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散記
(增訂本)
徐家禎
第十九章
居所
(中)
(接上文)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我們家族並沒有如上海許多大家 族一樣逃離中國,去香港、台灣或者海外定居。我父親以前服務於司法界, 他相信“司法獨立於政治”的神話而呆在上海聽候新政府的安排。但是不久, 在一幢幾十間屋子的大房子裏維持幾十個人的三房人家的生活,是再也維 持不下去了。反正那時維係這一大家庭的紐帶——我的曾祖母已故世,剩 下的隻是大家庭的經濟紐帶了。最後,決定分家,三房人家不但平分了大家庭的財產,而且也賣了那幢大房子,三房各自購買較小的住房,自立門 戶。
經過一番賣屋、覓屋、買屋的麻煩,最後我父親與我的兩房叔祖都 找到了各自的住房。而且,事有湊巧,三幢房子都在同一條路上,我們的 房子甚至是同三叔祖的房子相連的;離二叔祖的房子雖有一段距離,走路 也隻不過十分鍾而已。於是三房人家仍來往密切,有一時期甚至規定每一 年由一房人家當值,負責祭祖。每逢祖先的生辰、忌日,當值那一房要祭 供祖先,其他兩房大小人員均要到場。於是,每年全家族都要以祭祖為名, 聚集歡宴數次。而每逢農曆過年,當然三房人家更要互相拜年。因此,我 們的大家庭是“名亡而實存” 的,隻是居住在一起的形式亡了。其實,這三 幢房子如果合並在一起,恐怕居住麵積並不會小過原來的大房子。
如果不算我們這一房所購住房的寬敞,我是一點也不喜歡那座房子 的。因為那幢房子不但大而無當,而且在式樣上也毫無特色可言。
這是一座灰色水泥牆、兩開間三層樓的洋房,坐落在上海西區一條 短短的弄堂裏。房子大概是四十年代蓋的。我們的房子緊連著我三叔祖的 房子。三叔祖的房子正屋也是兩開間,但在沿馬路那邊從上到下每層又多 出一間房間來,因此算是兩開間半的房子。其實,我們那幢房因為每兩層 的樓梯中間又有一個亭子間,所以間數並不比他們的少。我們和三叔祖他 們的房子和院子連起來,占了整條弄堂的整整一麵。弄堂另一麵比我們占 地小得多的地盤上,則建著五幢單開間三層樓的房子,由不少戶人家分住 著。
屬於我們小家庭的那幢房子上上下下,直統統的一棟,住房足足有 十一間,再加四個廁所、浴室和兩個廚房。房子很大,但前麵的院子卻甚 小。屋頂是平頂,與房子的占地麵積一樣大,可以晾衣服、可以乘涼。因 為附近沒有比我們房屋再高大的住房了,因此,在屋頂平台上望出去,視野甚為遼闊,一直可以望見市中心上海展覽館的蘇聯式尖塔和紅星,以及 保持上海最高建築達幾十年的滬東國際飯店。這個平台平時大家很少上去, 每年隻有兩三次用得到它:兩次是每年國慶及“五一”節,上平台去看焰火, 全市遠遠近近的焰火都可一目了然;另一次是過農曆新年,上平台去放爆 竹,爆竹可以竄得很高、很高。
屋子本身每一層幾乎都是一樣的,很少變化,因而顯得單調而呆板。
樓下朝南是兩個正間。東邊那間是客廳兼飯廳,裏麵放著原來大家 庭大客廳裏的一堂紫檀家具,大小幾十件。供桌上還放了一套五件巨大的 乾隆年製的香燭台,是景泰藍的,有兩尺多高。朝北那麵牆上是兩幅高一 米多、闊一米左右的大字,都是鑲了緞邊又加紅木框的。一幅是清乾隆年 間蘇州狀元潘世恩寫的“喜”字,一幅是差不多同時代的杭州翰林梁同書寫 的“壽”字。那兩位老先生當然是在不同場合寫的這兩個字,但碰巧都用幾 乎相同的紙,字的大小和風格也相似,放在一起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客 廳東西兩邊牆上是左右各四張條幅,春夏秋冬、逢時過節,我父親經常在 調換。