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好友夏君（之四）

憶好友夏君 

（之四）

徐家禎

 

發展友誼

 

（接上文）自從我與夏鏞認識以後，我們漸漸就成了形影不離的好朋友，不但 一起去上課、去自修，而且吃飯、休息時也大多在一起。剛開始，原來與 我一起的好友徐劍剛，還有一個年紀比我們大不了幾歲的“調幹生”姚德祿 也跟我們在一起。後來，慢慢地，他們發現與我和夏鏞的共同話題不多， 就漸漸疏遠了我們。於是，隻有我跟夏鏞兩人，成了同進同出的“鐵杆”好 友。

大學幾年中，生活和學習其實十分單調;學工學農時，夏鏞總是留 在學校，到圖書館去整理圖書，所以，可回憶的事情實在很不多。現在， 我隻有兩件事情記得是與夏鏞一起做的，不過我以前都在別的隨筆中寫過 了，這裏可以簡單複述一下。這兩件事，都與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有關。

大概 1960 年開始，“自然災害”終於影響到上海，當然，也影響到上 海師院來了。一開始，食堂裏放著的、讓學生可以自由盛飯的大飯桶不見 了。食堂發了飯票，每月 29 斤。學生盛飯要憑飯票去領飯。四菜一湯一 桌的菜肴也不見了，改成每個學生拿個搪瓷缸到食堂的窗口去領菜，每次 一勺。剛開始，每人還給滿滿的一勺菜 —— 所以，學生們都拿盡量大的 缸去領菜，怕拿小缸去，菜會給得少。我那時也特地買了一套大號的有柄 搪瓷缸，包括一個飯碗和一個很大的菜碗，兩個套在一起，可以裝很多飯 菜 。一開始，一勺菜裏有菜有肉，夥食還不算太差。後來，給的菜越來越 少，肉也漸漸不見了。到最後，每次盛到的菜，隻是一小調羹的白菜邊皮 而已。

開始時，因為菜還算豐富，所以大學生規定的定量每月 29 斤也還吃 得飽。但是後來，不但菜的分量越來越少了，連菜中的油水也越來越寡薄 了，於是 29 斤糧食一個月根本吃不飽肚皮。再加，後來不知哪個高校想 出來的“好辦法”，說把米蒸了又煮、煮了又蒸，出飯率會提高。於是上海 師院的食堂也去取了經回來如法炮製。結果，每次打四兩飯，放在碗裏確 實是滿滿的一大碗，但飯粒都像爆米花一樣，虛空而不結實，吃了照樣填 不飽肚子。

那時，不知是我還是夏鏞，發現師院東部校園後麵的康健園小賣部 裏有酒釀圓子出售，不要糧票。於是，凡是下午沒有課的時候，我倆就偷 偷溜出校門，穿過田野，走大約十多分鍾，到康健園去吃一碗酒釀圓子充 充饑。夏鏞還發現，這個康健園竟然還有上海市區已經買不到的“六合維 生素”出售。那時，因為糧食和副食品供應緊張，上海很多人已經開始得 了浮腫病，有的甚至進一步發展成了肝炎，所以，大家就去藥房搶購維他 命類保健藥，用以增加營養，這就導致上海市區任何維他命類藥物都已經 售缺了。自從夏鏞有了新發現以後，我們每次去康健園吃湯圓，就也各買 一瓶“六合維生素”帶回家去。不過，好景不長，幾個月後，不但康健園的 維生素賣完了，連酒釀圓子也不再供應了。

奇怪的是，我們每次去康健園，很少見到還有師院別的學生也在那 裏。難道他們都不知道?

還有一件事也是與“自然災害”有關的。那時，因為人都吃不飽，當 然豬也就養不肥了。食堂裏好容易開一次葷，吃的都是薄皮豬肉 —— 隻 有薄薄一層皮加一點瘦肉，沒有一點脂肪。於是，不知是誰，又出了餿主 意。最初是說，河裏的的浮萍可以喂豬，於是，午休時大家不許休息，分 成小組到學校附近的河裏去撈浮萍。後來，浮萍很快撈完了，而且，不但 我們學生要撈浮萍養豬，附近農民的豬因為沒有飼料，他們也開始撈浮萍 來養豬了。有時，為了一點浮萍，學生與農民發生爭執，甚至打起架來。 於是，浮萍就不撈了。過了幾天，不知是誰又說，樹皮煮了也可以喂豬， 於是，大家中午又不午休，分組去剝樹皮。但是，校園裏和周圍農村的樹 經不起幾千個學生去剝，漸漸樹皮也剝完了。

又過了幾天，不知有誰又說:別處已經開始用大糞來喂豬了。於是， 師院校領導決定也要用大糞養豬。整個師院，連教師、家屬，總有上萬人 吧，大糞當然不缺，但是，那時我們宿舍用的都是抽水馬桶，大便後一拉 水箱的繩子，大便就衝掉了，怎麽去收集呢?不久，有人就想出主意來了: 把廁所水箱的像皮球都拿走，水箱空了，水儲不起來，不能用了。再在馬 桶的底裏放一塊木板，不讓大便漏下去，於是大便就可以積累起來了。學 校每天派專人來宿舍收集一次大便。但是，試想一下，每層宿舍，有十幾 個房間，每個房間住八個學生，一層大約有百把來個學生，用十幾個馬桶 大便，每天在馬桶裏要積累多少大便呀!不要說因為大便抽不下去，廁所 成天臭不可檔了，要是晚一點去大便，馬桶裏的大便已經堆到與邊沿差不 多一樣齊了，坐到馬桶上，屁股已經快碰到別人的大便了:這樣的馬桶你 還敢去用嗎?!

