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尼
隨走隨記，談天說地，領悟人生。
作者徐慶全
2010年11月8日，新華社原副社長李普走完了92年的生命曆程。再過十幾天，就是老人去世兩周年祭日。
兩年前，在八寶山向李老安詳的遺容告別時，曾經的一個場景一直縈繞在腦海。那是2001年一次在文采閣的聚會上，老少數十人，老有耄耋之年者如李普，少有風華正茂者如盧躍剛。主持人介紹李普乃新華社原副社長雲雲，李普站起來朗聲說：“記者李普！”主持人愕然，與會者也愕然，隨即滿堂掌聲。
“記者李普”
文章千古事，官銜堪幾年？李普，1937年高中畢業即參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共，是典型的“三八式”老幹部，後來官至新華社副社長，但在1949年至今的60多年裏，部長數以千計，又有幾個名字被記住？而很多人知道李普這個名字，是因為他是“記者李普”。
1937年9月18日那天，李普剛剛從高中畢業會考的考場出來，看到了“盧溝橋事變”的消息，他立即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參加了湖南文化界抗敵後援會。這是中共和國民黨的統一戰線組織，名義上有不少國共兩黨的要人參加，實際上主要由共產黨組織和領導。李普任救濟部幹事、難民服務團團長。1938年春末，20歲的李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晚年，談到自己命運的選擇，李普很感慨地說：“為什麽選擇中共？那是因為中共抗日啊。日本人都要把中國給吞並了，可國民黨一黨專製，不僅不抗日，還壓製人民抗日。我是一名學生，因為一片愛國的熱忱而願意抗日，要求民主。可是，我這樣的學生也成為國民政府的敵人了。這樣的人不僅我一個，而是很多，一大群。而這群孩子竟然成為政府的敵人。而中共卻舉起抗日和民主的大旗，我當然要站在中共這一邊。”
李普舉了當年他參加湖南文化界抗敵後援會的例子說明問題。他說：為什麽叫“抗敵後援會”？是因為蔣介石不願或不便說“抗日”這個詞，所以，隻能用“抗敵”；“後援”呢，也是有避開政府審查的意思，“後援”嘛，隻是在後方援助，不在前方直接對抗。
李普加入中共之際，雖然隻是一名高中畢業生，但寫作才華已經顯露。那一年10月長沙大火，擔任長沙地下黨嵩北區區委書記的李普，給中共湖南省委半公開的機關報《觀察日報》寫了一篇《長沙大火中的憧憧鬼影》，這是他的第一篇新聞稿。1939年初，他受命成為《觀察日報》的特派記者，他的記者生涯由此開始。
《觀察日報》被國民黨查封後，李普到貴陽，他給主張全民抗戰的成都全民通訊社寫通訊，並希望以記者作為職業。他在後來著述的《記者甘苦談》中說：“我在那民族危亡之秋受到了左翼文藝的影響，讀了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書，要求民族獨立、要求民主自由。入學以後，逐漸模模糊糊地感到做新聞工作比從事文藝能夠更直接地為我的理想服務。”
可是，連茅廬的門檻都沒有邁出去的李普，連個新聞的ABC都不懂，有誰願意給他這份工作呢？別人不給就毛遂自薦。他在一次寄稿時，附了一封信：“有個青年想當記者，你們要不要？”編輯部回信問：“那是誰呢？”李普回信說：“就是我。”編輯部請他到重慶去找他們的社長周可澄。李普不管不顧地就辭去工作到了重慶。周可澄表示盡管他們很歡迎這位年輕人加入，但是通訊社財政十分困難，多一個人也養不起。貴陽是回不去了，李普隻好留在重慶等待機會。後來，他接上了組織關係，到中共中央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機關報重慶新華日報社做記者。那是1940年，他22歲。
1941年1月，在李普到新華日報社工作一年以後，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中共中央南方局采取隱蔽精幹、保存力量、力求避免和減少損失的方針，決定《新華日報》隻留下小部分人堅持工作，其他人員全部疏散。李普去了雲南昆明。他後來考入了華中大學曆史係，這所大學是從武漢搬遷到雲南大理的。一年後，政治形勢好轉，報社召回李普。他又回到新華日報社任記者，後來改任編輯、研究員兼專欄作者。