這八張條幅前,則是又大又冷又硬、背上嵌了太湖石、還有天然花 紋的八張太師椅和六張雕花紫檀木茶幾。雖然每逢夏天那幾張椅子上總鋪 上草席,冬天則總鋪上大紅繡花錦緞椅披和棉墊,但在我印象中,卻從來 都不記得我們請哪位客人坐過那幾張極不舒服的、隻能當古董作裝飾的椅 子。一般有來客,我們總將他們請進父親書房。於是,那間所謂的客廳, 平時實際隻作飯廳用。中間那張直徑近兩米的紫檀大圓桌,底下還有雕花 紫檀腳架,供我們全家六口用飯是綽綽有餘的。那幾十件紫檀木家具,總 有兩千斤重吧,長年累月壓在地板上,把地板都壓得沉下去好幾寸。在我 們搬入的十多年中,起碼修過兩次地板,但修好不久就又沉了下去。
飯廳隔壁是我父親的書房。書房比飯廳還長出一兩公尺,因為書房 窗外即是院子,而飯廳一排落地玻璃門外是一個走廊,走廊下才是院子。 書房就比飯廳大了一個走廊的麵積。
我父親一向喜歡買書。抗戰前住在杭州,就買了大量線裝書、洋裝 書,大概總有一萬多冊。抗戰時大家庭搬到上海,父親就在上海買書,到 一九四九年又收集了兩萬多冊。大房子賣掉後,書也賣掉一半,大多是小 說之類。剩下約有一萬多冊仍帶到那座兩開間三層樓的房子裏,大部分放 在樓下那間大書房裏。書房南麵靠窗是一排沙發椅,沙發前是一張長茶幾。 書房的其餘三麵都是書架、書櫥和書箱,那十二隻褐色的大書箱倒是在杭 州定做、後來帶到上海來的。書房正中是一張雙麵有抽屜的柚木大書桌和 兩張有扶手的靠背椅。書桌上放著文房四寶,各種書籍、雜誌堆得足足有 一尺多高,有時弄得桌麵上連寫字的地方都找不到。書房後半部還有一張 紅木八仙桌和四把高背靠椅。這張桌子上很少用來吃飯、喝茶,平時也隻 是堆放書籍而已。書籍太多、份量太沉,於是書房的地板也壓得沉了下去。 書房一角又有一小間,作堆放間用。
樓下這兩大間是全家活動的主要場所。除了各自回到自己房中之外, 平時茶餘飯後,全家總在父親書房中坐一會兒。每有來客,也在書房中接 待。因此,那間書房在我們家庭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樓下除了前麵那兩正間,還有一個廚房和一個朝北的小一點的房間, 那是我們雇用的女仆的房間。
樓上也與樓下同樣布局,隻是樓下走廊的麵積也加入了房間,於是 房屋麵積就更大了。如果請客擺酒席,六張圓桌麵是可以很寬敞地放在一 個房間裏的。
二樓東邊朝南那間有一長排倒“凹”字形的玻璃窗。因為房間太大, 中間有一間隔,掛了門簾,可拉攏分隔為二。那是我妹妹和小弟弟的房間。 後來妹妹去了西安念書、工作。那間房就由我的兩個弟弟占用。不久,我 的大弟也去了北京念書,於是,那間房就由我小弟弟獨用了。
二樓西邊朝南那間,起先由我與大弟合用。大弟搬出之後,那裏就 成了我的“獨立王國”。我的房間南邊有一長排窗;朝北又有兩扇窗,通樓 下廚房外的小天井。靠近窗邊,我放了一張式樣十分玲瓏的紅木小書桌, 書桌兩邊是兩張成套的高背紅木椅,書桌前麵對窗戶是我坐的靠背扶手椅。 靠東牆,是一張長沙發,沙發後牆上掛了四張清末名畫家陳師曾的畫屏。 抄家時,那四張畫當然也與其他書畫一起抄走。誰知前幾年父母告訴我, 那四張畫竟然又物歸原主了。真也是個奇跡。
沙發臨窗那邊是我的收音機和電唱機,這就是我的“音樂中心”。我 “文革”前買的唱片,都是在這兒欣賞的。“音樂中心”後麵的牆上是康有為 的一個條幅,寫的是他自己的詩。據說康有為留下的手跡並不多,可惜那 張條幅在大劫之後一去不返了。
