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尼
隨走隨記，談天說地，領悟人生。
看到今天有些地方民族情緒泛濫到愚昧的程度，我想起電影《間諜之橋》。它是由好萊塢史蒂芬·斯皮爾伯格導演，湯姆·漢斯主演的。這部影片是根據真實曆史故事拍攝的。事情發生在1957年美蘇冷戰期間，蘇聯間諜魯道夫·阿貝爾（Rudolf Abel）在紐約被美方抓獲。當時美國沒有律師願意為蘇聯間諜辯護，保險律師詹姆斯·多諾萬（James Donovan湯姆.漢斯飾）被動地接下了這個案子。從他接案的第一天開始，社會輿論壓力就接踵而來，妻子、孩子都無法理解，他怎麽會去為一個敵方的間諜做辯護，甚至還有人朝他家開槍以示威脅。
詹姆斯義無反顧地頂住了來自各方麵的壓力，堅守了一個律師的執業道德，以及對美國憲法聖經般地敬畏。在他的力爭下，幾經周折，魯道夫被免去死刑。當最高法院宣判魯道夫被判30年監禁時，相當多的美國人表示不滿。
同一時期，美軍飛行員在蘇聯搜集情報，飛機被蘇軍擊落，飛行員被俘。為營救情報飛行員，美方想到與蘇方交換間諜，但苦於政府不便出麵，請律師詹姆斯擔此重任。談判非常艱巨，1962年，蘇方終於與詹姆斯達成協議在德國的格林尼克大橋（Glienicke Bridge）互換間諜。同時詹姆斯還多方周旋，不舍不棄，解救了一個當時被東德關押的美國留學生，達成以一換二的結局。消息傳出，他即刻成了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
當詹姆斯頂著巨大壓力，辦著一件當時多數人不認可，感情上無法接受的辯護案，並且為魯道夫爭取“免死牌”的時候，他不可能想到會有後來的美蘇間諜交換。相反，他很可能將終生背負為敵方間諜辯護的“恥辱”。然而，曆史戲劇性地因為他而保留了一個“活棋子”，以致走活了這盤棋，使後來美蘇交換成為可能。當然，他不是政治家，更無法預言後來發生的事。他隻是履行一個律師的職責，而憲法和法律是他堅強的後盾，也是他的保護傘。這其中的“戲劇性”又有著它的必然性。影片由此給我們一個深刻的啟迪，那就是憲法、法律對一個社會的作用，以及它神聖的地位。
詹姆斯從不被人理解，甚至遭受威脅，到最後成為英雄，是人們觀念的改變。人們習慣將判斷停留在事情的表麵，簡單地將人和事分為善和惡。為敵方辯護是“惡”，解救自己人是“善”，而對在善惡彼岸的真實懵然無知。事實是，詹姆斯自始至終都本著同樣的精神和原則在做每一件事。影片讓我們看到了人們觀念前後變化的強烈反差，其實無論是 “惡” 還是 “善”，都伴隨一種“審判精神”，一種追隨時代的激情。隻有當我們拋開審視的禁錮去感受這個故事，才能更深地感受其中深刻的含義。
影片中，蘇聯間諜魯道夫多次說的一句話是 “Standing Man”，這是他從小的立誌。看過電影後誰也不會忘記這句話。在幾次麵對生死未仆時，詹姆斯問他“你擔心嗎？”魯道夫的回答總是那句：“那有用嗎？”在格林尼克大橋上時，魯道夫突然意識到交換不是“一換一”，而是“二換一”。麵對東德仍不肯放美國留學生，他對詹姆斯說 “我等”。這個場麵非常感人，此刻我們能不說他們都是“Standing Man”嗎？
這部影片有很多讓人回味，思考的地方。比如影片一開始，魯道夫一邊對著鏡子，一邊是自畫像，中間是他自己。這其中的寓意很有意思，鏡子裏的他，自畫像的他，中間的他，究竟誰是更真實的自己？其實這也是我們每個人會麵對的問題，別人眼中的你，自己心中的你，還有那個最真實的你。
史蒂芬·斯皮爾伯格確是個超級導演，在銀幕背後的他像是一個“曆史敘述者”，娓娓道來。他不是曆史審判者，更沒有劃分政治立場，甚至他還多處調侃美國中情局。這真是大導演的高明之處。正因為他徹底地突破敵我立場的限製，無處不讓人感到一種思想的穿透力，故事背後隱含的普世價值、曆史現象，人性和生命的本質，給我們很多啟迪。
當時電影的海報
下麵是幾張影片截圖
拍攝現場
詹姆斯·多諾萬（James Donovan 1916-1970)，照片自網絡。
蘇聯間諜魯道夫·阿貝爾 (Rudolf Abel）,紀念他的郵票。沒有找到他的照片。
鮑爾斯一直是美國政府不承認存在的人，主要是美國不承認有U2進入蘇聯領空偵察。而且鮑爾斯是CIA的飛行員，不是美軍的，掩護身份是私人公司飛行員，本來應該在被擊落後自殺的，但他做不到。
他後來在蘇聯監獄裏關了很多年，連俄語都要學會了。最後美國政府秘密交換他回來。
這件事很久前國內的美國驚險片“蛇”，也是以這件事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