1945年2月，李普撰寫向國民黨統治區的讀者係統介紹解放區的專欄。他用解放區的實踐，闡述抗日與民主兩者相互促進的關係，強調在封建專製傳統深厚的中國社會生長的共產黨，也是在民主的實踐中不斷學習民主，並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的。這些文章陸續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後來輯為《光榮歸於民主》一書，由上海地下黨以“拂曉社”名義於1945年底出版。東北三省最早解放，解放區的東北書店曾經大量翻印這本書，它又隨著東北解放軍入關而流入關內。1980年這本書再版時改名為《我們的民主傳統》，失卻了原標題的大氣。
當年國統區的一位讀者後來寫信給李普，信中寫道：“感謝你寫的《光榮歸於民主》，使我們這些當年生活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學生，知道在中國已經存在一個我們向往的理想社會，在那裏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為著共同的幸福無私地貢獻自己的一切。感謝這本書和另外幾本書的指引，我在1946年4月參加了黨組織。”這位讀者至今還記得那本書封麵的樣子，又寫道：“我更記得這本書當時喚起的革命激情，給我們這些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展現了一片光明。我總是懷著親切的感情想起《光榮歸於民主》。”可見這本書在當時對青年一代的思想影響是多麽的深遠。
李普的熱心讀者田為本也是在那時因為李普了解到解放區情況的。他在為李普編的《開國前後的信息》序中談到李普的作品給他的影響：“那是在1946年國民黨黑暗統治下的天津，我才15歲，喜歡跑書店和書報攤。我在上海出版的《文萃》和《群眾》雜誌上，看到了不少解放區的報道。這些報道像在漫天的烏雲中透出的希望之光，使我看到了嶄新的世界，其中讀得最多的，就是李普的作品。”“從關於解放區的大量報道中我看到了一個新天地，同我所在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天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逐漸地，也幫助我明確了人生的方向，終於促使我滿懷青春的熱情走上革命的道路。”
曆史的先聲
被感動的還有像我這樣的年輕人。我的朋友陳敏在梳理《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的曆史時，讀到當年中共和民主人士為民主呼喊的文章，當然也讀了李普的文字。他編輯完成了《曆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後，專門去找李普，希望他為此寫下點文字做總結。
對於這段曆史，李普是再熟悉不過了。他在序言中寫道：
這本書收集了當年中共和某些民主人士的一些言論，主題是要求實行民主，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反對蔣介石個人獨裁。開宗明義第一篇，就是毛澤東1944 年答中外記者團的談話。他說：“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非常需要民主，因為隻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國家，亦隻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這些話對不對呢？我認為很符合實際，很對很對。
這本書有個副標題，叫做《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我理解它的意思是說：新中國建立50多年了，民主政治建設的曆史任務至今沒有完成，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至今沒有完全實現。我認為這也很符合實際，也是很對很對的。
接下來，李普自言自語地設問：為什麽沒有實現？