怎麽辦呢?大小便是每個人每天必不可少的事，避免不了。記得也 是夏鏞有了新發現。他發現東部校園有個音樂廳，平時是不用的，隻有係 裏有大會才開放使用一下。但是，那個音樂廳的大門倒是整天開著的，裏麵的公共廁所也是開放的，而這個情況居然沒有別人發現。夏鏞把他的重 大發現告訴了我，於是，有一個時期，我們寧願多走一點路，也要每天去 音樂廳大便!

用大便喂出來的豬其味是可想而知的:不但沒有一點膘，還有一種 特殊的騷臭味。於是，試驗了幾個月，這場鬧劇就落幕了。

我與夏鏞整天形影相隨地在一起，當然會引起其他同學的注意和妒 忌。尤其我們倆都是“黑五類”家庭出生，都不要求上進，都不“靠攏組織” (這是當時的一個術語，說的是“靠攏【共產】黨【共青】團組織”，也就 是說我們不跟同學中的黨團員接近，沒有入團、入黨的要求)，還整天看 外國小說，談外國音樂，每個周末一結束政治學習就急急匆匆回家。這些， 都可以成為別的同學批判我們的理由。

夏鏞人很聰明，雖然並不特別用功，但學習成績都不錯，然而，他 有個缺點，就是喜歡亂說話，特別是亂說怪話。而在那個時代，“禍從口 出”絕對不隻是一個掛在嘴上的俗語而已，那是真的可以引來殺身之禍的。 57 年那些“右派”不一個個都嚐到了“禍從口出”的苦頭了!但夏鏞那時隻是 個剛進大學的學生，沒有任何政治經驗，所以常在班裏說怪話。其實，那 時要說我們一點沒有警惕心，也是不準確的，因為在我們倆之間談話時， 對某些敏感詞，我們常常用代號來說，比如，我記得我們在提到毛澤東時， 用的是 M，Mao 的第一個字母;說到去外文書店時，就說 FB，Foreign Language Bookshop 中的兩個字母 ;說到唱片，就說“來考”，record 的諧音， 等等。但是，夏鏞常常還是會管不住他的嘴，會在同學中對看不慣的事情， 包括社會上他看不慣的現象，作一些冷言冷語的嘲弄。這，可能是從他父 親那裏遺傳來的性格吧。

他對某些同學常常也會說一些很尖刻的話，尤其是說那些成績不好、 腦子不靈的一些同學，使得人家聽了很不舒服。於是，在所謂的“生活會” 上，大家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時，夏鏞常常成了大家批評的對象。多年後，有一次，他告訴我，那時，係總支書記曾找他很嚴肅地談過一次話，說他 出身不好，身體也不好，現在還愛發牢騷、說怪話，再這樣下去，學校可 能會勸他退學了。夏鏞經黨總支書記這麽一嚇，就變得乖巧多了。

而我呢，性格跟夏鏞截然不同。我平時安分守己、沉默寡言。政治 學習時很少發言，除非大家都說了，隻有我一個人還沒說，就隻好硬著頭 皮敷衍幾句。平時我與所有同學都和平共處，沒有任何矛盾，大家也就把 我當成他們的一個小弟弟，從來不把我當作一個競爭對手。其實，要想抓 我的“小辮子”的話，最容易找到的一個把柄就是說我受產階級思想思想影 響，與家庭不劃清界限。但是，我父母從小就教育我們在學校不要招搖， 所以，我們兄弟姐妹的穿著打扮、用的日常用品，從來都與別的同學沒有 什麽兩樣，別人從來都看不出我們家裏是那麽富裕。除非他們到我家來過， 看到過我們所住的三層樓大房子，可能會產生我們家與眾不同的感覺。在 大學，我也從不顯露出我們家的財富，所以，所有的同學都不知道我家的 經濟情況與他們有多大不同。隻是到了很多年以後，我的老同學看了我與 母親合寫的回憶錄《山居雜憶》，才對我說:“原來你家那麽有錢呀!當時 我們真的一點都看不出!”

其實，即使那時再謹慎小心，有一樣東西還是可以泄露我的秘密， 那就是我睡的被子。我冬天時，帶到學校去的是一條鴨絨被。那時，上海 極少有人知道有鴨絨被這樣東西，即使知道，當然也是買不起的。我的鴨 絨被有湖藍色緞子的麵子，很觸目。但是，我母親已經給我做了一個絨布 的被套，套在外麵，沒有人看得出我的被子與別人的有什麽不一樣，隻是 看起來更厚一點罷了。多年後，有個同學問我:“你在大學時冬天蓋的是 什麽被子呀?又輕又軟。每次你周末回家，陳徐良總是到你床上睡覺，蓋 你的被子。他說，你的被子好暖和呀!”陳徐良也是我們同寢室的同學， 可能家裏經濟情況不好吧，周末不常回家。見我周末不在，就偷偷蓋我的 被子了!

既然他們在別的方麵找不到我什麽差錯，生活會上，就隻能泛泛而 言地批評我不關心政治，不要求上進之類的缺點。也是在多年後，我與幾 個大學的老同學聯係上了，一個叫王國傑的同學說，那時班裏曾經批判過 我“走白專道路”。老實說，我真的一點印象都沒有了。要不是他張冠李戴 記錯了，就是真的批判過了也根本沒有觸動我的思想，我聽過就忘了。其 實，說我那時是“白”，我倒是可以承認的，說我是“專”，那就太高抬我了。 我不情不願地進了上海師院，不情不願地讀了這個中文專業，除了完成各 門科目的要求，我把時間都花在看外國文學上去了，哪裏談得上“專”字呢! 現在回想起來，除了朱雯老師上的“外國文學”課、胡雲翼老師上的“宋詞” 課和劉賓彝老師上的“古文選讀”課以外，我對其他學科都采取應付了事的 態度，真是跟“專”字沾不了一點邊!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