我房裏有兩個書櫥,都有玻璃門,裏邊上千本書都是我的收藏。其 中一個書櫥放在沙發靠門那邊,另一個放在西邊牆旁。那個書櫥邊有一張 高腳紅木小茶幾,是我的打字台,放著我的一架西德的手提打字機。那個 書櫥的另一邊是我的床前櫃和大床,然後是五鬥櫥和有大穿衣鏡的大立櫥。 在書櫥和打字台之間,還放著一隻瓷的花鼓凳,上麵常放著一盆鮮花。因 為房間實在太大,放了這麽多東西,中間還空出一大塊地板。有的朋友說: 可以開舞會跳舞。但我一向對這類社交活動不感興趣,因此,沒有理他們 的建議。
至於室內布置,我一向喜歡“中西合璧”,因此除了我前麵提到的幾 張字畫及另外幾張我已忘了的中國書畫外,還掛有我的比利時筆友送我的 兩張銅板畫原作。書櫥上則總供有兩瓶鮮花,還放著德國、羅馬尼亞筆友 送給我的手工藝品和紀念品。
在這幢房子裏,每間住房都連有大壁櫥。我的房間的壁櫥其實就是 一間小房間,隻是沒有窗罷了。我有一段時間熱衷於弄攝影,於是正好利 用這間房間,將它改裝成暗室,衝印、放大照片,有時一耽一個黃昏,直 到半夜才出來。
在這間屋子裏,我度過了我小學後半部分到中學、大學的主要學生 時代,也度過了我初當老師的頭幾年。在這間屋子裏,我也接待了我的同 學和朋友;以後,還接待了我的同事和學生。
二樓的後間有一時期供杭州外婆來上海時住。我們兄弟姐妹四人都 特別喜歡外婆,因此管那間屋子叫“外婆房間”。房裏除一張大床、一張方 桌外,也是一排玻璃書櫥,放我父親的書和畫冊。我的唱片也放在一隻大 書櫥裏。
三樓前麵兩間全部歸我父母。一間稍小的一隔為二,後邊放東西, 前邊是臥房。一間大的則是我父親的第二書房,但書既沒有樓下多,大家 也很少爬到三樓書房去坐,連我父親自己也很少用。後來有了電視,我們 就用它作了電視間。
三樓後間是箱子間,堆了滿滿一房間箱子,比人還高,平時老鎖著。
樓梯中間有三個“亭子間”。最高一個成了廚房,平時也沒人用。中 間一個是箱子間,堆滿箱子,平時總鎖著。隻有底樓到二樓那個讓我當作 “勞作間”用。我念初中時,特別喜歡自己動手做這做那,於是自己占用了 這個小間。記得那時還有一周姓同學,也常一起來作船模等等。在這間小 房間裏,我們度過了不少愉快的下午和周末。後來周君考入了美術學院, 現在成了西北地區很有名望的一位畫家了。而我,自從讀了文科之後,則 對這類事失去了興趣。(注 2)
我們最不喜歡的是屋前那個小花園,因為實在太小。我母親一向喜 歡果木花草,但搬家時老屋已經賣出並已定下空出日期,不容我們再細挑 住房,何況其他兩叔祖已選定了房屋,於是我們也就趕快決定了下來。我 們那個院子,簡單說來實際隻有一塊水泥地和一塊泥地而已。水泥地可供 乘涼、晾衣服,而泥地則用來種花、種樹;“三年自然災害”時,顧嘴巴、 肚皮要緊,也用那塊泥地來養雞鴨。因為地勢太低,上海下水係統又差, 每逢夏天暴雨之後,院裏常常漲水,種的花木蔬果都長得不好。
這一幢房子是我在上海的第二個居所。我們在那幢大房子裏麵整整 住了十五年。可以說,我在那裏度過了一生中的黃金時代——我的少年時 代。關於少年時代的夢,就我而言,都是與那幢並不十分討人喜歡的大房 子有關的,而這些夢,是到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才打破的。
“文革”開始前不久,我父親患了中風,半身不遂,在家養病。那時, 外界風氣已漸緊,但在我們那個小天地中,卻依然如故,毫無波及。隻是 除了原有的女傭外,又加了一位夜班護士、一位日班男仆輪流照顧我父親, 每天又有針灸、推拿、神經三位大夫來家裏診治。外邊的政治風波與屋內 的氣氛極不協調。