“這個問題很大，是個大理論問題，也是個大實際問題。我不想做大文章，也沒本事做大文章，我隻想問問，我們從中能夠得到什麽經驗教訓。我想答案之一是，這是製度方麵或者體製方麵的問題，我們中國缺少一個好的製度或者好的體製。這個好的製度或者體製形成文字，主要是憲法。吸取經驗教訓，集中到一點，我認為首先是修憲。鄧小平接觸到了這個問題，1980年他說：“這些方麵的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麵。即使像毛澤東同誌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製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不健全社會主義製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麽資本主義製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製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麵，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
他這些話說得好。我想的是，今後我國就是要靠製度，靠“法”，不靠人。對掌權的公仆，咱們先小人後君子。我們老百姓承認並且希望他們都是君子，這才有可能選舉他們為我們服務，但是還要防止他們變成小人，使他們上台以後不可能為所欲為，使他們企圖不擇手段而不可得。換句話說，我們要建立一種製度，這種製度能夠管住掌權的人，使他們不可能耍手段、說假話來欺騙人民，使他們不可能淩駕“法”之上來損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必須這樣小心謹慎、步步設防，根本原因有兩條：一條，人是可能變的，品質差的人未必不能改善一些，品質好的人也可能變得很壞。二條，權力很誘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英雄好漢越可能抵擋不住它的誘惑，西方哲人中有的說：“不受製約的權力腐蝕人，絕對的權力絕對腐蝕人。”有的說：“那種不受其他權力製約的權力，是一種什麽樣的壞事都能幹得出來的權力。”曆史證明他們說得很深刻。所以，對權力越大的職位越要有嚴密的立法管住，並且非得有其他權力來製衡不可。隻有幾種權利相互製衡，人民的權利才有保障，國家才能長治久安、繁榮昌盛。
李普不講自己當年的作為，卻從製度上來探討經驗教訓，其核心仍然是他當年的要義：“光榮歸於民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李普重新開始當記者。敏銳、勤奮的個性，使他成為解放區著名的“記者李普”。1947年6月，劉鄧大軍強渡黃河。李普作為隨軍記者采寫《揭開大反攻的序幕》，準確地揭示了戰局的發展，指出解放戰爭已由戰略防禦階段轉入了戰略反攻階段。新華社很快播發後，毛澤東看到後說，“鍋蓋揭得早了米不熟”，意在批評這條消息發早了。此文後來被選入小學課本，形成如我這樣年齡的人對劉鄧挺進大別山對解放戰爭意義的最早概念——當然，後來黨史、軍史上也是這麽寫的。
我有一次和李普談起這篇文章時問，當年國共戰場變化萬千，你僅僅是個記者，又不是全局的指揮者，怎麽就看出劉鄧挺進大別山就是“大反攻的序幕”呢。他說：其實很簡單。當年國共戰爭開始時，國一直壓著共打，可以說步步緊逼。劉鄧挺進大別山，把國的後方變成共的前方戰場，這樣一來，改變了共被緊逼的局麵，自然是序幕了。
他還對我說：“一個新聞記者，如果要企圖使自己的作品有分量，一定要密切注意整個形勢。有全局在胸，你才能夠下一著好棋。這不是唯心主義想得出來的，客觀的形勢是這樣，所以在我看來，一個新聞記者必須是一個政治活動家，站在曆史洪流向前衝進的最近處，觀察和報道曆史前進的每一個腳步，從而參與推動曆史更快前進。”這是李普的作品至今仍有魅力的所在。
“記者李普”再一次為人們所記住並被寫入曆史，是因為他1949年對開國大典的報道。那時，他就站在毛澤東身後。李普後來的《新中國的誕生及其前後》一文回顧了當年他報道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的情形：“這一切至今曆曆在目，令我深深懷念，神往不已。”文章裏，他講了兩條“獨家新聞”。一條是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毛澤東宣讀這個公告的時候我站在他後排，他宣讀完畢，我走上前去拿稿子。稿子上貼著一張字條，寫著中央人民政府全體委員的名字。他指著那張字條一再叮囑我：‘你小心這張字條，千萬不要弄丟了。照此發表，不要漏掉了。’”原來鉛印的這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稿並沒有這個委員名單，是臨時接受了張治中的建議增補上去的。另一條“獨家新聞”是關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周恩來向會議作了關於共同綱領的起草經過和特點的報告。“大會所有的報告和講演事先都發了鉛印的文件，唯獨周恩來這個報告沒有文件發出來。我們記者的席位靠近主席台，看他手裏拿著薄薄的講稿走上台去，我感到今天的任務不輕鬆，必須詳細做筆記。等他講完，我照例走上去要他的稿子，他說：‘我實在沒時間寫了，隻有這個提綱，現在給你，請你根據你的筆記寫出稿子來，先給我看。’”李普根據周恩來寫在兩張16開的白紙上的八條提綱寫出一篇新聞稿發表在報紙上，後來這篇新聞稿被收入《周恩來選集》。
