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樹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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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續憶》
第二十七章
一生命運的轉折點
—— 回憶我當年是怎麽會去美國的
徐家禎
（二）
（接上文）從 1978 年年中“出國”念頭的萌生，到 1980 年年初真的踏上飛往 紐約的飛機，這一年多中，事實上發生過不少事情，每件事都能左右我命 運的軌跡，讓它偏離“出國”的方向。隻要任何一種推動力得勢，那麽， 我的後半生就會完完全全不是這個樣子了。
正如我在前一段時間寫的兩篇回憶錄(注 3)中所說，自從 1972 年初 從“五七幹校”接受半年“再教育”後回校，我就開始“紅”了起來。這 裏所說的“紅”，嚴格來說，應該分為兩種不同的“紅”:“文革”結束 之前，主要是在“政治”上的“紅”，比如，幾乎年年被評為“優秀班主 任”、“先進教師”，在全校、甚至全區“講用” (注 4)如何“活學活 用毛澤東思想”或者如何“批林批孔”帶好班級。“文革”結束之後，我 的“紅”就轉為以“業務”為主了，比如，參加市、區語文教學改革的討 論會，舉行“公開教學”，在區紅專學院開報告會，向各校語文教師介紹 語文教學改革的經驗，參加編寫全市的教學參考資料，等等。
寫到這裏，我倒忽然想到一個例子，可以形象地說明那時我不但是 領導眼裏的“紅人”，而且也成群眾眼裏的“紅人”了。
“文革”十年，全國職工的工資好像全部沒有調整過，整整凍結了 十年!其實，不止這十年，據我所知，六十年代初從大學畢業的，一直到 “文革”結束，這十幾年中，工資都沒有增加過。“文革”後第一次漲工 資記得是 1978 年吧:每人工資漲一級，皆大歡喜，平安無事。到了 1979 年，忽然又得通知，每個學校可有兩人工資再漲一級:一個名額規定是給 領導幹部的，還有一個名額給教師。這個通知一發，各學校的教職員工就 都開始惶惑不安起來。原因是，領導幹部中評出一名來漲工資還不難，因 為各校的領導幹部人數本來就不多，一般都評一個工作較好、年紀較輕、 工資較低的領導幹部來，很容易就擺平了。而在一百多名教師和職員中要 評出一名來加工資，那就會產生許多矛盾了。雖然那時漲一級工資，實際 上也隻是一個月加了十多元而已，但是，原來大家都是差不多時間大學畢 業的，工作年份不差幾年，要是其中一個提升了一級，那麽以後就會永遠 比別的同事高一級了。再說，在當時，一個大學畢業生一個月僅有 50 多 元工資的年代，加十多元一個月的工資，等於工資一下子漲了四分之一， 那可不是個小事。所以，為了這一個名額，很多學校鬧得同事之間互不服 氣、矛盾百出、難以擺平。
當時我校采取的辦法是“背靠背”，各年級組(我們學校從“文革” 開始以“年級”為單位，將老師編為小組)提名(每組提三名或五名，我 已忘記)，提名最多的老師當選。最後，領導宣布評選結果，當選的那名 老師竟然是我!那倒真的很出乎我的意外。其實那時，我們家裏已經“落 實政策”，“文革”初期抄去的存款已經發還(注 5)，所以每月不差這十 多元錢。我知道學校裏有很多老師，經濟都很困難，每月增加十多元錢收 入，對他們來說，不隻是不無小補，而是天大的大事了。我寧願把這十多 塊錢讓給比我更需要的老師。另外，老實說，我更怕的是以後可能會接踵 而來的流言、妒忌、傾軋和不平。於是，我就去找校黨支部書記，主動要求把這一名額讓給別人。結果，支部書記告訴我:“這次評選，全校各組 都提到名字的教師，隻有你一個，所以，隻有你最擺得平。”果然，評選 結果宣布之後，學校裏風平浪靜、水波不興，沒有任何人有意見。
從此事可以看出，要是我當時安於現狀，把出國留學的念頭拋棄了， 那麽，在那人才稀缺的年代，很可能不久就會提升為領導幹部，或者調進 大學去當老師去了，那麽，我後半生的命運不是就完全不同了嗎?