好景不長,這種不協調氣氛終於在九月一日協調了起來:我們家也 與其他一些人一樣被抄了家。接著,錢財被沒收,仆人被勒令辭退,房間 被封存不準動用,最後,我們終於被全家“掃地出門”,每人隻許帶一隻箱 子。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下午,在“革命造反派”勒令之下,隻花了兩、 三小時,全家就搬進了離我們房子隻有一百公尺之遙的一幢房子的朝北後 間。這下,身外之物倒丟得一幹二淨了。而那個後間,則成了我在上海的 第三個居所。(注 3)
我們搬入的那幢房子是二層樓一開間半的小弄堂房子,原來由一戶 姓朱的全家獨用。因為朱家以前是為上海一位大資本家工作的,“文革”的 風波當然也觸及了他們,於是被迫讓出三間屋子,其中一間由我們搬入。 這是我們家第一次與別人合用住房。
我們占用的那間隻有十六平方公尺大小。朝北那麵是兩扇拱形玻璃 窗,朝著一條小夾弄,夾弄外是另一條弄堂。朝南是一扇拉門,原來是與 前間相通的。現在既然前後間分供兩家使用,當然不但門不能拉開,還鎖 了起來。
在這麽小的屋子裏,我們一家四口(因為我妹妹、弟弟早已去西安、 北京念書、工作)的吃、睡、工作、會客都在其中了。在屋內要放四張床 都不可能,而且“造反派”也隻給我們三張床:一張雙人床和兩張折疊床, 於是那三張床就成了屋內主要家具,占全屋麵積一半左右。另外三件主要 家具是:一個床前小矮櫥,一張書桌和一張方桌。那張書桌是我用五鬥櫥 換來的,因為掃地出門時裏弄幹部說:“搬了書桌就不許搬五鬥櫥,隻許 揀一樣!”於是我揀了書桌。至於那張方桌,則說來好笑:因為房間實在 太小,無法同時放下方桌及一個大木箱,最後我們將方桌的桌麵拆下,套 在木箱上,放於窗前,平時將桌麵推到碰壁,吃飯時將桌麵拉出,可讓一 個人擠進裏麵去坐。我們戲稱它為“新式活動桌”。
除了上述家具,一切箱子、包裹、雜物全部堆在牆角、塞在床底下。 後來,我與弟弟又以“造反隊員”身份闖入老屋,“偷”了一些自己的東西, 也都塞在那間屋內。奇怪的是,那間屋子似乎有點彈性,十多年中東西不 斷增加,即使後來一直堆到天花板,也總可塞得下。而沒有放置任何東西、 可供走路的通道,則隻有一步寬、三步長,我們又戲稱它為“散(三)步 場”。
在這樣的居住條件下,當然談不上有獨用的廚房、廁所、浴室了, 一切都與同住在一幢房子裏的幾戶人家合用。原來的屋主喜歡種玫瑰,在 屋前一個小院裏開了三個玫瑰花圃,種有幾十種玫瑰,每株前都插上小木 片、用毛筆寫上中英文的花名。我們搬入之後,人多嘈雜;當時政治環境 也不允許他再玩弄花木、怡情養性,於是園中玫瑰也一年年凋敗下去。
搬入那間小間之時,我們絕對沒有想到竟然會一住竟達十六年之久! 我一九八 O 年年初就離開上海,因此也在小屋中住了整整十三年半。屋內 那張書桌,在十三年中成了我的小天地。等到我父母、弟弟都熟睡之後, 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獨自占用那張書桌了。就在那張書桌上,我譯出了五 百首英文短詩和幾十萬字的英文故事、散文。我父親也創作了上千首詩詞, 都像“反動傳單”似的塞在床底,竟然度過那段艱險年月而安全無恙,現在 都已刊印問世。
當然,即使身居“蝸室”,我們也希望有朝一日能重新搬回屬於自己 的大房子裏去。尤其殘酷的事實是,從我們窗口向北望去,正巧可以看見 我們自己大房子的三層樓。正當我們所居的北屋陰暗、寒冷得難以忍受時, 大房子的三樓卻正是陽光燦爛。明明屬於自己的東西卻可望而不可即,這 還不殘酷嗎?