“記者李普”也成為中共高層領導人腦中的印記。開國大典結束後，時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主任陳雲，就在他的辦公室裏給李普擺一張辦公桌。李普成為財經委員會新聞秘書，列席財經委員會一切大小會議。1950年李普采寫的《調整經濟的來龍去脈》，洋洋萬餘言，綜論全國經濟形勢，著重分析了根據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貫徹新民主主義財政經濟政策、調整工商業的必要性及其穩定金融物價的巨大成就。這篇文章，至今為新聞界和史學界的一些研究者所重視。
在新聞界，記者的作品通常被稱為“易碎品”，而李普的作品卻成為新聞史上的一個個路標。李普知道“記者李普”的分量！
“思想者李普”
記者生涯，使李普能夠從近處看曆史的演進，或者參與這種曆史的演進。而當他晚年退下來後，作為一個過來人，他又深入地回顧與反思曆史演進的過程，並寫下了大量文章。因此，李普又有了“思想者李普”的名號。
2000年10月底，李普將《悼胡繩》一文交給我們發表。他追憶在重慶新華日報社與胡繩共事的往事，結尾對他作了這樣的概括：“史學家蔡仲德教授研究馮友蘭，提出了‘馮友蘭現象’一說，認為馮氏一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早年實現自我，中間失去自我，晚年回歸自我。胡繩是不是也經曆了這樣三個階段呢？可不可以說他最後這幾年是回歸了自我呢？我認為大體上是這樣的。至於中間那一段他曾經失去自我，大概也沒有疑問吧。”
這與胡繩的自評是一致的。胡繩說自己是：“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年。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紀略窺門庭。”
李普對胡繩這三個階段的劃分，是“心有戚戚然”，這對他自己也適用。李普總結自己說：“我早年追求民主自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中間陷入了個人迷信、個人崇拜之中；這一段相當“左”，有時甚至可以說很“左”，“左”得很可恨、可笑。60歲以來逐漸覺悟，又走入了自由民主的行列。” 李普把第三階段喻為“第二次思想解放”。他說：“我一生經曆了兩次思想解放，或者叫兩次思想革命。一次是30年代由愛好文藝而愛好普羅文藝，同時加上不願當亡國奴而參加抗日民主救亡運動，這樣就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第二次是1978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我這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是一個長過程。我好比進了一次大學，1978年的討論好比是我的一年級，到今天我也不認為畢業了。可以說我至今仍天天在享受獲得新知的快樂，天天在享受破舊立新的喜悅。”他文章中也談到第二次思想解放使他有“豁然開朗的欣喜、如夢初醒的振奮”。
因為覺得自己還沒有畢業，晚年的他多次說自己仍在“補課”——補思考之缺憾，課製度之能者。
2004年春節，李普又寫了一篇《從“不得已”的好人說起》。他從蕭功秦的《另一個角度看美國》一文說起。蕭文說，美國政體被一種深刻的政治文化習慣無形地支撐著，那就是：人們從根本上不信任政府與官員。基於這種不信任而產生一種製度性安排，處處對政府的行為設防，處處對政府及其官員保持警惕與懷疑，這樣，形成一種特別有監督能力的社會報警機製。其結果，反而使政府官員在這種無處不在的社會壓力麵前不得不收斂行為，更為清廉。李普把這種美國政治文化培養出的“廉吏”，概括為“不得已”的好人與天然的好人，即心地善良的好人，這兩者的區別對社會、國家並無危害。李普發揮自己的見解說：
