南之後，作為冷兵器時代的”坦克“的軍馬得不到供應，有何資格挑戰馬上出身的金人？於是在屢次北伐失敗之後，南宋朝廷索性把目光轉向漠北強悍的蒙古人。南宋通過與蒙古帝國結盟，借助蒙古的支持來對抗金朝。在1234年，蒙古帝國和南宋一起發動了對金朝的軍事行動，最終成功滅亡了金朝。金滅之後，南宋急於收回中原之地，又來個“端平入洛” ，貿然挑釁正睥睨天下的蒙古大汗，為蒙古大舉進攻南宋提供了口實。最後落了個兵敗崖山，大宋滅亡的結局。
舊中華文明的頂峰時代因此畫上了句號，中國的複興也因此被延誤了數百年。
清代魏源在《元史新編》論及：“世之亡國，未有如宋之自取者也。。。自古謀國之舛 ，未有如宋人之甚者。” 宋朝廷屢屢輕啟戰端，自取滅亡，斷送了大宋的大大好江山。論起責任，除了急於一統天下的皇帝之外，也少不了一代儒生推波助瀾的份，
儒家書生向來就有積極入世的傳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一直就是他們人生目標。於宋朝發端的理學更主張 “明義理，切世用”，鼓勵儒生把自己的道德學問用於世事，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更把這個傳統推向高潮。“以天下為己任”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等等口號，都是這個時代提出來的。 他們飽讀詩書、精力充沛、躊躇滿誌，渴望建功立業。辛棄疾的名句：“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身前身後名” ，正表達了他們的這種渴望。他們抱負很大，自以為代表天地正氣，但又缺乏實踐經驗。 他們深明儒家大義，固守君臣之道，痛惜國土未能統一。但他們又有點食古不化，不夠靈活，不懂妥協，空談多於實務。在主和與主戰的爭論上，他們理所當然地是主戰派。他們站在儒家道德製高點上，引經據典痛斥務實的主和派，在強敵麵前，仿佛以卵擊石才是有骨氣的表現。他們甚至比皇帝們更急於收複失地，完成統王一大業。
皇帝們，特別是南宋的皇帝，常常會會在戰與和之間搖擺。開戰的巨大風險，讓他們明白這是拿社稷來當賭注，而且戰爭帶來的生靈塗炭也讓他們有所顧忌。高宗趙構在朝廷南渡之後，曾對大臣們說：“朕兼愛南北之民，屈己講和。今通好休兵，其利博矣。士大夫狃於偏見，以講和為弱，以用兵為強，非通論也。。。朕每欲與講和，非憚之也，重念祖宗有天下二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之。而日尋幹戈，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所願天心矜惻，消弭用兵之禍耳。” 但那些激進的儒生們都是一味主戰。我翻過《四庫全書 · 曆代名臣奏議》南宋部分，那些奏折絕大部分都是勸皇上用兵的。在科舉時代，文章寫得漂亮才能當官。那些官員奏折站在義理的高度，行文周密，氣勢十足。如吾鄉大儒葉適給皇帝的奏折中說：“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報複仇恥者我之義”。他便是以家國大義來曉喻皇帝，調門之高，似乎皇帝再不開戰就成了曆史的罪人。（這種語言很耳熟，在中國另一個義理至上、政治掛帥的時代，即文革時代，就充斥著這類語言，聽上去很講理，實際上一點都不講理）。在此人人唱高調、動輒以道德綁架的氛圍中，皇帝不戰也難。尤其是宋朝是以文官政府著稱，儒生出身的文官掌握大權，皇帝的權力反而有點虛化。所以往往是儒生們掌握了戰爭的主導權。
陸遊就是主戰派儒生中的一個。史上有記載的一件事就是陸遊曾力勸被朱熹評價為 “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並以誌大才疏聞名的張浚率兵北伐，結果大敗而歸，陸遊自己也因此被罷了官。
清朝的文人喜歡考據，側重曆史事實，所以他們的評價往往比較客觀。除了前麵提到的魏源之外，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論及宋史的一段話也很公允：
“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義理必參之以時勢，乃為真義理也。。。自胡銓一疏，以屈己求和為大辱，其議論既愷切動人，其文字又憤激作氣。天下之談義理者，遂群相附和，萬口一詞，牢不可破矣！然試令銓身任國事，能必成恢複之功乎？不能也！即專任韓、嶽諸人，能必成恢複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為空言；身在局中者，難措實事。秦檜謂「諸君爭取大名以去，如檜但欲了國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廢言也。
是宋之為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不和議而亡。蓋其兵力本弱，而所值遼、金、元三朝皆當勃興之運，天之所興，固非人力可爭，以和保邦，猶不失為圖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議為辱，妄肆詆諆，真所謂知義理而不知時勢，聽其言則是，而究其實則不可行者也。"
但趙翼的論斷並未被正史所接受。在中國語境裏，無論哪個朝代，統一是永遠的政治正確，神聖得不容任何懷疑和批評。故正史上始終稱這些主戰派為忠臣義士，現在更冠以民族英雄、愛國詩人等美譽。與時勢相比，義理更重要。而百姓， 就更不值一提了。沒有會人問一下當時的百姓們喜歡戰爭還是和平，也沒有人會顧及那些戰爭中死去的士兵和百姓。 光張浚北伐失敗，就在異鄉留下了十幾萬孤魂。蒙古南侵，更是十室九空。空泛的義理，需要無數活生生的生命去支撐。就算如陸遊所願，王師北伐成功，中原光複，九州大同，統一大業告成，當皇帝和士大夫們彈冠相慶時，不知會否聽到新添的屍骨堆旁草民們的哭泣。
山河的光複隻會增加皇帝和大臣們的榮耀和自豪，與天下的百姓何幹？忘了在哪本書中曾看到這句話：國家發動戰爭，大量士兵或死或傷；國家自己不會痛，痛的是士兵和他的家人。可是在所謂的 “民族大義”麵前，這些都無足輕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