我去美之後,我父母及小弟弟繼續在那個朝北後間住了兩年多。那 時,我們的大房子連我隔壁三叔祖的大房子都被政府占用作了警察局。後 來,終於先還了三層樓一層,讓我們全家搬入。至於樓下的警察,則是到 一九八五年底才撤走的。雖然二十年中,那座本來就不漂亮的大房子已被 破壞得麵目全非、破舊不堪,但二十年後,那幢房子能夠物歸原主,卻是 不但二十年前被氣勢洶洶趕出去時想不到的,即使在從北窗遙望老屋時, 也從來沒有夢想到過。
剛搬進三樓住不久,我母親進醫院開刀要填地址。母親寫好後交給 護士,她一看大吃一驚,還以為我母親是警察局長太太,否則怎麽可以住 在警察局樓上。我母親連忙幽默地糾正她說:“不是我們住在警察局裏, 是警察局住在我們屋裏呀!”引得哄堂大笑。
父親在搬入老屋後填了四首極為精彩的《燕歸梁》詞,分贈詞友。 不少詞友都寄來了賀詞或和詞。
一首是現年已九十五歲的杭州大詞人徐曙岑先生的:
憑籍春風叩舊廬,著意躊躇。十年塵劫覆巢餘,驚入 夢,歎攜雛。 高枝鳩占驅難盡,無複有,有還無。 舉家八口笑相呼,添宿衛,執金吾。
(稼研翁得稍還其故居,樓下猶有桓桓者在焉,
拈韻為賀。)
另一首是已故福州大詞人陳兼與老先生的和詞:
百武坊亭隔故居,無恙賦歸歟!何曾家具少於車,看 喜氣,直充閭。 蠹痕零亂,鴻篇收拾,暄曝自勤渠。 從今磊落注蟲魚,況有酒步兵廚。
再一首是我以前的導師、與我家是世交的陳九思教授的和詞:
昨於兼於閣獲讀 定戡吾兄《燕歸梁》詞,欣悉重返 舊廬,為之額手。 率倚原調奉賀,聊伸快慰之情,即 請方家匡謬:
舊第歸來喜溢門,鬆菊幸猶存。畫梁無恙燕巢痕,安 筆硯,妥吟身。 森森兵衛,深深庭院,高處自稱尊。 橘中棋局漫重論,終一統,且三分。
這三首詞都寫得幽默、含蓄,確可稱近代詩詞的佳作。我父親特地 請人裱了掛在屋中。
五十年代初剛買這棟房屋時,父親曾把此屋稱為“依然靜好樓”,因 為他有一幅陳叔通先生先父陳蘭洲先生的《依然靜好樓》圖掛在三樓。後 來當然樓去圖毀了。這次搬回去,父親就請現在已經作古的王小樓先生重 畫了這張畫,掛在原處。
當然,事隔二十年,樓是不可能真正“依然靜好”了。但浩劫十年, 我家物亡人存,而且還人丁興旺,由原來的六口增加到十三口,真是不幸 中之大幸;現在連物都有一部分歸了原主,難道不能算奇跡嗎?(注 4)
然而,對身處南半球的我來說,不但沒有重回那舊屋去住的可能, 而且在朝北後間那十三年中度過的歲月也是永遠不可再得了。我已將我的 青年時期留在了那兒。
注 2: 周姓同學叫周大正。他倒真有美術天才。出生於工人家庭,一點沒有藝術背景, 卻在念初中與我同班時就在繪畫上出人頭地、鶴立雞群了。他的畫不但在上海 的哪份大報上登過,還被選中送去東德展覽。初中一畢業,他就考上了浙江美 術學院附中,到杭州去讀書了。畢業後又升讀浙江美術學院。可惜畢業之後被 分配到寧夏回族自治區一個文化館去工作,真是大材小用了。直到“文革”結束, 他才設法調出寧夏,到蘭州民族學院當了教授,成了西北地區有名的畫家。我 80 年代一次回國時去他大學看過他。可惜,我去年在網上看到他已於 2020 年六 月因病去世了。他念初中時幾乎每天下課都要來我家,一起在“勞作間”做各種 模型的情景,至今曆曆在目。
注 3: 父親中風、抄家、掃地出門等事件,都可以在我的《山居續憶》中有關章節裏 讀到更詳細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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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 我父母 1994 年一月移民澳大利亞,上海的房子就隻有我小弟弟一家三口住著了。 屋大人少,房屋修理十分麻煩,最後終於於 1996 年出售給一位台灣商人了。 2002 年,上海建造地鐵 2 號線,江蘇路站一個出口就開在我家。於是我們的房 子和我三叔祖的兩棟房子就一起拆除,成了地鐵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