從政治方麵說，這是先進的政治，靠製度而不是靠人，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同時它又是文化。一則它成了習慣，是多數人的習慣或者說人們大家的習慣。二則可以說它是無形的。三則，大家的這種習慣是逐漸養成的。這三條都同所有的文化一樣。我認為任何文化都必須具備這三條。無疑，這裏所說的這種文化是先進的文化。
他文章的落腳點是，我們怎麽辦？
對於這兩者，政治文化和政治製度，我們怎麽辦？鄧小平說得好，快快從製度方麵趕上去。我很讚成，因為文化不是一蹴可就的。我想我們隻能緩慢地著急。英文裏有一個說法：make haste slowly，這個說法很好。我們不能等待把這種先進的文化培養起來再建立製度；而隻能先從製度著手，然後培養文化。這就是先下水，在遊泳中學遊泳。先立製度，讓那些當官的掌權的人不論秉性如何都成為“不得已的好人”，然後逐步培養那種先進的政治文化。
這實在是李普不同於別人的一個高明的見解。自清末立憲，一路下來，我們聽的最多的是，中國人民智不夠，不懂憲政，先要進行“訓政”，而“訓政”的手段就是先進行國民文化建設。遷延至今，這種論調仍然是一些人阻撓製度改革的借口。而李普則提出先把當下最優製度一步落實到位的明智選擇。顯然，他潛心刻苦的探索“補課”，為晚年的人生增添了一片光彩。
在這一過程中，“思想家李普”在學術思想界也叫開了。可李普說，他不是思想家，頂多是個“思想者”：“思想家隻能是極少數的人，所以還要大聲疾呼大家都思想。拿我自己來說，學養不足，年已八十又二，這輩子是做不成思想家的了。但是，不論年老年少，人人應當思想，特別是知識分子。否則，就個人而言，要腦袋何用；就社會而言，要知識何用。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腦袋，理應走在社會前列，首先自己要想，要獨立思考。”
要有獨立思考，必須先從曆史的教訓來說。李普敢於否定過去不正確的東西。他很喜歡與年輕人聊天，常常把他自己早年“可恨”“可笑”的“左”的經曆拿出來剖析一番，希望年輕人汲取教訓。
1955年，在轟轟烈烈的肅反運動中，李普因為親屬中兩個冤假錯案的株連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調北京大學任教員，後來籌備北大政治係。李普對我們說，他在北大幹了一件大蠢事，就是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在第二次批判中，李普做了發言，並登在《人民日報》上。李普說：“現在來看我那篇文章，真正是信口胡說，氣壯如牛，是一個十足的‘無知者無畏’的典型。”
可貴的是，李普並沒有僅僅限於批判自己的錯誤，而是找自己的錯誤的根源。他說：“問題是，我完全不懂馬寅初的人口論那一套為什麽‘氣壯如牛’。其實，什麽道理也沒有，就是因為我是共產黨員。因為我們自以為是真理的掌握者，而馬寅初是什麽，資產階級學者，哪裏在我的眼中。”李普每每談到這件事，都沉痛地說，自己欠了一筆還不上的賬。
2009年，三卷本的《李普自選集》編輯出版。李老送給我一套。我看到第一冊的書名就是《光榮歸於民主》，可見他對這個書名是多麽珍惜。
《李普自選集》記錄的是老人家反思的言行。如同當年的“記者李普”一樣，“思想者李普”，給年輕人，也給當代思想界留下了不可消磨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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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離開整10年，可在心裏他從來不曾離開過我。
我同意他對自己的定位，不是個思想家，是個思想者，其實他更是一位真正的記者，敢於尊重事實的記者。今天我更深感驕傲，為父親這個人，為他所從事的事業。
湯姆·斯托帕德曾說：“ 我仍然相信，如果你的目標是改變世界，那麽新聞業可以看成是一個更直接的短期武器。”
那些依言傳言，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文者，永遠成就不了“記者”這個神聖的稱呼！
最後三段話是我寫的。我是李普的小女兒，他是在10年前記者節去世的。所以他的忌日總與記者聯係在一起。這或許是天意吧。我在這裏借用徐先生的文章寄托我對父親的一份思念。
應該是“為父親這個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