建東中學語文教研組組長陳良東(右)和甘遠棣老師(左二)
以及外語教研組陳景秀老師為我赴美留學送行
(1980 年 1 月攝於上海人民公園)
在七九年初春，上海中學教育界還抽調過一批教師去支援西藏。那 時的通知說:從上海抽調一批骨幹教師，去西藏幫助提高中學教學質量， 兩年之後仍回上海。老實說，我對這樣的機會倒真心實意非常動心的。我 本來就喜歡旅行，喜歡見識、體驗不同的山水、社會、風土、人情。在上 世紀 70 年代末，中國人還幾乎沒有“旅行”這一概念，不要說去西藏， 即使就是去北京、廣州、青島這些“外地”，也隻有輪到“出差”才會有機會去一次。有幾個人肯自掏腰包、無所事事地去“旅行”?更何況是西 藏!既是人跡罕至的高原，又是國防重地的邊境，還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 區，沒有什麽“公事”，那時誰能去西藏?所以，西藏，對絕大多數中國 人來說，都是一塊神秘的領地。我想，要是有機會能去那邊工作兩年，一 方麵考察一下風土人情，也順便遊山玩水，多一個人生閱曆，豈不是個大 好機會。於是，在動員會上，我就積極表態，主動提出自願報名。記得過 後不久，區裏還開了一個全區教師的動員大會，會上教師可以自動上台去 發言。我一向不愛在公共場所出頭露麵，這次倒也硬了頭皮，上台去在全 區教師麵前要求去支援西藏。事後，學校領導還特地上門來訪問我的父母， 既詢問他們的意見，也表揚我的積極態度。可惜最後，我還是名落孫山了。 我忘記了是否因為區裏分到的名額太少(好像每區隻有幾個教師的名額， 我們學校最後沒有任何教師得到這一機會)。但是，我還是比較懷疑大概 因為我的出身問題在作怪吧!那時“文革”剛剛結束，要派一個“反革命 分子”的子女去少數民族地區和邊境，大概還是超出了當時很多領導們的 想象力吧。不過，我事後常想:要是當時批準我去了西藏，兩年以後，我 就四十歲了，那時還會去美國留學嗎?看來，陰錯陽錯，一定是命運之神 又在插手操縱對我一生的安排了!
當時，另外一個能使我改變出國主意、從而改變一生命運的因素是: 那時家裏已經被“落實政策”。這，也很可能形成我不想改變現狀的惰性。
“文革”一開始，無數批“紅衛兵”、“造反隊”就先後光顧我家。 不但我們的現款存款、文物古董、金銀首飾、書畫圖書都被查抄存封，連 日常所用的家具碗筷、衣物被褥、筆墨紙張、油鹽醬醋也都被洗劫一空， 後來連房子都充公了，全家被掃出門去，在一個朝北的後間住了十多年。 七六年“文革”一結束，上海就開始落實政策。幸虧我家的主要財物都是 由我們家族創辦的工廠的“工人造反隊”來抄去的，不像一般學校的“紅 衛兵”，查抄去之後，大部分財物就下落不明、不知去向了。工廠“落實 政策”的行動較快。雖然物品都已變賣的變賣、占用的占用，無法歸還了，但至少抄去的存款和現款還是有案可查的，無法發還的財物也可按規定折 合成人民幣。上海是全國大資本家集中之地，被“落實政策”的當然不止 我們一家。雖然從現在物價和收入看來，當時發還的財產隻是微乎其微的 一個數字而已，但在當時，大家的月薪都隻有幾十元的時代，發還幾十萬， 甚至隻有幾萬元，都被看成是個“天文數字”了!社會上常有傳說，說有 的資本家子女分到發還的財物之後，就辭退了工作，在家裏享起清福、洪 福來，以為手頭擁有幾萬，甚至幾千元，就可以坐吃一輩子了!
我出國時，房子還沒有“落實政策”，但是，“房子也要發還”這 一消息已經在大家的傳說之中了，所以，看來隻是遲早的事。上海房子一 向是緊張物品，以前三代同堂擠在一個幾平方的小間裏的情況比比皆是。 單位裏常常為了分配一間屋子，鬧得同事之間麵紅耳赤、互不相讓。要是 我家裏三層樓、十幾間房的大房子再發還，那還不成了大眾羨煞的對象? 所以，等到我要出國的消息一傳到學校，我就聽到背後有傳聞說:“家裏 條件那麽好了，還去國外吃苦做什麽!”
建東中學語文教研組青年教師為我赴美留學送行
(1980 年 1 月攝於上海人民公園)
不過，就如《聖經》上所說的:“‘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declares the Lord .”(選自 Jeremiah 29:11)—— 上帝對我已經 “自有安排”了，所以，不管我在工作上如何一帆風順，也不管我如何積 極爭取要去西藏，更不管我家裏“落實政策”後生活條件和經濟條件有多 好，上帝都不會讓它們中的任何一個因素成為阻礙我出國的絆腳石。 （未完待續）
注 3: 請見:〈“五七幹校”留在我腦際的流光碎影〉(下):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211/9046.html
〈我也有一位恩師〉: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210/10856.html
注 4: “講用”:已經多年不見的“文革”用語。在“文革”時，作報告介紹自己的 各種經驗叫“講用”，或者用一個更加肉麻的名稱，叫“傳經送寶”。前者應該是 “講講怎麽‘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縮語;後者應該是把毛澤東思想當作“經” 和“寶”，傳送給別人的意思吧。不記得是誰發明的，更不記得是怎麽一來流傳開來 的。
注 5: 關於“文革”中我家遭遇，可讀先母與我合著之《山居雜憶》中〈抄家〉和 〈掃地出門〉兩章，或在網上閱讀: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209/18300.html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209/19313.html
